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學勞動價值學說邏輯證非之九:剝削
 
馬學勞動價值學說邏輯證非之九:剝削
作者: 徐澤榮

專題

更新於︰2018-06-05 Print Friendly and PDF

【開放網按: 徐澤榮博士是深具中西文化素養的社會學者。2000年入冤獄11年,獄中筆耕不綴,苦研馬學,心得盈筪。自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州監獄遭遇了滑鐵盧!」作者改稱馬克思主義為馬學,而馬學之核心乃是勞動價值學說,本書即力證其說之非。以此見證馬學入中100年。系列共20章,本刊將予連載。】

*由於原文第8章有所遺漏,暫時先刊登第九章*

【馬學勞動價值學說邏輯證非之九:剝削


法國先哲薩伊曾經說過:「當關於財富本質的正確概念還沒形成的時候,人們怎會弄清國家奔康的原因呢?……富人和窮人的利益,一國同別國的利益,本非相互對立,如果發生對抗,便屬愚不可及。」 國際共運,尤其是史達林治下的蘇聯和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以及兩者的慣性載體,都曾極度誤信馬學奠基「公理」及其邏輯衍論。雖然疑假問真派別的「挽狂瀾於既倒」(韓昌黎句)和改革開放以前實踐當中的「碰釘子轉彎」(劉少奇語),曾令上述命題及其邏輯衍論造成的危害程度稍有降低,並為以後改革埋下了伏筆,但是,作者相信,經過本書點醒,沒人能夠否認,斯氏治下的蘇聯和毛氏治下的中國以及兩者的慣性載體,的的確確曾在「價值本為何物」這一問題之上大錯特錯;它們還曾堅持認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利益,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利益,本是根本對立的,不可調和的。當今俄中兩國的統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乃至普羅大眾,已有極多之人,承認這種對立觀及其外化果,的的確確屬於愚不可及。作者相信,如果在「勞動有價vs.效用有價」之上,不能形成正確的概念,那麼「‘三個代表’命定宣示」、「社會主義金光大道」就會變成連篇空話、千古笑談。

本書第6章至第8章,已對馬氏勞動價值說進行證非,第9章至第10章,將對馬氏剩餘價值論進行證非,以使普天之下的讀者,尤其是當代中國的讀者,能夠關於社會財富的本質、國家奔康的原因,形成正確的概念,一舉走出誤信之區,做個明白之人,回到真實世界,換上科學願景。

一是要弄明白,什麼是剝削?作者在此旗幟鮮明地給出基於「勞動無價效用有價」之上的撥亂反正的定義:

憑藉直接或者間接的威權,通過恒常性、利己性的不等價交換、壟斷價交換,無償地攫取他人部分生產勞動和索要勞動的成果的行為,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和侵佔、拐騙、盜竊、貢奉不同,剝削必須一方面和威權相聯繫,一方面和交換相聯繫,付出勞動和領取報酬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交換。

二是要弄明白,什麼是威權?威權就是基於武力的權力。何謂權力?如前所述,作者在此採用由美國學者達爾給出的,業已流行歐美變為通識的一種系向人際關係的定義:

A若能達到令B做其原本無意去做之事的地步,A便可稱對於B擁有權力。 

注意:並非所有的權力都是威權。例如埃及豔後施展魅力,先後令羅馬統帥凱撒和安東尼聽命於她——後者甚至曾將羅馬帝國部分領土贈給豔後與其前夫所生兒子,憑藉的便不是威權,而是色權;父母對兒女的權力亦非威權,而是生權;不過,沒有先天血緣關係的夫權肯定雜有威權;若無民主法治的約束,財權與威權(又稱官權)天然具有相互勾結,共同斂財的傾向,在財權眼裡,官權是一種大有賺頭的商品,等等。

三是要弄明白,什麼是經濟?本書第1章已經引過布坎南蘭於經濟科學的定義,本書於此重複一遍:經濟科學乃是研究各種不同制度形式之下的所有交換活動的一門學科,其核心關切乃為「交換給交換雙方帶來好處的根源」。作者由此推出自己的定義:經濟其實就是可為雙方帶來好處的交換活動,以及發生在此種交換活動背後的生產活動和索要活動。

從理論上說,在沒有威權——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出現的交換互動之中,不等價交換、壟斷價交換並無可能恒常存在、傾斜存在,因為買賣雙方皆可自由選擇交換物件,一家不合,再尋一家,「相逢開口笑」;貨比幾家,價議數輪,「唔晏傾到晏(廣州話,謂「談不攏再談直到談得攏」)」。交換雙方互有需求,平等地位天然生就,若無威權或隱或現,等價交換乃為常態。此處之價,乃為效用序數之價,而非勞動時數之價。

四是要弄明白,什麼是政治?斯氏治下的蘇聯和毛氏治下的中國的當權者們,一貫對列寧的定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深信不疑,但這是「政治」的定義嗎?顯然不是,它充其量只是關於政治和經濟的相互關係的一種定義而已;你不能說「造船技術是機械製造技術的集中體現」就是「造船技術」的定義。作者在此採用加國學者戴·伊斯頓的定義:

政治就是價值的威權性分配。

作者毫無保留地認為,伊氏給出的政治定義,極其準確地反映了政治的本質,在古今中外無數關於政治的定義當中,可謂鶴立雞群。

至此,我們可以邏輯必然地推出:剝削並非源自基於私有的資本,而是源于基於武力的威權。雖然價值的威權性分配,既可以是既公平又正義朝向的,也可以是不公平不正義朝向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之故政治有暴政和德政之分,國王有明君和昏君之別,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威權一旦出現,交換便有剝削,除非有以善威權制服惡威權之需。通常的情況卻是,惡威權若退避三舍,善威權自不必出現。後者雖然亦屬天然功善,但是必須記住:交換已是天然功善,自然法則已顯其權——此稱天權,毋需畫蛇添足——彼「人之道」何預於「天之道」?誠如韓非所說,交換乃出於人類的「自為心」。既是自為心,何勞「他為心」?剝削現象因而首先屬於政治科學,而非經濟科學的研究物件。政治科學若不研究剝削,便屬自我迷失。

歷史上只有威權——其受制度認可的最大持有單位為國家,最小單位似為丈夫——才能造成持續性的不等價交換、壟斷價交換,即剝削。而只有國家才能造成既有持續性,又有普遍性的剝削:強盜只能呼嘯山林,土豪只能橫行鄉里,唯有國家——尤其是借助科技手段實施統治的現代國家——之力乃為無所不至,人民根本無從逃避,一如《論語》上載「苛政猛於虎」故事所示。

若在平時,現代國家或其道化肉身——大小官吏——介入其所不應介入的大部經濟領域,後果只有一個,大量招致尋租形式出現的剝削,白白養肥那些名為人民公僕的貪官污吏。其連鎖反應則必然有二:在國內,招致社會暴力,在國際,招致軍事遏制乃至干預,一如伊拉克、利比亞情狀所示。其實兩種反應都是造化預設的對於國噬主義的懲罰,而造化預設的對抗國噬主義的武器只有一個,就是解噬主義,其制度形式乃為「束權簡政」+「民主法治」,無由再有其他。此理早先已為美國學者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語道破,不過福山百密一疏竟然沒有聯想得到「剝削」。

反過來說,以經濟原則、手段代替政治原則、手段,以民法代替刑法,以甲方和乙方的平等關係代替國家和人民的差等關係,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弄懂「反過來說」比弄懂「順過來說」似乎容易一些,希望讀者能夠「觸反通順」。

政治理應對那活躍於經濟之中的隱形天府權心存敬畏,不要忘乎所以地以為,政府權力可以僭越天府權力。在國際共運史上,人民所能看到的自命「先進代表」,實為後知後覺乃至不知不覺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如今人們恍然大悟:原錯附體的馬列主義,只能使他們後知後覺嘛!

讀者沒有理由不對以上劍及履及的邏輯推理感到觸動。這可能是全人類悟道史上的一次偉大的飛躍。遮蓋在一項歷史核心秘密之上的天鵝絨巾,就是被這樣一位先天分享中華民族進化基因,後天曾受盎格魯—美利堅實證科學思維方法訓練的中共老營之後掀開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阿喀琉斯之踵,忽被一枝漢箭飛越歐亞大陸絲綢之路射個正准!

出獄以後,作者方才看到國內學者:其一,樊百華振聾發聵地說過:權利平等之下的自由交換是否存在例如資訊不對稱導致的剝削?我思考的結果是:資本並不必然帶來剝削,因為剝削與其說是一種經濟關係不如說是一種政治關係。資本亦即資產階級能不能夠實行剝削,取決於「勞動」亦即雇工階級的享有擇業自由和獲得合理報酬的權利,能否得到有力的制度保障。後者不得,前者能行。要之,剝削能行與否,主要而且首先取決於與制度有關的政治安排。其二,趙海春更為直白地說過:重新定義剝削概念,應該從資本與勞動的結合過程是否公平、合法,是否存在「超經濟強制」,是否存在「異化資本」亦即權力資本出發,而非從私有制出發。剝削是依託資本與權力(異化的資本)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在此定義的基礎上,無論是公有制、私有制還是混合所有制,都有可能發生剝削;其三,王海明「民主掛帥」地說過:權力壟斷與經濟剝削如影隨形……哪裡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趙福春不同意——作者注)和非民主政體(這個肯定如此——作者注),哪裡有權力壟斷,哪裡分為無權群體與有權群體,哪裡就必定存在壓迫與剝削……以權力壟斷為根據的階級劃分,不但符合邏輯(一次劃分只能有一個根據——作者注),而且可以涵蓋所有階級。

談完了「剝削何為」,還得談「剝削何來」。亞當·斯密,坎蒂隆和秦暉已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逼真的不等價交換、壟斷價交換的原始發生學的圖畫,從而可令我們明白「今是而昨非」:應是先有威權,後有剝削,才有資本,而非先有資本,後有剝削,才有威權。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宇宙觀是主客顛倒的,其實,馬克思的剝削觀也是主客顛倒的,此處僅為一例。不過早期的他的有關認識卻為相反:「在中世紀,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財產制度,一切私人領域……都是政治領域。」

以下的思想乃為大部源自亞當·斯密,作者稍微嵌入了一些內容,所以屬於間接引語:土地私有、資本蓄積一經出現,勞動者獨自享有全部勞動產品的原生狀態,就得宣告結束。土地一經成為私有財產,勞動者就必得于其所產物品中,以一定的比例繳給地主,此繳稱為地租。另外,在手工業或者製造業中,亦都有絕大部分雇工,在作業完成以前,需要雇主為他們墊支材料費與生活費。因此之故,雇主便對雇工所產物品,即對於勞動附加材料之中上那一增值部分,享有一份,此享稱為利潤。斯氏又說:在既無對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農村,土地生產出來物品,除了用於維持耕者生活之外的剩餘部分,大部必因無物可以交換之故,而只能用作地主豢養家奴,收買佃農之用,舍此以外,並無他用。在這種情況下,大戶領主對於其屬佃農家奴,必然有著一種駕馭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封建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這種權力在古代,乃全操諸封建諸侯之手。  到此引完。

領主的土地,即古時勞動生產物的源頭,可以從何而來?坎蒂隆為我們描繪的部分是:

上帝似乎並沒有所偏愛地把佔有土地的權利賜給這一個人而不是那一個人。最古老的土地所有權是依靠暴力和征服取得的。

如果一位君主率領軍隊政府了一個國家,他就會根據他的僚屬和寵信們的功勞或自己意願在他們中間分配土地。爾後,他將制定法律,把財產授予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但保留征租、征貢,徵稅的權利。他們在居民總人數中的比例是很小的。

古代中國的國家威權大於領主威權,這點與古代西歐情形恰為相反,但這正好說明了大剝削源於大威權,小剝削源於小威權。不過根據上段引文表明的:領主的土地源自國王的賜給,而國王的土地又源自暴力征服這一事實,可以推出:產生小剝削的小威權源自產生大剝削的大威權。一句話,古代之時,國家乃為「剝削總源」,關於古代中國農民反抗剝削,總是「民變」多於「佃變」,且看一位今哲——秦暉——描繪的部分:

總之,過去很長時間以「租佃關係決定論」 、「土地兼併危機論」和「農民—地主鬥爭論」為核心的「農民戰爭史」研究,是很成問題的。今天我們應該看到: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不在於「土地私有制」導致的矛盾,而在於大共同體本位的專制制度造成的「官逼民反」。與西歐「農民戰爭」性質近似的「佃變」現象雖然存在,但大規模民變,無論是「土寇」還是「流寇」,都與我國集權制官僚帝國的專制制度下難解的官民矛盾極度相關,而與民間社會內部矛盾之相關度極少。今天一提到農民地權問題,許多人還是翻出過去的說法,說什麼:「土地私有和買賣」是大亂之源,只有官府控制土地才是正道。」因此重新認識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作者補充:《中國古代白話商賈小說精選》上冊之中,對於「官權成了不法商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工具」,有著以下翔實描寫:

建寧府大市街有一滕寵(人名——作者),屢代世宦,家富石崇,生放延,建兩府,取利甚重。專一與府縣官員往來,恃強逼取息錢。內中有不聽算者,即呼奴僕狠打不休,重則送官懲治,或有逼死人命,亦只罰得他納谷數十石;或遇對頭,他亦廣錢買囑,拒捕不赴審對。滿城人皆號他霸王……寵廣將酒食、金銀、買囑衙門、人役,抗拒不赴對理……欲脫刑於無形之中。

對於官立官采官產官賣的純粹官商的壟斷行為,作者願借小說所用的「宦虎踞市」一語來形容,此語甚為貼切、生動、且有力、普適,放之今日而尤准。國家如果繼續鬼迷心竅,做大做強此類大大小小的宦虎,社會除了國有——實質乃為「衙有」——階層得益,其餘全數皆會痛感「苛政猛於虎」。

以下作者錄下一則並無歪曲真相的當代中國民間流行政治笑話,以求更進一步說明當代中國政商二界「尋租式樣集團剝削」 現象的產生原因,當然是政治原因且只有是政治原因:

    北周開國功臣宇文泰擔任北周丞相暗仿漢末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之時,嘗遇當時智商可與諸葛孔明比肩之清流領袖蘇令綽。北周丞相遂向清流領袖討教治國之道。二人密談三日三夜,留下了如下極具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的不朽問答。為了便於廣大讀者閱覽,博主已將歷史典籍之中原來的文言文翻譯成如下的白話文:

    宇文泰拱手問:「國何以立?」蘇令綽欠身答:「馭官。」
    宇文泰問:「如何馭官?」蘇令綽答:「用貪官,反貪官。僅僅六個字而已。」

    宇文泰不解,正色道:「為何要用貪官!」
    蘇令綽斟酒,微笑曰:「你要想叫別人為你賣命,就得給人家好處,而你又沒有那麼多好處給他,那就得給權,叫他用手中的權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處了嗎?」
    宇文泰面露不屑道:「那是貪官受惠而已,豈能給我帶來好處?」
    蘇令綽以掌溫爵曰:「他能受惠是因為你給了他權,所以,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好處,就必然維護你的權。這樣,你的統治不就牢固了嗎?」
    宇文泰恍然大悟,然仍有惑,緩問:「既然用了貪官,為什麼還要反貪官?」

    蘇令綽胸有成竹,和盤托出,悠悠答曰:「這就是奧妙所在了。只有反貪官才能欺騙群眾,才能鞏固政權。」
    宇文泰又起疑惑,站起催道:「閣下快說其中奧秘!」
    蘇綽抿口青梅酒,手執三足爵慢條斯理地說:「這有兩個好處:其一,天下哪有不貪的官?對於官,不必怕他貪,怕的是他不聽你的話。以反貪官為名,剪除不聽你話的官,保留聽你話的官,如此,既可以消除異己,鞏固你的權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對你的擁戴。其二,官吏只要貪贓枉法了,把柄就在你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此為由滅了他。貪官怕你滅了他,就只有乖乖聽你的話。所以,反貪官乃是你駕馭百官的法寶。如果你不用貪官,你就失去了這個法寶。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擁戴,他不聽話,你就沒有藉口除掉他;硬去除掉,也會引來黎民騷動。對於貪官,你一是要用,二是要反,使官僚隊伍成為清一色擁護你的人。」

    放下三足爵之後,蘇令綽突然反問宇文泰:「如果因為用了貪官汙吏而致民怨沸騰怎麼辦?」

    已坐下的宇文泰大驚,再次站起問道:「閣下有何妙計可除此患?」

    蘇令綽亦然站起,踱了幾步方才答道:「祭起反貪的大旗,加大宣傳力度,證明你心系黎民。讓民眾認為你是好的,不好的只是那些貪官,把責任都推到他們的身上,千萬不要讓民眾認為你是貪官的後台。你必須讓民眾認為,你是好的;社會出現這麼多問題,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們不好好執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走近蘇令綽兩步問:「民怨太大的官吏,拿他們怎麼辦?」

    蘇令綽用手劈開空氣回答:「宰了,為民除害! 把他們搜刮得到的民脂民膏轉入你的腰包。這樣你既以可不擔搜刮民財之名,又可以得搜刮民財之惠。」

    蘇令綽最後為大喜過望的宇文泰揮毫潑墨,寫下以下六十四字箴言:

王佐治國萬變宗一,
駕馭百官綱舉目張。
用貪官來鞏固政權,
縱貪官來養成死黨;
除貪官來消除異己,
殺貪官來收買人心;
罰沒贓款充實國庫,
得人得錢得安得國。    

由此可見,「壓迫先於剝削,剝削源於壓迫;武力先於壓迫,壓迫源于武力」這一命題既有邏輯的根據,也有歷史的根據。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剝削源於威權,或言源于強者淩弱,智者詐愚。在現實中,「強」「智」趨向合而為一,「弱」「愚」趨向合而為一。

讀者不妨掩卷思之:若有兩素不相識之人,由於海難落到一個沒有人跡、沒有食物的孤島之上。一個人身上帶槍(威權),一個人身上有糧(財權),但糧只夠一人食用一月,而一個月之後可能有船經過。結果會是帶槍之人向有糧之人以槍換糧,還是有糧之人被帶槍之人以槍奪糧?作者相信所有讀者都會選擇「以槍奪糧」作答。馬氏曾說資本是「在交換的假像下佔有他人勞動的權力」 以及:只有在工人被完全從生產資料中分離出來的資本主義下,才可能有一種純粹「經濟的」剝削形式;有糧之人可以如何「純粹經濟地」佔有有槍之人的勞動呢?看吧!一個簡單的常識竟然可被一種荒謬的理論掩蓋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所涉人數竟然可以高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

作者于獄與一曾在深圳一家知名國際連鎖超市打過三、四年工的難友交談。他說:「這家公司剝削員工非常厲害,下班回家,腰酸背痛,動都不想動了。不過表面上看,沒見威權介入。」作者問道:「可否這樣認為:受過賄賂或者渴望收稅的當地政府,對員工過勞睜隻眼閉隻眼,就是威權保護剝削?」他想了想後答:「可以,完全可以。」

作者認為,在「效用決定價值市場配置資源+要素共和民主+公民屬私有制+套假大話鮮聞」的「五位一體」的社會當中,十大合法生產要素及其分別受認收益形式乃是:司商力——工資,技術力——工資,勞動力——工資,公權力——稅賦,資訊力——諮費,環保力——綠費;產業資本——利潤和利息,商業資本——利潤和利息,借貸資本——利息,土地資本——地租。由於產業資本購買技術專利或者兼併技術資本,所以作者通常不將技術資本單列。「套假大話鮮聞」,本是衡量「政治發展」的一個指數,衍生于美國學者阿爾蒙德所說的政治發展的第三個向度「世俗化」:在不信宗教的人士看來,在原神權社會或者類神權社會之中,均充滿尚虛離實的話語。再次強調,結果效用是由十大合法生產要素合力生產出來的。但是,即使是在上述五位一體社會當中,依然可能存在一個舊時恒受認,現時不合法的生產要素和索要要素——租權力,遑論在五位一體以前社會當中了。君主專制時代的君主權及其衍生權,如蕃主權、郡主權、邑主權、領主權、勳主權、榷主權(「榷」為古代漢語,意謂由官壟斷)等,在此乃被視為公權力與租權力的混合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租權力實為私權力,既有眾多「下主」即百官期權尋租,亦有唯一上主即君王期權尋租;既有無數疆吏變為汙吏,亦有許多京官演成貪官。期權之期,可為終身,可為任期。由於租權力背靠國家機器、軍警武力,所以它和純粹公權力一樣,是一種威權之力、強制之力。任何社會形態的國家,都會有著某些清晰可辨的純粹公權力,哪怕是一丁點,例如抵禦外敵入侵,興建陸路水道,災時開倉濟民,平時維持治安等等。在制度慣性和文化傳統的雙重作用之下,與「君封主」脫離根系的「民業主」,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乃傾向于與租權主相勾結,既喜狐假虎威,又惡騎虎難下,他們亦常會變成租權力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就是:在政經不分的年代,既有威權原威造成的大剝削,也有威權衍威造成的小剝削,還有威權慣性造成的微剝削,等等。不過到了後期,在西方社會,痛感「上權太重,民權盡失」 的上述民業主們,起而擺脫租權力,潔化公權力,漸行漸遠地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自天子以至庶人都是渾然一體」的嶄新時代。過去他們曾認識到,他們無法憑藉其經濟優勢來反抗官權,必須借助官權來反抗官權;現在他們又認識到,借官斂財、借官抗官,結果必然是整個社會「攬住一起死」(廣州話,意謂抱在一塊死),誰也得不了好,必有民權民主,才有民生民富。因此,作者稱上述五位一體社會以前的私有制為「威權屬私有制」,而與五位一體社會之中的「公民屬私有制」成對照。作者認為,上述五位一體社會之中十大合法生產要素的各自收益,依其純粹形態,乃是基於自願互利原則之上的等價交換產物,比例乃由威權退出的市場決定,其中並無誰剝削誰存在;剝削本是一種超經濟現象,純政治現象,並非一種純經濟現象,脫政治現象。

作者相信,必然曾經有過這麼一個首先現于英倫三島的歷史過程:牛頓范式自然科學、瓦特範式工程技術共軛並轡出現之後,民業主們驚喜地發現,從此大可依靠科技賺取「乾淨的且合自然法」的利潤,不必勾結威權賺取「骯髒且反自然法」的利潤,於是民業主們和君封主們得以就此別過,各奔前程。民選各級政府、公共輿論監督的隨後共軛並轡出現,進一步鞏固了這一極具進步意義的「社會第四次大分工」。在這兩對共軛並轡出現新生事物行世之後,威權尋租經濟方有可能被自由市場經濟所取代,威權自身功能方有可能逐漸從「兼而尋租」向「專事服務」轉化,人類社會方有可能從紊亂發展的史前時期,步入正常發展的史後時期。作者于此不能不附帶指出,當代中國若果不能啟動、完成這個社會第四次大分工,她就會發育嚴重不全,長成一個侏儒,就會永遠停留在史前時期,如果不是夭折的話。中華民族瀕危進化基因,如今正與機體內部排斥此次器官四次分工的病毒進行生死搏鬥,難怪造化總讓它的國歌保留「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麼一句詞。先走一乃至數步的歐美民族、澳新民族、日韓民族、港澳臺新族群真是幸運!

人們通常認為,經濟乃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部分組成,但作者傾向于認為,經濟乃由兩個部分組成:一為生產及投入配置部分,一為交換及產出消費部分。如前所述,今後應將「分配」從中剔除,用「配置」取代「分配」。這樣,礦物學、工程學、機械學等,研究人造效用的生產,勞資合作的生產;經濟學、管理學、銷售學等研究人造效用的交換,自願互利的交換。與此同時,作者傾向于認為,政治亦由國內政治和治和國際政治兩個部分組成。政治學——無論是國內政治學還是國際政治學——的研究重點,在於使用價值及其生髮的交換價值的分配,威權支配性分配。兵器學、軍事學、警政學等,研究威權的索要或者複製。作出以上規定以後,我們就不必誤入歧途地去探索「什麼是經濟分配現象,什麼是經濟分配依據」之類的問題。曾有政治學家將被統治者社會按出現先後,分為畜民社會、臣民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四種。此一四分法即暗示了「政治分配」與「經濟交換」有別,市民就是市民,而「市易」就是交換的意思。但是在經濟交換之外,繼續追求公平正義乃至均平的政治分配的「市民」就變成了「公民」。

作者為何要談「剝削何為」的問題?因為即使「勞動無價效用有價」能夠得到證明,在效用價值之謎當中,仍然存在著等價經濟交換能否實現的問題,一貫剝削主體姓甚名誰的問題,公平乃至均平的正義政治分配能否受認的問題,讀者細細想是否如此?

威權屬私有制以及非極必要的威權屬公有制(榷業官資)乃歸於惡,而那與效用決定價值+市場配置資源+要素共和民主+套假大話鮮聞並存的公民屬私有制卻歸於善,既是功善,亦是德善。英國《泰晤士報》曾經載文指出:

那些金融家的錯誤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是錯誤的經濟組織方式;私人企業對利潤的追求,至今為止仍是人們所構想出來的為大眾製造財富和機遇的最佳方法。資本主義制度讓數以億計的人擺脫了貧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質和精神上的選擇,也為更大的寬容和理解打下了基礎。

布·琳賽於其《富足時代》一書中所說的話,也可被拿來為公民屬私有制作一辯護:

美國工業革命是受中產階級新教徒讚美辛勤工作、反對自我放縱的道德推動的。將工資用於投資的人既能贏得尊重,也賺取了複利;將工資浪費在威士卡和撲克牌上的人兩者都得不到。\ 多年來,節儉與科技以及資本一起帶來了巨大的回報……\ 左派分子攻擊資本主義卻又為其成果感到欣喜。右派分子讚揚資本主義卻對它解放出的活力加以指責……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資本主義及其結果基本上都是好的。

同樣是私有制,威權屬私有制和公民屬私有制兩者從過程到結果,都是冰火兩重天;兩者的現實差別之大,甚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的理論差別。兩種私有制都會帶來不平等,但公民屬私有制是給予人人平等的起跑線和人人平等的程式法,去創造不平等,同時獲得效率;而與之相輔相成的共和民主,又刻意實行裒多益寡,俯就跋及,以求達至均平。

無怪乎國際共運的先知先覺發現,其一,過去他們反對威權屬私有制和威權屬公有制是對的,如今他們擁戴公民屬私有制也是對的。如今令人疑竇叢生的威權屬公有制,過去也許有過「若非如此便難剷除威權屬私有制」的歪打正著之效。雖然如此,他們認為仍要高度警惕威權屬公有制變回威權屬私有制,就像俄國、東歐目前那樣。「結網營私」的資本主義,「仰仗衙有」的資本主義,既可向公民屬私有制過渡,也可向威權屬私有制回歸,可謂明白不過。其二,公民屬私有制其實原來和民主派、共產黨一樣,也是威權屬私有制的敵人,認清這點,接受這點,仍屬亡羊補牢,時為未晚。其三,在西方,公民屬私有制可以「自行」從威權屬私有制脫胎而出,但在東方,卻似乎基本上不可以,這時需要拿來主義,即改革開放。其四,除了健全的自由市場制度,公民屬私有制仍然得靠要素共和民主以及依法治國治黨之網,以濾去不平等交換,期權尋租力的病毒。其五,公民屬私有制有沒必要和可能向公民屬公有制過渡,仍須探討,英國工党理論家已有開山之作。須知根據定義,公民屬公有制和威權屬公有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威權屬公有制並不姓公,從而並不姓社,它姓衙而已,不足為範。

曾有人說,鄧小平的貓論摸論、拿來主義是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缺乏理論根據。作者認為,它們雖然缺乏實體論根據,但不缺乏方法論根據,因此不宜對其冠以實用主義、機會主義惡名。這方法論根據,就是南宋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的主張「功到成處便是德,事於濟處是有理」。方法論出現了,實體論還遠嗎?應當說,徐澤榮繼承了鄧小平的遺志,完成了鄧小平的遺願。

正是馬克思本人,曾在這個問題上作過天才的論述,儘管不為讀者所熟知(黑體字為作者加):

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所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應漏譯「人際」——作者)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應譯「起源」較好——作者)和舞臺。\ 中世紀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會的等級和政治意義上的等級是同一的,因為市民社會就是政治社會,因為市民社會的有機(應譯為組織——作者)原則就是國家的(應漏譯:「組織」——作者)原則。 \ 在這裡,政治國家本身是市民的生活和意志的唯一內容。 \ 資產階級把它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發展的生產力掌握起來。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與之相適應的市民關係以及作為舊的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 政治革命也就消滅了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 

以上馬氏語錄表明,在潛意識裡,馬氏對「行價值威權性分配的社會」,即威權顧盼自雄的臣民社會,與「行自願互利性交換的社會」,即威權俯首貼耳的市民社會的區別,一早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且有相當的嚮往,這點還可從他預言社會發展進入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最大的威權持有單位——必然走向消亡,以及勞方專政只是過渡手段的有關論述中得到複證。馬氏的想法可能是:再次進入共產主義,「共產人」將會像「原始人」那樣發現:整個社會只有基於全體認可的產品分配,而無導致劫貧濟富的商品交換;壓迫性的威權將被協商性的公意所取代;「社會的政治性質」消滅了,就是人對人的統治消滅了,只餘下人對物的統治。

令馬氏從正確的起點走向錯誤的終點的主要原因,其一,在於他生吞活剝了「物質決定精神」原理,憑空杜撰(實為受到費爾巴哈影響)「存在決定意識」原理。其二,在何為剝削的問題上,馬氏以經濟仲介決定論排斥政治仲介決定論,以勞動價值說否定效用價值說。注意,在時間上,「其一」發生在前,「其二」發生在後,由於經濟是物質,是存在,政治是精神,是意識,由於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意識,所以經濟決定政治,基礎決定上層,進而基於私有的資本決定基於武力的威權。在早就有意皈依實證科學的馬氏看來,這是多麼像主賓關係、多麼似連續函數、多麼合實證科學、多麼近絕對真理啊!本書第10章、第11章,將找出存于馬學奠基「公理」哲學背景之中的重大誤區,《獄中證倒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歸謬》於是在那兩處,從實證科學領域跨進了虛悟哲學領域。

 第九章的核心概念,可以濃縮成為六字:剝削源自威權。    

作者以下:其一,列出兩個命題,希望各國社會科學家們對它們做出更上層樓的驗證:

    命題一:剝削和私有並無必然的邏輯聯繫,儘管剝削和攪和威權的私有曾有已然的歷史聯繫。已然的歷史聯繫並不等於必然的邏輯聯繫,正如史前人類曾經吃人並不預兆現代人類還會繼續吃人一樣。剝削和攪和經濟的威權則有必然的邏輯聯繫和已然的歷史聯繫。

   命題二:威權從而乃是:只接受民主的約束,不接受國有的約束;國有依其本質只會助長威權,從而助長剝削,不會消滅剝削,從根本上說,拒絕民主就是擁抱剝削。

   作者評論:所以前有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特使羅易於1940年的大徹大悟——他說:「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問題必然讓位于民主主義對國噬主義的問題」, 後有如前所述的現已卸任的美國總統小布希于其任內(2004)的現身說法: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發現不是相對論,而是民主制。本總統現在就是站在牢籠之中和人民對話。

其二,在「剝奪剝奪者」的革命口號之下,蘇中兩黨奪取政權之後,前者大肆問罪、屠殺鄉村富農(因為俄國土地極多,沒地之人自行開發荒地就可成為地主,但是貧下中農缺乏生產資料,所以蘇共認饒有生產資料的富農為其鄉村階級敵人),後者大肆問罪、屠殺既有勞動對象又有生產資料的鄉村地主。各國掌權共產黨人無不蕭規曹隨。但是贊成推翻反動政府的馬氏並不贊成問罪、屠殺地主富農,遑論城市私營業主。例如,馬氏說過:「資本家只要付給工人以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就完全有權利,也就是符合這種生產方式的權利,獲得剩餘價值。」 以及: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是作為的管理者和指揮者出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家在勞動過程本身中起著積極作用。 馬氏所要消滅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及其上上層建築,並非前者道化肉身,對於是否應該消滅後者道化肉身,馬氏基本肯定。作者提醒讀者: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即為馬氏本人,亦下意識認為:對於剝削形成,威權所起作用大於資本。

其三,約翰·羅默對於「剝削」所作之博弈論定義,乃為無稽之談。該定義是:如果一個群體S帶著人均社會資產「退出」原所在經濟體後,能使其成員過的更好,那麼S群體在該經濟體中就是受剝削者;如果與S群體相對應的S’群體「退出」之後,狀況較前惡化,那麼S’群體在該經濟體中就是施剝削者;如果一種經濟體中,任何群體都無法找到條件可行的其他選擇,來改善成員狀況,那麼在這種經濟體中,就沒有群體受到剝削。 

美國學者羅伯特·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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