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開放》雜誌結緣是在一九九九年。那一年，學者徐友漁從香港訪問歸來，給我帶來一本《開放》雜誌以及因轉載我文章的一筆稿費。那一刻，我不可抑止地愛上了這本尖銳坦率、酣暢淋灕的政論雜誌，並開始爲之撰稿。此後十多年，在《開放》雜誌上，我的文章常常與劉曉波等少年時代尊崇的前輩知識分子的文章編排在一起，對我來說，這是一件特別值得自豪的事情。

二零零三年夏天，我訪美歸來，在香港短暫停留，見到了金鐘和蔡詠梅兩位《開放》的靈魂人物，《開放》也爲我主辦了在香港的第一場公開演講會。此後七年間，我每次訪問香港，都會去位於軒尼詩道上的《開放》編輯部小坐，跟金鐘和蔡詠梅等青梅煮酒、談天說地。我幾乎一期都不間斷地爲《開放》撰稿，《開放》從不會刪去我文章中的「敏感」部分，它確實是一份擁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媒體。我也先後在《開放》出版了《拒絕謊言》、《天安門之子》和《中國教父習近平》三本政論集，是在《開放》出版專著最多的作者之一。

然而，這些年來，我也跟《開放》雜誌一起經歷了中共極權體制對香港自由法治的蠶食鯨吞。尤其是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在北京變本加厲的打壓之下，逐步走向無法遏制的崩壞。二零一二年，我逃離中國之後，再也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二零一三年，當很多人對中共新黨魁習近平啓動政改翹首以盼之際，我完成了批判習近平的著作《中國教父習近平》，計劃同時在香港和台灣出版。未曾料到，原來答應出版的兩家香港出版社先後放棄出版計劃——或因出版者被騙到中國、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重刑，或因出版者接到來自中國的恐嚇電話而取消合約。金鐘冒著風險接手出版該書，卻成「天鵝的絕唱」——等到兩年後我要出版第二本批判習近平的著作《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時，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桉讓香港出版界風聲鶴唳，金鐘在家人的勸誡下放棄了新書的出版。以後不久，傳出《開放》停刊、金鐘退休並移居美國紐約的消息，真可謂「三十功名塵與土，自由事業血和淚」。

對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台灣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叫「狗吠火車」。大約是日治時代，日本殖民政府爲發展台灣經濟，大量修築鐵路，以呼嘯的火車爲象徵的工業文明打破了長久以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文明。狗的驚恐的叫聲，當然不能叫停奔跑的火車；同樣的道理，中國的民主化不可能寄希望於一本或數本像《開放》這樣的海外媒體，但《開放》這本靠兩三位同仁苦苦支撐的雜誌，卻借助香港昔日言論自由的環境，對中共的暴政展開長達三十年之久的「狗吠火車」，這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故事。歷史學者湯晏認為，百年來最有影響的華語政論刊物有四本：民國初年陳獨秀辦的《新青年》、抗戰前夕胡適和蔣廷黻辦的《獨立評論》、抗戰勝利後儲安平辦的《觀察》以及五十年代雷震和殷海光在台灣辦的《自由中國》。那麼，我要再加上一本金鐘在香港辦的《開放》，《開放》的壽命超過了前面四本雜誌加起來的總和。

誰也不知道壓倒中共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就好像一九九一年更強大的蘇聯政權崩潰前夕，沒有一個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對蘇聯的命運作出準確預言。非理性的極權政府的垮台，大都無法用某種既定的理論來沙盤推演。但是，《開放》的編者和作者都能驕傲地宣稱：存在長達三十年之久的《開放》雜誌，肯定是駱駝背上的稻草之一。如今，金鐘從三十年來《開放》雜誌上發表的多達一萬三千多篇文章中精選出一百篇，結集成《三十年備忘錄：開放時代一百篇精選》一書，堪稱這個時代最誠實、最堅韌、最勇敢的見證。

從爐灰中尋找尚未熄滅的火星

這本選集中的一百篇文章，充分呈現出《開放》百無禁忌、百家爭鳴的編輯方針。金鐘在序言中說：「既沒有後台，也沒有黑手，完全出自我們的感覺和良知。因為我們是來自中國千百萬浴火重生家庭的一群，我們力求以歷史的、國際的更為廣闊的視野，分析中共人物、體制與事件。我們沒有政黨背景、社會勢力的瓜葛，沒有任何原罪感的困擾，甚至不願遷就市場的壓力。因此，《開放》被中聯辦視為‘五毒俱全’的雜誌。」當時的「五毒」，包括中共最忌諱的台獨、藏獨、疆獨、海外民運和法輪功，如今還要加上港獨——世上本無港獨，是中共「西環治港」、倒行逆施，才逼迫本來期盼「民主回歸」的港人大夢初醒，走向港獨之選項。金鐘對這些議題抱開放態度，爲作者提供自由言說的平台。一九九八年香港支聯會公佈被禁止入境中國的三十人名單中，惟一的媒體人是金鐘；此後，金鐘到澳門旅遊，居然被澳門政府拒絕入境。中共清清楚楚地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這一切都「不是誤會」。

很多海外的華文媒體和公共人物，即便敢於公開表達反共的觀點，卻從來不敢質疑、反思大一統或大中華的民族主義。在台獨、藏獨、疆獨等議題上，吊詭地跟他們反對的共產黨如出一轍。早年在其他香港媒體工作時，金鐘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香港思想界對中國問題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們的思想資源還停留在保釣的民族主義水平上，其狹隘性濫觴於泛民主派而未止。……由保釣，而文革，而批毛，而九七回歸——都是香港民主派和主流意識沒有得到很好清理的一團亂麻。」因此，他感嘆說：「不跳出民族主義的巢臼，怎能面對中共不斷強化的防火堡壘？」所以，當金鐘自己獨立創辦《開放》雜誌時，《開放》一開始就成為香港極少數敢於觸碰「帝國邊緣地帶」的獨立問題的媒體。當香港泛民陣營中很多人意淫於中華民國的「秋海棠版圖」之時，《開放》就已大篇幅報道台灣本土意識的勃然興起和獨派的人物與思想；當中國海外流亡知識分子勉強接受達賴喇嘛提出的「大藏區高度自治」的「中間路線」之時，《開放》是第一個報道思想更爲「激進」的藏青會的華文媒體。《開放》敢於報道他人不敢報道的新聞，而此類新聞又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比如，本書中收入旅美學者李江琳於二零零九年撰寫的《「藏青會」四十年》一文，讓長期以來被中共宣傳機構妖魔化的藏青會的真相大白於天下。原來，被很多中國人談虎色變的藏青會，成立於一九七零年，現有三萬會員，總部在達蘭薩拉，下轄八十一個分會，多數成員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故而也是最早實現民主的藏人組織。藏青會尊重達賴喇嘛作為精神領袖和民族領袖的地位，但並不是百分之百擁護達賴喇嘛的政策。藏青會堅持以西藏獨立爲理想，又堅持用非暴力手段達成這一目標。李江琳引用岡托克藏青會秘書長晉邊彭措的話說：「藏青會的存在是一個象徵，它表明西藏流亡社會正走在政治民主的道路上。……通過藏青會的活動，藏人在學習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規則，學習政治表達，學習投票選舉，學習結社集會。」在此意義上，以藏青會爲代表的流亡藏人社群的素質、品性和組織、動員能力，遠遠領先於一團散沙、爾虞我詐的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圈子。

《開放》雜誌上的這些文章，如同從爐火的灰燼中尋找尚未熄滅的星火，多年之後讀來仍然觸目驚心、發人深省：比如湘西剿匪濫殺無辜、黑龍江土改血腥往事、河南大壩崩潰水災、河南艾滋病血災、核基地與四川大地震……在中國，這些事件仍然是言論禁區，對這些事件的探究和報道仍然成為膾炙人口的新聞。

身無彩鳳雙飛翼 心有靈犀一點通

本書中收入若干人物專訪，人物專訪是《開放》雜誌的強項。金鐘利用香港地處東西、中外文化交匯的中心點的便利，以及他本人豐沛的人脈資源，訪問了華人世界的各類人物。書後附錄的《開放》雜誌專訪人物名單，足以構成當代華人的「群英譜」。政界和宗教界有李煥、彭明敏、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司徒華、何俊仁、朱厚澤、李銳、哈維爾、李潔明、達賴喇嘛、大寶法王葛嗎巴等人；學術界有餘英時、金耀基、楊小凱、茅於軾、周有光、李慎之、黎安友、馮客、馬悅然等人；文學界有倪匡、吳祖光、柏楊、高行健、廖亦武、張戎、陳若曦、鄭愁予、嚴歌苓等人；藝術界有李翰祥、侯德健、周令飛、許鞍華、吳子牛、田壯壯、栗原小卷等人；異議人士則有方勵之、劉賓雁、陳一諮、萬潤南、鮑彤、蘇曉康、高爾泰、王丹、陳光誠等人。我喜歡讀人物專訪，如果訪問者具備廣博的學養、敏銳的觸覺以及豐厚的人生閱歷，跟受訪者能夠形成心靈的撞擊、閃爍出思想的火花，那麼專訪稿甚至會比受訪者自己撰寫的文章更加精彩。金鐘正是這樣一位一流的訪問者，他撰寫的很多訪談不僅在當時石破天驚，多年以後仍然膾炙人口。

一九八八年，金鐘訪問劉曉波的《「文壇黑馬」劉曉波》一文，因為劉曉波說了一句「三百年殖民地」而驚動天下，其爭議直到二零一零年劉曉波榮穫諾貝爾和平獎和二零一七年劉曉波在獄中被共產黨凌虐至死亦未能停息。不過，儘管那些僵化迷狂的民族主義者不能接受「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它卻逐漸贏得更多年輕人的認同。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年輕一代成了「天然獨」；雨傘運動之後，香港年輕一代也成了「天然獨」；台港兩地知識界對日本殖民統治和英國殖民統治的歷史有了相對客觀、甚至趨於正面的評價；再加上歷史學者劉仲敬及有一批中國海外留學生組成的「諸夏文化協會」所倡導的「諸夏」和「秩序輸出」概念的流行，使得劉曉波三十年前的這句名言被人們重新認識，人們感嘆有如先知的預言般精准。

一九九二年，鋼琴家傅聰訪問香港，接受金鐘專訪，不僅披露了一九五八年二十四嵗時出走英國的前因後果，還無拘無束地暢談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拜父親傅雷嚴格的家教所賜，傅聰既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家，也是一名思想深刻的公共知識分子。傅聰指出：「共產黨來了後，證明他們是全世界最大的幫會、最可怕的黑幫，它那套秘密的無孔不入的幫規，超過全世界任何一個幫會。」他也觀察到，紅衛兵文化流毒在海外華人社群中無所不在：「這些年，那些紅衛兵來到海外，翻雲覆雨，沒有一點點做人的基本道德，他們被毛澤東幾十年的熏陶，已經不知道謊言和真話的分別。……紅衛兵的那一套，在資本主義社會也很成功。」一九九二年，到西方的中國人還不多，到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隨著中國移民絡繹不絕地抵達西方世界，紅衛兵文化前所未有地衝擊和腐蝕著西方的文明與秩序。傅聰也跟劉曉波和廖亦武一樣，希望未來的中國能夠分裂：「中國越分裂越好，中國太大了，這麽大的地方，永遠搞不好。……我看中國根本就不應該統一。……小國有利於實行民主。大一統國家客觀上很難，為了管治，就必須高壓、要中央集權，只有小國，或聯邦才能分權，民主才好實行，歐洲就是這樣。」

反左：不僅是中國的鬥爭，也是全球的鬥爭

在華文媒體中，《開放》是少有的一本持「右派」或保守主義立場的雜誌。它不僅反共，也反對在歐美世界肆虐的左傾和「政治正確」的觀念。它推崇英美及基督教文明，對形形色色的左派，無論「老左派」還是「新左派」，無論「毛左」還是「白左」，都作出嚴厲批判。雖然它偶爾也會刊登諸如香港最歇斯底里的極左派記者張翠容的文章，但更多地刊登華文世界和西方知識界中的保守主義言論。

在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之後，《開放》迅速轉載了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的評論文章，這篇文章呼籲歐美團結起來捍衛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恐怖主義抗爭。《開放》當然不會刊登喪心病狂的「白左」代表人物、美國學者喬姆斯基的陰謀論——喬姆斯基認為美國遭受恐怖襲擊是自作自受，甚至恐怖襲擊是中央情報局自編自導的陰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喬姆斯基的言論自由要靠美國憲法來保護，他很聰明地躲在美國的大學裡胡言亂語，而不會去伊斯蘭國的統治區大放厥詞。在中國的網絡上流傳一則以喬姆斯基爲主人公的段子，即便不是真實事件，也足以表明此類西方左派在中國早已無法蠱惑人心：喬姆斯基到北京大學當訪問學者，在北大校門口看到三個警察用警棍暴打一位年老的上訪老婦。老婦被打得大吐鮮血、大喊救命。他驚詫於警察何以如此慘無人道，現場數百名學生和教授何以冷漠旁觀。他試圖以老弱之軀阻止警察的暴行，警察竟說要連他這個「洋鬼子」也一起打。他只好感嘆說，真後悔來到一個如此麻木變態之國。

左派幼稚病是一種比艾滋病毒還要頑固的精神疾病。本書中收入歷史學者程映虹的《格瓦拉主義的衰落》一文，對切•格瓦拉的「偽理想主義」提出尖銳的批判。這篇於二零零零年發表的文章，至今仍未過時——因為「格瓦拉主義」並未完全衰敗。

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殺五十年紀念日，《紐約時報》和BBC等西方左派媒體發表大篇幅的紀念文章。BBC記者威爾•格蘭特從聖克拉拉發回題為《切•格瓦拉——從古巴英雄到世界偶像》的報道：「五十年來，切•格瓦拉的名字仍然出現在古巴的每個角落，從鈔票到標語牌。他可謂拉丁美洲最廣為人知的人物。……在古巴紀念格瓦拉的活動上，播出了一九六七年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宣佈格瓦拉死訊的講話錄音。卡斯特羅呼籲古巴的孩子們‘像切一樣’。」文章指出，多年來，格瓦拉的名字成為「革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同義詞。支持者說，「他是英勇的游擊戰士，是為信仰奮鬥獻身的英雄，有為全人類自由拋頭顱灑熱血的國際主義浪漫情懷」。格瓦拉已成為國際間廣為流行的一個文化象徵，其肖像出現在壁畫、遊行、音樂會、海報等各種公共場合，也成為T恤衫、郵票、杯子、鑰匙鏈、皮帶、棒球帽等商品上的圖桉。該報道熱情地評論說：「對很多人而言，格瓦拉已超越了為窮人謀利益的革命英雄範疇，成為當代的一個神話和偶像。」

與之針鋒相對，十七年前程映虹在《開放》發表的文章中，揭露了格瓦拉的「古巴人民爲瞭解放，不惜被核戰爭一掃而光」的狂言，跟毛澤東的殘忍冷酷如出一轍。格瓦拉是毛的崇拜者，在大飢荒後期訪問中國，從毛那裡獲得六千萬美元的援助，周恩來說這筆錢不必償還。格瓦拉代表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最狂熱地反對改革、反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力量。程映虹嚴詞批判在北京隆重上演的、受左派追捧的戲劇《格瓦拉》，這也正是我當時作為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投票反對其劇作者、毛派法西斯分子張廣天申請加入筆會的原因。程映虹指出：「二十世紀的革命歷史中，那些指責社會黑暗，發動革命並進行社會改造的革命家，多數是沒有最起碼的專業訓練和社會知識的文人，他們長於用一知半解的社會批判和膚淺的道德激情煽動底層民眾，而對社會的實際構成與運行沒有基本的瞭解，其結局必然是一塌煳塗。從格瓦拉幻想幾十個不怕死的游擊隊員就可以解放美洲，到毛澤東發動十億愚民去砸爛舊世界，結果不是一場遊戲，就是一場浩劫。其愚昧和瘋狂的本質是一樣的。」為什麽人們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千夫所指，卻對同樣邪惡的毛澤東和格瓦拉情有獨鍾，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現象。

《開放》的謝幕，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我相信，有《開放》的香港和沒有《開放》的香港是不一樣的。金鐘將他生命中最寶貴的三十年奉獻給了《開放》，他沒有大發橫財，依然是兩袖清風的書生，但他無愧於過去三十年的歷史，他可以欣慰地說：「我看見，我書寫，我編輯，我出版，我守望，我從未沈默。」

《開放》遁入了歷史，下一個時代的香港，雖然不再擁有《開放》，卻湧現出《熱血時報》、《立場新聞》、《眾新聞》、《評台》、《香港花生》等由同樣熱愛自由的年輕一代所主持的網絡媒體。江山代有才人出，香港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是不願做奴隸的「天然獨」，對於香港及中國的未來我們不必過於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