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初步屠殺


在撤空城市的同時，紅高棉迫不及待地在全國展開了一場大屠殺，最初的殺戮對象是與前政府有關的人（主要是士兵、員警及普通公務員）。紅高棉中層幹部朱占（Cho Chhan）說：在“整個國家被解放之後，安卡提出了一個政策，要消滅所有的（前政府）人員，從將軍一直到副職官員，以及職工、員警、士兵和公務員。” 一個已被揭露出來的事實是，300多名前軍官被告之“西哈努克要接見他們”，結果他們被帶到馬德望的叢林，用機關槍集體屠殺；他們的家屬（妻子和孩子）也被殺死，顯然這是為了不留下其親屬對紅高棉的仇恨。前政府的成員都被處決，僅僅英丹和沙索薩康將軍逃走。皇室也是紅高棉的屠殺物件，記錄表明，有21名皇室成員遭到紅高棉的屠殺。在全國，至少有4萬名軍人、員警和公務員被集體處決，估計還有10萬名他們的家屬和孩子也被殺死。只有西北部馬德望和暹粒省的少數軍人，見勢不妙，逃往泰國邊界的森林，僥倖逃過了死亡。幾天之後，紅高棉大屠殺擴展到平民層次。全國大規模處決普通的教員、醫生、護士、技術員、公司職員、小商人，業務員，連受過教育或略有文化的勞工都不放過。處決模式是用卡車將此類人員集體運至某個森林地點，用木棍打死或槍殺，就地扔在亂葬坑裡。證人馬利臨說:“安卡公開號召職員和學生們自我報告，將根據他們的專業知識安排重要工作。於是，一些自稱是三輪車夫的人向安卡報告他們是職員或教員，其結果可想而知。但我的家人（知識者）都保持了沉默。” 柬埔寨霎時間成了一個血淋淋的國度，然而這只是紅高棉在奪取政權後的初步大屠殺。


證人馬迪生（Mardi Seng）說：我父親是一個中學教員。1975年4月17日紅高棉撤空了所有的城鎮居民。公路上人群擁擠。我們饑餓又疲倦。我們想在道路旁的一幢小房子裡短暫歇息。那是一幢白色小房子，窗戶被打破，有4、5個家庭散坐在院子裡歇息，都不進到房子裡去。我們走進房子裡，看到有一家人5口都被槍殺死在那裡，血糊滿了他們的臉和身體。我們非常恐懼，趕忙逃出房子。當我們朝另一幢小房子走去時，我們看見一個小男孩(大約10歲)，他套著一件可能是撿來的朗諾士兵的綠色襯衫，很明顯那件襯衫對小男孩來說是過於肥大。一個年輕的紅高棉走向小男孩，抓住男孩的脖子，把手槍頂在男孩頭上，沒問一句話就開槍殺死了那男孩。周圍的人民目睹這種殘暴，沒有人敢說句話。4月20日，紅高棉的一個頭目要求人群中的教員、技術員、工人、受過文化教育的男人和女人，自報身份，加入新政府以重建柬埔寨。因為被驅趕之苦和對國家的熱愛，有幾千人響應了紅高棉的號召、坦率地自報身份，我的父親也回應了。但是就在當天，1975年4月20日，這幾千人被紅高棉集中起來全部殺死，其中包括我的父親。

另一證人說：所有的上過學、受過教育的人，銀行職員，教師，醫生們，都被紅高棉處決了。倖存者只是妥善隱蔽了身份的人，他們假稱自己是沿街叫賣的小販或者三輪車夫。金邊華人許先生原是“端華”中學的教員，他假稱自己是一個搬運工，才逃過了死亡的命運。隨後，由法國使館從金邊撤出的外國人，也都證實在金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大撤空和到處殺人的恐怖現象。對同胞的殺戮，迫使人們不得不思考共產黨的本質。金邊華人江先生總結了他所能認識到的規律是:“世界各國無論什麼政黨上臺，都忙著偷偷修改對人民的承諾，唯獨共產黨一上臺就忙著殺人。”

紅高棉僅僅在金邊留下了水廠、電廠、廣播電臺、波成東機場和幾個工廠，以及寥寥千名工人。這些工廠都是用來服務于紅高棉政權機構的。此時，不僅在金邊，全國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沒有了居民，成了一個個黑沉沉的死寂地方。金邊的各條街路被紅高棉用鐵刺網封閉。居民家的冰箱、電視機、收音機、自行車等物具被紅高棉亂糟糟地堆在街上，下水道裡塞滿了廢除的紙幣……。一個被暫留金邊的證人說:“我被留置在金邊一個月。紅高棉指派給我的勞動，是進到每個居民房子裡收集大米，從各種各樣的藥店收集藥品。” 另一個23歲技工勞邦泰（Lao Bun Thai）被暫留金邊為紅高棉工作，他說:“我親眼看見，金邊大教堂圖書館的大量書籍，都被堆在草坪上焚燒。法國人開辦的遠東圖書館，在5月5日的上午也遭到焚燒。” 中共派往金邊的一個中國聯絡員的描述是:“金邊已是一座鬼城，昔日繁華的街區空無一人，大白天比北京深夜任何一個街道還要寂靜。一座座樓房空蕩蕩，雜草叢生，有的地方陳舊的血跡還可見。扔在院落中或馬路旁打開的（居民的）皮箱，積滿雨水。在紅高棉通訊社附近，被紅高棉炸毀的金邊最大教堂，瓦礫成堆。朗諾時期的錢幣被風一吹，在空中飛揚。穿著黑衣衫的紅高棉兵，懶洋洋坐在十字路口的椅子或沙發上，槍放在一旁，用刺刀當作螺絲刀，擺弄著（從居民家搜來的）照相機。掛著中文招牌或貼著中文對聯的住宅，房在人空。我所在（中國）使館工作的一位老同學，陪我進入一座別墅看了看，大理石地面上血跡斑斑，它的主人是福建籍陳姓華人。一天，一位華裔翻譯指著通訊社院內一片長得油亮的香蕉林，悄悄告訴我：金邊剛解放時，紅高棉要求柬埔寨通訊社的職工們在某日某時到這裡報到，安排工作；信以為真的人來到這裡，被統統打死，就埋在這片香蕉林下。而不相信紅高棉的人躲過了這一劫，被驅趕到農村去了。”

1975年4月22日喬森潘通過金邊廣播電臺，宣佈柬埔寨新政權的建立。此時喬森潘被提升為紅高棉“候補中央委員”。 大撤空、廢除貨幣、加上大屠殺，還不算是完整的紅高棉“新政策”內容。

當紅高棉把全部的外國人和外國記者都驅逐之後，一切有關柬埔寨的資訊都被切斷。柬埔寨被嚴密的黑幕所覆蓋，從此與世隔絕。外國人不被允許進入柬埔寨，任何人也不被准許離開柬埔寨，所有人民都被困在黑幕之內，與外界失掉了一切聯繫。紅高棉只允許7個共產黨國家派少數外交人員駐在空無一人的金邊，有中國、北朝鮮、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越南（此時北越已佔領了南越）、寮國（寮共政權）。但不允許這些外交人員走出各自的使館，也不得使用電訊聯絡，各使館由紅高棉黑衣兵把守。據《零年》一書的資料說，那些外交人員的生活很苦悶: 他們不能離開使館，每天3次有一輛吉普車送米飯給他們；沒有服務員，他們不得不自己做清潔工作；每兩個星期，中國的一架小飛機載這些外交人員集體去北京休假兩天。 一份紅高棉內部檔顯示，英薩利多次強調必須對這些使館的監視。紅高棉的金邊電臺（全國唯一的電臺）宣佈柬埔寨兩千多年的古老歷史完全作廢，1975年就是柬埔寨的“零年”。同時，全國的寺廟都被關閉，商品被禁止流通。急速發生在柬埔寨的天翻地覆的“社會重構”，使紅高棉的“革命”突然越出了常軌。基辛格說:“甚至紅高棉的後臺──中國當局，也失去了對柬埔寨狀況的控制。”

在實施了上述怪異措施之後，1975年4月24日波布等人進入空空蕩蕩的金邊。紅高棉執掌了政權，但繼續隱瞞著共產黨面目，它的組織仍然不公開。尤其是波布，絕不讓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相貌。人民只知道神秘的“安卡”在控制一切，不知道“安卡”在哪裡，哪些人是“安卡”。 紅高棉的中下層幹部也不知道最上面的“高級兄弟”都是些什麼人。國際社會更不清楚柬埔寨“新政權”落入什麼人手裡。直到1976年底“黨中央”電賀越南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落款仍是含混的“柬埔寨革命組織”。反而泰國比較明白些，1975年4月18日曼谷政府的一份報告說柬埔寨“新政權”領導人排名依次是波布、英薩利、宋成、農謝、索平、溫威。

誠然世上所有的共產黨，普遍因其幫會性質而行為詭秘，但始終嚴密隱藏其政治旗幟和組織、個人面目的現象，至今還是紅高棉所獨具的奇觀。 “黨中央”已經奪取政權，仍繼續扮演“蒙面逃犯”形象。 毛澤東帝王作派，頗不屑這種鬼祟，所以他當面“抬手指著英薩利喬森潘，要他們直說自己是共產黨，不要躲躲閃閃”。 但事後農謝辯駁道:“柬埔寨共產黨以前不合法。我們開發出秘密策略，第一，保衛我們自己；第二，動員更多的力量。解放（奪取金邊政權）後，秘密工作仍然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基本。只要有階級鬥爭或帝國主義存在，秘密工作就仍是我們的基本工作。秘密工作使我們是狀態的主人，使敵人不能發現什麼而我們能贏得勝利。這是我們從印尼共產黨的血跡中學到的經驗。”

對紅高棉的勝利，毛澤東大概是世界上最為心花怒放的人。他有理由興高采烈。毛澤東發賀電給“柬埔寨革命組織”： 中國人民永遠同你們站在一起並共同前進。1975年5月初中國當局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十萬人的盛大集會，熱烈慶賀“柬埔寨革命組織”奪取金邊政權的偉大勝利。西哈努克作為柬埔寨的名義元首卻未被中國當局邀請出席這個集會。中國人民被瞞得嚴實，他們只是被當局含糊告知“柬埔寨革命”成功了。中國人至此還沒聽說過“紅高棉”這個名稱。1976年中國的新聞電影廠製作了一部高調讚揚柬埔寨“新政權”的紀錄影片“柬埔寨革命”。 那影片給中國人留下的印象是在一個熱帶小國裡的“革命者”個個都頸搭方格圍巾。在該影片中多次出現過一個中等高、粗身板、嘴巴半開、頸搭方格圍巾的無名中年人的鏡頭，視察稻田。這人是波布。沒有一個中國民眾能認出這個人。

在柬埔寨城市被撤空的同一時刻，越南戰局也走向終結。南越政府鬥志消彌，民怨沸騰，南越總統阮文紹倉皇下臺。美國總統福特搶在西貢淪陷前夕派出大量飛機和船隻，救出20多萬南越難民。1975年4月30日北越“人民軍”分五路佔領了西貢市（1976年7月2日把西貢市改名“胡志明市”）。至此，越南戰爭結束。北越，兵燹南北十四年，終以軍事侵略吞併了南越共和國，也開啟了南越民眾逃亡的日子。少語寡言的黎筍，他擁有主導越南共產黨所需的鋼鐵意志、專注和管理技巧，在贏得越戰的過程中，他始終是北越行動的設計師和總指揮。

北越人忙於建立共產黨政權和清洗前政府人員。他們沒有象紅高棉那樣殺戮前政府的公務員和士兵。令人驚訝的是，越共當局在此時的百忙中，派出不少軍人到動亂中的柬埔寨，接回越南僑民。當時，在柬埔寨約有25萬越僑，大部分越僑都被越共接收而返回了越南。因為種種原因來不及返越而遺留在柬埔寨的越僑還有2-3萬人。對於越共當局對越僑的不分階級的人道關懷，一個柬埔寨華僑說:“（紅高棉）把城市居民驅逐出家門，把財產掠奪一空，令人髮指。當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到柬埔寨接收自己的僑民時，唯獨我們華人沒有‘中國政府’來接收。內心的失望和悲哀使我們深感作為中國人的恥辱。我們這些當年投奔‘革命’的華人，對‘解放’柬埔寨、回家團圓的美夢徹底破滅了。” 有資料估計1975年金邊淪陷時的柬埔寨華人總數約55萬。

許多華人趁著越共接收越僑的機會，魚目混珠，逃往越南。華人安金說:“當時越南剛剛解放，越共政府在5月份多次來到柬埔寨境內接越僑，有些華人也裝扮成越僑跟著走。當時許多逃往越南的華人在過境時，冒充越僑，都臨時取一個越南名，什麼阮文牛、阮文馬阮文龜阮文龍……，連越南邊防隊都感到可笑，奇怪這些人為什麼盡用動物名。但不管怎樣，這些（去了越南）華人總算逃過了浩劫。”

在柬埔寨西部北部和西南部，紅高棉忙著秘密坑殺越僑。一個被驅趕到馬德望省的金邊居民說:“紅高棉把（馬德望地方的）要回越南的越僑集中起來，用卡車接走，說是送去越南，在半路上載到森林裡統統殺掉。” 茶膠省的華人的證詞也說:“那時，紅高棉的村幹部來登記，問我是不是越僑？要不要去越南？本來，去越南是逃生的好機會，但一想到同來的不少人因為願意去越南而被紅高棉殺死的慘景，我立即答：我不是越僑也不去越南。”

北越的一位部長指出：1975年是紅高棉與越南人之間關係的分水嶺。在紅高棉接管金邊政權後，波布拒絕與河內發展任何形式的友好關係。波布在金邊聲稱:“我們贏得了全部的、決定性的、乾淨的勝利，我們的勝利沒有任何外國的援助或參與。” 他不承認越共對紅高棉的一切幫助。農謝甚至說:“越共破壞我們的革命。他們拒絕轉運來自中國的武器彈藥。我們不得不從敵人那裡繳獲彈藥，我們沒有從越南共產黨那裡收到任何東西。儘管有這些困難，我們黨盡最大努力在1975年4月17日解放了金邊。我告訴你們這些是為了指出越共從來沒有幫助過我們！在整個柬埔寨革命時期，我們與蘇聯和越共之間有複雜的鬥爭，但是我們克服了困難並贏得勝利。”

1975年5月20日，紅高棉在空蕩蕩的金邊召開紅高棉各區域和各部隊的主要幹部大會。這是紅高棉幹部與“高級兄弟”們的第一次見面，讓他們終於目睹了神秘的“1號兄弟”波布。當時拍攝的膠片，紀錄了波布等人入場的情景。這膠片可能是由中共攝影員為紅高棉拍攝的，因為紅高棉當時沒有自己的攝影員，紅高棉的首席攝影師尼恩（Nhem En）才15歲，他在這次大會幾個月後被送往中國北京學習攝影技術，而紅高棉絕不會允許前政體的攝影員拍攝。

“幹部大會”在一處有大玻璃窗的會堂裡舉行，上千人在街上排成單行魚貫進入會堂。這些人的裝束一律是“毛式綠帽”，黑衣衫，“人造革”腰帶，輪胎底的中國膠鞋。波布、農謝、宋成、克多恩、溫威、索平、三巴特、塔莫等十幾人，頸搭方格圍巾，手放在胸前鼓掌，走進會堂。全場幹部起立，長時間熱烈鼓掌，喧嘩，很多人好奇地踮腳伸脖見識他們的領導人。波布等人依次走上主席臺，戴黑框眼鏡的宋成高出眾人一頭，他原本走在第三位置，因不停地回身向幹部們揮手致意而落在後面，以第五位置走上主席臺。這些領導人排列在主席臺上，波布在中間，依舊咀巴半張。溫威站在農謝旁邊興奮鼓掌，笑容燦爛，風頭十足。農謝則面目冷峻，還兩次側臉斜視溫威。這些“高級兄弟”因為吸引了台下眾多的目光和掌聲而十分風光。主席臺上自然是沒有喬森潘。但英薩利也未出現在主席臺上，現在已知：此刻他正在北京商議關於迫使西哈努克回國的陰謀。

這次大會首次向紅高棉幹部公佈了“黨中央”關於重構社會的各種政策。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文件（注：迄今尚未發現），現在瞭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的回憶所拼湊，諸如韓桑林（此時是東部大區的團級指揮員）等人。政策的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禁止商品，廢除文化教育，廢除醫療系統，禁止交通和郵電，關閉寺院，把僧侶趕到農村勞動，處決所有的前政府人員，在全國建立農耕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把越僑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柬邊界準備作戰等等。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消滅市場和剝奪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把人民劃分為不同階級等級也是在這次會上宣佈的。農謝在講話中還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要隨時清除（殺掉）反對者和不滿者，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