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條從雪域高原伸延到熱帶森林、連接起荒郊曠野、通往達蘭薩拉的流亡路上，他們曾經戰士牽著僧侶 的手，犧牲者守護朝聖者的長叩；他們如今尊者劈開信眾腳下的荊棘，仁波切們用悲憫和仁愛護著藏民族的神聖和莊嚴。

——華盛頓《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會議發言整理修訂

作者：北明

與會女性代表。左4起：作者、何清漣、張菁、李江琳。

一，追尋自由的偉大史詩
     考古學和無數學者的研究已經證明：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真實的歷史，它被譽為是人類最偉大的流亡史詩；不過我認為，西元後一千九百五十九年開 始的西藏人出中國，這不需考證的歷史，是更偉大的史詩，現代史詩。我曾經在我前不久出版的那本《藏土出中國》一書中比較過以色列人和西藏人的流亡。我願意 在這裡再次進行比較：
      以出走條件而論，同樣為了擺脫奴役，追尋自由，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公然逃亡，有摩西引領，有耶和華一路看護；出中國的西藏人秘密出走，各自為營，無人引領， 看護他們的只有他們背著的佛像、經卷、唐卡。
       以出走前景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流奶流蜜的迦南福地在前方召喚，鼓舞鬥志；出中國的西藏人若有目標，目標在他們身後：他們要遠離奴役他們的中國。在逃 亡的最初歲月裏，他們大多數人沒見過火車，只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國、西藏，還有一個印度。翻過了雪山，他們就失去目標。他們尋找前人逃亡的足跡，並不知道當 時流亡的盡頭是瘟疫流行的西藏難民營。
       以出走艱難程度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過紅海，海水退卻，過去之後，海水合攏，淹沒追兵，而他們暢行無阻，毫髮無傷；出中國的西藏人初而翻過兩萬五千英尺 高的雪山，繼而陷入原始森林，終而要為養活自己而出賣苦力。他們歷經嚴寒、酷暑、高山、平原，他們隨時可能缺氧而死、射殺而死、落入雪淵而死、凍死、餓 死、困入密林而死、毒蛇猛獸梟禽水蛭攻擊而死，僥幸活下來的，再要歷經屈辱、乞討，苦役、疾病、瘟疫，繼續家破人亡，死亡率高達半數以上。
       一出走表現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路走，一路怨聲載道；只為了一時缺水，吃不到肉，就不斷要求返回埃及繼續做奴隸，不斷背叛耶和華，私自在製造偶像，轉 移崇拜對象，甚至憎恨他們的帶領者摩西，以至於要用石頭砸死他。但是藏人的流亡，縱使深痛巨創，悲哀淒涼，縱使最後化為難民營日日焚屍的黑煙，他們沒有人 背叛他們的達賴喇嘛， 沒有人砸毀背上沉重的金屬佛像、拋棄那些古老易損的經卷，卸下那些的累贅的唐卡。在那條遍佈悲慘故事的逃亡途中，聽得見他們散佈在雪野、密林、公路、荒 山、帳篷裡和火葬場的啜泣與悲哭，看不見他們的仇怨和悔恨。
       以出走人數和時間而論，色列人一次性出埃及，人多勢眾，號稱六十萬，加上婦女兒童200萬，抵達西奈山走了三個月，加上後來受罰在曠野流浪，歷時40年； 藏人年年出中國，勢單力薄，人數不及色列流亡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卻綿延不絕半個多世紀，長達62年，至今仍在繼續。
       藏人的流亡這是迄世界上最漫長、最孤獨、最艱難、最危險、最血腥殘酷的馬拉松流亡，堪稱迄今為止人類追尋自由的最偉大的史詩。
 

二，劫後復興的諾亞方舟
        結果是富有啟示性的：流亡藏人而不是流亡漢人，在一片被遺棄的不毛之地上而不是在美國或歐洲各民主國家富庶之地，重立了自己的家園。更富於啟示性的是，如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埃格•阿爾維克（Egil Aarvik）在給達賴喇嘛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時所指出的：流亡藏人的家園，是人類歷史上眾多流亡者家園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沒有任何武力的和平家園。
       人類這個唯一的沒有武力的和平家園，實際上是西藏人的諾亞方舟。在共產主義洪水席捲整個藏民族的文化與宗教生態環境時，在意識形態壟斷和專制行為宰製的滅 頂之災中， 西藏流亡者們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經過半個世紀不懈的艱苦努力，為自己的民族打製造了這條諾亞方舟。
      近代幾百年以來，人類不斷在中東地區阿拉諾山脈尋找聖經中所說的諾亞方舟的影子，諾亞方舟在人類歷史上那次大洪水沖卷地球一切生命之前，承載著諾亞一家人 及其他動植物物種，成為大洪水之後人類得以繼絕存亡的元素。1917年，一個叫做弗拉基米爾•拉斯科維斯基（Vladimir Roskovitsky） 的俄國飛行員宣稱發現了諾亞方舟的影子。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發現，那一年，俄國正在開始一場後來造成數千萬上億人非正常死亡的共產主義革命實驗。此後無數科 學家和方舟發現者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土耳其那神秘的大山，試圖發現讓人類劫後餘生的那個生命之舟。這是一個有意味的象徵，一如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所言，每當人類面臨文化危機，都會回到軸心時代尋找自己的最初的終極關懷和拯救之方。 西元前500年上下那段有數百年長遠的時期，人類各地同時產生了偉大的思想與宗教先知釋迦摩尼、耶穌、孔子、老子，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等。借助 他們的宗教與哲學思考，人類走出原始時期的黑暗與蒙昧，發展出對人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和思考，浩茫宇宙被賦予意識，生命被賦予意義……，世世代代人類的沒有 超越這些最基本的觀念和價值，它被證明是人類困惑中尋求答案，危難中尋求保護的永恆家園。
        流亡西藏這個諾亞方舟是西藏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洪水猛烈席捲中自我復興的載體、繼絕存亡的保證。它不僅為西藏民族保存了十五萬人種，而且保存了這個民族繼 往開來的火種：宗教、語言、醫學、文藝以及相應的生存方式與風俗習俗。通過這個諾亞方舟，他們還建立了使這個古老封閉的民族與人類現代文明世界接軌的機 制：現代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制度、自由主義思想和文明政治管理制度、宗教神秘與現代人體科學之間的對話……。由此，這個諾亞方舟不僅保證了藏人浴火重生的能 力，而且在達賴喇嘛的不懈努力中，使東方佛教文明遠播到全世界。
 

三，自救救世的精神資源
       對於中國而言，這個方舟上至少有三樣東西可以借鑒或學習：民主經驗、藏傳佛教、西藏價值。
       關於民主的建樹與經驗，自由世界有目共睹，流亡西藏這方面的成就遠遠走在漢人的前面。在相對完備的西藏流亡政府民主體制基礎上，這年（2011年）達賴喇 嘛正式退出政壇，此一舉完成的是西藏民主體制轉型的最後一道程式，結束的是延續了四百多年的西藏政教合一的傳統，創建的是一座喜馬拉雅雪山上的勃蘭登堡之 門，鋪設的是一條古老西藏走向現代文明的通衢大道。
       關於藏傳佛教，看看中國和尚們一再被迫下嫁政治的歷史，聽聽他們最近集體喊叫的“紅歌”，瞭解他們再度集體被強姦的現狀，世人可以判斷：佛教作為一種文化 在中國大勢已去，作為一種宗教更失去了存在的空間。多年之後，中國人可能會像西方人通過達賴喇嘛認識佛教那樣，通過藏傳佛教重新接納這一傳統東方宗教。
       我最想強調的是西藏價值。
      二戰時期德國學者波普爾曾痛心地指出：“我們不得不承認，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準”。他指的是為了抑制納粹使用原子武器，西方被迫研發原子 武器並終於使用了原子武器。此話意味深長：所謂西方世界道德水準下降並非由於於納粹對西方世界的壓迫，卻是由於西方對納粹的反擊。
       這也是中國的的現實悲劇。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扭曲了中國人的知識結構，而且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和行為方式，它 因此降低了中國的文明水準，使得暴政的反抗者在精神結構上與之合二為一，這是60年極權主義宰製中國大陸的最深刻的標誌。當我指出這一點的時候，我的理解 和同情是可以當泣的悲歌，伴隨著內陸的兄弟姐妹師長同道友人，滲透半個多世紀不得超度的累累屍骨……。“流氓治國”（黃寶蓮語），逼良為娼，官方縱火，民間自焚！條條去路都阻絕，人不墮落，死路一條。索爾仁尼琴曾沉痛地指出：“我們身上有狼血”，我知道我 是其中一員。
       雖然如此，我的欽佩和讚嘆卻是針對藏人的，它是我遠望可以當歸的一個心靈家園。面對同樣的苦難甚至更加殘暴的奴役，正如俄羅斯十二月黨人們為了公義以命相 許，正如普希金則直面沙皇尼古拉一世回答說：“如果我在彼得堡，我毫無疑問會參加起義”，因此我們知道俄羅斯民族生命力不死，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另一方 面，又如蘇聯時期被槍決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在獄中所言：“我不是狼，我拒絕嚎叫”，詩人倒下了，但是我們因此知道，俄羅斯的貴族精神沒有倒下，俄羅斯整體 社會的文明高度沒有倒下。那條弗拉基米爾大道上，總是“聖徒拉著天才的手，殉道者扶著歌者的肩頭，哲人劈開詩人腳下的荊棘”（王康語）。藏人當年作為一些 個體，面對中共軍隊的屠殺，他們曾經不計成敗地抵抗過，在自己的領地堅守過，因此我們知道他們拒絕任人宰割，雖敗猶榮；現在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尋求對話但 拒絕用流氓語言回贈流氓政府；他們尋求妥協但拒絕與奴役者一起被邪惡獸性所宰製；他們承受苦難但避免讓仇恨毒化自己心靈，宰製自己的認知、感受和表達方 式。從個體到整體，流亡的犧牲的藏人在漫長六十年的地獄般的生活中，在對抗苦難和暴政過程中，拒絕成為獻媚的奴隸，同時拒絕淪為粗鄙的賤民。他們越過了卑 瑣、狂妄、仇恨、自私、陰險、下流、刻毒、冷漠、無恥……的深淵，沒有與奴役者在道德上精神上同流合污，守住了自己人格的尊嚴。在那條從雪域高原伸延到熱 帶森林、連接起荒郊曠野、通往達蘭薩拉的流亡路上，他們曾經戰士牽著僧侶的手，犧牲者守護朝聖者的長叩；他們如今尊者劈開信眾腳下的荊棘，仁波切們用悲憫 和仁愛護著藏民族的神聖和莊嚴。
       這樣一個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人類的希望所在。
       在結束此文時，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正在華盛頓對數萬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佈道。我登陸他的網站，試圖看看他的言說，不料看到了他的另一段表述，是今年 （2011年）5月他回答美國德克薩斯美國記者傑姆•格拉斯曼（Jim Glassman）問題的一段話。格拉斯曼問：在西藏自由運動中宗教有多重要？達賴喇嘛回答說：西藏民族精神與西藏的佛教信仰有直接的關系，他說，這就如 同在納粹占領和蘇聯占領的各種困難時期，波蘭民族精神與他們的天主教的信仰有直接聯系一樣。這位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自己的民族歷經六十年種族滅絕、文 化破壞和苦難折磨之後，向全世界明確指出：支撐自由西藏運動的“西藏精神”直接來自“悲憫”與“和平”的文化遺產。我想這正是流亡西藏走出絕境的依據。
      藏人的流亡彪炳了人類追尋自由的史冊，流亡西藏的諾亞方舟已從雪域高原駛向世界，唯願流亡西藏的價值成為中國的拯救之方。
                                                                               2011年7月22日  於北美維吉尼亞仲夏夜

【贡噶扎西提供】首發《縱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