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社會狀況

本文把紅高棉政體下的社會狀況的主要特徵，以簡略的實例和證詞(存于金邊文檔中心)表述。需要說明的是，柬埔寨民眾質樸木納，表達能力差，他們的敘述枯燥簡單而真實。讀者如果能稍微體會那些事情在什麼情況下才會發生，便可領會其中的駭人之處。

1──紅高棉以“合作社”為名，強迫所有的人民生活在勞動集中營裡。個人的生產資料、運輸工具、生活器具，包括土地、農具、種子、存糧、自行車、牛車、家畜、所有的煮飯器具等等，都成了“合作社”財產，支配權屬于“安卡”。 人民的“集體進食”從1976年1月成為全國的統一方式。人們被“安卡”發配到生存艱難的地方去從事奴隸勞動，他們還被強迫接受奴隸生活。“每個人都沒有任何‘權利’和自由可言。實行合作化以後，人們不可以離開村莊，全部財產都被剝奪了。私藏糧食要被處死。隨著經濟的惡化，集體食堂的飯鍋裡只有糠皮。農具和耕畜是少見的和寶貴的，弄壞一把鋤頭或者一頭水牛跌傷了一條腿，都會使當事者成為不可辯解的‘反革命罪’，遭受瘋狂的鞭打或處決。”

2──私有財產權被紅高棉徹底剝奪。廢除貨幣，即是對社會財產的最深度掠奪。紅高棉的內部檔解釋廢除貨幣的理由是:“如果我們使用錢幣，錢幣將落入個人手中……如果錢落入敵人手中，他們可以用錢幣買通人民的情緒。然後我們的純潔的柬埔寨社會將墮落為越南共產黨社會那樣骯髒。” 柬埔寨城市居民被逐出城市，他們所有的房產和財產被紅高棉沒收；鄉村人民在既往歷史上從未被集體化過，但從1976年初，柬埔寨每個鄉民都被要求交出生產工具和私有財產（包括廚房用具），歸公使用。

3──家庭的拆散。在柬埔寨，作為集體化過程的一部分，家庭都被分開。丈夫和妻子被分開，孩子們也和他們的父母分開。所有家庭成員被根據年齡和性別，分派到不同的“勞動營”去，在不同地點或區域裡被強迫勞動和集體生活。被分開的男人、女人、孩子在各自“勞動營”的住房都是集體性的。家庭功能和倫理，以及家庭對老人的贍養、對孩子的監護撫養都消失了。紅高棉認為夫妻在一起生活是不必要的，夫婦被長期隔離，新婚者也不能長期在一起生活。孩子到六歲時必須讓紅高棉領走，而不能被他們的自然父母所教育。“安卡”成為所有孩子的代理父母和統治者。社會對父母的尊重被替換為對“安卡”的崇拜。

柬埔寨的一位證人說:“在（菩薩省）這裡，我們一家被發配到各個不同的勞動地點和生活。我和丈夫被分派在兩個不同的“勞動隊”挖水渠，兩個小叔被分到“青年勞動隊”，公婆兩個老人在村裡種田，一家人沒被允許過團聚一次。”

4──市場、商品和社會服務系統（包括商業、郵局、公共運輸等）被廢除。在柬埔寨，整個國家的經濟問題被紅高棉“黨中央”簡單地決定，人民的生存和生計，包括食物、衣服、日用品、住處、健康等等，完全依賴“安卡”的配給。這樣，全體人民變成為被“安卡”役使的、沒有報酬的奴隸勞動者。而貨幣和市場廢除的主要結果是讓政權壟斷了全部的社會財富。但不可避免的是，如此的社會體系成為整個國家逐漸蔓延經濟危機和最終衰竭的起源。

5──所有的法律和規則都被廢除。法院系統、政府管理或民政部門都被關閉。柬埔寨僅僅剩下一條規則: 安卡即法律。至少，新憲法應當依照人民投票來決定是否被通過，但事實上紅高棉“黨中央”的幾個人就決定了“新憲法”。 喬森潘對此的解釋很無理，他說: 柬埔寨新憲法在制定之前就已經實現了，也就沒有必要興師動眾搞人民投票了。

6──柬埔寨人表達意願的所有方式都被禁止，包括說話、集會和出版。如果三個人聚在一起說話，會遭到逮捕或者處決。講話是“安卡”獨有的特權。民眾僅僅向親密朋友或親戚低語他們的抱怨，但這需要冒著被殺死的危險。有證人說:“讓我最擔心的是晚上說的夢話。那個時候，由紅高棉訓練的十幾歲的紅色兒童，在夜間到處巡視，他們悄悄地在民眾的集體屋下（注：柬埔寨很普遍的高腳屋）偷聽。”

證人龔先生說:“我和我哥哥被編在同一個勞動營裡。一天，有紅高棉上級幹部來視察，讓大家給政府提建議。大家都沉默著。我哥哥年輕，鼓起勇氣站出來很小心地說：建議政府給人們稍微多一點點的米，那樣人們有力氣了，幹活就會更快更多，國家建設就加速了。幹部們看著我哥哥，也沒做出什麼表示。當天深夜，我哥哥就被紅高棉喚去‘學習’，被押到村外砍死了。我嚇得在很長時間裡不敢說任何一句話，像個啞巴。”

7──資訊傳播系統被禁止。所有的報紙被取締，收音機被禁止，人民的知情權被剝奪。紅高棉幹部偶爾集合當地民眾收聽電池收音機裡的政治廣播、革命歌曲和口號。全國眾只有一份“黨中央”的雜誌《桐樹》（Tung Padevoat），由紅高棉宣傳部長胡甯主編，模仿了中共的《紅旗》雜誌。人民被要求必須相信撒謊的紅高棉政權。

8──廢除全部的教育系統和健康系統。在柬埔寨全國，從小學到高等教育都被摧毀，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授被嚴厲禁止。紅高棉敵視文化教育，他們處死了幾萬個教師，倖存的教育工作者都是靠隱瞞自己的身份而暫時倖存。閱讀文字是不許可的，書寫文字更會招來殺身之禍。紅高棉以新型的“政治教育”替代了文化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是給兒童們灌輸“革命”價值觀。

謀殺醫生是紅高棉政權的既定政策，任何的正規醫生只要被發現存在就會被處死。柬埔寨原有6,000多名正規醫生，殺剩僅46名。全部醫院被關閉，僅保留了供紅高棉幹部使用的衛生院。全國唯一的醫院在金邊，醫療者是中國派遣的“援柬”醫生，使用西藥治療。紅高棉“黨中央”和高級幹部能夠得到合理的治療。普通民眾只有無效的治療。許多民眾見證“人民能夠得到的藥物普遍是黑色粒狀的兔子糞。”

人民患病的大多數結局只能是死亡。一個紅高棉幹部證實道:“農村醫療完全是空白，農民尤其是從金邊與各城鎮被驅趕到農村的人民，因極其苦難的原始勞動，又吃不飽，身體虛弱病倒，但沒有醫療，反而被‘安卡’指為怠工份子，被處死。” 另一位證人說:“紅高棉政體那時，藥物缺乏，人們把一種樹枝拿來煮，再把煮汁和米糠混在一起，曬乾成藥丸。一百多種病，都用這同一種藥丸治療。”

在暹粒省“勞動營”的一位女子說:“運氣好時，每個人民每天可分到一飯匙大米，小半湯匙鹽巴。這就是一天的食糧。有時分不到米，就只有餓著肚子。實在餓得受不了，摘些苦奈草來吃。苦奈草是一種非常苦的植物，實在難以下嚥。在勞動營，我被分配去挑土。必須遊過一個池塘，到對岸去挑土。一次，在上岸時，因為腳上沾著泥漿滑倒了，整個人重重地跌在地上，我正懷孕，因此流產。我獨自躺在瓜棚下的泥地，鮮血伴著腹痛不停地從體內流出，沒有醫生，沒有藥物，連一粒米都沒有。陣痛之間，我無助地望著蔚藍天空，心底泛起無限悽楚和絕望：剛剛逃出鬼門關，眼看著又要走上黃泉路，這世上還有哪一國的人民比我們更苦啊！陣痛和出血相互交替折磨著我，挺過了一天一夜，當胎盤終於自行脫落時，我連哼的力氣都沒有了。流產後的兩天內，沒有食物，我只吃了兩個皮色青青的小芭蕉，是我丈夫從蕉園偷來的。第三天患了痢疾，病魔接連不斷的侵襲，令我招架不住。我突然不省人事，眾人聞訊把我團團圍住，兩小時後，在眾人的救助下我總算醒過來。婦女們拾些樹枝樹葉，放在我四周燒，給我取暖。樹枝燒著不停地冒煙，熏得眼睛睜不開，大家也一個勁地流淚。就這樣我直挺挺的在泥地上連續躺了幾天，有人見狀就勸我丈夫放棄。他們對我丈夫說：現在這種情形，生不如死，死了也算是一種解脫。丈夫聽了既生氣又難過。如此惡劣的環境和悲慘的遭遇，讓人看不到生的希望，有些人就對生存失去了信心。但丈夫仍然四處打聽偏方，采來草根，煮成汁給我服用。半個月後，我才開始逐漸恢復。”

禍不單行。當這位年輕女子剛有恢復後，“一天我伸手往背包中取衣服，手剛伸入背包，就覺得左手食指被狠狠地刺了一下，忙縮回手。我丈夫取下背包，拎到草棚外，倒出裡面的東西，看見一條如拇指般粗細的毒蛇，原來我被毒蛇咬了。我丈夫趕忙用水布把我的前臂紮得緊緊的，以防毒。當時，痛得我欲哭無淚。那是一沒醫生、二無解毒藥物的危急時刻。丈夫就大著膽子向幹部們乞求，請求去村裡找土醫生（略懂草藥的村民）治療。等了兩天，請求才獲批准。在這兩天中，我的傷口一刻不停地跳痛，受傷的手臂越來越粗腫，顏色越來越黑。腫脹從手部一直擴展到肩膀，感覺整個手臂皮膚快要裂開了。因為過度腫脹，皮膚看上去就像一張薄薄的透明紙，一戳即破。整個手臂沉重得無法提起。這是在痛苦、焦慮、恐懼和期待中度過的兩天，漫長得像是過了兩年。去村裡要走20公里，這對健康人來說不算什麼，可是又病又饑的我，被丈夫牽著手，在森林中穿行了15個小時才到達村子。我怎麼也忘不了那天的慘狀，天還沒亮，我們就上了路。其實根本沒有路，只是在森林中，踩著別人隱約留下的腳印走。天上下著大雨，我丈夫牽著我的手，在雨中一步一滑地慢慢前行。我們渾身濕透，不住地發抖。更糟糕的是，一路上我不停地嘔吐。由於腹中沒有東西，連黃綠色的膽汁都吐了出來。身體太虛弱了，走了約1公里，實在走不動，就地坐下歇一歇再走。就這樣，走走停停，直到深夜才到村裡的大姨家。大姨慌忙找來村裡的土醫生幫我解毒。我在大姨家治療了幾天，漸漸好轉。我對丈夫充滿感激之情，正是他的固執，才使我再次躲過了死亡。”

另一證人說:“我村勞動營的一名婦女因過度難過、擔心和想念在遠方的女兒，瘋癲了。紅高棉說瘋人不能到處亂走，就把她捆綁起來，讓她孤獨蹲在樹下日曬雨淋，還每天分別在上午和下午毆打她。在另一個勞動營的她女兒苦苦哀求允許她回來看望娘親。女兒看到母親的情況後，因為受不了這種打擊，最終與她的母親落得同一命運。這時紅高棉說，她們母女不能留在村裡，應帶走‘治療’（處死），從此便再沒有人見到她倆。”

9──在柬埔寨，所有的宗教都被定義為“反動”和被禁止，包括佛教、印度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紅高棉認定柬埔寨全部約40,000個佛教和尚都是社會寄生蟲，許多和尚被處決，其餘的被驅趕到勞動營裡強迫勞動。佛祖或菩薩的大小塑象都被搗毀或傾倒進河湖。柬埔寨的最神聖的寶塔寺院有半數遭到徹底破壞，其餘的成為存儲倉庫、豬圈、兵營、也經常被用作監獄。基督教牧師和伊斯蘭教阿訇都被處死，基督教徒（Christian）和伊斯蘭教徒（Muslim）遭到普遍的迫害。金邊著名的羅馬天主教大教堂被炸平，伊斯蘭教清真寺也全部被拆毀。紅高棉強迫穆斯林去吃伊斯蘭教最忌諱的豬肉，許多拒絕吃豬肉的穆斯林被當場打死。凡是被發現念佛、祈禱或用另外方法表示任何宗教情結的人會被就地處死。柬埔寨人民只能崇拜“安卡”，在“安卡”的教義裡只有同志或敵人這兩種人。所有的宗教節日和儀式被廢除，國際通用的西曆也被廢除。一個由紅高棉自造的“革命新日曆”取代了西曆，把10天劃分為一星期，把1975年指定為“革命新日曆”的開始“零年”。每年的4月17日（金邊淪陷日）是勝利日，允許人民停止勞動3天以受到政治教育。其它全部的世界公認的節日都被廢除。

10──在柬埔寨，在新的奴隸群體中又創造了賤奴等級系統。占全國人口40％的被驅趕出來的城市居民“新人”在整個國家裡被置於最底層的地位，其生存條件被嚴重地剝奪。紅高棉廣泛地宣稱“新人”是“留著無用，殺掉不可惜”的物件。

一些證詞摘錄如下：

（一）紅高棉政體把人民分為四個等級，紅高棉人員是一等人，農村地方上的“舊人”是二等人，少數民族是三等人，“新人”是第四等人。“新人”在事實上是社會囚徒，他們被強迫做比鄉民更多的額外勞動，但只准許吃更少的食物作為懲罰。“新人”被強迫在最偏遠和最艱難生存的地方，做最苦的勞動，例如在原始森林，荒山或沼澤地，而且沒有醫藥供給他們。他們時常無緣無故地被處死。

（二）被驅趕到菩薩省的一個“新人”說:“紅高棉命令我們到小鷹山去挖水渠。那裡到處是石地，10個人一天挖不到1公尺，如果將鋤頭挖壞了，就會被狠狠地毒打。小鷹山沒有水，我們只好砍下樹皮含在口裡解渴。為了解決水的問題，紅高棉讓我們分別做一個盛水的小竹筒，規定每人一天只能喝一小竹筒的水。紅高棉監工每天抽水來分給人們。沒分到水的人，就只好用衣服、手錶，尤其是筆，去換取一小竹筒的水來喝，因為紅高棉很喜歡那些東西。”

（三）“在可怕的（1975年）4月17日，把我們趕出家。我們的家庭，丈夫和妻子，母親和父親，兄弟和姐妹，以及我們的孩子，都被分開了。他們強迫我們日夜工作。我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和睡眠。他們懲罰我們，在我們的背後鎖銬我們的雙手，用鋒利堅硬的棕櫚樹葉猛砍我們的脖子，活生生拔掉我們的指甲，用饑餓折磨我們。還有許多其它的懲罰，多得無法詳細描述，這些紅高棉的野蠻行為全都超出了人類的想像之外。”

現存金邊“文檔中心”的一個統計表明：在200個被驅逐到農村的城市家庭之中，在熬過了紅高棉政體之後僅僅倖存約50個家庭。但這些倖存家庭，在紅高棉政體期間也沒有一家不曾被殺掉過家庭親人。

11──殺害威脅被普遍使用。人們在紅高棉槍口的威脅下勞動。任何異議者都會被“再教育”。 “再教育”（re-education）一詞是中國“文革”的發明。紅高棉把這個詞彙引進了柬埔寨。一位紅高棉幹部解釋“再教育”說:“這個詞意味著，人們不是被重新教育，而是被直接打死。”

有女證人說:“1977年，我肚子疼痛，嘔血。姐見我病了，就偷偷捉水坑裡的魚給我吃，她還偷給村民縫補衣服換雞蛋來給我吃。後來紅高棉村幹部發現了，因此捉她去‘再教育’。當時，姐才20歲。隔天在集體飯堂時，我看見有人穿著姐的衣服，我大吃一驚，眼淚控制不住，我心裡明白，姐被殺了。村幹部問我:‘你為什麼流淚？是否想念姐姐？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別想念了，姐姐被拿去思想改造，她與你永別了！’ 聽到這一番話，我連忙搖頭:‘不，我的眼睛痛……，如果哪一天你們叫我去改造，我也不敢不去。’ 這樣，我才逃過鬼門關”。 “每天淩晨3時，我們就起來工作，到了中午紅高棉只給我們每人吃一碗粥和一點鹽。如果我們抱怨，就會被拖出去殺掉。每天都有人被紅高棉拖出去殺死。日子久了，村裡的人越來越少。那時，我經常偷偷在築堤壩的工地捉老鼠吃。一天，竟然挖出一隻人腳，我丟下鋤頭，拔腿就跑。可是，想起丟了鋤頭會挨打，我又跑回去拾鋤頭，碰見一個過去的男同學，他看我很可憐，就懇求村幹部要和我結婚，以便把我帶去他的村子，但最後還是沒有被允許。”

12──紅高棉在各地自造的土監獄遍佈柬埔寨，用以集體關押和折磨民眾。沒有人能以公民權利避免毫無理由的逮捕和監禁。一旦被監禁，極少有人能得到釋放，直至死亡。在監獄裡，人們被鎖銬被虐待，被野蠻地施加故意的痛苦或精神折磨，通常在獄內遭受酷刑而死。紅高棉的某些處死方式特別令人厭惡，例如活剖開膛導致受害者慘叫數天而死，或者用塑膠袋套住人的頭部把人活活窒息，等等。

證詞摘錄：

（一）“我父親原在一個供應商的裝運公司工作。他希望在內戰後為柬埔寨的重建奉獻精力。不幸，他的愛國心沒有受到紅高棉的接納，而被處死。在我父親被處死後，我們偶然發現了當年的一個紅高棉幹部，他曾經參與了對我父親的審訊。他說：我父親被關在一個寺廟的地下室，與另外3個男人一起被鎖銬，連續幾天不給食物。我父親的臉是青腫的，背部和前胸的肋骨被打斷。在處決時，一路上他被踢著和倒拖著來到了處決地點，嚴重的毆打使他失去了講話的能力。據那幹部說，我父親在人間的最後呻吟是在叫著妻子兒子和女兒的名字。最後，我父親的頭顱被鐵棒猛擊3次而死亡。”

（二）“在各地，紅高棉以開會的名義召集被認為是‘反革命’的人，送往勞改營。強迫被勞改的人每天幹活。案情較嚴重的人被用手銬腳鐐鎖住，嚴刑拷打，如不招供會被處死。有不少人都屈打成招。那些施刑的拷問員，不問別的，只是追問你是何年何月何日參加美國中情局（CIA），或是參加蘇聯克格勃（KGB）也行，你的介紹人是誰，等等。許多人熬不過嚴刑拷打，被活活折磨致死。當時，我們的同事不見了，只聽說同事調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就一直不見人，全然不知道是被殺害了。”

13──大量消滅人口。處決是紅高棉的國家日常工作的組成部分，這是世人對紅高棉政權最為不理解之處。在柬埔寨，有地區性的集體殺人，也有經常性的村莊殺人，紅高棉任意決定什麼人應該被處死，沒有明確的殺與不殺的標準，也沒有明確的通過殺人要達到的目的。被殺者（大多數是全家）在晚上被帶走，不經問話就被處死。流行的處死方法是用斧子劈、鋤頭砍入後腦或木棒打斷頸項致死，這樣可以節省子彈並使處決過程不會發出很大的聲音。“塑膠袋套頭”是紅高棉創造的恐怖處死法，受害者的頭部被塑膠袋緊緊紮住，人被窒息而面部黑紫，眼球爆裂、舌頭突出，極其駭人。屍體被扔進集體墳坑。也有些人被擊打後喪失了意識，尚未死亡，但他們不能逃過“活埋”致死。謀殺不僅包括前政府的職員，而且殃及廣泛的人群：資產者、工商業者、店主、商販、知識份子、醫生、教師、一切患有嚴重疾患者、殘疾人、無法承擔繁重勞動的人、體弱生病不能勞動的人、被認為的懶惰者、日常生活中流露對現實不滿者、稍有不同意見者或不願服從紅高棉的人。在暹粒省和菩薩省的某些地區，還發展到不分青紅皂白全部屠殺“新人”的空前嚴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