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呂效平是南京大學教授，戲劇學家。1955年生，1982年南大中文系畢業，98年獲戲劇學博士學位。這篇視頻演講《考狄利亞的結局》，博古論今介紹南大劇作《蔣公的面子》，談莎士比亞的戲劇。指出沙翁以個人的名義面對整個世界，他發掘到一個巨大的悲劇：我們人的卑微。這個世界是無序的，這個世界是沒有意義的，一切秩序和意義不過是那些偉大人物編造出來讓我們相信的。而當我以個人的名義相對，我們真正的悲劇性就在於那一切都是假的。】

在《蔣公的面子》裡面，我們看不見道德上給我們指出出路，我們只看見跟我們一樣困窘的人以及比我們更困窘的人，在面臨道德問題的時候首鼠兩端。怎樣選擇都可以給自己辯護，怎樣選擇都要找一個沒人的地方抽自己的耳光。正因為這一點，我們的戲被現代戲劇觀眾們廣泛地接受著。

各位朋友下午好。大家剛剛看的是莎士比亞《李爾王》的一個很小的片段。李爾王是一個非常高貴又單純的人，他不能理解這個世界的真相。有一天他想退休，他對三個女兒說：女兒們，你們各自向我表示你們對我的愛，我把我的國土一分為三作為禮品送給你們。

大女兒說，我愛你超過愛我自己的眼睛，眼睛能夠看到的一切可以用價值來估價的東西都抵不上我對你的愛。她說我的愛超過賦予我們美德、賦予我們美貌、賦予我們健康、賦予我們榮譽的生命。沒有一個女兒像我這樣愛她的父親，沒有一個父親能像您這樣得到我這樣女兒的愛。

他的二女兒說，我和我姐姐是一樣的。姐姐所表達的所有的愛都是我所要表達的，但是我覺得她的表達還不能夠表達我的心情。可是我嘴太笨，我就不說了。

三女兒說，我就像一個女兒愛一個父親那樣去愛，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我會像我的兩個姐姐那樣出嫁的。我們的媽媽也深愛她的父親，但是她還是嫁給了您。

然後你們看見，李爾王勃然大怒：沒有愛就沒有嫁妝。

李爾王退休以後，把本來打算給三女兒考狄利亞的那份財產一分為二，分別贈給大女兒和二女兒。但兩個女兒在他失去權力以後，就開始凌辱他，虐待他，欺負他，然後導致重大的悲劇。

當三女兒嫁到法國以後，她心如刀絞，覺得自己兩個姐姐這樣對待自己的父親。然後她率領法國軍隊打到英國來，要解救自己的父親。戰爭很快結束了，她的兩個姐姐被打敗了。但是最後還是因為很小很小的偶然，完全可以避免的偶然，莎士比亞寫的，考狄利亞還是死掉了。

在莎士比亞去世以後不久，英國人在演這個戲的時候，他們就讓考狄利亞復活起來。李爾王安度晚年，考狄莉亞也跟自己的父親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西蒙·拉塞爾·比爾主演的《李爾王》

我想問一問在座的各位朋友，如果你們是編劇，如果你們是導演，你們現在演這個戲，是讓考狄利亞死掉呢，還是讓考狄利亞活下來？

有的人說活，有的人說死。贊成考狄利亞死去還是讚成考狄利亞活著，這是人類戲劇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分水嶺，這就是所謂中世紀和現代世紀的分水嶺。

中世紀和現代世紀的一個重大區別，就是中世紀有一些偉大的人物編織一個信仰，整個社會相信這樣的信仰，所有懷疑這些信仰的人都是惡人、都是壞人。這樣一些偉大的人物用一個人造的蒼穹扣在我們的頭上，當我們每個人抬頭望去的時候，不是看見自然的天空，而是看見人造的倫理的天空。

在中世紀的戲劇裡面，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中世紀的戲劇一定表現它對世界的信心：這個世界是有意義的，這個世界是有秩序的。中世紀歐洲比較古老的戲劇只表現聖蹟。什麼叫聖蹟呢？這個人一身麻風病，然後相信上帝了，麻風病好了；這個信徒如此苦難地受盡折磨，但是信仰從來不動搖，他得到上帝的報償，在天堂裡有了很高的位置。

到了比較接近於但丁的時候，比較接近於文藝復興的時候，有一個戲有比較多的人的色彩，神的色彩比較淡了，這個戲就叫《世人》。在這個戲裡面，當一個人要死掉了，他就非常恐慌，因為他活著的時候不是很道德的，他就希望有一些人陪伴他。於是一群人出來，這些人分別是美貌、智慧、道德、忠貞、貪婪、勤儉、勤勞——所有的人都是道德的標籤，以道德的名字為他們自己的名字。這是在歐洲被廣泛演出的戲劇。

但是但丁以後，人們開始想，憑什麼我們要相信這些偉大人物編造的集體信仰？憑什麼我們要相信抬頭望去的信仰的天空就是真實的東西？

現代世紀和中世紀一個最本質的區別，就是現代世紀每一個人有權利自由地探索知識，每一個人有權利自由地尋找財富、追求財富，每一個人有權利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信仰，每個人有權利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來，從一開始但丁掀開這個人造蒼穹的一角，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這個蒼穹實際上是假的，是可以掀掉的。

我們暫時把我們的信仰往邊上擱一擱，當我們以個人的身份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你想一想你和世界是什麼關係。你相信這個世界是有序的嗎？你相信這個世界本來是有意義，而不是由偉大人物賦予它意義嗎？你相信這個世界本來是有道德的，而不是偉大人物賦予道德，然後偉大人物教育我們君臣父子嗎？

當我們每一個人以個人的心靈來和這個世界交往的時候，我們就達到莎士比亞那樣的高度。我們就發現這個世界是無序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莎士比亞在《李爾王》裡面寫了兩個女兒對父親的虐待，他並沒有交代這兩個女兒怎樣的惡怎樣的壞。兩個女兒的惡行就像大自然裡面那些骯髒、殘暴的東西，就像大自然本能的東西一樣。當然考狄利亞的善行也像大自然本身一樣。《李爾王》所寫的惡，《李爾王》所表現的善，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樣。莎士比亞的偉大劇作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知道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羅密歐與朱麗葉》並沒有進入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如果莎士比亞僅僅寫出《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話，我們不會在400年後、在8000公里之外的地方還會談論莎士比亞。

 《羅密歐與朱麗葉》劇照

《羅密歐與朱麗葉》寫了青春的美好，青春的愛情戰勝了兩個家族的仇恨，他對愛表示了更大的信心。但是莎士比亞另外一個寫愛情的戲劇進入了他的四大悲劇，就是《奧賽羅》。

如果我們看《奧賽羅》的第一幕，奧賽羅和苔絲狄夢娜那樣恩愛，我們會相信如果這一對夫妻做不下去了，那麼天下的夫妻都是不可信的，都是有做不下去的可能。但是莎士比亞的偉大之處就是只用了五天的時間，故事發生了五天，奧賽羅把苔絲狄夢娜殺掉了。

這個殺掉的過程，你用手摸過去，一點疤痕、一點裂縫都沒有。真是一個天才，你就是信服。是的，在這種情況下奧賽羅會把自己的妻子殺死的。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出的《奧賽羅》 圖片來源/ 圖蟲創意

為什麼呢？他殺死自己的妻子不是因為別的，完全是因為他只要求百分之百的愛，他要求最純粹的愛。他說結婚以後我就像一個蛤蟆一樣，在那個潮濕的地窖裡感到喘不過氣來，為一個問題而苦惱。為什麼問題而苦惱呢？啊，這些美麗的人兒，我們在名譽上把她們據為己有，為什麼我們不能支配她們的喜怒哀樂呢？

不要以為奧賽羅是一個閉塞的人，愛的本能就是無限的佔有，無限的進入。而這種無限的佔有是絕不可能的，只能是瞬間的。只要你保持愛，這個愛就折磨著你。

我們所有人要想把愛情維持下去的話，只能是百分之七十的、百分之六十的、百分之五十的愛。可是奧賽羅不，奧賽羅要百分之百的愛，這樣就必然導致他最後殺死了自己的妻子。這是莎士比亞對愛情更深刻的描寫。

我們知道《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父親叫他去複仇，他總也不能夠復仇，最後他自己和惡勢力、和他的叔父同歸於盡了。看起來是複仇了，但是複仇的結局並不是他安排的，一切都是他的父親、都是惡勢力安排下的，他再順應著這個惡勢力靈機地、隨機地把這個事情處理掉了。他始終沒有能力，始終在猶豫。

為什麼沒有能力去複仇呢？因為他有高度的智慧。他看不到這個世界的價值，他覺得如果整個世界都是沒有價值的，我為父親復仇有什麼用呢？他想到人生是不值得生活的。他對自己的女朋友奧菲莉亞說，不要結婚，所有的女孩子都不許結婚，進尼姑庵去吧，人是不值得生下來的。

他說比如我，我這算不錯的了，但是我是那樣地貪婪、卑劣、怯懦、殘忍。他分析自己的心靈，給自己加了很多罪名。他跟他的媽媽講，他說如果一個40歲的女人都不能夠堅守忠貞的話，我們有什麼理由要那些青春女孩子們堅守忠貞呢​​？

他對他的女朋友奧菲莉亞說，你美麗嗎？你忠貞嗎？如果你既美麗又忠貞，你千萬不要讓你的忠貞和美麗交朋友。因為只有美麗把所謂忠貞給腐蝕了、敗壞了，我從來沒有看見忠貞可以使美麗變得更純潔、更美好。他說整個世界是一座大監獄，丹麥是最壞的一間。我不愛人，我對人毫無信心。

他這樣深重的懷疑主義到什麼程度——我要死去，我拿一把小刀，立刻就可以把自己結束了。但是當我死去到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世界如果像我現在正在活著的這個世界一樣地毫無價值、一樣地骯髒紊亂，我的死又有什麼意思呢？如此深重的懷疑主義使他在現實世界面對責任的時候寸步難行。

“卷福”飾演的哈姆雷特

這就是莎士比亞。莎士比亞以個人的名義面對整個世界，他發掘到一個巨大的悲劇，這種悲劇就是我們人的卑微。這個世界是無序的，這個世界是沒有意義的，一切秩序和意義不過是那些偉大人物編造出來讓我們相信的。而當我以個人的名義相對，我們真正的悲劇性就在於那一切都是假的。

莎士比亞剛剛死去的時候，中世紀的意識形態和現代世紀的意識形態還在拉鋸，所以他死去以後不久，英國的戲劇人就相信世界是有秩序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莎士比亞是不對的，於是就安排了考狄利亞活過來。

可是再過了一些日子，社會更堅定地無可返回地跨入了現代世紀以後，整個西方的人、整個歐洲的人都接受了，喔，莎士比亞是偉大的。考狄利亞死掉使《李爾王》成了一個偉大的悲劇，任何一種使考狄利亞復活的做法都是把《李爾王》、把莎士比亞庸俗化的做法。

那我們中國的戲劇處在什麼階段呢？

30年代，曹禺大概二十二三歲的時候寫了《雷雨》。他說我為什麼要寫《雷雨》呢，我就感覺到所有的人都以為自己能夠把握自己的方向、把握自己的幸福，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泥潭里掙扎，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決定了我們的悲劇，但是我知道悲劇是肯定的、不可抗拒的。現代科學家把它叫作自然法則，古希臘人把它叫作命運。我都不相信，我不能夠解釋。

因為他不能夠解釋，他像莎士比亞一樣地寫出了這個世界的悲劇性的真相。他的這個作品出來會使一些中世紀的道德家非常憤怒：你這是對父親的侮辱、對家族的侮辱，這是極其不道德的一個作品。

 《雷雨》劇照

當時的文藝批評家們就出來教導曹禺，說小伙子戲寫得好的，但是你缺乏正確的指導思想。你不知道悲劇是什麼，我們可以告訴你。悲劇就是因為黑暗的封建制度，悲劇就是因為私有製。當我們起來革命，推翻私有製的時候，悲劇就終結了，人類就幸福了。

事實上人類在走向文明的過程當中都有非常殘忍的，非常多的人道主義的災難。把每一個個體碾碎的故事太多了，這個我不需要多舉例，大家都知道的。

作為戲劇，我們是歌頌公有製呢，還是歌頌私有製？當我們歌頌公有製的時候，覺得只要我們實行公有製就可以避免悲劇性，但是事實不是這樣。

當我們歌頌私有製的時候，覺得私有製可以避免悲劇。可是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早已講得​​非常透徹。馬克思描寫的西方世界羊吃人的殘忍，以及西方世界的買賣黑奴、西方世界的殖民，都是非常血淋淋的大量製造悲劇的過程。我們可以歌頌它嗎？

還是我們像曹禺一樣，描寫人的卑微，我們不能夠解釋我們悲劇的根源？或者我們比曹禺更高明，我們喜劇地描寫我們的狀態，就是整個人類就像徘徊在公有製和私有製之間的一頭愚蠢的驢一樣，不知道吃哪一堆草。

曹禺有一個好朋友，都是在南開大學一起做戲的。他曾經跟曹禺說，你應該再寫一個戲，寫王昭君。古代詩歌裡都是把她寫成悲劇性的，你應該寫一個和親的、建立民族團結的王昭君。曹禺說，我要寫一個笑嘻嘻的王昭君。

結果他的好朋友黃永玉在他生命接近終結的時候給過他一封信。黃永玉說你在解放前是汪洋大海，寂靜無聲的，但是你是汪洋大海。可是解放以後你是山間的小溪，你為名利所累。我們可以聽見你嘩啦嘩啦的響聲，但是你早已不是大海了。

曹禺非常勇敢地把黃永玉寫給他的這個東西貼在自己的書房裡。臨去世的時候他很沉痛地說，想明白了，太晚了，一切都來不及了。我來不及寫了。

 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信（片段）

80年代，在岳陽一個縣城文化館裡有一個籍籍無名的知識青年，叫陳亞先。他的父親因為“歷史反革命”被鎮壓了，他由他的叔叔養大。他的叔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很多的批鬥，但是那些批鬥叔叔的人，在他叔叔死去以後給他又辦了隆重的葬禮。

叔叔辦葬禮的時候，陳亞先躺在家門口的河邊上，聽著葬禮上遠處吹來叫作千夫嘆的嗩吶聲，他感到天地如此浩大、如此復雜，命運如此不可操縱，而自己是如此卑微的一個生命。然後他把這種感覺寫成了《曹操與楊修》。

《曹操與楊修》這個戲，寫了智慧和權力的衝突。權力的本質是要有人崇拜，要有人擁護，但是任何權力都經不住智慧的一聲冷笑。而智慧呢，如果智慧把自己堅持到底，實際上他就愚蠢到連施展智慧的機會都沒有了。

陳亞先寫了楊修毫不妥協地要把智慧堅持到底，而曹操因為自己的雄才大略、自己的遠大理想，打了七十年的仗，十室九空。國家必須統一，戰爭必須結束，他需要這個權力。而當他需要權力的時候，他必須不能夠容忍智慧，於是最後曹操把楊修給砍了。

砍頭的時候他跟楊修說，我是不改初衷的，我從來沒有對你怎樣地不好，你為什麼總是這樣地揭穿我、嘲弄我呢？楊修也說，我也沒有改過初衷。最後曹操哈哈大笑說，斬。

這是一個偉大的劇作，這是一個和莎士比亞一樣偉大的劇作。陳亞先以自己個人的身份面對這個蒼茫大地的時候，發現這個蒼茫大地是不可控的。我們只感到我們的卑微，智慧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權力也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當時還有一個卑微的人物在蘭州京劇院，就是尚長榮先生。尚長榮先生看了這個劇本非常激動，拿著這個劇本連夜坐了三十幾個小時的火車，那個時候從蘭州到上海要三十幾個小時。到上海以後找到上海京劇院的馬博敏院長，跟她說，我想做這個戲。馬博敏他們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考慮了尚長榮的建議，就決定把這個戲做出來。

尚長榮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藝術家。這個戲做得驚心動魄地好。在北京大學演出的時候，北京大學說我們看慣了樣板戲，我們看慣了京劇。我們一分錢不出，你來演就演。馬博敏跟他們苦苦哀求，說一分錢不出我們太沒有面子了，一塊錢，一張票一塊錢。北京大學學生會勉強答應。

結果演出結束以後，幾乎半場的觀眾湧上台來，跟這些演員、跟這些創作者熱烈地擁抱。大家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戲。

《曹操與楊修》劇照尚長榮（右）飾曹操，言興朋飾楊修

那個時候演出來，上海市委領導一干人等去審查的時候，當時馬博敏作為京劇院的院長跟領導說，歡迎你們來審查，但是今天你們的意見，不管同意演也好，不同意演也好，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戲演下去。那是80年代，那是藝術家。

尚長榮過了十年又做了一個戲，叫《貞觀盛世》。他覺得世界還是有秩序的呀。導演說，你們說我拍馬屁，我就是要用這個戲拍馬屁，我們現在就在盛世，我們會走向新的貞觀盛世的。

又過了十年，尚長榮又做了一個戲，塑造了一個道德榜樣，《廉吏於成龍》。這個戲是說反腐敗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把這個戲專門發文件，叫上海市的共產黨員、國家幹部都看這個戲。陳良宇的這個批示現在成為一種諷刺。

這種諷刺是一個偶然，那它必然性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來看看這個戲是怎麼寫反腐敗、怎麼寫廉潔的。說於成龍吃不上飯了，他的佣人實在看不下去，就拿自己的手鐲到外面當一點錢回來，這樣好吃飯。於是當手鐲的時候被壞人看見了，壞人就說你裝廉潔，你看，你不是還有手鐲嗎。結果傭人出來說，這是我娘家給的，我們實在吃不上飯了，我當了。

壞人又說，你看他到哪裡都挑著一對沉甸甸的箱子，箱子從來不打開，我們打開這個箱子看看他是真廉潔還是假廉潔呢。打開箱子一看，是於成龍每到一地當官時候捧一缽土放在箱子裡，以不辜負當地百姓的期望，表達自己的廉潔。於是這個壞人就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對不起啊，我錯了，我要改。

世界如果真像他寫得這麼有序，我們需要後來這五年如此驚心動魄的、甚至非常殘酷的反腐敗嗎？把反腐敗這樣一個嚴酷的狀況，做得如此之兒戲、如此之輕飄飄，然後還非常得意地認為表達了他的理想。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知道美國有個小說家叫馬克·吐溫，馬克·吐溫寫過一個叫作《敗壞了哈德萊堡鎮的人》。歐洲有一個小鎮，據說孩子在吃奶的時候就接受道德教育，這個鎮的道德最高尚。

有一個人就覺得不相信，他就拿了一布袋黃金送到那個鎮子去，說二十年前有一個人救助過我，現在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如果我能找到這個人的話，這一布袋黃金就是他的。於是這個鎮子道德構架立刻就崩潰了，所有的人都編織各種謊言，出盡了醜，說我救了他，我救了他。

我們江蘇也做了一個戲，叫《小鎮》，根據馬克·吐溫的這篇小說改編，把馬克·吐溫撕下的人類道德假面，又貼回去。戲裡寫有一個人拿著500萬，說二十年前有人救助我，我找不到他了，如果這個人被我找到的話，我這500萬就屬於他。

這在鎮子上吹起一點點小小的波瀾，然後人們的道德彌堅，稍微撒一點小謊的人都深摯懺悔，說我再也不回這個鎮子了，我給這個鎮子丟了臉。有一個老先生稍微有一點動搖，在動搖之後立刻清醒過來，捍衛了這個道德小鎮的榮譽。這個戲在第十一屆中國藝術節上拿了全國的大獎，這一點特別能夠標明我們中國當代戲劇所在的狀況。

大家都知道我們做了《蔣公的面子》，昨天，《蔣公的面子》在南京三年來的駐場演出又賣空了，一個空座都沒有，還加了很多座。我這裡很坦誠地講，我應該謙虛一點，但是我還是尊重事實一點，我不要那麼做謙虛的樣子吧。

戲劇人一定知道，在南京一個戲演到七十場、六十場，不打折，不贈票，每一場都加座，這是很難做到的。馬上11月、12月還會演，我還會充滿信心地知道它會賣出去。為什麼？

因為我們寫的三個被蔣介石邀請吃飯的教授，他們都不是道德榜樣，他們都是在一種困窘之中。我堅持端著這個樣子，不跟蔣介石吃飯，我就會面臨很多現實問題。於是我又想跟蔣介石吃飯又想不丟臉，費盡了周折。

所以在《蔣公的面子》裡面，我們看不見道德上給我們指出出路，我們只看見跟我們一樣困窘的人以及比我們更困窘的人，在面臨道德問題的時候首鼠兩端。怎樣選擇都可以給自己辯護，怎樣選擇都要找一個沒人的地方抽自己的耳光。正因為這一點，我們的戲被現代戲劇觀眾們廣泛地接受著。

話劇《蔣公的面子》劇照

我最後講一個結論性的東西，現代戲劇應該是什麼呢？戲劇是一種精神生活，表現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它要高高地居於實踐世界之上，在雲端低首看人類的種種實踐，看出我們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用詩意的表達有時候是悲劇的，有時候是喜劇的。這種喜劇就是滑稽的、調侃的、荒誕的，並不是幸福的大團圓的結局。

假如有兩個物理學家，有一個物理學家做到頂點，走到他的學術的邊緣，他會跟你說，對不起，我跨不過去了。我是卑微的，我的實驗儀器是卑微的，我們人類是卑微的。剩下來的問題就是神學問題，跨不過去了。另外一個物理學家跟你說，這個世界我搞得定的，這個世界我已經找到它的最終真理，我能夠解釋這個世界。

兩個物理學家我們相信哪一個呢？如果我們相信第二個物理學家，專門去闡釋他所找到的種種世界的秩序，種種世界的道德倫理，那戲劇立刻從雲端、從精神世界掉下來，成為現實世界的工具。那就不再是藝術。

可能有朋友會批評我，說好像你這個聽起來不一定是中世紀和現代世紀的區別，好像是中國和西方的區別吧。我在批評尚長榮的第三部戲《廉吏於成龍》的時候，尚長榮在上海的朋友就批評我，說難道你要拒絕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嗎？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就是大團圓結局，你要拒絕這種方式嗎？

我在文章裡面就告訴他，對不起，大團圓結局不是中國人民獨有的。所有中世紀的戲劇全是大團圓的，所有中世紀的敘事作品全是大團圓的。因為在中世紀，像我剛剛講的，所有的人相信一個集體的信仰，這個集體的信仰之下的世界一定是有秩序的。

不要把大團圓當作中國人的特性，它只是中世紀特性。很多貼上中國化標籤的東西，當我們把標籤撕掉之後，我發現底下實際上寫的是三個字：中世紀。

謝謝各位。

呂效平，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話劇《蔣公的面子》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