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帝國的宣傳部長總是很忙的，而且十分辛苦。

統治是建立在輿論上的—— 休謨

戈培爾的習慣是早上 7:30 準時起床，然後走進自己的更衣室。這裡面有他上百套精緻的西服和襯衫，以及幾十雙專門為他定制的皮鞋。所有的西服，不論是剪裁還是樣式都很精緻得體，既不顯得過於奢華，又透著典雅高貴，內斂、低調、鋒藏不露，卻在細微之處不同凡響，十分適合部長的身份。

從個人愛好來看，戈培爾更喜歡褐色制服和淡黃色絲綢襯衫，不喜歡配套的製服，他總覺得穿上配套的西服人就會顯得有些呆板。

早餐過後，戈培爾會非常仔細地刮臉，洗漱。他是一個非常注重外表的人，對於穿著打扮不得體，更不用說邋裡邋遢的屬下，戈培爾有一種本能的厭惡，這種屬下不僅時常會遭受他的譏諷，而且還會斷送升遷前程。戈培爾有一個觀點，國家宣傳部是這個國家櫥窗，每一個工作人員的一舉一動都在向外界展示國家的形象，如果連自己的裝束都收拾不好，那他更不會做好工作。因此，戈培爾本人是非常注重個人形象，每天都要噴灑克隆香水，每週都要進行一次美容和修剪頭髮，即使在烈日炎炎的夏日，他也要戴帽子、配手套出門，甚至連用不到的風衣，他也是叫副官折疊整齊放在車內以備萬一。

8 點 15 分，柏林各主要報紙和電台的頭面人物都會集中在宣傳部大廳等候部長的到來。

8 點 20 分，戈培爾的轎車會準時出現在宣傳部大樓大廳的門口。戈培爾不像其他的官員喜歡坐在車後面，他習慣於坐在司機的一側，因此車一停穩，司機就得快步走到車前門的另一側，用帶著潔白手套的手拉開厚重的車門，攙扶部長大人下車。戈培爾穿過大廳時，圍在廳內等候的那些報界、電台和媒體的頭頭腦腦立刻蜂擁上前，緊隨在部長身後，一聲不響地跟隨著戈培爾來到部長辦公室。

戈培爾的辦公室非常大，就像一個小型的會議室，他需要在此召開各種會議。戈培爾偏愛紅色，他認為紅色象徵革命，象徵暴力與鮮血。所以辦公室內，從皮面辦公桌到桌後的轉椅，從地毯到窗簾都是深紅色的。為了顯示對領袖的忠誠，戈培爾在寫字桌後牆上還掛了一張比真人還要大的領袖畫像。

每天早上，戈培爾都要坐在厚厚的皮椅上，會見柏林各主要報紙和電台的主編與台長們。這時候，戈培爾往往一臉嚴肅，把膝蓋頂在桌邊上，從他的那隻上了密鎖的紅色公文包中，抽出來各顏色標註的新聞向這些宣傳媒體的頭腦們宣讀。這些政治新聞都是從國外匯集到德國新聞局，然後“根據它們的重要性被相應地分為'可信'、'機密'和'絕密'。德國新聞局根據可靠程度負責打上不同的顏色。 ”“德國報界只能使用藍色和綠色消息，那都是一些政府當局認為無害的，或多或少已經反复登載過的新聞。”而那些屬於“機密”或“絕密”政治新聞報導並不面對公眾，“雖然大多數的總編們能夠得到紅色消息，但是其中內容只能在內部傳播，或由宣傳部負責出版。而白色消息只能由少數幾位頭面人物得到。” （馬建均張明明 權翠聯 唐元凱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 月出版第 300 頁）

戈培爾喜歡用近乎耳語的聲調來宣讀從他所匯集到的世界各國傳來的最新消息，向屬下發布有關宣傳工作的指示。之所以如此，或許他認為，可以迫使屬下不得不集中精力豎起耳朵專注聽講。戈培爾的指示一般都非常具體，什麼新聞可以報導，什麼新聞不可以報導，什麼新聞以怎樣的方式以及怎樣的角度報導，甚至要採用什麼樣的標題報導，他都要逐一仔細交代。至於各主要報紙當天應當寫怎樣的社論和評論，他也都會有明確的指示。恍惚之間，人們往往產生一種錯覺，彷彿那些報界、電台和媒體的總編大腕們在戈培爾面前都成了辦事的嘍囉，而戈培爾才是這個國家所有媒體的總編輯，只有他掌握著這個國家新聞報導的生殺大權。

戈培爾對於新聞報導有著不同尋常的見解，他認為新聞的功能如果只是向公眾客觀地提供信息，那不過是一種落後和陳舊的觀念，必須賦予它更多的政治任務，“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就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理論改造人民。”“宣傳永遠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如果說宣傳應該是具有影響力，那麼在它後面應該懸一把利劍。”“人民必須時刻清醒地知道，我們是他們公正的寬宏和大量的代言人。” （馬建均張明明 權翠聯 唐元凱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 月出版第 283 頁 285 頁）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就必須要嚴格控制帝國的媒體與思想。

納粹黨剛上台時，第三帝國尚有“各類雜誌 7000 種、各類日報和周報 4700 種，比當時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這些報紙雜誌代表著許多各不相同的特殊利益集團，包括形形色色的宗教團體、工聯組織和政黨。”“受納粹黨控制的報刊不到 3% ”僅僅兩年後，帝國報刊數量就僅剩下2527 家，而“納粹黨控制的報刊發行量則上升至 82.5% ”。（【美國】時代生活編輯部《新秩序》海南出版社 2015 年月出版 第 77 頁， 85 頁）

為了緊緊抓牢媒體，戈培爾通過《報刊法》和《編輯法》對編輯人員嚴加控制。按照第三帝國法律規定，新聞業是一種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職業”，所有編輯必須具有德國公民資格，而且必須是雅利安血統，配偶不得是猶太人。各類媒體的編輯完全受制於國家，“不得在報刊上刊登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可能削弱德國的外在或是內在力量，可能破壞德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可能有損於德國榮譽和尊嚴的東西”。編輯們要為自己報刊上印出的每一個詞負責，並且禁止刊登任何被視為潛在地危害國家的材料。除此之外，任何報刊不得自行隨意招收編輯人員，編輯們只有在納粹當局管轄的職業登記表上登記後，才能從事這一行業。

即使當上編輯也有可能隨時被註銷，哪怕只犯了一個很小的失誤，都會使編輯們丟掉飯碗。例如， 1938 年第三帝國吞併奧地利後，如果在報刊上還出現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的字眼，編輯們立馬會被敲掉飯碗，因為奧地利人在納粹德國的字典中已經不復存在。對每一位編輯帝國官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必須成為“國家的一個喉舌，他需要去完成國家最重要的其中一項任務”。（【美國】時代生活編輯部《新秩序》海南出版社 2015 年月出版 第 78 頁）

通過國家新聞局的嚴密新聞監管，並且迫使編輯們進行自我審查後，戈培爾還出台了一項新的措施：嚴格控制各媒體記者在新聞發布會上的提問。戈培爾認為，政府每天所舉辦的新聞文發布會，不應該是記者們詰問或是質疑政府大政方針的場合，而應該是一個講壇，即通過這個新聞發布會告訴記者們應該怎樣進行他們的新聞報導工作。

戈培爾通常通過屬下給參加新聞發布會的數百名記者“進行口頭評說和書面指示，即所謂的'語言規則'。這些指示被視為絕密，代表大城市各報紙及地方新聞機構的記者們必須簽名立下書面保證，在看完這些浩繁的指示後，當著證人的面把它們銷毀”。（【美國】時代生活編輯部《新秩序》海南出版社 2015 年月出版 第 78 頁）每天新聞發布會前，記者們都會收到有十多頁打印好的指示，要求記者們參照執行。這些指示詳細告知記者們所了解的政府新聞，同時具體規定了哪些新聞應該報導、哪些只是一帶而過、應該如何有偏向地編寫文章，甚至標題應該做多大都作了規定。“這些規定涵蓋了納粹黨的基本路線的每一個方面”，甚至是每一句話，每一張照片都必須符合黨的要求。例如： 1935 年 4 月的一份指示，禁止刊登政府領導人在宴會上喝酒的照片。為什麼？指示解釋說“公眾已經形成這樣一個極端荒謬的印象，認為政府官員過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1938 年 5 月，在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不流血的征服前，新聞界得到命令，“要把捷克人在邊境上挑起的任何事端'以大化小'”。1938 年 11月，在對猶太人及其商店和教堂進行打砸搶之後，一份指示急令各家報紙，“要淡化肆無忌憚的暴力摧毀活動，而強調人民對猶太人的'普遍憤懣'”。甚至連報紙上的分類廣告也要實行嚴格監管，戈培爾就曾直接“警告各家報紙不要刊登為無子家庭尋找傭人的廣告，因為納粹政府的家庭政策鼓勵盡可能多地生育孩子。 ”一位記者回憶說，“從 1933 年開始，編輯們越來越明顯地成為官方既定觀點的橡皮圖章，他們每天在報紙上蓋上標記，表明他們已看過那篇材料了，僅此而已，沒有其他的工作。”戈培爾對此頗感得意，他曾私下說道：任何心裡面還殘留一點點榮譽感的人今後都會小心謹慎，別乾上記者這一行。（【美國】時代生活編輯部《新秩序》海南出版社 2015 年月出版 第 79 頁， 80 頁）

不過，也有叫戈培爾煩心的時候，畢竟還是有些記者堅持自己的職業操守，敢於揭露納粹宣傳機器內幕以及納粹當局如何操縱新聞報導愚弄民眾。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一家插圖雜誌社刊登了一位無線電技術員放映黃色影片的照片，而這張照片偏偏就登在戰場特別公報前面。戈培爾為此大發雷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咬牙切齒凶相畢露，威脅說要把任何膽敢“褻瀆國家重要新聞程序”的人投入監獄。

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情況，戈培爾要求每天大部分的主要報紙必須以剪報的形式送到到部裡，各種重要消息、社論以及讀者來信都必須由報界主管們親自加以確認分類，尤其是重要和關鍵之處要用藍色鉛筆劃出，標明要由他親自審閱。有時戈培爾會擔心口頭的指示容易引起誤解，他會同時給柏林各個媒體下達書面指示，外地媒體則發出電報指示。

為了加強這些指示的實施，戈培爾還在德國全境建立了一個審查網絡，監視地方的各家報刊。宣傳部抽調專門人員審查各媒體，每天都要審讀媒體發表的文章，一旦發現有媒體違規，沒有服從宣傳部所下達的新聞指示，就會立即上報，視情節輕重立即給與不同懲處。1936 年，柏林的《八點鐘晚報》刊登了一篇醒目的標題“要求再徵收 10 億稅收”。儘管報導的是事實，但還是令戈培爾十分惱火，覺得這讓政府失了顏面，擾亂了民心。結果，這家編輯部的全部財產遭到查抄沒收。埃森市的編輯和出版商因為一個排版錯誤，就被抓進了集中營。原因是在“嚴肅的納粹衝鋒隊隊員遊行的圖片下方 , 竟然有一段描述狂歡節的文字”，“這個排版錯誤讓讀者看了忍俊不禁”。

雖然，戈培爾對新聞界的控制令人生畏，但他並不是隨心所欲無所不能。對待外國記者，他就有些一籌莫展。那時世界各大報社和新聞機構駐柏林的記者對這位帝國的宣傳部長幾乎都不抱好感。一位美國知名的記者埃德加•卡羅說，戈培爾雖然“有很好的風度和文筆，但其看法總是反复無常。此外，他的言行總是專橫厚顏無恥。”另一位美國記者威廉•舍爾在提起戈培爾“邪惡，然而多產的大腦時”講到了他盡人皆知的虛偽。外國記者戲謔地稱戈培爾為“矮博士”，當然這裡不光說的他個子矮小，更重要的含義是說他的“道德低下、品格矮小”。 

對這些外國記者戈培爾很頭痛，苦於無法對他們施加影響力，而且對他們也沒有多少威懾力。更讓戈培爾尷尬的是，有時候他必須舉行國外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新聞媒體通報一些第三帝國的要事，在這種情況下，他總是來去匆匆，絕不多言。威廉•舍爾在日記中就曾記述到：1935 年 3 月 16 日，他和他的同事們被傳喚到宣傳部，宣傳部長“帶著一副十分嚴肅、煞有介事的表情一拐一拐走進來，用高聲然而極快的速度宣讀了關於恢復實行普遍的兵役制的法律條文。然後他便很快地離開了這個房間，把從國外記者那邊拋來的一堆問題留給了他的工作人員去對付。”

如何對付這些外國記者，戈培爾絞盡腦汁想出了“一拉一打”的方法。二戰期間，由於納粹德國實行食品配給，戈培爾就採用物質利誘的招數。根據他的指示，外國記者除了擁有普通的食品配給卡之外，還可以得到重體力勞動者享用的特殊配給卡。他命令把這些特殊的配給卡，在每兩週舉行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上向參會者分發，同時還命令宣傳部不斷地舉行一些招待酒會，用市面上少見的精美食品來款待外國記者。戈培爾異想天開地認為，可以用這些香腸和黃油來封住記者們的嘴巴，把這些老外們吸引到自己這一邊，然後把他們服服帖帖地綁在納粹宣傳的戰車上。結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外國記者們該吃吃、該喝喝、該拿拿，可是該怎麼報導還是一切照舊。

戈培爾惱羞成怒，對於那些“執迷不悟”的外國記者，乾脆下令將他們驅逐出第三帝國。“從1933 年到 1939 年之間，有不少於 25 名外國記者被驅逐出這個國家，至少還有同樣多的人在接到正式的通知，'對他們的安全無法保證'之後自動離境了。”在被驅逐的的人當中，有著名女作家多蘿西•湯姆遜、美國記者埃德加•卡羅和英國《泰晤士報》最著名的記者諾爾曼•艾布特。” （馬建均張明明 權翠聯 唐元凱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 月出版第 178 頁）

對於新聞自由，英國思想家邊沁做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把人民比作羊群，把政府比作狼，而把新聞自由比作保護人民的獵狗。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新聞自由，就相當於把羊群交給了狼。邊沁原話是這樣說的：“新聞自由和公開討論的自由是善的政府的必要條件”。如果缺少連續的新聞自由，定期的選舉就像一個“一年中有 8 個月把獵狗鎖起來，而把羊群交給狼進行管理的農場。”

所謂新聞自由，從其本質上來說，就是人的言論自由。因為人的言論總要以語言、文字、音像、電子、藝術或其他形式表達出來。因此，尋求信息、接受觀念、傳播思想的自由權利，對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為什麼人們通常會把言論自由稱為“第一人權” ? 就是因為言論自由本身體現著人類自身文明的發展。縱觀人類文明的歷史，不難看出都是從其交往方式的改變開始的。隨著人類之間交流的日益廣泛，交流方式也不斷地改善，而這種變革推動著人類文明不斷進步。古往今來，從造紙術、印刷術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傳播、到無線電、電視機、互聯網的全球化，都是人類彼此之間交流方式的進步，也反映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因此，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正是促使這種交流得以繼續、文明社會得以延續的保障。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就是使人得到全面的發展。人類社會正是通過人的不斷發展從而實現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一步一步地從低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作為人而言，其發展動力和源泉離不開自己的創造性，而公開交流與公開表達個人意願是每個人創造性發展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保護公民普遍的言論自由，就是保障和促進個人的個性自由與全面發展。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是思想發展、知識探求與自我認識不可或缺的部分。反之，反對和壓制這種自由就是對人的尊嚴的侮辱，是對人的本性的否定，對人類文明的否定。托馬斯•杰斐遜對此曾有過一句名言：“一個是沒有新聞的政府，一個是沒有政府的新聞，如果讓我來選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