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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名媛、女囚、作家
1971年,中國上海提籃橋監獄,一批女囚從大門走出,她們神情麻木,臉色憔悴,身上的衣服懶懶地搭著。可在這群人中,有一個人卻很不一樣,她的衣服樸素卻很乾淨,雙眼明亮,腳步不急不緩,優雅的姿態彷彿剛剛赴宴歸來。 原來,她家世顯赫,從小就被嬌生慣養,而她命運多舛,中年喪夫,晚年喪女,更經歷了長達6年的監獄生活。可她非但沒有被成功“改造”,更沒有改掉一身的“小資毛病”,出獄後,這個女人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她的所言所行,至今想來都讓人震撼不已,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我們就說一說她的真實故事……
1915年她出生在北京,原名姚念媛,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名媛,從小過的就是貴族般生活。
她有著優秀的出身: 祖父姚晉圻,清末民初大儒,逝世後,總統黎元洪以其,“學術精通,道德純備”,明令國史館為之立傳;父親姚秋武留日歸來,官至將軍。 她有著優渥的家境: 家產豐厚,國內外都有存款,平日里傭人伺候,她曾寫道:我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裡,因著那懨懨的暑氣,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裡的朵朵康乃馨,都垂頭喪氣,沿牆一排書架,滿是中外經典名著。 她有著出眾的外貌: 在天津南開讀中學時,她曾四次登上過《北洋畫報》封面,而當年名聲大噪的趙一荻(趙四小姐),也才只登上過一次《北洋畫報》。她美得驚艷四方,引得官宦子弟追求無數,成為遠近聞名的“風雲人物”。 在倫敦留學期間,她和中國學生鄭康琪互生情愫,結婚後,鄭康琪擔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外交官,於是她陪著丈夫到悉尼長居,此間誕下一女梅平。 最心愛的人相伴左右,生活富足而安逸,這是她此生最幸福的時光,她本可以繼續這樣幸福下去,卻偏偏和丈夫異口同聲選擇了回國。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她和丈夫毅然回到當時的上海, 她說:我們是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希望為新的中國做貢獻。可她怎麼都沒想到,正是這個愛國決定,會讓自己及家人受盡非人的折磨。 丈夫卸任外交官後,轉任殼牌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可沒過多久,丈夫就因病去世了,當時她才42歲,中年喪夫,她非但沒有消沉,反而挑起整個家庭的重擔,一邊工作,一邊撫養幼小的女兒,為了紀念丈夫,她還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鄭念,即:思念之意。 精通英語的她,被聘為亞細亞石油公司總經理顧問。她每天周旋於公司、政府之間,努力工作,以維持生活的原有品質。她住的仍是花園洋房,傭人數名,家裡陳設明清古董…… 當時偌大的上海灘,保持這種生活水準的不過十來戶。一位英國朋友曾稱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她自己也說:我的居所雖稱不上華廈美屋,但就以西方的標準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哎,我為了這個家,我真是煞費心思了,我力求讓它成為,我們母女倆一個溫馨舒適的安樂窩。 失去丈夫,卻堅強勇敢,憑藉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獨立支撐起整個家,這就是真正的名媛。 本以為失去心愛之人已是大不幸,可之後的亂世洪流,更是將她捲入不幸的萬丈深淵。 文革初期,紅衛兵開始隔三差五的,上門對她審訊,她預感風暴將近,在這樣的情況下,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傭人們:“為了替我的佣人著想,在紅衛兵對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決定把那六千從銀行支出的錢,分給他們。開始,他們堅決不肯收下,反复要求與我一起患難與共,但我沒有接受,我不願他們因我而受牽連。” 心中有仁,眼裡有愛,不因富貴而喪失同情心,這就是真正的名媛。 她的女兒當時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做演員。她本想帶女兒一起去香港旅行,避避即將襲來的狂風暴雨,可女兒怎麼也不肯離開,她深深地相信並熱愛著自己的祖國。不久後,這場她預料中的風暴果然來了,家世顯赫,留學背景,還供職外商公司......無論從哪方面,她都注定是,這場浩劫中最難以倖免的人。 一個早晨,她正坐在家中,三四十個陌生人破門而入,亂砸一通,面對這樣來勢洶洶的陌生人,任誰都會害怕吧,可她卻鎮定自若,甚至還冒著被毆打的危險,用“可以去香港拍賣為國家賺外匯”的理由,保存下了明代的德化窯名家雕刻觀音像、大青花瓷盆、順德藍白花瓶等數十件珍品。善良的她,還幫助一名,偷拿她戒指和手鐲的女紅衛兵打掩護,讓小姑娘有機會把偷拿的東西,“不著痕跡”地還回去,免於被同伴批鬥的命運。 紅衛兵還要拉走她的冰箱,她沒有驚慌失措,而是吩咐廚師為她準備早餐。然後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吃著配牛油和果醬的吐司,淡定地呷著咖啡,甚至還有心思,告訴紅衛兵小姑娘咖啡是什麼。 她精心呵護的家就這樣被洗劫一空,事後,面對震驚和不知所措的女兒,她卻鎮靜地說: 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 想想那些古董,在屬於我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為有人失去了它。當它們為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過渡,財產並不是最重要的。 面對飛來橫禍,卻從容不迫,命運如刀,那就讓我來領教,這就是真正的名媛。 後來,她的女兒被關進牛棚,她則被指控為英國間諜,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開始了長達6年半的牢獄生涯。 那個年代,理性與法制全數崩潰瓦解,一切都變得荒謬,毫無道理可言。 為求自保,誣陷自己的同事、朋友乃至親人,都是尋常,所有人都變得不再是自己,而只有她,一直在做自己。 她的牢房爬滿蜘蛛網,牆壁因年久失修而泛黃佈滿裂縫,床是粗陋的窄木板,她說:我有生以來,從未接觸過,也沒想像過,世上竟會有,這麼一個簡陋又骯髒的地方。 本以為這個昔日的大小姐會情緒崩潰,沒想到,她卻在有限的條件內,盡可能地保持著體面乾淨。她聰明地用毛主席語錄中,“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向難纏的看守借來掃把和清水,將整個牢房來了個“大掃除”。用飯粒當漿糊,把手紙貼在沿床的牆面上,防止睡覺時灰塵掉落。用針線將兩塊毛巾縫起來,給水泥馬桶做了個墊子;甚至裁了一塊手帕做成遮眼罩助眠。 哪怕風雨摧殘,我也有自己的精緻和講究,不因絕境而自暴自棄,這就是真正的名媛。 他們要求她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好好改造,積極揭發他人,可無論面對多少次審訊,她都始終堅持自己是無罪的。高壓之下,就連她的親弟弟,也因無法承受精神折磨,交出所謂“證據”,而“背叛”了她。可她仍舊毫不動搖,在交代材料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而她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她也有過堅持不下去的時候,這時她就主動挑釁看守員,結果都是惹來一陣拳打腳踢,可她卻覺得很高興,看守都罵她是“瘋婆子”,可是只有她自己明白:只有用這樣的方式, 才能激起自己的求生意念,因為“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在黑白顛倒,不容分說的世界裡,她要採取何種方式與人爭辯呢?細細思索過後,她決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她刻苦學習《毛選》,這樣既活躍腦力,也使自己獲取與審訊者辯論的依據,結果,她竟比審訊者還熟悉毛選,口才與智力,均無人能與她抗衡。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在身體狀況已經差到不行,難以支撐站立之時,她擔心自己因為神誌不清,而讓造反派有機可乘,甚至還自己編了一個運動操。精神與肉體,一個都不能垮。 每個人都害怕,一場突如其來的永夜,只有少數人會為這場漫長的寒夜,儲備足夠的精神食糧,直到獲得救贖,而她就是那極少數的人之一。 因她始終不肯“認罪”,有關人員無法完成上級指示,只好將氣全數發洩在她的身上。他們將她雙手反銬於背後,特製的手銬深深嵌入她的肉中,將她手勒得血肉模糊,可她仍不屈從,堅持自己無罪。有位送飯的女人看得實在心疼,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她想的卻是:怎麼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因手被反銬,她無法正常飲食,每一次如廁都異常困難,尤其是方便過後,拉褲子側面拉鍊時,手腕都因過度拉扯,以至撕心裂肺地疼痛。她本可隨意些,直接不拉拉鍊,畢竟監獄之中人人都狼狽不堪,可她寧願使傷口加深,也不肯失去體面。她說:既然已拷上手銬,為何還要把褲子拉鍊拉上,這不是多了一道麻煩?確實,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完全可以不將拉鍊拉上。但我不願意這樣,我覺得這樣,太落魄太失體面了,對我的抗爭精神不利。 審訊者不僅無法讓她認罪,也無法擊碎她骨子裡的高貴。她不僅堅持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為劉少奇辯護。她說:在我看來,文革僅僅是一場為自己澄清名譽的鬥爭。我不但要活下去,還要活得像花崗岩一樣堅強。不管處於何種嚴酷的打擊,都要潔身自愛,保持自我。只要他們不殺死我,我就決不放棄對他們的抗爭。 烏雲壓頂,孤立無援,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毀,難乎其難,而她不一樣,看守所認定,沒有一個犯人像她那樣“頑固和好鬥”。 她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用近乎決絕的毅力相信,終會有人會看到真相,還她清白,這就是真正的名媛! 因為衣服爛到不能再爛,她便托看守給她拿衣服,看守拿了一件她女兒的棉襖給她。一看到那棉襖,她就一時懵了,這是文革那年她為女兒做的,然而現在她已入獄6年,為何女兒的衣服還是新的?是不是,這孩子已經出事了?心愛的女兒,這是她唯一的親人了。 她不敢再想下去,急忙問管理人員:“你告訴我,我女兒怎麼了。” 對方說:“她好好的嘛,你問什麼。” 她再問:“那你叫她給我寫一個字條。” 對方說:“不成!不許你們通信。” 沒有一個人告訴她實話,她在對女兒無盡的思念和猜測中,忍受著巨大的壓力,不斷在心裡,給自己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發誓一定要活著出去,為了自己心愛的女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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