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柬興衰系列(14)
 
赤柬興衰系列(14)
作者: 宋 征

故事連載

更新於︰2018-06-05 Print Friendly and PDF

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荒謬執政

 


在柬埔寨,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在未知理由下被強制實施。除了消滅城市和取消貨幣,紅高棉關閉了所有的寺廟、學校和醫院,廢止了公共交通和郵政電訊系統,使“暗藏的敵人”不能相互通信。收聽廣播和瞭解資訊的權利被取締,任何人不准擁有收音機,金邊廣播電臺成為專門向外國播送虛假消息的工具。國家憲政制度被徹底改變,公民社會不允許存在,市場和一切經濟活動都被廢止,法律、宗教、教育、醫療、文化、藝術被禁止,新聞通訊被禁止,書籍也被禁止,各種社會團體皆被取締,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私有財產被充公,社會分工、職業選擇都被取消,勞動報酬制度被廢除,所有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都被剝奪,溫飽和生存權被廢除,自由遷移被廢除,家庭被拆散,自主婚姻和愛情關係都被禁止,等等。“火車只供紅高棉軍隊使用,其他紅高棉幹部乘坐也必須有‘上級’證明。”

柬埔寨人的土地、財產和資源全部歸紅高棉政體的“合作社”所有,連種田農民(舊人)也變成一無所有。所謂的“合作社”是集中幾個村莊裡的民眾(包括“新人”),按照性別和年齡分別編入不同的“勞動營”(例如男子營、婦女營、青年營、老年營等等),每營幾百人至千人,在紅高棉的監管下,集體進行勞動和生活,不允許有家庭生活。6歲以上的孩子必須交給紅高棉帶走、圈在“少年營”裡勞動和生活,不准與父母在一起。這樣,柬埔寨每個家庭都被拆散,有的家庭成員被故意分散在幾個不同的縣或省,從此不能相聚,再也不知親人的生死或遭遇。那些“勞動營”都故意建在離開村莊很遠的荒山野林裡,通常彼此相距幾十公里,夫妻、母子之間的見面,須向紅高棉幹部乞求並得到批准,人民私自到對方的“勞動營”去見面,會被紅高棉狠狠毒打或就地處死。“勞動營”的住所只是倉促自建的大草棚,只有草頂,四周很少有草紮牆壁。全國各地的人民都被禁錮在“勞動營”裡,他們通常淩晨5點鐘就被迫幹活,夜裡10點鐘才准許收工。人民在一整天的繁重勞動中不被允許有休息,一天只有兩次進餐,那時就是短暫的休息。在夜裡收工後,人民還要被集中開會,接受紅高棉重複的宣傳灌輸,內容是千篇一律的拙劣的“革命道理”,或者是“到1977年人民便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湯,到1980年人民每3天就可吃一次甜湯”的美好空想,等等。

“安卡”配發給人民一套黑色衣褲、一條水布。水布是一塊1米寬、2米長的布。其他服裝一律禁絕,女子穿花色衣服更不被允許。配發的黑衣褲偶有撕破損毀,不但不補發,而且會被指為“故意破壞”而遭到毒打或懲罰不准吃飯。毛巾、肥皂、牙膏、手紙、水杯、筆、盆等日用品,一概不供給。只有被稱為“舊人”的原“解放區”農民還留有一些這樣的日用品,但只消耗而沒有補充來源。人民被劃分為不同等級,“舊人”管制著“新人”,前者可以虐待甚至打殺後者,但兩者在被紅高棉奴役上並沒有不同。人民在“集體食堂”裡進食,食物的種類、數量和品質由紅高棉決定,每個民眾都在挨餓,營養極度不良,生存狀態被控制在半死不活的程度。民眾被發現捉吃田野裡的青蛙、蜥蜴、甲蟲或野菜等物充饑,會遭受毒打或處死。集體勞動則是開荒、伐樹、挖土、挑擔、種田等繁重的農活,沒有任何報酬。日復一日的長時間勞累使人民精疲力竭,許多人在勞動中一跤跌倒在地,爬不起來,就死去了。這個社會消滅了醫藥,最好的藥品是一些無效的草根樹皮和丸粒狀的兔子糞便。在“衛生站”裡,無論什麼病都給予兔糞治療,幾個村莊共設一個簡單的“衛生站”。病倒的人民因為不能勞動而不給予食物。年青女子被紅高棉隨意配婚給士兵或指定與什麼人結婚。對繁重勞動而力所不及的人、有任何不滿或口出怨言的人,都會被極其草率地殺死。有記者披露:“(多年後)記者訪問一個當年的紅高棉,他說當時為了節省子彈,他們把要殺掉的民眾按在土地上,然後掄起鋤頭,把人的頭顱活生生地鋤掉。”

而紅高棉,頸搭方格圍巾,既不受苦,也不勞動,分為早晚兩班,挾槍監視民眾勞動,他們辱駡毆打人民或者動手殺人。紅高棉的家庭都團聚在一起,基本上豐衣足食,還經常分配有中國供給的各種日用品,包括香煙。只是隨著錢幣和商品的廢除,他們也沒有了薪水。

一位女證人(舊人)說:“1975年底,我們幾百個平民家庭的上千人被紅高棉帶往原始森林地帶,去開山辟林。這是暹粒省南叻縣(South Superstar County)的一座荒山,站在山頂遠眺,周遭看不見一個村落。派給我們的工作是挑土築堤、挖水溝、開墾荒地。我們每天從早上6時幹活到半夜11時,算起來一天勞動至少14個小時,可是給我們吃的卻是加了蕃薯葉的稀粥,讓我們睡在森林的泥地上。我的全部財產只是一條水布,用它當手巾洗臉,當裙子又作被子。凡在森林中住過的人,都領教過瘧蚊(Anopheles)的厲害,當時很多人民因患瘧疾(Malaria)而死去。1975年下半年我結婚後,才被准許自己搭一個臨時小茅棚作新房。這茅棚用幾根短竹子,支在泥地上搭成‘人’字型,長2米寬1.5米的低矮棚子,棚頂蓋一些茅草。每次進出茅棚,需四肢著地爬行。下雨就更慘了,鋪在泥地上的茅草被雨水漫入,無處可睡,我們勞累了一整天卻只能坐等天亮。我丈夫因太疲倦,就在泥地上平行放兩把鋤頭,把鋤頭薄面插入地面,使一端略微高於地面,然後他整個人就躺在這兩把平行的鋤杆上,熬過了一夜又一夜。”

最恐怖的是紅高棉隨意殺人。在紅高棉執政時期裡,野蠻殺人的活動一天也不曾停止過。在物件上,殺人活動可分為三個受害群體,第一類是與前政府有關連的人,第二類是柬埔寨的知識群體、經濟群體和普通人民,第三類是紅高棉內部人員。在時間上,殺人活動又可分為三個階段。這些將在後文詳述。

至此,柬埔寨的“社會革命”把原有的正常社會結構完全廢除,成為地球上唯一的奇怪社會。毛澤東很欣賞紅高棉的“社會革命”,他要在北京會見波布,慶功。從1975年6月16日周恩來寫給毛澤東的“懇請毛主席在接見(波爾)布特同志之後,早治眼病……”, 便可知在6月16日之前北京當局已在準備迎接波布了。1975年6月20日,波布秘密抵達北京,匯合已在北京的英薩利,包括兩個柬埔寨華人譯員,主譯員是原金邊華校“民生中學”的吳植俊。西哈努克對波布來到北京是毫無所知,他被安排去了平壤訪問。

1975年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寓所與波布、英薩利會面,他們三人長時間熱烈握手,都很興奮。照片顯示,衰老的毛澤東表情舒暢,滿面春風,左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構成手勢,正在說著什麼;英薩利笑容可掬,他兩手捧著毛澤東的右手。這彈冠相慶,分明是心花怒放的場面,有著令人驚異的視覺效果。如此情景在毛澤東會見各類外國人──包括會見毛的老朋友斯諾──的所有場合裡從不曾出現過;波布則嘴巴半開,笑看毛氏和英薩利的親熱。這實在是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照片。毛澤東與波布、英薩利的會見記錄被中共秘藏至今。但幸運的是,這個會談的一些片斷被河內通過某些管道搜集整理,並複製給蘇聯存檔。儘管該會談的存檔內容極為有限,但它涉及了毛氏“理想社會”和紅高棉的“社會重構”,從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前蘇聯的解密檔案(現存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檔記錄表明,在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向波布講述了典型的毛氏理論:“關於兩條道路的鬥爭將長期存在、以及中國現階段的國情”。毛說:“在民主革命轉變到(極權)社會主義道路的期間,存在著兩種可能性: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資本主義。從現在起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兩條道路的路線鬥爭將長期存在。甚至一萬年也仍然存在。到共產主義實現的時候,也還有兩條路線鬥爭。否則(不這樣認識)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對立之中存在的統一觀。如果僅僅提及兩方面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形而上學(Metaphysics)。我相信馬克思和列寧所說的(進展)道路將是曲折的。從列寧時代到赫魯雪夫和勃烈日涅夫時代,蘇聯變修了。但是蘇聯將來會回到列寧路線。中國也是這種情況,未來的中國可能變修,但是它終將回到馬克思列寧的路線上來。我們國家現在正是列寧所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國家是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個人所得不相等,在表面平等的掩護下實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將長期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甚至在共產主義實現後也有前進和倒退之間的鬥爭,今天我們還不能完全地闡明它。”

那麼,波布怎會有這麼好的運氣獨獲“革命領袖”毛澤東的極大青睞和當面傳授? 還有,毛澤東所說的“中國沒有資格批評你們”一句,顯得突兀,不知所指。難道在中國存在對紅高棉“社會革命”的異議嗎?並且需要毛澤東親自反駁嗎?

檔繼續披露道:“毛澤東還提醒道:你們不要完全照抄中國的經驗,而應該有你們自己的思路。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是指南,但不要把它當做教條。” 會見結束時,毛澤東送給波布30本印成柬文的馬、恩、列、斯著作。波布高興地接受,並表示要繼續學習毛主席的著作。

這樣,毛澤東用他獨創的“中國的現在和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概念,向波布解釋了為什麼共產黨國家需要“社會重構”的理由,實際上也解釋了中國為什麼需要“繼續革命”。至於毛澤東“不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做教條”的教導,表達了毛對馬克思主義的真實看法,是在告誡波布不要拘泥於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可以打著“共產主義”招牌,構造另類“新型社會”。

由於“毛澤東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唯一決策者”, 中國對紅高棉政權的慷慨“犒賞”,展示了毛澤東對紅高棉的特殊關愛:1975年4月下旬,紅高棉接管金邊還不到一個星期,第一批海運的糧食供應是來自中國的援助;同年9月中旬,中國贈給紅高棉10億美元的現金援助。在全球,中國不曾有過真正朋友,現在它終於有了唯一朋友紅高棉,而紅高棉的唯一朋友是中國。

在結束了會見毛澤東之後,波布去了上海參觀訪問,7月中旬波布回到金邊。英薩利則留在北京。

此時,鄧小平統管國內政務。1975年8月18日鄧小平與“柬埔寨代表團”商談對紅高棉的援助事宜,包括輸送金錢和派出人力。這“柬埔寨代表團”其實就兩個核心人物英薩利和喬森潘。在北京,鄧小平與英薩利簽署了一份中國經濟援助紅高棉的協定,雙方還煞有介事地以“政府”名義發表了“聯合公報”。喬森潘是奉命來監押西哈努克回國的。對西哈努克來說,他現在成了要被吐掉的“櫻桃核”, 只待發落。對於回國,西哈努克極不情願,但這由不得他了。西哈努克未曾料到:共產黨叛亂未成功時他還可以作個傀儡,背著內戰“黑鍋”,一旦共產黨奪得政權他就會變成階下囚。英薩利在落實了西哈努克“回國”的安排之後,返回了柬埔寨。

如果說扶助紅高棉,是周恩來畢生的最大過錯,那麼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周恩來,對空前荒謬的紅高棉“社會革命”持何種立場?

周恩來沒能參加在中南海會見波布、英薩利。此時(1975年6月)他因病瘦得皮包骨了。幾年來周恩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良知等代價,讓柬埔寨受到傷害,也讓中國人民付出高昂代價,成全了紅高棉。自從毛澤東接管了對紅高棉的指導之後,紅高棉的“革命”急劇轉向“社會重構”的方向。8月26日周恩來在醫院會見了即將回國的西哈努克夫婦、賓努夫婦、英提麗特和喬森潘等人。

因為長期從事的職業上的關係,周恩來熟悉各式各樣的共產黨團夥,可是他對紅高棉一定會感到陌生和驚訝。他費盡心機扶植了紅高棉政權,但結果卻不是他的作品。因為紅高棉的“革命”突然越出了他設計的共產黨建政常軌。於是,8月26日周恩來在醫院的會見中表明瞭他對紅高棉“社會重構”的不滿。多種資料都提到:即將返國的西哈努克、喬森潘和英提麗特到醫院向周恩來辭行,周恩來當場對喬森潘和英提麗特批評道:“我對你們提點意見:不要試圖通過一個‘大躍進’就想達到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如果想通過短短一跳就實現共產主義,而不顧人民的思想狀況及民族的現實,那肯定會把國家拖進災難。我們中國犯過這樣的錯誤,我提醒你們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

在場的西哈努克也證實:“生病的周恩來忠告喬森潘,不要企圖快速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的中國政治家周恩來告訴紅高棉領導人‘別學我們的大躍進的壞例子,要走慢一點,這是領導柬埔寨人走向繁榮和幸福的最好途徑。’這個幾乎是父親般的忠告,喬森潘和英提麗特的反應是:那兩人用禮節性的微笑表示了他們的不信服。當我們回到金邊,喬森潘和宋成特意來告訴我,柬埔寨革命正在向全世界證明:共產主義確實能夠一步到位完成。他們還說‘我們將是世界上第一個完全實現了共產主義的國家,而且沒有浪費中間(過渡)階段的時間’。” 喬森潘宋成兩人宣佈柬埔寨快速地實現了“共產主義”,這顯然代表了紅高棉“黨中央”的認知,也反駁了周恩來的指責。

周恩來對紅高棉“社會重構”的批評,是周氏在對外事務表態上含有人性光輝的話,至少他在過去十幾年裡從未表達過此種光輝。而毛澤東誇獎紅高棉“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好。中國沒有資格批評你們,你們基本上是正確的。”此時的毛和周,對於柬埔寨發生的“天翻地覆”,一個興高采烈,一個失落指責,兩人都明白現在柬埔寨的社會重構究竟是誰的傑作。雖然周恩來的話明確包含了對紅高棉“社會革命”的否定,但他沒有機會挽回過錯了,這件事情永遠無法被改變。

毛澤東挫敗了周恩來,但新的對壘及時出現了。這次是鄧小平。毛澤東見鄧小平“死不改悔”,遂決心扳倒鄧小平,在全國發起批判鄧小平的政治運動。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他為一個荒謬事業,躬親一生。周恩來的死亡,象林彪的死亡一樣,立即給中國政局造成重大衝擊,爆發了“四五天安門事件”。

1975年7月波布從北京回到金邊後,召集高級幹部會議,在全國推進“繼續革命”。在這次會議上,波布還宣稱:“在全世界,自從美國誕生以來,沒有任何國家沒有任何人、也沒有任何軍隊能最終打敗美國,獲得全部勝利。沒有人能做到這個。” 他的意思是:地球上只有他做到了。

其實,波布能做到的是最無能的到處殺人:在市民被驅逐到農村後,“紅高棉查問每個‘新人’的職業和身份。安卡消滅了許多人,包括朗諾政府的士兵、員警和公務員,沒有誰被留下不殺。” 然後,紅高棉開始屠殺自己民族的精華:凡紅高棉認為是知識者或有產者都被殺死,其中包括教員、醫生、護士、學者、作家、演員、音樂家、藝術家、工程師、法律工作者、自然科學工作者、金融業人員、工廠主、小商人、作坊主、餐館業主、旅店業主、投資者,還有應該算作工人階級的普通店員、公司職員、推銷員、技術員、各類匠人等等,只要發現便殺掉,一個不留。例如,柬埔寨原有6,000多名註冊的正規醫生,屠殺後只剩下46名,他們之所以逃過殺害是因為他們被押解到金邊,在監管下為紅高棉領導幹部看病。甚至連戴眼鏡的平民,也被紅高棉認定是讀書人而普遍遭到殺害,“殺眼鏡人”成為紅高棉亂殺人的著名實例。

從事政治的人更在必殺之列,波布之兄、曾教給波布“革命活動”技巧的越共份子沙洛查(Saloth Chhay)也被紅高棉殺死。當時,紅高棉與沙洛查雙方都不知道神秘的柬埔寨主宰者就是沙洛查的弟弟。一些小知識份子,多數是被驅趕到陌生農村地區的中小學教員,靠著隱瞞職業和經歷才躲過了屠殺。事實上,紅高棉領導人也都是知識者或教員,例如波布、英薩利、農謝、宋成、克多恩、農蘇恩、高米斯、尼沙蘭、侯榮、胡甯、喬森潘、喬氏姐妹、秀木兄弟等人。有證人說:“沒有轉變期,一夜之間所有公民都變成了苦役奴隸。這是20世紀最激進的社會改造。受過教育者、富裕者、公務員或不願合作的勞動者都被處決了。我親見許多人自殺,人們在走投無路下的僅有選擇是:自殺或者被紅高棉殺掉。許多人簡單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紅高棉的恐怖還僅是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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