誇張，是真理的外衣。——白修德（引自《白修德傳》，喬伊斯·霍夫曼）

白修德的影視劇形象

無論地緣政治、對敵戰爭還是國內政局，相信1941年是抗戰爆發以來的蔣介石最為煩惱的一年。是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從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破裂，國民政府和中共甚至不再能維持表面上的團結；4月，莫斯科和東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從中國的抗日盟邦轉變為一個冷漠的旁觀者，其對華軍援開始斷絕；而12月珍珠港事變的爆發也令蔣介石頗為被動，因為他想拉入中日戰團的強國並非英美而是蘇聯，他更願意得到的是華府的軍援、經援，而非直接出兵。

在中國戰時首都重慶以北一千公里的黃土高原上，延安方面對此也憂心忡忡。中共領袖毛澤東早在1940年10月就高瞻遠矚地預言了「黑暗局面」的可能性：「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中國由日本殖民地變為美國殖民地，國共合作變為大規模內戰，最黑暗莫過如此。」

中國就在這種混亂的疑慮中進入了1942年。美國直接介入戰爭的結果比蔣介石預想的還要糟糕。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指揮的緬甸戰役在5月慘敗，史迪威僅以身免，由此加劇了他和重慶當局的矛盾。是年8月，他甚至在半公開場合咒罵他的總司令蔣介石為「愚昧無知、崇尚迷信而又來自農村的狗雜種」——這句話被採訪他的美國《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白修德印象深刻地記了下來，似乎也確定了白今後對蔣氏的永久看法。

而蔣介石此時要應付的除了史迪威和他的遠徵軍，更要面對的是和美國總統羅斯福關於戰後問題的地緣安排。當時華府默認竊據中國東北四省的「滿洲國」為獨立國，尤其令蔣氏憤恨。

在這樣紛繁蕪雜、壓力重重的國內外軍政背景下，開始於1942年春季的那場河南旱災似乎並沒有引起當局的注意。但天災和隨之而來的大飢荒被白修德敏銳地關注到了，從此不管是在1943年的新聞報道還是在三十餘年後他的自傳中，對於這場災難白修德總是不遺餘力地渲染披露，不斷地進入媒體的視線，乃至成為當今一些文藝作品的主題，使得世人長久地駐足於此，引發了大量的討論和思索。

而白修德本人的履歷、成就和職業操守也成為了常談常新的話題，激起了坊間高度的興趣和評論。

「溫和的馬克思主義者」

1915年5月，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出生於美國波士頓。事實上，他的父親大衛並不姓「懷特」，而是「維拉迪夫斯基」——這個帶著斯拉夫和猶太雙重特徵的姓氏說明，大衛是位來自俄國的猶太人，而對這姓氏的變更，也意味著姓氏的主人對俄國和猶太這雙重身份的擺脫。

1880年代，大衛為了逃避俄軍的兵役和猶太教的清規戒律，從明斯克移民美國，在波士頓安家落戶。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他找到了新的上帝，並把這些信仰灌輸給兒子白修德。但大衛的妻子，也就是白修德的母親卻是個虔誠的猶太教徒，白修德童年時經常下午參加外婆家莊嚴的宗教儀式，傍晚卻在散步時接受他父親滔滔不絕的馬列主義熏陶，相信這世界上到處存在著「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壓迫」，並必定會伴著隨之而起的革命。

大衛是個執業律師，但由於對馬列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經常進行無償幫助，使得自己的家庭入不敷出，貧困不堪。但這沒有影響到白修德的學業。靠著獎學金和慈善資助，他終於如願以償進入哈佛大學歷史系，投身於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門下。

不過他終究沒有成為一名波士頓的歷史學教授，反而成了新聞記者和作家，這和他某些際遇有關，或許也和費正清對他的判斷有關。在白修德的自傳中提及了費正清對他的勸說，認為他未必能夠成功地混跡於學術圈——相反，費從他身上看到了「新聞記者所應具備的風度、追求和自負」。就這樣，畢業了的白修德帶著老師贈送的二手打字機、六封推薦信和殷切的期望，也帶著剛獲得的一千五百美元的旅行獎學金，開始了他的環球之旅。

奇異的成長經歷和貧困的生存環境畢竟造成了白修德幾乎是貫穿終身的意識形態矛盾。一方面，他自稱是「溫和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共產主義運動未必親身參與，但總是充滿著渴望和傾慕，青年時代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他又是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對「舊歐洲」有著深惡痛絕的排斥。

1938年10月白修德到達倫敦，下月到達巴黎，在這裡，他對歐洲人發出了切齒的怒吼：「他們卑鄙野蠻，壞到骨子裡頭，我以自己所有的熱血和氣概仇恨他們！」直到二戰結束，他還是保持著這種意識形態的固執。1948年6月，剛來到歐洲的白修德便非常厭惡馬歇爾計劃，儘管他知道，這是美國抵御他聲稱所厭惡的「斯大林擴張主義」西進的唯一策略。他在家信中說：「當馬歇爾計劃意味著拿我的稅收餵養那些將文雅而謙卑的猶太人從波黑到烏克蘭個個斬盡殺絕的劊子手時，我還能支持它嗎？」

更重要的是，他對地緣政治和國際問題的觀測視角，又不能不受其恩師費正清所關係密切的太平洋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深刻影響。1952年7月，美國八十二屆國會通過了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交的《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認定該學會是莫斯科及其美國共產黨公開承認的一個外圍組織，「是共產黨用來轉變美國遠東政策以達成共產目標的工具，該會支配了國務院遠東政策達十五年之久」。

此言誠然。整個四十年代，美國駐華大使館秘書戴維斯（John E. Davis）和華府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謝偉思（John S. Service）竭力要求美國政府放棄支持蔣介石而將軍事援助的方向戰略性地轉向延安，政治上他們建議華府壓迫國民政府，使得國民黨和中共組成「聯合政府」。根據事後調查，此二人正是太平洋學會的核心成員。

從現在來看，費正清及其太平洋學會所製造的對蔣介石、國民黨以及國民政府的基礎判斷，不僅在四十年代左右了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和東亞地緣政治，其於學術上還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史觀，迄今七十餘年還在影響著美國和中國大陸近代史學界對於中華民國史的政治判斷。

我們還將看到，白修德並非歷史學家，但他的在場參與和事件描述，尤其是他1946年整理《史迪威文件》和發表《中國的驚雷》，使得他的意識形態偏見被當代西方漢學家稱之為「史迪威—白修德模式」，這些漢學家抱怨道，在這個模式的長久左右下，英語世界至今不能撰寫出一部公正而優秀的中國抗戰史。

「我想過舒適的生活」

和白修德同時離開美國的，除了二手打字機、旅行獎學金，還有一份和《波士頓環球報》簽訂的合作協議——白修德在旅行途中給報社發稿，一經採用即付給相應的稿酬。在中東時候他採寫的一批稿件終於被報社署名刊登了一份，在這份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稿件中，他描述了殖民當局對阿拉伯人的鎮壓行動，也花了相當篇幅預測當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衝突即將爆發以及結局如何。

這篇媒體處女作帶著今後貫穿白氏作品始終的很多特徵，就是喜歡對事件進行自我立場的闡釋和預言，而不僅僅是客觀冷靜地描述事實。稿件的發表使他得到了八美元的稿費，白修德於是得意地自封為「環球報遠東通訊員」。

但這種薪酬不能確定的工作畢竟不能給他帶來心理上的穩定。在從埃及開往中國的郵輪中，他做了自我剖析，在「有道德的生活」和「不擇手段賺錢」之間猶豫不決。最後，他決定，「我想過舒適的生活」。因此，1939年3月到達香港後，他還是選了一份能夠帶來六十五美元月薪的長期工作——進入重慶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擔任國際新聞的採編審核工作。

國際宣傳處在抗戰爆發時隸屬於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五部，後改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接受副部長董顯光垂直領導，而董氏又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直接負責，無需經過軍委會或國民黨中央的轉達。當時的中國已經獨立對抗強敵超過兩年半之久，急需列強友邦及其人民、社團的鼎力支持，這無論輿論上、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將給正在浴血奮戰的中國軍民以無窮的信心和力量。

當時國宣處的工作原則有三條，一是實事實說，以真動人，以誠格人，才能使人家心悅誠服做我們的朋友來幫助中國；二是揭露敵人的殘暴，廣為宣揚，來爭取國際的同情進而予我以援手；而最重要的，是意圖締結共同抗敵的聯合陣線。這當然也是白修德日後的工作方向和目標所在。

白修德雖然當時只有二十四歲，卻也非常善於尋找事業發展的機會。在認真工作的同時，他長袖善舞，利用自己官方工作人員的身份和外國媒體的駐重慶辦事處廣泛溝通，既得到了友誼和信任，也獲取了許多內部消息——他畢竟還有個「遠東通訊員」的兼職。

為了多賺點錢而過上「舒適的生活」，他除了給《環球報》發送報道外，還一稿多投，略加改寫後分別給英國、澳大利亞等多國媒體投寄，以圖獲取更多的稿費。

1939年5月，白修德很幸運地又謀到一份兼職，那就是《時代》週刊的駐華通訊員，不受薪，以發表報道的稿費計算報酬。從此他正式踏入媒體圈，直至終老。在這個圈子中，尤其是在重慶的那麼多年里，他結交了很多好友，《時代》週刊的老闆盧斯（Henry R. Luce）甚至在某一階段也和他稱兄道弟。

但是，他的某些行為作風也受到了廣泛的批評。抗戰後期，我國新聞界著名的先驅人物，時任路透社中國兼重慶分社主任的趙敏恆在其著作中透露，說很多外媒駐華記者是「嫖客、酒鬼和蠢材」，而白修德更是出格，「報銷單上做手腳已經發財致富」。白氏聽說後大為憤怒，卻不敢去法院提告，此事遂不了了之。

「他們卓有成效地保護了人民」

此時的白修德還只是《時代》週刊的通訊員，並非正式員工。為了更上層樓，他必須拿出更加深入細緻的內幕報道，以穩固自己和出版社的關係。因此，在1939年夏天，他進入了中國新疆，進行了為時五周的遊歷。他觀察到蘇聯勢力已經嚴重滲透，「莫斯科控制了這裡的礦產資源」。

但是據說國宣處拒絕他發送相關報道，以免破壞當時尚在結盟狀態的中蘇關係。在信中，白修德向費正清訴苦道：「今天的中國承擔不起因為刊登有關蘇聯在中國的立場問題而失去蘇聯援助的後果。」他不得不對此保持沈默。十分有趣的是，這段失敗的採訪經歷始終沒有出現在他的回憶錄和其他著作中。

白修德自然不甘心於此。9月，他去了中國北方腹地的山西，那裡正是犬牙交錯的抗戰前線，其中必有很多故事值得他去逐一報道。利用身為國民黨官員的特權，白修德很快拿到了通行證，走上了北上的漫漫長路。這次考察他用時更久，主要考察了陽城、晉城、高平這三個縣，並深入中共抗日游擊隊瞭解詳情。

他對這三個縣的新任縣長大表贊嘆，因為他們年輕，只有二十五六歲，又都在北京大學、山西大學受過高等教育。而且這三位縣長為當地的政治、軍事、行政工作起到了改善和刷新作用。陽城縣長最關心地方官員不得虐民擾民，擅自徵稅，晉城縣長專注於製造土制軍火，而高平縣長則要看得更遠，念茲在茲，都是鄉村自衛隊的建設事宜。他總結說，「這三個年輕人都已精通戰爭之道」，而且他們不斷利用民族觀念組訓農民，號召他們和日寇挺身戰鬥。

相比這三位國民黨政府派出的縣長，白修德筆下的中共抗日游擊隊的「吳隊長」顯然不那麼可親。這位隊長更注重意識形態的區別，在他眼中，日本侵略者、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托派」——白修德費了好大的勁才明白這個詞指的是當時中國罕見的托洛茨基分子——同樣的可惡。並且吳隊長自豪地告訴白修德，他的隊伍中新近還處決了一名托派分子，令白覺得「不易理解」。

在為時六周的考察中，白修德多次目睹並參與了國民黨正規軍、游擊隊和日軍的短兵相接的壯烈場面，也認為國民黨地方官「絕不敵視共產黨人」；並且，他的報道和回憶錄中沒有提及過中共游擊隊和日軍正面交火的場面。但這不妨礙他得出如下結論：「共產黨人雖然還沒有組成政府，卻正在向這種形式過渡。他們卓有成效地保護了人民。」

著名的美國女作家項美麗（Emily Hahn）是《紐約客》雜誌的資深撰稿人，也是白修德在重慶時期的老朋友，她在回憶錄中曾經很溫和地批評過白修德的報道風格，認為他「太著重表達他想看到的，而不是他實際見到的」。很多年以後，白修德也坦承了這一錯誤，他檢討說，自己的某些報道「實際上充滿了願望與衝動，是完全與事實不符的」。

正是他報道中展現出來的驚人的才華和嚴重的缺點使得他的老闆盧斯處於兩難境地，頭痛不已。1941年5月，盧斯來中國訪問時對白修德進行了當面考察，最後決定，白有資格成為《時代》週刊的正式員工，但不適合做一線調查記者。於是盧斯回國時把白修德帶回了紐約，讓他在洛克菲勒中心二十九層的週刊總部擔任編輯工作。

以今天眼光來看，白修德對於中國、中美關係以及涉足其中的一些歷史人物，其報道中製造了很多誇張乃至虛假的幻象和期待。然而，公正地說，這種「幻象型」的寫作方法是美國二十世紀中葉新聞行業的傳統報道方式，那就是先擬訂一種作者願意服從的意識形態，然後裁剪甚至是構造「事實」來迎合或解釋之。

白修德在為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服務時，就向外國記者提供了一位虛構的「抗日女游擊隊長蔡金花」的故事，更有甚者，他還給出了這位「蔡金花」的照片——於是，一個身穿軍裝，腰插兩支手槍的年輕婦女的形象就此登上了海外各大報刊的版面——這些報紙的編輯們全然不知，這照片是白修德所刻意偽造。

白的傳記作者不無遺憾地評論道，無論四十年代對中國的報道，還是五十年代對民主黨的贊許，抑或是後來對於肯尼迪的支持，都體現出「白修德對新聞事件的闡釋帶上了一些超越新聞忠實原則的哲學色彩」。

「我背叛了他」

隨著美國加入二戰，各國媒體派往重慶的戰地記者驟然增加，白修德作為經驗老道的「中國通」，自然重新成為了《時代》週刊的駐華記者。1942年8月，在印度採訪了史迪威以後，他來到了那個久違的中國抗戰之都——重慶。

也就是這時候開始，他開始深深地捲入複雜的地緣關係和政治關係的糾葛中，在中美、國共之間來回穿梭試圖施加影響，卻無法自拔，狼狽不堪之余失去了中國政府、美國政府和老闆盧斯對他的信任。

更可怕的是，他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認定為「一名支持蘇聯的作家」，作為「一名共產主義的同情者、追隨者」而受到了二十年的調查，最嚴重的時期還被吊銷了出國護照。

中國人記住白修德，主要是因為他聲稱自己首先報道了那場起始於1942年而蔓延於1943年的河南旱災，並對蔣介石直面陳情，因此輓救了千百萬災民的生命。

誠然，在大飢荒最嚴重的1943年2月，他深入災區一線進行細緻周密的調查，並向《時代》週刊發佈了題為「等待收成」的報道，將災情向西方公開。而國民政府的救災工作從1942年初已經預警籌備，到10月開始大規模平糶賑濟，在白修德深入災區的時候，整個投向災區的資金近三億元，其中中央政府注入近二億元。

此時國民政府在施粥放糧之余，已經開始招撫流亡，災民歸耕，白修德自己都不得不承認，他在考察途中已經看到「下一季的青麥似乎長得很高而青蔥」，因此，《等待收成》這個標題，倒是恰如其分的描述。

白修德的報道和回憶錄中經常有一些浪漫甚至誇張的表達，文章發表時間距離事件發生時間越遠，也就越失真。《中國的驚雷》一書出版於1947年，是其與情人賈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當時那場與蔣氏著名的會面只字未提。但1978年出版的回憶錄《探索歷史》中卻將此次見面描寫得繪聲繪色，並生動地用一封災區寄來的信件來證明自己以及報道的效力拯救河南，拯救了災民。

《探索歷史》中還提到了他1944年10月去延安時「孤膽英雄」般的壯舉：「如果中國人在當晚吊銷我的各種證件，我的朋友仍然能夠把我空運到延安。」事實上，組織外國記者赴延安考察，是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也就是白修德最初來華任職的那個部門做出的有序安排。5月已經有第一批成行，有的成員逗留了五個月之久，其中英國《泰晤土報》的記者福爾曼（Harrison Forman）和美國《經濟周報》的記者史戴恩（Gunther Stein）分別有相關專著問世。

白修德的訪問延安已經屬於第二批次，經過國宣處的批准放行，並沒有他回憶錄中所說的那麼驚心動魄，冒險而行。

這次延安之行使他結識了稍後到訪的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他勸告這位肩負調停國府與中共爭端重任的美國總統特使：「只有美國承認現在的（延安）共產黨政府，才有可能實現和平解決。」這引起了赫爾利的極大驚駭和憤怒，以至於半個月後還痛罵白修德「不是美國人」，而是「該死的煽風點火的狗崽子」。

我們無從得知事件的細節，而白修德很多年後也為此鄭重道歉：「赫爾利指望一名駐外美國記者成為美國實現目標的武器，就此而言，我背叛了他。」白修德長期以來一直自詡「愛國者」，因此這番道歉的沈痛和深刻，可能不是當事人的我們無從領會。

意識到白修德「背叛」的除了赫爾利，還有盧斯——但這個判斷不是基於國家利益，而是職業倫理。長久以來，盧斯對白修德的意識形態偏見影響了報道的客觀性這一嚴重問題已經感到嚴重不安。有鑒於此，1944年8月他安排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為國際版總編輯，強調對白修德的中國戰區報道嚴格把關。

錢伯斯是曾經是美共成員和蘇聯駐美軍事情報員，但後來他發生了「良心疑問」，於是隱姓埋名脫離蘇聯間諜組織，並進入媒體工作。他堅持認為，中共並非白修德認為的「土地革命者」，而是「共產國際的頭號分隊」，他強調，這是一場鬥爭，「決定是否讓百萬美國人民多多少少瞭解蘇聯的侵略行徑，還是讓這些事實被掩蓋、歪曲、粉飾，乃至完全背離本來的真相」。

離開延安後的白修德一再去信總部，要求《時代》週刊不再支持國民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轉而支持深得民眾信賴的中共政權。為此，盧斯激動而簡潔地回復道：「我們追求公正的報道，考慮到你公然偏袒一方的態度，我們認為這是個無理的要求。」斷然拒絕了白修德的建議。

1946年，在寫完《中國的驚雷》後，白修德銷假回到了《時代》週刊，要求盧斯派他去莫斯科任職，當得到拒絕後便交上了辭呈。在這封辭職書中，白修德說，他和盧斯關於中國問題的分歧，「應由歷史來決定」。從此，雙方再也沒有工作和業務上的交集。

「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

在等待《中國的驚雷》出版的同時，白修德編輯了已經於1946年10月去世的史迪威將軍的日記，發表時題為《史迪威文件》。上述兩本書的面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介石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台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