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紅狼入室的二姐
 
引紅狼入室的二姐
作者: 石 貝

網海拾貝

更新於︰2018-06-09 Print Friendly and PDF

本文沉痛回憶作者50年前的一段家庭悲情。反映毛時代殘酷專政統治下黑五類家庭遭受蹂躪的普遍命運,其惡夢般的後患流傳深遠。

我家四兄妹,大姐、哥哥、二姐,我是最小的一個,二姐與我相隔四歲,按照一般情理而言,有這樣年歲相差不多的姐姐,童年的我應該處處受到呵護和保護,但不幸的是,這個二姐自幼脾氣古怪,我從小受她的欺負,父母和鄰居都知道,但沒有辦法,她人很聰明,學習總是名列前茅,一般中國人的家庭注重的是孩子的功課,衹要功課好,其他都可以忽略,所以父母看她學習一直不錯,雖然脾氣差些,也就不管那麽多了。這樣説吧,有的人天生脾氣不好,但刀子嘴豆腐心,内心還是良善的,遺憾的是我這二姐卻不是這樣的。

爲人强勢卻憎恨自己家庭

記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時我衹有五六歲吧,有一年吃柿子的季節,家裏買了一堆柿子,那天父母都上班,衹有我和這個二姐在家,她挑了一個柿子遞給我,讓我吃,我太小完全不懂生柿子是不能吃的,結果那個生澀的柿子澀得我嘴都張不開,二姐在旁又笑又跳,因捉弄我而開心至極。然而,從那時開始至我成年以後(至今),我從來不吃柿子及任何柿子的製成品,儘管別人說很甜很好吃,我還是不敢碰,想不到這竟然成了我的心理障礙。類似的這種事情多的舉不勝舉,但二姐不准把她欺負我的事告訴下班回家的母親,她惡狠狠地跟我説“你要敢告訴媽,明天我就打死你”,那神態我至今記憶猶新。大約十年前吧,她來溫哥華看女兒,有次見面我跟她提起這段柿子的往事,她完全不承認,說“八百年前的事,你怎麽還記得?”

可以説,童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二姐的强勢,實在不明白我們是不是投錯胎了,她無論如何都看不上我,當然上學時我的功課沒有她的好,大概也是她蔑視我的原因之一吧,後來她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大概是1963年吧,那個年代其實已經開始講究出身了,但是對分數特別高并所謂表現好的學生,依然可以網開一面,她當年因家庭出身問題,連團都入不了,不過她非常積極要求進步,寫了不知多少批判家庭的文章,不僅在校如此,回到家裡也一樣,除了接受家裏給她的學費及日常費用等,她幾乎不回家,即使回到家也是氣哼哼的,擺明了就是討厭這個家,憎恨這個家。父親每年僅有十天的回京探親假,凡是父親在家的日子,即使周末她也不會回家(當時大學都是住校的),以表明與右派父親勢不兩立,劃清界限。

至於我對二姐的態度,當時畢竟還小,不懂分析,衹是很佩服她的數理化學得那麽容易,那麽好,考上當年比清華分數還要高的科大,真是了不起。大概是從小被她欺負慣了,我對她始終都懷著懼怕的心理,怕她發脾氣,怕她對我發脾氣,怕她不高興,怕她整天氣哼哼的不理人。文革爆發以後,衹記得她僅僅爲了破四舊而回了一趟家,把家裏的舊照片撕掉燒掉,把她認爲是封資修的東西破壞掉,然後就回校不再回家。

爲脫自身罪惡感找到大紅傘

1968年清隊,母親作爲漏網右派被揪出來,之後校醫院的紅衛兵來抄家,并勒令母親長期住在牛棚接受勞改,取締她的醫生資格,衹能在校醫院的厠所打掃衛生,并不准回家。那時,父親早已被驅趕出北京,在河北一個縣醫院工作,文革當然又再被揪出來批判,大姐已出嫁不在家住,哥哥遠在四川一個鐵路醫院,家裏衹剩下我一個人。我們家本來住在一個四合院,大約十間房,文革初期被迫將房產自動交給國家(不交不行),衹給我和母親留了兩間房,一大一小,小的那間作厨房用,大的那間放了一張大床和一張單人床,既是客廳又是睡房。母親不在家了,抄家的也都不見了蹤影,二姐就回來了,她當時開始拍拖,所以跟同爲科大的同學,邵姓男朋友一起來了。這個男友後來就成了二姐的丈夫,此人是上海人,父母是上海郊區的農民,文盲,連普通的家信都要找人讀給他們聽,這男友的哥哥在朝鮮戰場上死掉,所以他家除了貧農還加上了烈屬的稱號,出身可謂紅得發紫。

我後來分析,當年二姐雖百般與家庭劃清界限,依然得不到學校和同學的信任和認同,於是接受了這個人的追求,無論如何,與其結合等於是給她自己找了一把大紅傘,在這把紅傘下,我們的黑五類家庭會暫時被他人忽略不計,這在文革時期成爲很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的選擇;另種可能就是二姐憎恨自己出身這種家庭,情願找出身好的男子拍拖并以身相許,藉以洗刷自己的家庭帶給她的罪惡感。這兩種可能,當年在二姐的身上都應存在。

就這樣,二姐的男友在我們家最低谷、最無助的時候走進來,大概因爲出身好吧,這傢伙説話非常大膽,跟我們這種成天提心吊膽的黑五類子女完全不同,他甚至當時就敢議論江青、林彪甚至毛,我聽了都嚇一跳,是否因此而令二姐對他臣服,就不得而知。其實當年北京的民風還相當保守,男女戀愛連手都不敢拉,擁抱更不用提,但是這個傢伙一來就與二姐睡上了母親的大床,前文已提到,大房間有一大一小床,我睡的就是那張小床---單人床,離大床衹有兩米多的距離。我當然不能説什麽也不敢説什麽,任他們願意做什麽就做什麽吧。那時所有學校都停課了,他們倆整天帶著我滿北京的玩,八達嶺、香山、櫻桃溝,碧雲寺,騎車能去的地方差不多都去了,邊玩邊聊天,聽這傢伙説話的肆無忌憚和大膽出格,令我感覺似乎開了扇窗,甚至有些佩服起他了。

趁母親被關牛棚引紅狼入室 

日子一天天過去,母親是68年7月初被關進牛棚不准回家的,不久他倆就進駐了我家。同年秋天裏的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下了,突然我在睡夢中驚醒,令我完全想不到的是,這傢伙居然爬到我的單人床上,死命地摟住我,我拼命想把他踢下床去,但我一個18歲的女孩子怎能抵擋一個23歲的男子的臂膀,他小聲跟我說,“你別動,我身體里有東西要流出來”,我説“你去厠所啊”,當時的我對兩性關係完全沒有概念,衹是兩脚不停地踢打,同時注意聽大床上的二姐有無動靜或反應,令我失望的是二姐一點反應都沒有,也許她睡熟了。不過在我的反抗下,他并未成事,也就是强奸未遂。此事過後的幾十年里,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二姐究竟睡着了沒有,直到許多年後,當我懂得了男女有了性行爲之後,女人是不那麽容易立即入睡的,這才恍然:原來二姐明知她的男友對我——她的妹妹性侵,她明明清醒著,卻不去阻止此事,而由自己的男友在這個沒有家長的家裏任意而爲。

衹不過這“恍然”是幾十年以後我才想到的,當時的我對二姐有的衹是懼怕,怕她生氣不高興。見到我不敢聲張,這傢伙後來又再故技重施了幾次,除爬到我床上之外,還有幾次我們出去看電影,他在燈光暗下來以後,抓住我的手放在他生殖器的位置,我想抽出手,他就抓得更緊。我還是不敢大叫,也不敢告訴二姐,我敢做的唯有跟他打架,一點小事我就鬧他駡他,甚至抽他耳光,他一副死皮賴臉的樣子,二姐見之居然無動於衷。我不知道應該怎麽解釋我這二姐的行爲,恐怕她自幼就沒有那種保護妹妹保護弱者的意識,或她從心底就厭惡我排斥我,但我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這個與我同父母的二姐心腸狠毒、感情冷漠,這甚至跟文革沒有多大關係,是她天性即是如此。

次年春天,母親總算從牛棚回來了。不久,二姐和男友就跟母親説了他們要結婚的事,我記得很清楚,他倆是在那個小房間跟母親講的,那傢伙嬉皮笑臉地對母親說“你看,我們都好了這麽久了,也該辦事了”,我在門外聼着,母親毫無表情地說“我能説什麽啊”,意即同意與反對都沒有任何意義,那場求婚對話就那樣結束了。此事過後,母親就注意到我跟這個傢伙總是不對付,甚至見我竟然有次還動手打了他,就私下問我怎麽回事,我就告訴了母親她不在的時候,家裏發生了什麽事。母親沉默了一會,長嘆一聲,然後跟我説,這件事你跟誰都不要講了,他是什麽出身,我們是什麽出身,就算你說出去,別人也不會相信你,甚至不會同情你,再説,這種事傳出去,你以後還怎麽嫁人?很快他們就會分配工作了,很可能會離開這裏,離開北京了,你就把這事忘了吧。

果然,不久他們兩個都被分配到山西雁北,一個非常貧窮的地方。我當時一直認爲二姐是被矇蔽的,她并不知道她男友(後來是丈夫)曾經性侵我的事,所以,七十年代我曾多次托人或托列車員,爲他們帶去北京的食油、白糖、豬油、肉罐頭等,甚至有一年春節前還親自搭火車,轉長途車,給他們帶去北京的俏貨。我記得那天的天氣特別冷,我的眼鏡居然都從當中凍斷了。需要説明的是,儘管二姐對我從來都是一副冷淡加鄙視的樣子,但我心裏卻很可憐她,我在北京相對過著比較好的生活,而她卻要在那種貧瘠的地方過活,所以,一有機會我都會心甘情願,盡我所能地幫助她。記得七十年代中,我已開始了自學英語和鋼琴的日子,覺得不能讓共產黨浪費了我們的青春和時間,故,我也跟二姐提出她若需要任何教科書的話,我可以盡力幫她去找,但她的回答卻是“我現在最需要的是一隻可以燉湯的老母鷄,什麽都沒有能入口的美味更重要”,我就此再沒有提起類似的事,我相信這是受了她那個老公的影響。

母親萬想不到 醫囑變廢紙

1973年底,二姐在上海生下他們的女兒,隨後帶著孩子又回到山西。然而畢竟雁北生活疾苦,沒有足夠的營養品,一年後她帶著女兒經北京回上海,讓在上海的婆婆幫忙帶。在北京的那幾天,這個小外甥女整夜啼哭,滿周歲了,可囟門依然未閉合,母親憑她幾十年的小兒科經驗,一下子就診斷出她這瘦弱的外孫女患有軟骨病,以他們山西惡劣的生活條件而言,缺乏應有的營養而導致孩子患上軟骨病,并非罕見,於是,母親開了一大包維他命D以及鈣片等,叫二姐到上海後交給婆婆,并詳細寫出服用的藥量,開始量大一些,然後逐漸減少,大約半年以後就要停藥,因小孩的鈣質應該可以跟上了。然而,做了一輩子兒科醫生的母親,做夢也想不到她女兒的親家竟然是一字不識的文盲,而她寫的詳細醫囑,對這文盲夫妻而言,無異于廢紙一張,而悲劇卻是發現這件事實,則在將近一年以後。

1975年大約夏天,母親寫了封信給二姐,問她女兒怎樣,停藥了沒有,當時的通訊唯有信件來往,於是二姐收到信,先寫信到上海問情況,然後上海的公婆再托人寫信到山西,最後二姐的信才悠悠地從山西寄到北京,母親見信就傻了:信上説那些藥一直在給小囡服,沒有停過,母親神色凝重地跟我說,即使現在馬上停藥,也晚了。怎麽呢?因鈣質過多會積沉在孩子身體裏,并直接影響到孩子的發育,她說現在還不知道這些多餘的鈣質會積沉在什麽地方,衹能慢慢觀察。從那年開始,母親一直密切觀察那個孩子的發育情況,卻又不便跟二姐說,怕她有思想負擔。小囡長到5歲,雖比同齡孩子瘦小,但總算智力未受影響;10歲了,小囡依然瘦小,并顯然比同齡孩子矮小;15歲時,差距更明顯了,那孩子一直保持10歲的身形,一直到20歲成年都沒有改變過。母親跟我説,這孩子的鈣質應該沉積在長骨了,所以14及15歲時應該長盆骨的時候,她的發育已經停止了。母親從這個外孫女小時候就擔心鈣質積沉會否造成侏儒,長大一點又擔心她智力受損,最後,長骨停止生長,又擔心會否有月經,有了月經後又擔心她今後的生育問題。移民加拿大前,我見到這個外甥女的時候,二十幾歲已經讀大學的她,身形完全像個尚未發育好的小學生,而且自尊心極强,不許任何人對她的身形有任何評論,家裏人也不例外。

創傷壓力失調 導致遺忘

1980年我移居香港,生活發生了改變,爲了生活我要努力賺錢養活我自己,命運對我還算不錯,香港也給了我很多機會,我甚至從1985年開始一人打四份工,寫專欄(兩三份報刊),明報做編輯,香港電臺作國語主持,在家教鋼琴,每天都忙得暈頭轉向,最後1990年經檢查發現肚子裏長了兩個大瘤子,俗稱巧克力瘤,做手術後依然恢復欠佳,於是我放下香港的一切,跑到美國西維珍尼亞念書,目的是解決英文問題,及恢復健康,兩年後回港。在美國那個小城雖然清靜,但我忙于學英文,做功課,寫兩張報紙的專欄,後來小城有人知道我是香港女作家,又多了好多人好奇來訪問,總之忙的不可開交。1993年回港,又應邀到港臺主持一個小朋友的國語節目,直到1995年申請移民,次年批准,年底成行并定居溫哥華。

羅列了這麽多我的生活軌跡,是想說一件我自己至今都很難解釋的事情:當年(1968年),二姐的男朋友不僅非禮了我,更性侵未遂,此事當然對我傷害甚大,後來我自己交了男朋友,情到濃時,男友想有進一步要求,我馬上變得不可理喻地憤怒,對方認爲我太莫名其妙,那是七十年代,我與男友什麽都可以講,但惟有這件事,我沒有勇氣説出來。心理學有種解釋是:創傷壓力失調後遺症;在香港我可以跟朋友們説到文革我家裏發生的事情,但此事我從未提過。就連1990年我寫的【京華黑五淚】也沒有提及,當然我不是不願提,而是完全忘掉了,正如母親當年跟我講的“把這事忘了吧”,而我就真的忘掉了。也許被香港忙碌的生活完全掩蓋了過去,也許在我的心理自動調適中,對不堪回首的事情不再回想,就這樣,我不知不覺地把這段痛苦的經歷鎖進了記憶深處。

塵封記憶 竟如此被打開

1997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溫哥華之後,次年春節我回到大陸,并親自到桂林----二姐住的城市(他們已從山西調到桂林),問她的女兒小燕願不願意移民加拿大,我可以幫忙。我早就知道小燕想出國,因在大陸總是有人有意無意地嘲笑她的身材,弄得她非常惱火,我告訴她們,在加拿大即使傷殘人也不會被人嘲笑或歧視的,得到她們的同意,我就開始幫這個外甥女做各種移民需要的準備,當然包括向移民局報備的財政支持之類等。當時我確實無條件的願意幫助他們,是因我們四個兄妹中,這個二姐境況最差,大姐已移居香港多年,并持有法國護照,哥哥在廣州作麻醉醫生,同時又是麻醉主任、教授,經常被邀請到國外參觀、學習、旅游,但這個二姐如果我不伸手幫助她女兒出國的話,憑他們自己真是很難走出國門。

就在次年,因移民局需要小燕提供一些資料文件,於是我打電話到桂林二姐的家,但小燕和她媽媽都不在家,衹有那個傢伙聽電話,他説“她們都不在家啊,就我一人在,我想跟你説啊,對不起啊,我當年不應該對你做那樣的事,嘿嘿,對不起啊”那口氣還是像當年的死皮賴臉,而我一句話也沒説,腦海裏卻豁然打開了那個塵封已久的記憶,一陣惡心涌上心頭,他在電話那頭還在說“哎,是不是你至今都沒有結婚,跟我當年做的那些事有關係啊?”聽到這裏,我依然沒有說一句話,無言地將話筒放回座機上,心裏除了惡心,還有無盡的自責,我怎麽這麽大的事情竟然忘掉了呢?從那天起,我不再過問他女兒小燕的移民之事,直到2000年她的移民批下來,然後她從大陸飛過來,我在機場接機,告訴她,我給她另租了房子暫住,租金我來付(我付了近半年租金,直至她找到工作),我確實不願她住到我家。我其實很想告訴她,她的父親當年對我做了怎樣的事,但轉念一想,她剛移民來,聽到自己父親做過的齷齪事,豈不崩潰? 心想過幾年她穩定下來再告訴她吧,哪裏想到,幾年後這個受我幫助過的外甥女竟視我如陌生人了。

從二姐女兒小燕來溫之後,雖然我沒有讓她跟我住在一起,但我和老公盡量幫助她,所有當時她用的家具、被褥、電器等全是我們爲她買的,每周末還會帶她出去餐館吃飯。記得2000年夏天小燕移民之初,我跟她曾經在我家裏有過一次很深入的談話,那時她對我還是比較信任的,她談到她的母親,也就是我的二姐,在家裏是如何强勢,對她這樣一個獨生女兒也是常常聲色俱厲,她在學校的功課已經是名列前茅,回到家,做母親的不僅沒有一句誇獎,反而冷嘲熱諷地說----有什麽了不起,我當年在學校的時候,比你考的分數高多了。外甥女還講到一件事,留給我深刻印象,她説她的父親(即那個傢伙)從來不被外婆接受,根本就是看不起她爸爸,八十年代她和媽媽(二姐)多次赴港探親,但外婆從來沒有邀請過她爸爸一起去。我這才想起來,母親雖從未出聲斥責過這個女婿,但自從移居香港後,祇允許二姐帶她的女兒來港探親,對這個女婿則隻字不提。恐怕二姐心裏也明白母親對她的老公并不滿意,因此每次來港住一兩個月期間,從來不提她的老公,好像她沒有老公一樣。聽小燕如此投訴,我才明白了:母親其實從來沒有忘記這個“紅色”女婿當年的流氓行爲,2000年她過世之前,確實從未邀請過這個傢伙來港。

黑五類家庭的一朵奇葩

後來,我給這個外甥女介紹了一間教堂,讓她通過教會活動認識多點人(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第一次我開車帶她去教會,第二次就有教會的人開車帶她去了,之後她與我的關係就變得越來越疏遠,越來越冷淡。2004年她要結婚了,對方是臺灣人,患有嚴重小兒麻痹症,兩腿完全不能直立,衹能靠輪椅行動。此人結過婚,離婚,有兩孩,十幾歲,比小燕大十歲。我當然很驚異,怕她沒有考慮好,就把她請到我家,談了一個小時的話,我老公用英文也跟她談了一個小時,好心告訴她,我們并非歧視,而是讓她明白與傷殘人生活的各種不便,重要的是同情并不等同于愛情,云云。小燕從頭到尾一句話不説,嘴抿得緊緊的,怎麽問也不答話,就如同年輕時的二姐一樣。我心想該説的都説完了,隨她去吧,婚禮我們去參加了,之後她跟我更加疏遠,如今完全中斷了關係。後來從他人處得知,這個外甥女完全否認了我曾幫她移民來加,大言不慚地跟別人說移民是她自己辦成的,我聽了,笑笑,無言。

二姐當時對小燕要嫁給一個傷殘人的事實,開始完全不能接受,那時我們還有聯絡,她每次在電話中都哭泣不止,2004年舉行婚禮的時候她跟老公從大陸趕來參加,整個婚禮中二姐都不斷在抹眼淚。此前我曾跟她說,你可以跟教會的牧師表明,你不願意女兒嫁給這個人,但她不敢,連嘗試都不敢。婚禮完以後,小燕老公出資請他們去加拿大東部旅游,他們回國之前,我說這女婿對你們不錯嘛,你應該感謝他啊,二姐立刻恨恨地說“他應該的,我女兒都嫁給他了,他還不應該請我們啊”。

後來二姐夫婦兩個在女兒的幫助下也移民了,開始我們還見過幾次,但每次見到那個傢伙,我心裏都感到説不出的恥辱與反感;另方面,上面講的我所有經歷,都跟身爲猶太裔的老公Andrej Karsai講了,他深深瞭解猶太婦女在戰爭中所受到的欺凌(在他心目中,文革就是一場近似戰爭的歷史事件),因此對我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對那個傢伙非常反感,我也不想再跟他們有任何聯係,也實在沒有必要跟他們再有來往了。人生本來就很短,何必浪費時間和精力在這種人渣上面。雖然我并不太相信善惡有報的民間説法,但在我家這個故事當中,有明顯四個字出現在此段歷史的背景圖上,讓我很難解釋。

這篇往事的回憶,在老公的支持下,我下了很大的決心才寫出來,也寫了好多天才完成,其實也是忍著心痛和淚水寫完的,這也是我第一次向人披露這段歷史。猶太人自從二戰結束以後,每年都在世界各地舉辦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并邀請受害人親述當年的痛苦經歷,以提醒後人杜絕這反人類的戰爭行徑。如今,當年的受害者大部分已然辭世,但這種紀念活動并未因此而結束,改由受害者的親屬(或子女,或孫輩)上臺代言,真正的“子子孫孫無窮匱也”,我在溫哥華曾參加過幾次了。這就是猶太人對待歷史的態度,實在值得國人藉鑒。

文中這個二姐,是她首先引狼入室,最後禍及她自己的女兒,夫復何言?我曾幫過她的女兒移民來此,并想幫她改善生存空間,豈知命運仍如此安排,或許這就是她的命吧。這一段被撕裂得不成形的姐妹關係,成爲了出身黑五類家庭子女的一朵奇葩,并延續到第三代身上。這件發生于1968年的不堪往事,至今整整50年,雖回味起來苦不堪言,但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思索再三。【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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