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撤空城市

「解放」只是非常短暫地欺騙了可憐的高棉民族。它並不是「改朝換代」的結局，而是一個極不尋常的「社會革命」的開端。倖存的柬埔寨民眾回憶道：誰也沒料到，簡直無法想像，「紅高棉的勝利日正是‘零年’（紅高棉廢止西元，把奪取政權的這年定制為「零年」）的第一天，柬埔寨瞬間進入瘋狂的黑暗時空。」 因為，就在這一天，人類史上最為怪異吊詭的事情，令人費解地突然在金邊發生了：

紅高棉進城大約四小時後，顯然有命令下達，紅高棉在金邊到處朝天開槍作為信號，開始以「槍桿子」驅趕全體市民離開家，立即出城，徒步走到遙遠未知的鄉村去。第二天，紅高棉繼續驅趕市民。此時金邊至少有250萬市民。驅趕不允許有例外和延緩，連醫院裡嚴重傷病的住院病人也被強迫立即出城，而紅高棉又不准提供任何運輸病人的工具。證人們都說，紅高棉不允許被驅趕離家的市民鎖自己的家門，也不准市民返回家，紅高棉聲稱「安卡會照顧市民的家，直到三天後市民回來」。 事實是，市民的財產在他們走出家門後便歸屬紅高棉了；而讓市民三天後回家的諾言，並沒有被遵守。一些返回自己家取旅行生活物品的市民，就地遭到槍殺。僅有很少的有錢人預感到動亂降臨而隨身帶上一些金條、珠寶等值錢物品。幾天後，紅高棉又聲明朗諾時期的錢幣不再合法，宣佈立即廢除一切貨幣，柬埔寨從此禁止貨幣使用和商品流通。由此，柬埔寨人民的所有東西，包括財產、自由、權利和人身安全，無不被紅高棉所劫掠，無論窮人富人在瞬間都變為一無所有。有些很看重金錢的商人受不了這種打擊而自殺。自稱「民族解放軍」的紅高棉不可思議地突然變臉成了明火執仗的強盜。

外國人當時在金邊抓拍的一些錄影片段展示的實況是：紅高棉戰士在街上揮動步槍，胡亂射擊，市民驚慌奔走。一段由在場的西方記者錄影（當時紅高棉還不知道世上有了磁帶錄相機）、全球廣泛播放的錄影是：一個約20歲的紅高棉張狂地舉著手槍在街上來回橫行，恐嚇市民，他還用手槍指住邊道上的一個穿校服的少年學生，伸手搜身，那學生驚恐萬狀，高舉雙手全身顫抖。這一刻，這名紅高棉也許沒料到自己作為共產黨惡棍的大街形象，被永久定格在歷史的場面之中。另一張著名的照片是：一個驚恐地圓睜雙眼的平民年青女子，緊抱著滿身血污的嬰孩，徒勞地試圖喚回孩子的生命。照片的說明是:「柬埔寨1975年，嬰孩把鮮血留在了母親的胸上，紅色恐怖凝結於母親的眼睛。」

現今，「柬埔寨文檔中心」有超過十萬份紅高棉政權下倖存者的證詞存檔，敘述了從金邊陷落當天開始的驅趕市民的真實歷史事件。本文僅簡短地摘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證詞如下。

歐薩烏克（Oeun Sam Ouch）說：1975年4月17日穿黑衣的紅高棉進入了金邊，他們用褲子當做旗幟，搖動方格圍巾，在街上揮舞步槍。他們命令每個市民都離開金邊，說「美國飛機要來轟炸，安卡命令所有的人離開金邊3天，你們不必帶許多東西，因為安卡會照顧你們。」 我們看見紅高棉咕嘟嘟喝白酒，醉得亂走，大吵大笑，他們不知道怎樣開車，駕著市民的摩托車亂闖。他們還有的抓著一瓶白酒，邊走邊揮舞手槍。他們威脅人民:「任何人，不願離開家，我們就殺死你們！」 面對槍口，金邊人民被迫離家，按紅高棉指定的方向出城。我們一家沿著1號公路向城外走，公路上擠滿了精疲力盡的市民。許多家庭的人互相在手腕系上繩子以免在滾滾人流中失散。但仍然有幾千人與家庭失散了，特別是失散了父母的孩子們，蹲在路邊徒勞地哭叫。

莫尼威薩寇（Mony Visal Khouy）說：1975年4月17日給柬埔寨人民以許多和平與幸福的希望。我和父母象金邊人民一樣，祝賀和歡迎進入金邊的紅高棉，街上到處是喝彩聲。但歡樂不長，紅高棉開始驅趕人民。紅高棉用槍逼著我家和鄰居們立刻離開金邊。不願離開的任何人或家庭，紅高棉立刻就開槍殺死他們。我的父親帶了一輛摩托車裝載衣服、水壺和一小袋大米。在擁擠的街上，孩子們哭叫，人們相互打聽自己家庭的親戚。在出城道路上，被槍殺的朗諾戰士死屍一片片躺在地上。那時我母親懷孕7個月，我6歲，弟弟3歲。紅高棉沒收了我們家的摩托車。他們吼叫著用槍在我們後面逼我們前行。我的母親把這些情況反復講給我，讓我記住無辜死去的可憐人民，並且對此永遠憤恨。

馬利臨（Marilin）說：紅高棉控制了金邊。每個市民都被驅趕出城。在一路上，我們見證了無數的悲慘事件。一些人被殺。失去了家庭成員的人，哭泣著自殺而死。因為沒有醫藥，許多嚴重傷病者躺在路邊慢慢地死去。另外有一組人被（紅高棉）捆綁正要送往未知的地方，當時一旁有些市民對抓人的紅高棉抱怨，這些市民當場遭到槍殺。我們沿著道路繼續步行，我們用衣服換了食物。10天後我們走到了坡瑞隆鎮（Prek Luong）。早上，紅高棉命令我們都上船，這時我們注意到一個哭泣的女人，抱著頭抵在船幫上，昨晚她的丈夫被（紅高棉）帶走殺死，她的孩子也被帶走了。船開了，我們最後一次悲傷地向金邊方向揮手永別。一路上我不停地想，「將有什麼可怕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們大家身上？沿著路途我們看到饑餓和死屍，那麼我們將在‘解放區’看見什麼？」

蘇否慧（Sophorn Huy）說：我們住在金邊的桑卡街（Sangkat）6號，位於「中華醫院」後面。1975年4月17日早上，一隊隊穿黑衣衫的人，頸系方格圍巾，穿著輪胎底的鞋，帶各種槍支，沿著大街走。他們都板著一個令人害怕的臉，這些人是紅高棉戰士。所有的金邊市民都震驚了，他們從門和窗戶偷看外面。此前，人民擔心戰爭會傷害自己，他們認為朗諾軍隊既然打不贏紅高棉，就應該承認失敗。幾個紅高棉戰士用槍指著我們的房子，叫喊我們「走！趕快離開！每個人都走！」 他們挨家挨戶命令市民離開家，不准多帶物品。我父親懇求紅高棉給他一點時間，去接回在昂東（Ang Duong）醫院剛做過眼科手術的弟弟。但是那紅高棉說，「你不用等你的弟弟，你不久會在路上遇見他。」 鄰居們都被逼迫，背著抱著一些東西，或放在自行車上，準備離開家。一個紅高棉戰士不停地踹一輛摩托車，因為他不知道如何發動它。當我們走出家大約100米時，看見一位紅高棉頭目命令戰士們:「他們離開以後，不准許他們再進他們的家。」 當我們到達莫尼旺大街時，沿街有大量人群。一輛坦克和許多汽車，載著哇哇吆喝的紅高棉戰士們。紅高棉命令市民人群向北方走。街上還有從醫院被趕出來的一些病人，包括沒有手臂和沒有腿的截肢病人，以及正在輸液的病人。一些市民推著板車，老人坐在車上，或者丈夫們推著他們剛生下孩子的妻子。許多市民來回奔走，焦急地詢問別人是否知道他們失散的家庭，或他們的配偶在哪兒。一些走失了父母的孩子，滿街都是他們的尖叫。那些不肯走開而守在路口等待失散的丈夫或妻子的市民，被紅高棉當場槍殺，慘不忍睹。城外的公路上塵土蔽日，市民們來回地找柴煮米，找水。公路兩側佈滿屎尿和垃圾。疾病在傳播。在比昂塔倍（Beoung Trabek）附近，大約離公路100米處有許多死屍，還有穿著（柬軍）軍衣仍在流血的新鮮死屍。紅高棉強迫市民們過橋沿著道路走到郊區塔克毛，這裡有紅高棉的一個檢查站，截留並殺死他們所懷疑的任何人。他們檢查每個人的臉、腿和手臂，查問「你做什麼工作，你以前在哪兒生活？你是朗諾軍人嗎？」 那時間，人們都極其害怕。在紅高棉檢查過後，我父親的一個姐姐開始感到懊悔，她想走回金邊去。紅高棉戰士抓住她，捆綁她的雙手，推著她走向西邊的一條岔路。然後我們聽見幾聲槍響。片刻後，我父親走去看，她已被殺死。我們全家永遠記住紅高棉的沒有人性的行為。

《柬埔寨零年》（Cambodia：Year Zero）一書引用了一個目擊者敘述病人被驅趕的情景是:「我永遠無法忘記，一個既沒有手也沒有腳的殘廢病人，象條蠕蟲一樣沿著大街地面在掙扎扭動。一個10歲的女孩哭泣著正用布帶子纏裹她父親受傷的頸部。另一個病人的腳懸吊在他的小腿上，因為他的腳和腿之間僅僅由皮膚連接著。」

柯木特（Ke Munthit）指證了紅高棉在撤空期間的的「野蠻行為」。 在金邊的大街上他吃驚地看見了許多年輕戰士，黑衣、赤腳、圍一條方格圍巾，向空中射擊，恐嚇人民。一個行人低聲告訴他:「這是紅高棉」。 柯木特父母恐慌地召喚家人在一起。當柯木特一家走出金邊城時，他們看見一群背著小口袋的華人，正在懇求紅高棉。那些紅高棉戰士們生氣地吼叫「想要回到金邊，是嗎？」 他們命令這些華人放下小口袋，舉手向前走，然後從後面開槍射擊，那群華人全部倒下死去。父親低聲說「紅高棉恐嚇人民服從他們的命令。」 直到這時，柯木特仍然企盼幾天後紅高棉將允許人民返回金邊。他見證了人們驚恐地擁擠著前行，失散家庭的人們在尖叫和呼喊。病倒和受傷的人躺在公路沿邊，失去了一切希望，被他們的家人忍痛遺棄。在一個小布篷下躺著一個剛生下嬰兒的女人，紅高棉戰士不允許她休息，強迫她繼續走。她丈夫把她放在一輛自行車上，在灼熱的太陽下推著她，她佝僂身體抱著血染布包的嬰兒。 沿著公路散佈著一些柬軍士兵的屍體，有些死屍被紅高棉的坦克故意碾得扁平。一個失散了丈夫的女人，抓著柯木特家的小汽車的車門，希望用黃金和鑽石換取搭車。但已經有11個人在車裡擁塞著，她沒能搭上車。兩天後柯木特發現這個女人死在一條河沿上。當時許多市民只帶了3天的食物，一些有遠見的家庭把錢幣塞進大米口袋裡。但是紅高棉廢除了錢幣，市民的錢幣立刻失去了價值，他們失望得發瘋。4天後美國飛機並沒有來轟炸，父親意識到人民被欺騙了。人們面臨同一個命運和問題:「是活下去還是死亡？」 8天後，柯木特一家到達一個小村莊落腳，他們被劃定為「新人」（注：階級成分。「新人」是被驅趕的城市居民。農村原住民被稱為「舊人」），他們十幾個人生活在一間僅僅4米寬6米長的小屋裡，而且房頂漏雨。  

撤空行動也發生在全國各地城鎮。蘇康烏（Sokhany Vuth）說:「1975年4月17日的早上，我母親正在磅佔城的市場，聽到朗諾軍隊升起白旗、紅高棉進入金邊的消息時，她很高興（和平來臨），然後她繼續賣她的貨。不久，到處在叫喊‘我們紅高棉勝利了！兄弟姐妹們，在一個小時內離開你們的家，安卡要清理城市。你們僅僅離開3天，然後再回來，不要帶很多東西。’ 那些人都穿黑衣，用槍對著市民，強迫人民離開家園。那時我的祖母病了，祖父讓她坐在自行車後架上，我母親坐在自行車前梁上，我們出發了。錢幣廢除了，即使想買任何東西，也沒的賣，僅僅存在原始交換，例如某人有食鹽，可交換大米，或者交換黃金。大米在那時是非常珍貴的。紅高棉對任何停下不走的人都舉起槍，如果人們繼續不走，紅高棉就開槍。無論是病人還是走不動的人，都歪歪倒倒地掙扎著前行，或者由家人拖著走，因為人們不願被殺死。實在無法被拖走的人或者嬰兒，只好被家人放棄，躺在路邊，象只動物一樣死去。我們走了很遠，太疲倦了，但不敢停止，因為紅高棉跟在我們後面。」

讀者能理解嗎？在怎樣的情況下，在何等的恐懼、絕望、心碎時，人們才會丟棄自己的嬰兒、媽媽、爸爸和親人？悲傷的丟棄者與被棄者都在哭泣，但毫無辦法。此時的柬埔寨充滿恐怖和混亂，到處都有暴屍在路邊和田野，叫喊聲和痛哭聲混成一片，有如地獄突然降臨人間。

此前，周恩來按照共產黨建政的常規，讓中國的印幣廠為紅高棉政權設計和印製了7張一套的新紙幣。在7張紙幣中有3張是紅高棉戰鬥圖案，有3張是農村集中營勞動圖案。這是在1975年中國政治形勢下的毛主義的主題宣傳「抓革命、促生產」。這套紙幣的紙質和設計特徵，與中國當時的紙幣（第二套人民幣）完全一樣。此時，紅高棉未佔領任何一座城市，也搞不到印刷機或者幣紙，談何印製貨幣？所以中國必需為紅高棉準備新紙幣，而周恩來是很願意做這種事情的。這些新紙幣在中國印製後，於1975年3月份啟運給紅高棉。在金邊陷落後的幾天內，紅高棉在這個國家裡取消了貨幣。於是這些沒有發行史的新紙幣被堆積在金邊的幾個倉庫裡，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絕對不尋常的貨幣」。

對於紅高棉的勝利，柬埔寨華人都認為那是靠中國的扶植和華人的效力，很多「革命」華人還直接做過傷害柬埔寨的事情。因此不但那些「革命」華人有理由坐等「論功行賞」，即使安分守己的普通華人也有錯覺，認為現在紅高棉掌權了，華人地位會更威風。整個華人群體都喜滋滋，等待勝利果實自動落到他們頭上。華人誰都沒有想到應該躲避紅高棉。但事實恰好相反，現在他們也急速跌入深淵，連同中共地下黨組織也因為大撤空而被完全拆散了。  

華人金某的敘述是:「剛剛接受了人民歡迎的紅高棉黑衣兵，拿著陰森森的槍，挨家挨戶地逼迫人民離開家。 也有市民不願離開自己的家，遇上這樣的市民，紅高棉會野蠻地一槍打過去，讓你死亡。金邊市民在他們的槍口下，帶著簡單的物品離開家。漫漫長路是不歸路，許多人許多家庭就這樣一去就再沒能回來。有些人走5號公路，有些人走7號、4號公路。走1號公路往東去的人最多，因為那裡可以逃往越南。金邊市民都被趕出城，人們攜帶的錢因紅高棉作廢錢幣而像撒冥紙一樣丟棄滿地。城市人在餐風露宿中吃不飽、缺乏飲用水（只好喝路邊污水）、沒有藥品等情況下，許多人開始生病，死亡的人一天天增多。這龐大的人口被黑衣兵從各條公路往鄉下驅趕，人們茫茫然，不知落腳地在那裡？有不少病重的或子女不在一起的老弱殘病者，被遺棄在路邊。與此同時，全國各省市城鎮的居民，也在逼迫下離開家園，他們的命運也和金邊人民一樣，都在槍口的威迫下，走上沒有明天的路。柬埔寨所有城鎮都沒有了光亮和人煙，都是可怕的黑暗和寂靜，確實是地獄中的鬼城（ghost town）。許多不願離開家的市民，都死在黑衣兵的槍下，他們死不瞑目，更是陰魂不散。」

「革命」華人青年文清（他曾給「解放區」送情報）的證詞:「當時進入金邊的紅高棉，並不象（中共地下黨）所宣傳的‘人民子弟兵’那樣愛護百姓，反而把金邊人民當敵人。許多紅高棉進入平民家裡看到好的東西，就把東西搶走。有些百姓言詞不慎，稍有衝撞，就立刻被紅高棉開槍打死。看到這樣的情況，我腦子裡立刻打了一個問號，究竟是什麼‘人民子弟兵’ 到處搶掠殺人？這些黑衣兵，把金邊市民全部趕出家門。以我自己當時所看到他們對待百姓的態度，感到情況不妙。我和父母一起跟著市民人群步行50多公里，艱難地走到了幹拉省某縣。」

華人謝姨說:「我家住在金邊市奧林匹克運動場一帶。我與兄弟姐妹及父母共11人一起，和所有市民一樣被紅高棉逼迫離開家。當時我15歲。我們9個兄弟姐妹用了7輛自行車，載著出門所用的一些衣服和大米。半途，來到金邊鐵橋頭，我與大姐離開家人，待回到鐵橋頭原地點，父母和家人已被驅往幹拉省方向，我和大姐則被驅趕往另一個方向。我和大姐與父母家人被分離，從此再也沒能見到他們。」

華人俞大姐說:「1975年4月17日，我們在黑衣兵的槍口下被趕出家門。前途茫茫，我們跟著長長的人群隊伍，究竟往哪裡去，心裡一點底也沒有，腳板越來越腫。更可怕的是路邊的死人、病人越來越多。人死了，家人只好在路邊挖個淺坑埋掉。為什麼才幾天功夫，我們的生命就變得這麼賤？」

華人小英（現居巴黎）說:「紅高棉驅趕金邊市民時，我是10歲女孩。我們都以為幾天後就能回金邊。媽媽為我收拾了幾件衣服，裝在我的小籃子裡。哥哥用小摩托車把我載到金邊城外的農村親戚家，說過幾天來接我，就走了。誰知從此我與我們的家庭永別了。公路上從早到晚都是被趕出來的金邊人民，他們向遠方步行，東倒西歪。我不知道媽媽在哪裡，我要媽媽，我日夜哭喊著找媽媽。我病了，高燒，燒到昏迷了好幾天。沒有醫藥，我清楚記得我一遍遍對自己說：你不能死，要找到媽媽。我就爬著去抓我的小籃子，感覺如同抓住了媽媽的手。就這樣，我熬過了那場病。但我媽媽一家8口人都沒能活過紅高棉（政權）時期。」 

華人黃英說:「紅高棉進入金邊後，手中的槍胡亂掃射，到處喊叫‘為保護人民不受美國飛機轟炸，大家暫時離家三天’。不少老人不願意離家因此被紅高棉開槍殺死。紅高棉對商店是先驅趕店主，然後破壞那些店裡的東西，還洗劫財物，於是引起市民的懷疑。大部份市民離家出走只帶了最輕便的行李和幾天的食物。很快，紅高棉宣佈廢除貨幣，市民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我親眼目睹一位原住在戴高樂大街（Charles de Gaulle Ave）的商人，身上帶的都是紙幣，當他聽到貨幣被廢除後，氣得嘔血身亡。當時最可憐的是老人，在混亂中與兒女失散，他們大聲哭喊，到處苦苦向人哀求和乞討。在不知目的地的路上，哀求聲、喊叫聲、哭泣聲……摻雜在一起。一對與兒女失散的老夫婦爬進公路邊一棟廢棄的小屋，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等死，眼淚不停地流。我詢問他們，心酸不已，但無力幫助他倆，只好離開。三天後，市民們沒有被准許回金邊。我們再三被紅高棉欺騙。最終，我們哀求在一個村莊暫停下來。父親因日曬雨淋病倒了，病情越來越重，沒有醫生和藥物，他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父親臨死前留下遺言:‘沒想到，人民的軍隊害人民。兒女們，你們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等著看這暗無天日的社會末日的到來。’ 我們聽父親的話，照顧著母親，一起堅強活下去。1個月後，母親因受不了失去丈夫的痛苦，也離開了人間。母親的遺言和父親一樣，也是要兒女堅強活下去。」

遺言，一個人臨終的最大願望，竟然只是要求兒女苟活下去，設法活過那個剛剛誕生的紅高棉政權。讀者試想：人到了怎樣的地步，才會留下這樣的心酸又無奈的遺言？

克多恩部隊是最早進入金邊的紅高棉，兩個小時後塔莫部隊和溫威部隊從西面和南面也開進金邊。克多恩在柬共裡的地位高於其他紅高棉首領，但下令撤空金邊的總指揮是溫威。紅高棉幹部事先都對大撤空政策一無所知，也無法理解這個突如其來的行動。甚至連「紅高棉面具」喬森潘也對撤空金邊大吃一驚，他寫道:「1979年4月17日上午9時左右，前線報告說，我們的部隊佔領了首都金邊，我為此興奮不已。……然而，就在當天下午，我奉命趕往金邊時，震驚地發現所有通往金邊的道路上都擠滿了被驅趕出來的市民。他們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還有孕婦和病人。擁有200多萬人口的首都金邊一夜之間變成了空城。這是為什麼？是誰作出了這個決定？」 

這種涉及到幾百萬人的全部城市的大撤空，事先毫無物質準備，也沒有組織準備，以「槍桿子」來逼迫，根本不考慮大遷移中的民眾生死存亡，展示了紅高棉決策者在能力上的缺乏和不承擔任何後果。研究者本•柯爾南（Ben Kiernan）做出的估計是：死於金邊大撤空的平民人數至少有2萬人。 中共派駐金邊的援柬人員也提到:「在大撤空時，由於缺醫少藥，加上糧荒，餓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數。中國人作為（援柬）專家，又在首都金邊，每天還都吃不飽，中國使館只好從國內緊急調來壓縮餅乾，分給各個中國專家組充饑。柬埔寨老百姓的饑餓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國際社會至今對當時紅高棉撤空城市的目的和決策過程，不甚瞭解。確實，紅高棉撤空城市的真實原因一直被迷霧籠罩。法國學者龐考德（Ponchaud）收集的證據說明，當時大量的足夠供應金邊6個月的糧食堆積在海港城市磅遜，那裡距離金邊僅200公里，而不論磅遜還是金邊本身的運糧能力都是足夠的。因此，撤空金邊與缺乏糧食之間並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係。另一些基本分析是：紅高棉認為城市生活是寄生狀態，因而要在整個國家裡徹底取消城市。後來，1977年10月2日波布在北京公開披露：（1975年4月）柬埔寨撤空城市數百萬市民的決定是「在（紅高棉）贏得勝利以前，在1975年2月做出的。因為城市那裡有各種敵人的間諜組織，而我們的保衛革命政體的力量並不足夠。」 1978年7月農謝也稱:「（當時）有內外勾連的陰謀，但是我們在解放金邊後，立即撤空了城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蘇聯情報局（KGB）和越南共產黨的代理人，都隨著市民被驅趕到農村，而不能實現他們的陰謀了。他們的意圖是暗殺我們的領導人，然後向全世界宣佈。」據此看來，紅高棉撤空城市的動機可能是安全原因，這或許表達了波布等人對於城市有著令人費解的恐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