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之癌與民主要件
作者: 敏一鴻

專題

更新於︰2017-11-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十月革命」百年痛省。

百年共產史,一份「癌病歷」

201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一百週年。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十月革命」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政權,開始共產實驗。

一百年,人的個體生命從出生已至死亡或垂暮之年。如今全球範圍內共產實驗無論如何已入尾聲;百年實驗可初步考察結果。

此實驗以社會制度和人的生命為載體,在被捲入者生命中留下印痕、刻下年輪。廣而言之,有關國家和地區者也成為「十月革命」後果的一部分。

1992年深秋,因八九「六四」流亡的我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到達莫斯科。

出站第一眼所見極其難忘——「夾道歡迎」隊伍一百多米長。

鉛灰色天空下,老人和中年婦女們裹著厚實顯舊的冬裝,人挨人站在寒風中,每人挎著個大袋子,手托物品:一雙靴子、一瓶牛奶、一串香腸,或一件工藝品……他們禮貌而懇切地向出站旅客舉著物品報價……。

突然間,「夾道歡迎」隊伍散了,人們已經把物品迅速裝進大袋子,三三兩兩若無其事地交談或溜達,宛如正在表演的團體操瞬間變了隊形。我細看,是警察來了。

警察例行公事轉了幾圈漸漸走遠,「夾道」恢復如初。

我心一震,眼淚欲出——這就是少年時曾嚮往的「共產主義天堂」嗎?這就是養育過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土地嗎?

當時蘇聯解體剛一年,共產實驗後果與新制度誕生的陣痛交織。我在俄國滯留了二十個月,更多見聞述說著俄國歷史和始於這裡的共產實驗。

一百年回眸,兩百年溯源。

1818年5月5日共產主義創始人卡爾 · 馬克思生於普魯士特利爾一個律師家庭,父親從猶太教轉向基督新教。而馬克思以無神論為基礎,拋棄「人人都有罪性」的基督教人論和對人普遍的罪性及權力腐敗所必須的制約,建構了一套依靠所謂「先進階級」建設人間天堂的共產理論。

馬克思30歲時與他的同伴、資本家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發表,開篇是「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最後幾句是:「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關鍵詞是:共產黨、暴力、推翻現存社會制度、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無產者……

這個幽靈從歐洲遊蕩到亞洲、拉美……所到之處以暴力摧毀私有制,建立所謂「公有制」社會。百年實驗,世人看到共產政權無例外依靠暴力和謊言剝奪人的財產、各種天賦權利,乃至生命,所強化的只是共產黨一黨獨裁。 

回看百年共產史,會問: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被發展成列寧主義,是否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一百年前已從立憲共和制出發的中、俄兩大國,今天是什麼樣?世界格局又是什麼樣?

但歷史只展示事實,不提供「如果」。看似「偶然」的因緣際會,也可能含著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不諱言其理論源於18世紀哲學唯物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

歐洲自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後來托馬斯 · 莫爾的「烏托邦」構想,溯源距今兩千幾百年。比柏拉圖更早的有中國孔夫子的「大同之治」到後來莊子的「無何有之鄉」。這一代代揮之不去的理想,無疑是人類精神基因的一部分,早早晚晚不實踐一回,人類豈會死心?

兩千幾百年未泯的夢想終於等來將它集大成、並為之實踐鋪設道路的人——卡爾 · 馬克思。

此後人們的幸運與不幸僅在於生正逢時。

重播共運史記錄片,大同小異。一邊廂紅旗如林集會遊行、激昂慷慨口號歌聲、受閱士兵持槍齊步,共黨領袖被狂熱簇擁;另一邊廂是大眾貧窮匱乏的生活、封鎖外部信息的高牆、關押異議者的集中營……

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為什麼以「公有制」為名剝奪私有財產後,名為「公有」資產只由少數人支配?「倉庫里的東西屬於大家,但鑰匙在我手裡!我取、我予,‘所有者’無權過問,誰能奈我何?!」——這個正常人無法接受的邏輯、 殘酷的黑色幽默,竟堂而皇之一「幽」百年,至今仍在辛辣嘲諷著共產國民眾的智力!

與普世價值下憲政民主制度對比,共產制度究竟剔除了哪些重要民主部件,組裝成一部如此怪誕的制度機器?

究竟是怎樣的幽靈魔力,使共產思潮在十九、二十世紀很成氣候的在全球範圍內流行一時?十幾國共黨先後建政,曾形成頗具氣候的「社會主義陣營」,裹挾世界人口近半。

被捲入共產實驗中人迄今至少一億非正常死亡。 從蘇俄到「紅色高棉」,再看幾代中國人付出的生命及各種代價……共產制度呈現出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制度惡疾,疾中之癌,不割除,社會無前途可言。

另有特別值得研究的是,1989年波及全中國歷時50多天聲勢浩大的民眾要求民主的運動被當局「六四」屠殺鎮壓,僅僅5個多月後「柏林牆」轟然倒塌,蘇東共產制度相繼崩潰。而中國共產制度為什麼卻能延續至今近二十八年,不斷強化極權專制,還在加速開歷史倒車?

如今共產幽靈在它的故鄉歐洲已無容身之地,僅有的棲身地是亞洲和南美,至少15億人仍受共產之癌折磨。共產國僅剩4個,其中就包括病入膏肓、危機四伏的中國。

回看七十六年前1941年10月28日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有這樣的段落:「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中共《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稱「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

以我們對中國歷史和當今中國的觀察,用以上兩段話診斷中共制度的惡疾,恰中要害,但若想在今天中共黨報刊出,絕無可能。

從中共建黨算,現已進入第九十六年,從中共建政算,已進入六十八年。嚴峻的事實在於,中國共產實驗幾十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換來的竟然是這始料未及的角色置換!

法國大革命時遭雅各賓黨迫害慷慨走上斷頭台的女政治家瑪莉.簡· 羅蘭(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的最後遺言,現已傳遍世界:「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原文「Ô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 」,

凡特別貴重之物都有贋品,自由、民主、平等……亦如此。真假的區別到底在哪裡?

歷史終將給出解釋:人類對共產主義似是而非、聽來美好實則劇毒的宣傳為什麼會信以為真?對共產實驗不具免疫力的國族究竟有哪些基因缺陷?倘若中國更不幸成為最後送走幽靈之國,特別診斷更必不可少。

共產制度機器得以肆虐運轉的要件是什麼?普世價值下憲政民主制度必不可缺的部件是什麼?人類大面積感染髮病的內在原因是什麼?抵御共產思潮、拒絕共產實驗的「抗體」又是什麼?

鑒於百年來共產之癌奪去上億人生命,在人類社會和人精神、肉體層面發病轉移擴散,共產實驗留給人類的「遺產」是一份可供解剖、作多方位研究的社會癌病例,是可資今人診斷割除、避免繼續擴散,資後世警惕再發作的人類歷史大病歷。

探究人類共產之癌的「原癌基因」與「促癌基因」

近年人類有關癌症的研究不斷有新進展。美國科學家發現了關鍵的「促癌基因」,認為細胞中有一種叫TGFbeta的蛋白質,既能遏制癌症形成,又能推動癌細胞激進生長。相關論文發表在近年的《科學 · 信號》上。

科學家們還認為,每人身上都有一種「原癌基因」,受到外因刺激就可能被啓動。

以我愚見,人類社會的「共產之癌」,也是由社會學、政治學意義上的 「促癌基因」 與「原癌基因」交互作用,生成「共產制度之癌」。共產「促癌基因」作用於社會和人的精神心靈層面,刺激人類本來就有的「原癌基因」,誘發社會和人精神心靈癌變,這與人肉體癌症的發病、轉移、擴散、漸進晚期、直至死亡具有某些同理性。

本文試從歷史事實中篩選出共產實驗發生發展過程中一些「關鍵要素」,即社會學、政治學意義上的「促癌基因」和「原癌基因」。

正像醫學研究所發現的,鑒於「促癌基因」兼具可能「抑制」,也可能「推動」,即可能朝兩個相反方向活動的特點,我也借用癌症研究術語,暫且把前者簡稱為 「抑癌基因」,把後者簡稱為「促癌基因」,二者也具「同體兩面」特點。

因後者是推進共產實驗的關鍵,故先從後者切入,考察哪些主要「促癌基因」 最易與 「原癌基因」匹配發病?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社會「促癌基因」的單獨存在,都對社會或人群具傷害性,共產制度之癌則是集主要社會 「促癌基因」之大成的結果,故不同於其它任何社會形態,其制度之惡性、毒性尤甚。

認清主要「促癌基因」,即共產制度機器主要部件,也就認識了與它同體反向的「抑癌基因」,它們正是被共產實驗剔除的憲政民主制度機器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件。須知這些要件不能單獨運作,必須完整組合。故鎖定憲政民主制度目標不偏移,才能鏟除共產之癌,結束共產專制,組裝啓動憲政民主制度機器,這是後共產國家國民福祉最大化之路。

否則,無論誰打著怎樣美麗的旗號改革修補,進進退退,難免在不幸中循環。一步踏錯,百年蹉跎,是已經和正在被歷史證明的。

共產制度機器究竟安裝了它所特有的什麼主要部件?拆除了民主社會的什麼主要部件?

後共產國家要組裝憲政民主制度機器,如何尋回那些被共產制度拆除的要件?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怎樣走偏

回首「十月革命」百年,中、俄兩大國歷史文化不同,走進共產實驗的路徑卻有相似。 在19世紀第二個十年里,兩大國相繼推翻皇權君主制,建立了具憲政民主制雛形的臨時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 ,值得中國人自豪的是中國先於俄國推翻皇權,建立中華民國,被視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值得痛省的是後來怎樣節外生枝與共產主義不期而遇?

聚焦三個重要關節點:

一、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軍事實力不足,尋求掌軍權的袁世凱支持,應許若驅逐末代皇帝溥儀,願將總統位讓於袁。1912年2月12日溥儀退位,15日袁世凱被參議院選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後袁下令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廢除了具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政治交易與廢除根本大法引變亂。

二、1913年3月22日國民黨主要籌建人之一、致力推動完善共和體制下政黨制度的宋教仁被刺殺——政治運作有黑惡手段加入,未能依法查清懲辦,即是噩兆。

三、1915年袁世凱稱帝——改變政治制度。袁次年病逝,地方軍閥各自發展,其中北洋政府分成直、皖、奉各系……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時,孫中山正與陳炯明共組護法軍政府,發起「護法運動」和重組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在風雨飄搖的幼年走偏。

這段歷史令人扼腕。歷經血火摧毀君主制、建立共和不易,但是在大功告成時,前景未必是新制度自然長入成熟。新制度不健全時稍有差池,舊制度易復辟,局面混亂隨時可能。一步走歪,差之萬里。錯失歷史一刻,幾代疾首痛心。

1911至1921年的中國和1917年的俄國都提供了這樣的實例和慘痛歷史教訓。

從蘇俄歷史看共產制度若干「促癌基因」:與人類「原癌基因」一旦相遇作用必致癌變

共產「促癌基因」之首:階級論挑起仇恨掠奪,與普世人權「人人受造平等」水火不容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臨時政府。俄國走到與中國相似的告別皇權後的歷史轉折點。

列寧回到俄國提出《四月提綱》,理由和口號稱「必須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反對他所稱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其實那是俄國社會革命黨和憲政民主黨為主各黨派的聯盟,並非「資產階級政府」。

「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成立共產「工農臨時政府」。

「資產階級」始終是共黨所樹之敵,沒有這一命題,就沒有共產實驗。共產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被稱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雙方最初陣線劃分依資產多寡有無。

馬克思《資本論》中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國際歌》唱道「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以「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的誘人口號動員民眾。

但怎樣界定「被剝奪」部分?「奪回來」放到哪裡?由誰管理?怎樣再分配?怎樣處置被打倒的資本家?生產由誰管理?再生產如何持續?……這一切都不容論證討論,不容爭辯反對,先去搶來。

貧窮者嚮往富裕,即使在機會均等社會,因嫉妒心驅使或被煽動,劫富、殺富濟貧對窮人永遠具誘惑力,一旦以「公平合理」面目出現,更是極具爆發性,更不要說在不發達國家貧窮地區。這是一人類的「原癌基因」.

誠然,共產運動也有富家子弟參與。天真無知的「理想主義」,不知「平等」與「平均」之別,盲從輕信。懷著自以為「利他」的高尚情操忘我獻身,終成事與願違的犧牲品。也從反面證明以貧富而定的「階級論」並不成立。

共產實驗以經濟狀況分階級、定高下善惡,賦予不同權力和權利,挑起仇恨,是人類社會「促癌基因」之首。

普世價值講「人人」權利、義務平等。因人特長能力有別,報酬不同。階層間有無穿行上升(或下降)機會,是社會正常與否的標誌之一。

共產實驗以「資產階級」作「敵人」標籤,中共更衍生「血統論」世襲官職獲厚利,得利者甘之如飴,為「原癌基因」之首。

共產「促癌基因」 之二:暴力奪權不經全民直選授權,政權非法是其後一切非法的基礎

以現代政治學對「革命」的定義衡量「十月革命」,未必是「革命」,或以「起義」、「叛亂」等重新定性。但作為歷史事件約定俗成稱謂,現暫先延用「十月革命」之稱。

「十月革命」前列寧許諾全民直選,而「十月革命」後他打壓憲政民主派的全民直選。當時的社會革命黨得票超過50%,擊敗得票25%的布爾什維克勝出。列寧說「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記步槍」,於1918年1月5日武力解散了全民直選的立憲會議,史稱「一月巨變」,這是蘇俄共產實驗初期逆歷史潮流而動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等於向世界宣告,無論共產理論中有怎樣的「民主」字樣或許諾,它從一開始就與普世價值「合法政權來源於全民直選授權」勢不兩立。

此一社會「促癌基因」刺激人因求生屈服的這一「原癌基因」 ,人們被迫放棄基本權利,順從非法強權。 一旦社會由此起行,即剔除了憲政民主機器引擎,安裝上共產專制機器引擎,大功率推動社會癌細胞激進生長。

從蘇俄「十月革命」到各國共黨奪權後都抵制全民直選,或以有名無實的假「普選」掩人耳目。政權非法是其後一切非法的基礎。

共產「促癌基因」 之三:一黨獨裁,拒絕三權分立憲政民主架構,黨衛軍拒絕國家化

蘇俄1918年「一月巨變」另一標誌意義是抵制立憲會議,拒絕經由制憲會議制定民主憲法,而制憲是民主生死攸關環節。

拒絕以憲法制約政府和個人的罪與權力,不建立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憲政民主制度,黨指揮槍,此「促癌基因」全方位調動人類各種「原癌基因」,與人的罪性交互作用,必致一步步腐敗沈淪。 拒絕國家化的「黨衛軍」隨時暴力褫奪人的權利與生命。

共產教科書說「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原話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列寧《四月提綱》發表後於5月17日所說,全句是「我們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一個鐵與血的紀元」。想必因後半句尖銳直白,幾十年一直被隱去,卻為一百年歷史所證實。

共產「促癌基因」之四:暴力消滅私有制,劫掠物名義公有,人與物、人與人關係畸變

蘇俄最初四年內戰時期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完成所有制根本改變。以「餘糧收集制」將農民盤剝殆盡;國有化大中企業。

當國家權力以暴力推行「公有制」,原所有者全無抵抗可能,對私有財產的公開搶劫迅速展開。

共黨攫取一切社會和自然資源,不但改變了人與物的關係,而且同時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掌權者支配一切,握有對被統治者生殺予奪之權,此為共產社會獨有。

共產理論宣稱「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百年實驗可知「公有制」才是共產萬惡之源、社會「促癌基因」。它摧毀了正常社會「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和秩序,公開搶劫成為「合理合法」、「偉大光榮」、「革命進步」。被搶劫方甚至遭到殺戮、肉體消滅,以此震懾反抗。調動人自私利己的「原癌基因」,跟從共黨搶劫助紂為虐。顛覆了傳統道德,誤導國民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人與人在人格、經濟、政治、機會等各方面的平等不復存在。

之五:摧毀市場經濟。計劃經濟違背規律釀危機,利伯維爾場經濟的無形之手被斬斷

蘇俄「戰時共產主義」以「配給制」禁止商品交易;國家壟斷外貿;嚴管工人,槍決罷工者……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是又一社會「促癌基因」。

國企、農業集體生產「大鍋飯」刺激人類懶惰、「不患寡、患不均」等「原癌基因」,引普遍怠工、效率低下,而統治者聚斂財富,百姓普遍貧窮。

當市場經濟無形之手被斬斷不能調節經濟,專制有形之手必任意違背經濟規律釀危機。天災人禍互為因果,與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

之六:取締新聞自由,強制輿論一律,洗腦致民腦殘,剝奪人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

有意思的是,馬克思的繼承者在實踐中多有背離馬克思理論。

馬克思在《論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中批判那些「自認為自己具有天然的無需辯駁的絕對正確性,為維護自己和自己的意見,動用法律、監獄、軍隊、輿論阻止其他意見的產生和傳布」。

這位共產黨的老祖宗卡爾.馬克思不會想到,他如上聲討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的一段話,不幸成為他的繼承者建政後的真實寫照、惟妙惟肖的精准畫像。

「十月革命」後列寧限制新聞自由,實行新聞檢查。執政共黨與政府以喉舌宣傳取締新聞的監督功能,是又一社會「促癌基因」。以「槍桿子、筆桿子」維護政權。說真話危及身家性命,刺激人見風使舵、唯上是從「原癌基因」,放棄獨立思考,直至自我審查,甘作吹鼓手和幫凶。

共產極權剝奪公眾知情權,屏蔽自由世界信息,強制「輿論一律」。經新聞出版宣傳及教科書等多年重復謊言、掩蓋真相,完成對青少年和全民洗腦。

馬克思著作中不乏「自由」字眼。《共產黨宣言》中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此話不失真理之光。現正可回敬他的不肖門徒,試問:共產實驗百年,「每個人自由發展」的社會在哪裡?

之七:建立「契卡(肅反委員會)」監禁殺戮反對派,剝奪人的自由與生命

蘇俄建立「契卡(肅反委員會)」打壓反對派、取締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以「紅色恐怖」鞏固政權。「契卡」頭目捷爾任斯基說:「我們代表的就是自我組織的恐怖主義,這話要先說清楚。」

1918年7月16日、17日沙皇一家被處決,包括妻子、四個女兒和幼子,及僕人,殺害的手段殘忍,屍體還被澆硫酸、汽油焚毀。處決沙俄若干部長官員、數百名「白衛軍」……內戰期間,反布爾什維克者面臨酷刑和集體處決危險。從1918到1921年約8萬6千名以上的所謂「人民公敵」被關進勞改營……

共產實驗將人置於「要自由表達,還是要生命,二選一」絕境,此一社會「促癌基因」挾持人最基本的求生欲,是共產之癌劇毒之處。反抗者付出生命代價。大眾求自保妥協的「原癌基因」致人沈默,逆淘汰鋪平惡者進身之路,出賣良心者升官獲利。

故共產實驗不具備早期或存續期從根本上自我糾錯能力,如同一部被拆除制動系統的機器,一旦啓動就會朝著既定方向開到完結的終點。

之八:宣揚無神論卻對共產黨魁個人崇拜造神,要求絕對服從,對掌權者無任何制約

共黨宣揚「無神論」,剝奪人信仰自由,關教堂,拆廟宇,囚禁宗教領袖和信徒,與此同時卻將個人崇拜發展到極致。

柏拉圖的老師、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如果盜賊竊取了一個國家的政權,就會用欺騙和暴力掠奪人民的財產,不是零打碎敲,而是一掃而空。他們還會以暴力為基礎炮製出竊賊的法律奴役全體暴力下的人民,而掠奪了人民財產的武裝竊賊則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處罰,反而會把他們的首領塑造成一個無所不能的神」。

蘇聯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和朝鮮金家三代……莫不如此。

蘇格拉底在兩千五百年前預言的這一過程,成為近一百年共產實驗全過程本質的精確描述。顯現出哲人的遠見與人們的盲點。

1924年列寧逝世後遺體被放進水晶棺,於紅場為其大興土木建列寧墓,把水晶棺移入供參觀,首開惡例。後又有中國、越南、朝鮮三共產國效法。

斯大林繼任後將列寧主義發展到被稱為「紅色法西斯主義」 的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掌權時代,大規模宣傳把他塑造成崇拜偶像並神化,無人有批判質疑權。他對黨政軍幹部和群眾大清洗、流放與屠殺,造成數十萬人死亡。

其他共產國家內部效法,外部則不能獨立自主,盲目相信斯大林,中國亦然。

個人崇拜是社會「促癌基因」,人類有對權勢者崇拜迷信的「原癌基因」,不諳所有人都有罪性、不完美的本相,盲目跟從強者引發社會癌變,個體與群體陷入迷狂。

之九:伙同黑惡勢力、以厚黑教唆百姓搶劫殺人痞子化,仇智、反文明,獎惡罰善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早期活動中即與同伙以綁架殺人搶劫銀行,以槍械和自制炸彈伏擊帝國銀行護送現金的車隊,劫取金錢。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曾給中共早期湖南農民運動出主意「依靠敢打敢殺的地痞流氓作革命前鋒」,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遂有痞子可去「少奶奶的牙床上滾一滾」。

無法無天無道德、反智反文明是共黨特徵,也是社會「促癌基因」。持續獎惡罰善,刺激流氓及有道德缺陷者的「原癌基因」作工具打手,賞頭銜官職,教唆更多百姓搶劫行凶,殘忍冷酷。加速社會痞子化、共黨內部黑惡化。

之十:收買非共國家、黨群和個人,或被其收買,多形式「合作」、與狼共舞

列寧從一次大戰爆發次年1915年就獲德國當局資助,在俄進行共產活動、作德國秘密代理人。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時列寧在瑞士,因大戰回俄路途受阻。德國為緩解與俄東線戰事,給列寧提供了方便。

第一個共產政權蘇俄的建立包含列寧與德國交易。

共黨建政後壟斷所有資源,便於以金錢、利益收買非共國家、政黨、群體、個人。收買異議群體中人「拉出去、打進來」達成共黨目的,如「色情間諜」、「燕子」、「線人」等等。

這是又一社會「促癌基因」,刺激人類見利忘義的「原癌基因」,達成與共黨合作「共舞」。

綜上所述,共黨一旦暴力奪權建政,上述十大社會「促癌基因」便陸續啓動社會與人的「原癌基因」,推動社會癌細胞激進生長,共產實驗得以持續進行。

「十月革命」扭轉了中國歷史走向

提到「十月革命」,中共教科書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現知「十月革命」時「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正在維修中,它只用6英吋炮筒放了一枚空炮,提醒涅瓦河中船隻保持警惕,作好準備,發出攻打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信號。

無論如何,炮口對準的是以憲政民主為目標的臨時政府。

1992年冬我在聖彼得堡涅瓦河邊面見了著名的「阿芙樂爾」。與紅色中國幾近同齡、當過十年「知青」、讀過馬列的我在流亡途中。
「阿芙樂爾」裝甲巡洋艦綠色底座,灰色艦身100多米長。方形炮座很小,炮管細而短。我定睛看那炮口,想象著「一聲炮響」時刻。與「阿芙樂爾」面面相覷,於無聲處是它與世界及我和家國道不盡的往事。

這一聲炮響,使俄國憲政民主得而復失,也扭轉了被視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歷史走向,鑄成中俄幾代人後來的命運。

「十月革命」後1919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
馬列主義披著「民主」(「巴黎公社式民主」)與「科學」(「科學社會主義」)外衣,借「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之機在中國廣為傳播。

共產宣傳——共產主義要消滅剝削壓迫、建立人人平等的前所未有的最理想社會——與自古深藏於國人心中「均貧富、等貴賤」理想和視「殺富濟貧」、「劫富濟貧」為仗義的觀念一拍即合。一些人以為找到更符合民主自由方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從原本已踏上的民主共和之路轉身,投身共運。

1921年7月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陳獨秀、李大釗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接受第三共產國際指揮和援助。

1893年12月26日生於湖南省湘潭農民家庭的毛澤東,後來成為中共黨魁。他於1927年3月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重視發動農民不僅僅因為毛澤東與農民有血脈淵源。他寫此文時正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兩黨原達成共識,國民軍北伐同時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孫中山主張「耕者有其田」,不能用暴力搶奪地主土地。當時勤儉的農民有可能上升成為土地所有者,階級間具有穿行可能。

但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給中共出主意,提出依靠敢打敢殺的地痞流氓作「革命前鋒」,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太沈靜,農民都不願意起來,我們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描述,當時革命目標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把持農會。對「土豪劣紳」划線標準隨機任意,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口號。只要有人指認某人是土豪劣紳,往往沒人反對。有時連姓名都不問,就帶上高帽遊街。有群眾審判中被當場槍決的,有被用梭鏢刺死或在批鬥會上被直接打死的……中國沿襲千年穩定的農村宗法制度構架崩潰,此一「鬥爭」模式也在其後的中國共產實驗中一再延用。

中共利用流氓黑幫鬧「革命」,成為看家本領之一,以此將更多草根民眾挑動鼓勵教唆成「痞子」,在歷次運動中作主力。1964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座談會上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

中共依靠痞子,更以「打土豪、分田地」動員世代嚮往有自己土地的農民跟從,他們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

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1927)破裂後,國共爆發長達十年內戰(1927-1937)。
實質是共產運動與中華民國制度之戰。中共於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事」建立中共軍隊,後又建立了井岡山等紅色根據地。
因國民黨勢力在北伐戰爭中無暇顧及地方尤其是南方,中共軍隊得以壯大。當時在湖南的毛澤東依靠痞子推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地權,換取農民支持。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一百天內佔領整個中國東北地區。就在日軍入侵後第五十天,中共在共產國際支援下,於江西瑞金建立了第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對立,開始局部共產實驗。
重溫這段歷史,關鍵點有三。

一、此中共割據政權是共產國際和蘇聯植入中國的。

二、此政權建立在日軍大舉進犯中國時,中共借侵華日軍之手消耗國軍實力。

三、此政權主張「各省市各民族有獨立自決權」。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中共割據政權原贊成和踐行「獨立自決」,其所在地幾經遷徙後到延安,是今天中共政權的前身。而今天的中共政權卻視民族自決、區域自決理念為洪水猛獸、大逆不道,撻伐防範。中共的言行不一、前後不一在95年歷史上不勝枚舉。

1940年代中國抗日戰爭中又有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這期間中共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更多消耗國軍實力,為抗戰勝利後內戰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全國共產政權做準備。

1942-1945年毛澤東為在黨內確立自己的地位展開所謂「延安整風」,與當時中央委員、統戰部長王明爭奪領導權。毛以恐怖手段清除異己,酷刑逼供信,製造普遍冤案。

前面談到有富家子女、知識分子投身共運。因理想主義和教育背景,隨後發現問題大失所望,但上船容易下船難。
「十月革命」同齡人韋君宜1917年10月生於北京,家境富裕,品學兼優,本可出國留學,她選擇參加共運,晚年於病榻著《思痛錄》談及「延安整風」。

她回溯心路說「我情願做一個學識膚淺的戰鬥者,堅信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說的一切……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裡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 」。

在「搶救運動」中她看到被整肅的「特務」 中從中學生到小學生都有,甚至有6歲的「小特務」,人人自危。
她的丈夫楊述從延安告狀回來,長女因政治運動和生活困苦而夭折,韋君宜重病,還被當作「特務」家屬侮辱。
她當時寫詩《家》,其中說:

「家呀,
讓我再呼喚這一聲!
我們對得住你,你愧對了我們。
世界、人生、革命、
學來好大個聰明!
如今,已變成無家的流民,
夜晚尋不上宿頭。
讓我彈一曲沒弦的琴,你聽,
站在曠野里,
呆望著最遠的星星。」

文字刻下一個投身共運的「十月革命」同齡人的生命年輪和心路縮影。即便如此,她還是跟從共產黨一直走到晚年,方才思痛。

抗戰期間中共利用國民黨「容共」,借機發展其黨徒陣營及軍事力量壯大自己。

至少犧牲了95位將軍。而共產黨方面,抗戰初期1937年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的是5.5萬人,到抗戰勝利的1945年已是127萬。有歷史學家認為:八路軍、新軍第四軍軍在整個抗戰中,沒有任何一個團級以上軍官陣亡,只是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與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死於病榻與轟炸,而中共方歷史學家堅稱左權、彭雪楓死於戰場。
 據日本國公佈二戰在華陣亡的人數統計表:死於國軍之手31萬8,883人,死於共軍之手851人。

在國民黨方面,國共合作是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思想的延伸,孫中山這一思想是他思想的硬傷。他不認識共產主義實質,作為「國父」,他「聯俄、容共」的訓誡,成中國國民黨先天不足。以致在二十多年時間里,延誤了將人類社會之癌徹底割除於初期的機會,而且容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民國中之共產國存在,終至十幾年後大陸淪陷變色。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痛定思痛38年後又有「江南案」引發,才開黨禁報禁,民主得以復興。
此後,中國國民黨仍未表現出從根本上徹底認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本質,國民黨執政期間在兩岸關係上曖昧妥協,以致第二次敗選下台。當然這又是後話。

毛澤東的暴政:共產之癌出於蘇聯而甚於蘇聯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掛著自己畫像的天安門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現在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毛澤東1927年所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1949年實現了。政權基座下埋著兩次內戰中死亡的至少1,090萬人的生命,遠超蘇聯。

槍桿子里所出的不經全民直選授權和輪替的政權,必將不斷以剝奪人權和人命加固政權。 

毛澤東1949年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

共產學說和蘇聯實踐本身攜帶各種共產「促癌基因」,而毛澤東深諳中國歷代帝王弄權之術,毛對百姓欺騙愚弄和控制手法之多、政治運動之殘酷超過蘇聯。中國人權、人的生命的失喪、所付各種代價之慘重比蘇聯更甚。

中共於 1948至1951年「鎮反」殘酷處決87.36萬人,其中243位前國軍抗日高級將領,顯見中共對這些軍事英才最懷戒心。

1950年6月25日紅色朝鮮越過二戰勝利划定的「三八線」進攻民主韓國,韓戰爆發。美軍和聯合國軍參戰支持韓國。中國派志願軍參戰支持朝鮮,聲稱是「美軍侵朝,抗美援朝」。蘇聯斯大林雖對異見者凶殘,畢竟還稍吝惜本國人生命,對志願軍和朝鮮只予軍事經濟援助,並不出兵。
歷時3年多戰爭,雙方重回「三八線 」兩側。試想若世上沒有共產實驗,雙方至少共130萬名陣亡者不會失去生命。更可悲中國志願軍犧牲者不知自己因抵抗民主自由而死,其父老兄妹還將為共產實驗繼續付出財產、權利、甚至生命。

韓戰結束至今逾63年,現朝鮮面積12萬多平方公里,人口2千5百萬,在金正恩這樣的世襲惡魔殘酷統治下,國民毫無自由人權可言,且極度貧困,吃不飽飯。而韓國只有9萬9千多平方公里,5千1百多萬國民享有民主與尊嚴,韓國的文明富裕世人皆知,出口汽車、電器、韓劇等享譽世界。同文同種,兩種制度。比較共產實驗與否的結果,這是最好實例。

中共建政後延續老解放區「土改」至全國。據專家保守估計,殺死200萬名地主,有美國學者估計多達450萬人死於土改。
俄國歷史學家記錄斯大林時代受難者的人數、姓名、死亡情況等已精確到個位數:

1,345,796人。

而中國有關共產運動受難者的統計數字還只是以萬計,並且各方提供的或研究推算出來的數字相差也很大。

《毛澤東選集》首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階級」而論「革命性」三六九等不同 。「土改」給每人划定「階級成分」,血統相襲為後代「出身」,界定多年「階級鬥爭」陣線。

「階級敵人」地主、富農不但財產被搶光,人或被殺、被關、被管,其子女甚至孫子女隨身貼著「出身」標籤成賤民,升學、就業、婚姻等備受歧視。而搶劫方世代享受血統賦予的各種優越。此政策在中國至少實行到1970年代末。

「土改」後旋即農業合作化,農民交出沒攥熱的《土地證》,後「合作社」 、「人民公社」化,徹底消滅了中國秦漢以來農村宗祠社會,鄉紳階層被消滅。

中共1953年至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私有生產資料「公有」化。城市對資方企業先「公私合營」贖買 ,資本家們「白天敲鑼打鼓,夜裡流淚痛哭」,暫時拿著「股息」,被溫水煮青蛙。共黨稱之為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簡稱「三大改造」,稱「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標誌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建立」。

直到後來「文革」,在更殘酷的強迫打壓和威脅之下,完成了全部私有生產資料,包括私人擁有的不動產住房,一律沒收,徹底消滅了「私有制」,改變為「公有制」。

共產制度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促癌基因」「公有制」與民眾心中的「原癌基因」——不患寡患不均,崇尚劫富濟貧,殺富濟貧,把充公平分視為「平等合理」的種種謬誤交互作用,強力推動社會之癌激進生長。

1956年2月25日「蘇共二十大」最後一天凌晨,代表們被緊急召到會議廳,赫魯曉夫發表長達4小時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錯誤和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露了很多蘇共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負面情況。這一報告逐漸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內公開。

這是共產國家領導人對共產制度某些弊端所作的第一次直面否定,對所有共產國家官民都具前所未有的震撼力。

「蘇共二十大」剛剛閉幕,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就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當局動用軍隊鎮壓,造成數百人死傷。此時還爆發了波蘭、匈牙利事件,持不同政見者要求獨立民主和自由,蘇聯出動坦克鎮壓。

歷史一再證明,共產制度機器因為拆除了民主要件,即使發現內部重大問題,哪怕是高層率先提出,內外共識,仍無力自行調轉方向。

1957年毛澤東以「陽謀」「引蛇出洞」發動「反右」,與「蘇共二十大」有因果關係。「蘇共二十大」召開次年的1957年是中國現代史特別年份之一。學者朱正先生在接受我採訪時說:「毛澤東是帶著他的‘匈牙利情結’進入1957年的」。中共黨魁毛澤東 以「陽謀」欺騙發動「反右」,中國知識精英在毛「引蛇出洞」的「鳴放」中,直擊共產制度之癌要害,都與「蘇共二十大」有直接因果關係。

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接受我採訪時曾說,他考證認為在「反右」運動中,至少有55萬到60萬人被打成「右派」。被戴上「右言」、「中右」、「疑似右派」等帽子的加起來也約60萬。這120萬戴有各種「帽子」者分別受到判刑、勞改、勞教、下放、監督勞動、開除公職等不同處罰。

近年亦有說,解密數字「反右」被整肅受到各種處罰者共317萬。

當國家處於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絕對權力統治之下,當這個國家的全部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人的生命和人的基本生活需要(1950-1960年代諸如城市戶口、糧票、公職……)都在這個絕對權力的控制之中,人的生存願望和各種人性的弱點都被共產獨裁者抓在手中,社會逆淘汰就可以大行其道順利推進。

在這場歷史性逆淘汰中,緊跟當局檢舉揭發他人、落井下石者得到提拔重用。

從「右派」言論中,隨處可見揭示共產惡疾要害的真知灼見。

羅隆基先生說:「取締言論自由,所取締的不止在言論,實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實在個性與人格。取締個性與人格,即系屠殺個人的生命,即系毀滅人群的生命。」

羅隆基先生還有更深刻的追問:「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藉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

時隔六十年,如此犀利透徹的剖析直指共產之癌要害,更被今天的事實驗證正確。

毛澤東通過「反右」發洩他對「重蹈斯大林覆轍」的恐懼,之後他沒有停下腳步,步步超過斯大林的暴虐。

1958年毛髮動「大躍進」,沒人敢再說話,人禍危機迅速逼近。

次年開始三年「大飢荒」。丁抒博士認為,「大飢荒」中至少餓死3,000萬人。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上萬言書批評毛澤東,指出「大躍進」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正撞在毛澤東心結上。彭和支持者周小舟、黃克誠、張聞天一起被打成 「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彭被指「裡通外國」與蘇聯和赫魯曉夫有關。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其「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情結進一步爆發。結果「中國的赫魯曉夫」帽子落在國家主席劉少奇頭上,一夜成「叛徒、內奸、工賊」 、「中國頭號走資派」。

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初二,從6月2日全校停課到8月4日同學群毆鬥爭同學,5日學生群毆鬥爭校領導,致卞仲耘校長身亡(見敏一鴻:《卞仲耘致死案鈎沈與省思》)。親見17年共產教育「文火慢功」在兩個月之內怎樣燃成烈焰,將文弱女生變成法西斯暴徒的全過程。

對領袖的崇拜與神化與民眾的愚昧化、法西斯化如影相隨。

「文革」中,百姓每天每頓吃飯前要在毛澤東畫像前揮著《毛澤東語錄》「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

「文革」中的中國人用「表忠心」、「跳忠字舞」「唱紅歌」狂熱頌贊毛澤東,稱毛為「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表示對毛「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即使是武鬥而死者、被殺害者、被迫自殺者,臨死前還喊著「毛主席萬歲!」的也不乏其人。

中共在「文革」史無前例的混亂中,借「紅色恐怖」對人心理的震懾,趁勢將原贖買資本家的「股息」停掉,「公私合營」的企業完全歸公 。私人房產全部交公,包括自住私房。至於私人財物,「紅衛兵」「破四舊」一輪又一輪任意對一切被說成「有問題」的人抄家「破四舊」——現金物品、書畫古董,金銀珠寶、日常衣物……片甲不留。其中珍貴文物被毀被付之一炬的永遠消失,幸存的成為日後拍賣會上「紅二代」們的「第一桶金」。

文革中,「血統論」藉暴力與恐怖大行其道,所謂「出身不好」者在城鄉均被歧視、被打、被殺……青年工人遇羅克撰寫《出身論》反對「血統論」被槍殺,年僅27歲。

「文革」中像遇羅克這樣因吶喊抗爭,被奪去生命的人有很多:上海技工劉文輝1957年被划為「右派」,因反「文革」、反暴政被公開槍殺,30歲。原北京大學學生林昭1957年被划為「右派」,後自定位「中國自由戰士」,在獄中書寫反對毛澤東的血書、日記和《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十四萬言書),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槍殺,35歲……
這是一份很長的反共產暴政英烈名單。

「文革」史無前例,共產各國不曾有。它爆發在「蘇共二十大」反省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錯誤十年之後,更見中共諱疾忌醫、將錯就錯甚於蘇聯。

「文革」是中共政權常態的聚焦,不是變態的偶然。
雖然看上去「文革」有太多獨特瘋狂的現象——大、中、小學停課, 成立「紅衛兵」、推出「血統論」、 「紅八月」打砸搶殺、「 一打三反」……

其實延續中共建政後一以貫之主線有四:

一是對毛澤東的登峰造極崇拜神化和毛權力甚於皇權的絕對集中,踐踏人的尊嚴,閹割國人健康信仰能力。

二是土改以來階級鬥爭的延伸與強化,統治階級內部鬥、群眾分派文鬥、武鬥。 

三是對中共治下國人私有財產、人權、思想權,及至部分人的生命權的徹底剝奪。

四是對中國歷史、文化、文物、道德、人心和人際關係的全面摧毀扭曲。仇視文化知識,互揭互害,家人成仇……

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教訓之一是,反對過納粹的也可能成為另類納粹,共產納粹即是。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百萬紅衛兵,情景最似當年希特勒時代納粹黨徒受閱。記錄像片顯示當人類失去理性、「著魔」發燒、發病發狂時是什麼樣子。

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後,毛澤東一句「要武嘛!」又奪去千千萬萬人性命!

「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先生認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恐怕要等中共機密檔案公開後才有定論。但研究者們一致公認,至少約200萬人。

「文革」使1966年全國在校學生停課失學,數千萬中學生上山下鄉。此後高校11年沒正常招生,造成無法彌補的知識人才斷層。
毛澤東諸多禍國殃民之舉,這是其一,中國十年知識斷層,遺害幾代人。古今中外,無任何一個帝王或元首敢做這樣的事,毛澤東做了。
1976年9月9日「文革」的發動和領導者毛澤東死亡,「文革」隨之結束 。一個人的生與死,能決定和影響幾億人的命運,而且不僅僅在當時。近年越來越多人說「‘文革’回來了」,還有人說「‘文革’一直沒結束」。

對共產制度機器改革修理,運轉方向不會變

1976年10月中共「懷仁堂事變」,稱「粉碎四人幫」,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錯誤和責任歸咎於所謂的「四人幫」,即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受審被判死緩、無期和20年有期徒刑不等。

江青當庭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文革」罪責至今不清。國人講實用主義——有所否定就好,一曲《祝酒歌》唱醉了走從1970年代後期走向1980年代的大多數中國人。

毛澤東逝世後的1970年代最後幾年,在北京西長安街和西單北大街交匯處的西單體育場有一段約兩米高、一兩百米長的圍牆,因人們在上面陸續貼出表達不同政見的大字報、小字報,被稱為「西單民主牆」。「民主牆」在當代中國民主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又被稱為「北京之春」。
「民主牆」的先驅們有:魏京生、劉京生、徐文立、劉青、任畹町、陳子明、胡平……等一大批志士仁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魏京生的在西單民主牆張貼的小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認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澤東的個人獨裁,要求將政治民主化。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說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後被以「反革命罪和向外國人洩露國家軍事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
3月29日魏京生被捕當天,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通告》,要求此後西單民主牆大字報一律實名貼到月壇公園。

同是在1979年3月底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公佈,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有政治敏感的知識分子頓感民主要求被釜底抽薪,大失所望。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常常被認為是改革開放時代開始的標誌。現在回看,從公報發表到四項基本原則公佈,只有三個月,魏京生就被抓、被判重刑15年。中共已經明顯露出了底牌,卻沒有引起應有的足夠警覺。從1979到1989,再到今天,38年後結果就是今天的中國。

1980年9月,中共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議,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月壇公園大字報也被取締,這一期間,全中國上千人被拘、被審、被逮捕。

1982年全國人大將「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民間繼續被「溫水煮青蛙」。那時不知道「善解人意」的美德一旦轉為「善解上意」,要付出怎樣慘重的代價。

至今高舉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原汁原味共產之癌劇毒之物、民主制度天敵、通向八九「六四」屠殺和今天全方位制度性腐敗的路標與基石。

1980年代知識分子和各界嚮往民主的人們雀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科學的春天」……常引用老祖宗名言「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相信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將匯入世界文明洪流;精神文明必隨物質文明提升,民主也會隨中產階級成熟而成熟……以為需要的只是時間、實幹和耐心。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因胡耀邦認為「有擴大化傾向」,原定三年的運動只維持了28天。似乎倒車已開不成,很多人忽略未計。

知識界看到「文革」結束後進步的一面,仍感振奮。我本人身為「返城知青」,就曾由衷慶幸恢復高考提供新機會,感謝鄧小平和「胡趙新政」。

1984年10月1日北大學生在天安門前打出「小平你好!」橫幅,我有共鳴。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行善事平反「冤假錯案」,領導「真理標準的討論」,覺得他是個「大好人、明白人」。看總理趙紫陽以「要吃糧找紫陽」著稱,經濟改革有一套,在國際事務中風度翩翩,是個「能耐人、得體人」……對中國滿懷希望。

再次大失所望是 1985年2月8日胡耀邦發表《關於黨的新聞工作》一文。其中說「……用一句話來概括,我想可以說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自然也是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時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

此時的我已瞭解西方新聞觀,熱切希望自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人,厭惡將「喉舌」與新聞業綁在一起。看胡耀邦文章的感受與得知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時類似。鑒於胡耀邦畢竟還提到「人民的喉舌」,又作「漸進改革」理解。

及至1986年學潮 ,才意識到通往民主的道路有很大障礙險阻。

1986年底、1987年初中國各地高校學潮連起,我正在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讀研。「八六學潮」抗議中共違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民主選舉和法律都是民主要件。全國學潮持續27天。不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

痛省1980年代教訓——雖逐步看清民主進程受阻,但「漸進總會改變」的一廂情願阻礙認識民主制度實質,誤以為努力即可推動社會進步,把戴著鐐銬跳舞、扎實「打擦邊球」當成使命。

中共當局的底牌已經露出,痴心於民主的人卻視而不見。即使是注意了、震驚了,仍然不知道這張底牌的真意,那時的中國知識界究竟在想什麼、幹什麼?

1980年代,確實有很多各行各業知識分子開眼看世界,腳踏實地致力於本專業領域與外部世界接軌,探討「文化與制度關係」「促中國民主進程」類問題的「沙龍」也隨處可見,很多關注中國命運前途的知識界朋友們彼此相識集結,一般都相信只要大方向正確,漸進可以逐步達致民主的完善。

記得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作編輯、記者時,每天12點半節目播完,若半小時內編輯部沒接到「中辦」電話,沒被指「錯誤、不當」,即為「擦邊成功」。

此前因關注中國現實與未來,我感到知識分子地位、普通教育發展、人的心靈健康等都關係中國命運,曾花一、兩年課余時間調查走訪多所中小學、幾十位教師、精神病院醫生、病人 ……後與作家蘇曉康先生合著報告文學《神聖憂思錄——中小學教育危境紀實》和《活獄——關於我們心靈的報告》。

作家冰心老人讀《神聖憂思錄》後在《人民日報》發表《我請求》,趙紫陽因而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給全國中小學教師提高工資百分之十。當時我覺得中國有好領導,朝野可以互動推動社會進步。哪知無論如趙紫陽、胡耀邦之高官、還是如我之小民,都正宿命走在終將被「逆淘汰」出局的路上。

也絕想不到三十年後中國普通教育加入全民腐敗洪流亂收費,教師不認真上課,靠補課賺「外塊」;學生作文寫理想是「當貪官」已不足奇……國人罹患精神疾病比例更是激增,從1980年代中期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一,到三十年後今天佔總人口約百分之十五。共產之癌荼毒心靈,共產教育傷及頭腦,加之高牆封鎖信息造成「腦殘」比例更大。

回眸痛省,從「文革」噩夢結束,到民主理想再燃。以為制度機器正在更新,親見社會巨變,但不知,諸如部分私有化不是真私有化,部分市場經濟不是真市場經濟……不集中於整部制度機器重組,太多的付出和努力成了無用功。

不尋回全部民主要件,這架制度機器在根本上仍是舊的,仍向著原先的方向轉動,歷史重演隨時方便。

1987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辭職,趙紫陽接任總書記,李鵬任總理。

平心而論,198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共產制度根源的反思,沒有達到當年一些「右派」言論的水平。一切都被兩個字所淹沒,那就是「漸進」。「知足感恩」、「中庸之道」本不是惡,各有其合理成份,但用於對政治、對經濟,一廂情願地相信「漸進」就是前進,「量變可以引起質變」,「漸進」可日臻完美…… 結果究竟如何?

看中國怎樣走到1989年。

八九「六四」屠殺再露中共底牌與暴政真相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中國各地學生和民眾請願遊行,主要口號有「耀邦不朽」、「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要求清除腐敗」、「鏟除官倒」、「保障人權」等。時任軍委主席的鄧小平起決定作用派軍隊「六四」屠殺。

我身為「八九民運」中「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發起人之一,對從「民運」到屠殺過程有一定瞭解和關注。

有關八九真相、屠殺決策, 27年多來存在諸多懸疑。

例如,當局與廣場請願學生市民僵持50多天,鄧小平為什麼既不採納趙紫陽意見「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也不採納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胡績偉先生等57位人大常委聯名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研究解決?至遲 6月20日即人大常委例行會議,為什麼等不了這17天?

再如,當人們等待人大常委開會,廣場上人已漸少,為什麼從6月2日下午起人數驟增,僅30小時後當局就下手屠殺?

「六四」至今流行說法,諸如「當局出於不得已平暴」。而世人看到武裝部隊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何暴之有的學生市民。

再有說「學生不知進退,激怒當局」。書生和平請願怎麼就能激怒當局屠城?

越來越多證據表明,鄧小平動殺機並非出於無奈,「死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符合鄧的邏輯,為既得利益集團貪腐保駕護航。其後中國的走向更說明瞭一切。

丁子霖女士等 「六四」難屬現已尋訪到逾200位「六四」遇難者其家屬和70多位傷殘者。

中國當局至今沒公佈死難者和傷殘者數字名單。中國紅十字會曾報死亡人數在2,600至3,000之間,此數字也曾在白宮文件出現。當年6月,美國駐港總領館接中方戒嚴部隊線人引中共內部文件,共10,454人被殺。

僅從手邊一本書——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出版社1994年10月版《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公佈的當時所查明的96位遇難者(至今已查明202位)的身份看,約百分之八十五為男士。年齡最小的9歲,年齡最大的56歲,約百分之七十年齡在20至40歲之間。大中學生(另有一名小學生)約佔三分之一。各界市民約佔三分之二,其中包括工人、助研、大學教師、幼兒園教師、公司職員、記者、醫生、工程師、國際廣播電台俄語部副主任,圖書館員、司機、服務員、公司經理、個體戶、離退休人員、復轉軍人……

他們之中有過馬路被槍殺、在樓頂照相被槍殺、躲進衚衕被追殺、在居住的院內乘涼被掃射身亡、在街邊擺西瓜攤中彈、出門買早點被坦克掃射身亡、撤離廣場在六部口被坦克從身後壓碎,還有4日凌晨去廣場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者……

全世界都看到,中共「六四」屠殺的槍口對準的是各階層人民的訴求與各階層人民的生命。

中共在歷史上一次次發動所謂「人民戰爭」對準「階級」敵人,例如「土改」,對準「地主、富農」;「肅反」、「鎮反」,對準「反革命分子」;「社會主義改造」,對準「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反右」運動,對準「右派分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準「四不清分子」;「文革」,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到1989年「六四」屠殺,中國當局聲稱是針對「暴亂」與「暴徒」的「平暴」,全世界都看見,明明是持續五十多天的和平請願,哪裡有「暴亂」?「暴徒」在哪裡?

中共「六四」屠殺撕下了它六十八年戴過的各種面具,露出底牌、本質與真相——與民主自由為敵,與全體人民為敵。

「六四」屠殺,是對和平居民的宣戰與殺戮,是中共及其黨衛軍對人民的戰爭。「六四」後至今的持槍禁言、持槍掠奪、持槍鎮壓各階層的一切反抗,這場戰爭一直在持續,黨國與人民至今仍處於戰爭狀態。這場戰爭的一方,黨國,武裝到牙齒,佔有一切資源,為所欲為,而另一方,人民,赤手空拳,權利和財產皆無保障。

世人震驚於「六四」屠殺的殘酷,國人一夜完成從「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狠!」的認知,我亦然。明白了鄧小平直到85歲仍緊抓雙料「軍委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委主席)不撒手之意。
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反對者,他是另一版本的毛澤東。

「六四」前表示不同意屠城、堅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六四」後被軟禁15年至逝世,他沒為自己反對屠殺而「認錯」,在中共領導人中難能可貴。但他在中國歷史千鈞一髮之際,身居高位沒能再向前一步站到民眾一邊,迫使屠夫不敢下手以避免屠殺,沒成為如後來蘇聯葉利欽式人物,是趙紫陽個人的局限、更是歷史的遺憾。

趙紫陽的助手、原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因反對當局用武力鎮壓民主運動,支持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思路,1989年5月28日被捕。1992年3月被撤銷中央委員,開除黨籍。7月,被以「洩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刑滿出獄,至今生活在軟禁中。

「六四」屠殺後經整肅與清洗,各階層各行各業有民主理念者被逆淘汰「清洗」,極權專制的打手和擁護者得以進身。

曾在1980年代專注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工作的鮑彤先生2001年接受我採訪時說:「我只能這樣說,我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出有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的跡象」。當時鮑彤先生如是說。

又是十六年過去,現在的中國有政治改革跡象嗎?

近28年來,有關八九「六四」在中國大陸一直是言論出版禁區,年輕一代若不「翻牆」獲取信息,對此歷史大事件幾乎全無所知。

回看「六四」屠殺後最初兩年半,中國萬馬齊喑。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講話」。

自古「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合法獲利本是社會發展動力。但若社會聽任非法獲利,甚至必須藉助權貴走腐敗黑道才能獲大利,那麼這個「促癌基因」刺激人類欲壑難平的「原癌基因」,必使全社會是非黑白不分全面墮落。

鄧小平深諳此道,以「經濟發展」掩蓋滔天大罪,以全國上下「向錢看」「整合」調動人的趨利慾望。於是國人無視鄧屠夫手上血跡,不去清點遇難者人數,盛贊著「南巡講話」,跟著用槍桿子撐腰的獨裁者又出發了。

尚未放棄民主期待的國人則痴心不改,仍希望經濟發展能帶來民主,寄望「中產階級成長,逐漸有經濟實力和話語權,帶動公民社會成熟」生長出民主的樹與果。

「漸進民主」、「和平理性非暴力」、「朝野互動」 熱議幾番,爭論幾番,結果又如何?

轉軌中的俄國 及加拿大「魁北克獨立公決」一瞥

居住莫斯科20個月,看到一些前蘇聯共產遺跡和新制度起步的艱難。

我曾去一位前蘇聯勞動模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家作客。他講當年勞動競賽工作量大得難以承受,一工友曠工3天,被判刑3年,服刑期逃跑,又被加刑至15年。

說到共產制度下的勞動競賽,我們都是親歷者……超負荷「連軸轉」,長期睡眠不足…… 與「蘇聯老大哥」面對面,有不少共同話題。想到馬克思《資本論》中「剩餘價值」論,若馬翁在世,會怎樣論證共產制度下「剩餘價值」去了哪裡 ?

敲骨吸髓的榨取使蘇聯重工業和軍工長足發展,但直到蘇聯解體,日用工業品一直匱乏,中國熱水瓶仍是搶手貨。商店擺著中國五、六十年代我小時見過的簡陋用品,似時光倒流。

而在社會生活很多方面,情況比中國好。

蘇聯沒搞過「文革」。人們很有禮貌,公交車上雖擁擠,我所見男士無例外遵守「女士優先」原則。地鐵車廂里人們靜靜看書,無人喧嘩。
莫斯科居民都住在有電、煤氣灶、浴室和冷熱水供應的公寓中,但幾家合住一個單元非常普遍。住國家分配房,租金和水電費僅佔工資收入約百分之二、三。

從前蘇聯到解體後的俄國,皆全民免費醫療。

俄國當時社會風尚比中國好很多。

中國人初來俄國做生意,邊境檢查貨物時試圖行賄求手下留情,對方普遍拒絕賄賂。到我離開時「中國式病毒」已迅速蔓延,有俄方邊檢人員開始受賄。

我親歷俄國私有化過程。簡言之即對前蘇聯時名義「全民所有」資產評估總值,以「資產券」按人口平分,登記某截止日前出生的所有城鄉居民,各發一萬盧布「資產券」。可交易換錢、收購資產券到一定數量可購買工廠企業。

我好奇地問俄國人「蘇聯一夜變天,官員們不抗拒嗎?他們何以為生?」

俄國朋友說「蘇聯是他們自己搞垮的,他們早知道要垮。不當官員,都回自己專業就是。」

我問「沒專業的怎麼辦?比方復轉軍人?」

「做管理者要大學畢業。沒上過大學的復轉軍人可以當官?不可能。」

我想,這是俄國較平穩過渡的原因之一。

1993年我親歷「俄羅斯白宮十月事件」。

10月3日晚,莫斯科電視台被反葉利欽的軍人攻佔,電視節目一個個變成靜止畫面。彼得堡電視台公佈電話號碼,請觀眾打電話告知莫斯科情況。

4日天還沒亮,我被開往市中心的坦克車隊「嘎拉拉」的履帶聲震醒。電視上CNN在市中心實況直播。下午見效忠葉利欽的軍隊向議會大廈「白宮」佔領者所在窗口一炮炮轟去。

「白宮」前坦克邊有市民圍觀,孩子們在撿彈殼。想到日前街上遊行反葉利欽的人不少,竟沒人擔心坦克和炮彈會傷及他們。炮口始終只對準反憲政民主的議會大廈佔領者。

我為俄國軍人不向百姓開槍深深感動,這是中國和俄國最大的區別。

在前面談到,1918年1月5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武力解散全民直選的立憲會議,稱「一月巨變」。75年後1993年「十月事件」葉利欽用武力保衛了民主議會,俄國找回走上歷史歧路之結點,作新起點,保證了兩個月後順利公投,新憲法通過。

我在莫斯科圖書館讀到梁啓超先生1902年出版的《飲冰室文集》,梁任公九十年前文章、講演詞處處像在針砭當今中國時弊,極令我驚奇,用筆抄錄了一段又一段……更感時傷事——歷史在哪裡停住了腳步?

也讀到王明《中共五十年與叛徒毛澤東》。王明久居蘇聯,以前我絕無機會讀到王明一面之詞,看中共黨內所謂「路線鬥爭」的險惡和毛澤東的痞子嘴臉。

前蘇聯解體後莫斯科圖書館開設「美國角」,介紹美國政治文化,有美國期刊報紙……

電視播放著政論片《怪獸》(Monster),以各種史料,文字音影像記錄等梳理共運和前蘇聯歷史。

居住莫斯科20個月,我站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從「六四」屠殺槍聲響過的祖國故土,走向民主自由的廣闊世界。

之後在加拿大法語區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又居住20個月。適逢魁北克人要求獨立運動,我在街上見識了「要求獨立」和「反對獨立」市民和平遊行,雙方有時在街道兩側反向而行,旗幟標語各異,人們臉上印著紅白加拿大旗,或藍白魁北克旗……有口號,有交談,沒爭吵,更沒有肢體衝突。觸景生情,我馬上想到「獨立」二字在中國的遭遇。

1995年10月30日魁北克省全民公投,我和當地人一起度過那個緊盯電視直播屏幕的決定性夜晚。結果49.42%認同魁北克脫離加拿大,50.58%反對,反對方險勝。
我在魁北克學習認知何為「國家」、「自決權」和「區域自決」。

瞭望:中國民間維權運動及其意義

1996年底我在美國上學期間開始兼作中文短波廣播特約記者。1998年7月畢業後全職主持訪談節目,記錄口述歷史,關注中國現實。

進入21世紀,中國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在政治高壓嚴控下,再次尋求推動中國進步。中國民間維權運動即是社會各方尋求共識的嘗試——以中共國現有憲法和法律為依據,以中共所說「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為目標,以觀後效。

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嚴正學「民告官等一波波通過大量依法訴訟案件維權。例如,基督教牧師蔡卓華案、陝北油田案、法輪功受迫害案、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案、太石村罷免村官案、山東臨沂「暴力計生」案……

始料不及的是,比諸多案件得不到依法裁決更令人關注的竟是為當事人維權的律師和法律人本身的遭遇:被當局吊銷執照、毆打、非法監禁,拘捕、判刑,被酷刑、被失蹤……

高智晟律師的《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和《2017年,起來中國》披露他所遭受的生不如死的迫害,清楚表明中共極權下依法維權之路不通。
2015年「709事件」上百位律師、維權人士、訪民及其親屬突遭公安逮捕、傳喚、刑拘……很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涉及23省(市)。

農民維權案很多。2010年12月25日維權村長錢雲會被慘死車輪下。2011年廣東烏坎村民維權領頭人薛錦波被死獄中。烏坎地處海陸豐,曾是中共土地革命時著名根據地。現烏坎村支書林祖戀(林祖鑾)被捕,只因準備召開村民大會要求政府履行承諾,歸還被侵佔土地。林祖鑾(林祖戀)被捕前與妻子離婚,不要老妻收屍。武警圍村對農民施暴……

從毛澤東起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中共建政後農村戶籍備受歧視……看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90年來的命運與歷史輪回。

與「十月革命」同齡生於1917年的前中共中央委員、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先生學生時代追求民主自由投身共運,助推過共產實驗,批評過共黨錯誤,當過中共高官,坐過中共監獄……晚年大徹大悟,發出「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的吶喊。

李銳老多年著書記史,不被允許在大陸出版。香港出版後,在美國的女兒李南央帶書回家,被北京海關非法扣押。李南央依法告狀維權,立案兩年多至今不審不判,是反映當今中共司法現狀又一例。

2016年有「雷洋案」震動中國,海內外網友對中共「權大於法」威脅每個國人生命又有更深認知……

10多年來中國民間維權運動最大意義在於,通過所呈現諸多個案得不到依法裁決,律師、法律人遭迫害,看清中共制度下無司法獨立,「依法維權」被當局無法無天所終結,必須轉變為「改制維權」。徹底改變中共極權體制,建立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憲政民主制度,才有可能維護每個中國人的天賦權利。

中國共產之癌在轉移擴散中

2016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7週年,城樓掛著毛像、紀念堂停著毛屍的天安門廣場軍警密布……

現代「共和制」概念即「共和民主制」 ,普適地被理解為在此政體下,最高執政者不是君主,而是依憲法由公民選舉產生。憲法確定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受國家侵犯,同時國家的權力是公有物,國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

中共建政後,國人從未在真正的「共和國」生活過。人民在毛澤東及其繼任者治下也從未真正站起來。

無論是非對錯怎樣顛來倒去,操縱機器者怎樣更換,毛澤東像一直掛在天安門上,那是這部機器的原裝標牌。

幾十年論 「階級」分「敵我」,風水輪流轉,中共曾依靠的「最光榮、最革命」的「產業工人」、「貧下中農」,現在是「社會底層」代名詞。
幾十年身價一路飆升的只有趙家「紅二代」。

「文革」 中「血統論」、「紅八月」是後來中國的預表和預演。血統關乎權力繼承,權力帶來巨額財富。
「改革開放」以來曾被寄厚望的中產階級,在從未真正市場化的中國向權力尋租,與手眼通天的「紅二代」周旋,朝不保夕,成長不出有民主要求和話語權的「中產階級」。

再看中國財富分布——2014年北京大學研究報告,中國佔人口1%的頂端家庭,佔據中國1/3財產;而佔人口1/4處於底層的家庭,僅擁有全國1%的財富。巨大貧富差距造成持續社會動蕩和更大隱患,40年改革開放現已無可持續性。
共產黨許諾的「沒有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天堂」在哪裡?

中共把百姓血汗聚斂到自身的利益集團,再作「私人財產」 轉移出國。拿國庫錢「大撒幣」贈友邦,斥數萬億買「朋友」,便宜了「白眼兒狼」枉作冤大頭。

農民因無養老金與醫保,老人不願拖累兒女而自殺的漸多……
掛在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看到今天的一切,會做一篇怎樣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姓「黨」的官媒一如既往唱著 「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頌歌。

城鄉廣場上唱「紅歌」、跳「紅舞」的多是紅色中國同齡人、共產實驗製成品。「長身體時正挨餓,要升學時就停課,十年下鄉獻青春,回城沒有好工作,身體漸差人漸老,公費醫療取消了,買房看病都沒錢,下崗偏又輪到咱……」

「文革」使偌大中國當時所有在校大中小學生於1966年夏天突然中斷學業,以後是一年全中國高等院校沒有正常招生。毛澤東實行愚民政策,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在「文革」中摧毀大學以後,一度提出「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言外之意是文科大學可以不辦。毛澤東懼怕文科,他要用馬列主義政治科取代文科,從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2012年中國一百位作家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凸顯了共產極權箝制人思想心靈、扼殺文學藝術……換湯不換藥的一脈相承。

儘管隨著毛澤東的逝世,1977年恢復高考,1977、1978級錄取的新生中包括部分老三屆,這並不意味著十一年沒正常招生的空白就此得到了填補。當時流行的鼓舞人心的說法,如「‘文革’中被耽誤的一代重獲上大學的機會」、「把‘文革’的損失奪回來」等等似是而非的說法掩蓋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後來一些「老三屆」進大學,不過是佔了本應在1987、1988年入學的年輕人的位置。「文革」中高校十一年沒正常招生是一段絕對的空白,它無可輓回的最終吞噬了數以百萬計中國人今生今世上大學的機會。

以1977年高等院校招生總數273,000乘以11作粗略估算(本應以1965年加1977年再除以2平均,暫未查到1965年確切數字),可粗知,當代中國人中約有兩百萬本來可以進大學的人,只因趕上十年「文革」,結果終身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他們本有的學習能力和各種天資稟賦被被無聲無息埋沒,在多年務農做工之後,最先被拋入下崗失業大軍。即使沒人確切知道他們究竟是誰,但可以確知,在無法抹煞的數字背後,一定有至少三百萬個(粗估數,若按動態統計。十一年高校 正常發展,可容納學生人數會逐年遞增)被十年「文革」完全改寫的人生故事,他們的個人際遇、社會地位,每天的工作、生活內容因此才成了後來的樣子。

今天,他們就在「唱紅歌」大軍中。

中國城鄉「唱紅歌、跳紅舞」人們所代表的群體,既是共產制度的受害者,也是紅色病毒的攜帶者。他們習慣了逆來順受、唯上是從,既然早早下崗退休閒來無事,買不起房、看不起病……既然當局不允許上街遊行集會,卻聽任人們成群結隊在街頭公園廣場 「唱紅歌、跳紅舞」,於是乎為了健身,為了消遣,管它歌頌還是反諷,或許只是為宣洩一輩子的憋屈……他們成就了不乏怪誕的一景。

也有從「知青」堆爬出的昧良心文人,高調意淫著「青春無悔」、「歲月甘泉」幫共產當局抹欠賬……

更有至今沈湎於「文革」造反快感中人,半世紀似未受普世價值光照,仍如醉如痴踩著「文革」屈死者的屍體堆,杜撰「文革」的「偉大意義」……

中共現最高領導人、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的「紅二代」習近平是中共制度機器生產的標準件,逆淘汰的登頂者。其父習仲勳系從共黨惡鬥「絞肉機」幸存者,對毛澤東的錯誤和制度弊端有所批評。沒文化的假博士習近平不像習仲勳的兒子,倒像毛澤東的孫子。

習近平是繼鄧小平之後第三版毛澤東。

中共「十八大」全方位「請回」毛澤東亡魂,奠定「習核心」走向神壇的基礎。

在制度性腐敗、塌方式腐敗中,習近平以「打虎肅貪」 清除異己,一隻「大老虎」貪腐額幾百億元人民幣以上。「老虎」成群,查處千億萬億民脂民膏現落在誰名下?習近平親信圈被保護的「老虎」們聚斂財富知多少?

貪官污吏治下的中國環境惡化,水和空氣污染,野生物種瀕危或滅絕……

以色列及中美學者共同研究發現,霧霾導致中國北方人均壽命縮短5.5年以上,空氣污染提升肺癌、心臟病和中風發病率。另有國外科學家從中國霧霾樣本中發現已知抗生素都不能消滅的「超級耐藥細菌」,對人的生命健康有不可逆轉的致命危害。

中國造假上行下效,只認權力金錢、互騙互害、殘忍冷酷,車碾幼童沒人管、老人摔倒不敢扶……共產制度之癌導致人心靈、肌體癌變,加速走向死亡。

貪官及家屬卷錢外逃大潮更加洶湧。

破敗的農村,腦殘的百姓,淪喪的道德,污染的環境,空置的鬼樓,被掏空的中國……最後這片大陸還能剩下什麼?

有人懷念1950年代「沒這麼多貪腐、沒這麼大貧富差別」。殊不知真回到50年代,前面又是「文革浩劫」!

有人懷念80年代「政治開明,充滿希望」。殊不知真回到80年代,前面又是「六四屠殺」!

中共極權體制有自身發展邏輯,萬變不離其宗循環。

「十月革命」百年臨近,中共再次擦拭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三件「寶器」,畫出自畫像:姓「黨」的黑惡獨裁政權,一手拿錢「統戰」天下,一手拿槍「武裝」恐嚇。
此共產幽靈產物,體制之癌已病入膏肓全身轉移,並向世界擴散。

百年痛省與前瞻 中國民主三步走

前瞻第一步:聚焦轉軌目標,多方式多途徑促中共政權鬆動崩潰

解析上述中共自畫像:對黨來說,槍重於錢。黨從第一天起,靠槍搶錢,拿槍護權,靠槍保命。徹底摘除中共這枚巨大的制度之癌,不繳其械不行。

「繳械」談何容易!連民眾購買菜刀也要「實名制」的今天,即使有奪槍、造槍、攻取火藥庫之勇,也無法改變官民武力天壤懸殊。

中共僅有一根「主心骨」即軍隊,要害在於槍口對著誰。

近年來連連有退伍軍人集結維權,今天的「黨衛軍」看到昔日「黨衛軍」現在的處境,促其醒悟。

憶蘇東共產末日,母親們教育孩子,或者告誡街上士兵「上司讓你向百姓開槍時,把槍口抬高一寸」。此經驗最值得國人借鑒,也是八九「六四」最大教訓——百姓的血汗養活軍隊,百姓的孩子組成軍隊,獨裁者命令軍隊向百姓開槍,獨裁者是百姓的敵人,百姓不是軍人的敵人。當軍人心裡種下「絕不向百姓開槍」的種子,憑良知抬高槍口、調轉槍口,等於繳了獨裁者的槍。軍人在保護百姓生命的同時,也迎來自己和父老光明的未來。

近期有人提出「黨主立憲」,或擁護習近平轉身作「總統」。

中共國從1954年到現在的《憲法》不都是黨主「立」的「憲」嗎?法學界很清楚,中共主導制定的每部憲法都是不自洽的憲法,立憲基礎只是共產黨意志的體現。

現行憲法總綱第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到哪裡去找這個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在中國各級領導職位上又有幾人是工人?他們在怎樣實行著「人民民主專政」?

看中國的現實,工人階級在哪裡?他們怎樣領導實施著專政?在八九「六四」屠殺中遇難的平民、被警方打死的雷洋……他們是不是人民?他們究竟是「專政」的主體還是對象?所謂「人民民主」,究竟是在實行中?還是在被絞殺中?

那些身家數億、數百億的貪官權貴、紅二代、官二代在中國《憲法》語境和現實社會中,究竟屬於什麼階級?他們與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又是什麼關係?

在《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第一句中,倒是可以找到中共書面所謂「工人階級」的影子,說法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中,有多少人屬於工人階級?國人看不出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大量事實表明他們是貪污腐化先鋒隊。
中共黨章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樣一個宣稱是所有人的「先鋒隊」、是「三個代表」、堅持「共產主義」的黨所主導立的《憲法 》,結果正是今天惡癌纏身病入膏肓的中國。

「黨主立憲」之說借「立憲」二字,像自帶著正義性。如果真要立「憲政」的憲,行啊!假如中共哪天主導一部包括所有憲政民主制度要件的《憲法草案》交全民制憲會議討論通過實行,以低成本、不流血開啓憲政民主新時代,當然好!關鍵是在於民主要件齊全!
再看「讓習近平轉身當總統」之說,憲政民主制度下總統應由全民選出,豈是獨裁者轉身而成?若依憲政民主憲法全民直選,習能當選,當然好!那也要看是否接受憲政民主的全部要件。

我認為,促中共專制鬆動垮台多方多途都可嘗試,前提和分野在於是鎖定憲政民主目標,還是換個名頭敷衍、幫中共極權延壽。

又有爭論「口炮」與「行動」對錯好壞,我看走向中國民主第一步,凡能促中共政權鬆動崩潰,都對,都好。
但須警惕貌似「理念相同,路線方法不同」者,有的已被中共「統戰」收買,與之有特殊利益關係。若認識不清被誤導,真反對派付出的代價和要走的彎路極大。

民主不是口號,不是招牌,不是聚義廳、忠義堂、產業鏈……民主是公開、透明、嚴密的制約制度。任何以民主名義組成的群體,若對內對外不建立透明規則,無制約機制,跟人不跟理,不准批評,謊話連篇、黑道運作……衍生出的弊病都離中共更近,離民主更遠。

前瞻第二步:繪制集合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國憲政民主制度圖紙,拿出各版本未來憲法草案稿,利用現有言論平台充分討論,亦作為切實的公民教育

中共一旦倒了,留下爛攤子,還有新生的可能嗎?看今日中國,真沒有再走彎路的本錢,良性選擇已經不多。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兩千三百年前的屈原留下他憂國憂民的名句投了汨羅江,他是否聽見,是否想到兩千三百年後憂國憂民之士仍在繼續上下求索,掩涕太息?

連日來,因上訪維權無門,有多位冤民在街頭喝農藥自殺抗議。屈原的後人們能不能走出自沈汨羅江的死循環?!

兩千三百年的求索之路還不夠漫長嗎?看今日世界,現代文明之路何其清晰!

無論如何,讓我們相信一次憲政民主制度的力量!再相信一次祖先所說「事在人為」!

有「素質論」者說「中國人素質差,不適合民主」;「傳統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民主因素,回歸傳統文化即可救國」;「完美主義者」論證「西方民主有缺點,不適合照搬,要創造更完美的制度」……

若沒有充分比較、討論,歷史機遇到來前不取得一定共識,會再失良機。

對中國人來說,什麼制度「最好」是複雜問題,但世界迄今什麼制度「最不壞」,看看「官二代」、「富二代」往哪裡去就清楚。先求「不壞」,再求「最好」。同族在哪裡過得比較好,最具參照意義。

「十月革命」100年,「中華民國」106歲,雖歷經彎路有太多歷史教訓,畢竟今天是我族行憲政民主制度的一盞路燈。台灣全民直選、政黨輪替,匯入普世價值世界潮流,有力駁斥了「華人不適合民主」之說。

百年共產實驗下來,國人素質確實較差,國人素質與憲政民主制度孰先孰後,在互為因果的怪圈里,著手解套總要排個先後順序。極權專制下,國人素質越來越差,已有目共睹;憲政民主制度有助於改進國人素質,也許是別無選擇的排序根據。

近年,海內外有識之士先後提出幾版供討論修改的未來民主中國憲法草案。
我認為,國人對未來憲政民主制新憲法內容的關注度,標誌著中國與民主制度的距離。現階段對多版本憲法草案稿比較研討的過程,也是傳播民主理念、增強公民意識的過程。準備好一部民主要件俱全的憲法草案,即未來憲政民主制度藍圖。

前瞻第三步:當鬆動和崩潰到來,立即召開全民代表制憲會議通過憲法,起動具有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國憲政民主制度機器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要求「真普選」,選准了公民維權最佳切入點,也是大陸走向民主的起點。香港若不能真普選,大陸真普選更遙遙無期。不經真普選授權的政權,皆非法政權。
中共《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說「候選人決不能是指派的」 。
72年後今天中國所謂「選舉」,候選人仍是指派的。犧牲了幾千萬人生命,竟沒能換來這張選票!選票如此貴重,國人必須瞄准這一票。
毫無疑問,或早或晚中共政權必會以我們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形式鬆動崩潰,準備好在那一刻到來時,立即全民直選各界代表,召開制憲會議通過新憲法,隨即實施,啓動具有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國憲政民主制度機器。

結 語

「十月革命」百年痛省。國人誤信了太多謊言、許諾、改良、漸進……卻沒有認清共產制度是一部要件齊全的反民主機器。

共產之癌諸多「促癌基因」是這部機器的要件,刺激人類「原癌基因」而發病,我們須痛省自身罪性和弱點。一切對共產機器的 「改良」、「改進」 都與現代憲政民主制度無關;任何對中共主導下「漸進民主」的期待,已經和終將繼續被證明是錯覺和盲點。這是中國歷史上幾度錯過確切定位真正民主制度目標所得到的教訓。

無論如何,國人同屬人類,造物主給了我們每個人良心、良知、良能等各種「健康基因」。
《世界人權宣言》共三十條,其中至少有26條以「人人」作前提,此外多處強調各項權利屬「每個人」、「任何人」,與中國《憲法》的「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之說形成鮮明對比。

歴百年共產實驗後痛省,一旦普遍認識到人人受造平等,生而具有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明瞭自己受造即具有的權利,並以不侵犯他人權利為自己權利的邊界。為確保所有人各種權利不受侵犯,必須以制度維護人權,反對侵權,啓動與當今普世價值亦即諸多「抑癌基因」作全方位良性呼應與互動。我個人愚見,憲政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亦即人類社會有力量抵御共產十大「促癌基因」的「抑癌基因」至少有:

1 .從「階級論」回歸「人人」。人人生而自由,尊嚴和權利一律平等。
2. 變「假普選」為全民直選。政府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同意。
3. 制定憲法保障三權分立、多黨制衡,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
4. 完成「公有財產私有化」。私人財產不可侵犯。
5. 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機會均等,競爭公平。
6. 取締「防火牆」,民間辦報,實現新聞出版、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等自由。
7. 保護少數人免受多數人壓迫。民族自決、區域自決解決爭端爭議。
8. 摘掉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安葬毛遺體。禁絕一切形式個人崇拜。
9. 實現從小學到高中義務教育,重新編寫所有教材,與普世價值和先進文明接軌。
10. 重獎保存共產時期檔案有功者,還原歷史真相,依法除垢。

尋回不少於以上十大民主要件,組裝起憲政民主制度機器。在割除共產之癌後,進行徹底的社會治癒與修復,實現中國憲政民主。借鑒當代民主國家制度機器在運行中調節、糾錯、完善的經驗。

當下海內外不乏給病入膏肓的中國開藥方之士,其實世界範圍內的歷史和現實一再顯明,抵御、鏟除共產之癌的各種驗方、復方版本和效果記錄齊全,國人的任務不過是從中篩選在人類實踐中被證明共同有效的那幾味藥。

所謂普世價值,顧名思義,普遍的「普」,世界的「世」,普世價值被當今世界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者所認同。秉持普世價值,以制度最大限度制約人的罪與權力,建立起當今世界上最不壞的憲政民主制度。

走筆至此,「十月革命」100週年臨近,中國和國人何去何從?

是鏟除共產之癌絕處逢生?還是繼續演繹最後的共產實驗樣本?若國人堅持自外於普世價值,以「中國特殊論」頑強展示此族群確有更特殊的「原癌基因」。或仍寄望於對共產機器小修小改,熱衷宮廷八卦,向上尋找代理人,任其你方唱罷我登場,那麼可以肯定,前方不但是自身的萬劫不復,惡化中的共產之癌還會繼續以加速度向全世界轉移、擴散、毒化全球。

此刻,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都是又一次選擇關頭。

2017年1月9日

 

作者簡介:敏一鴻,本名張鴻敏,張敏,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法學碩士、美國台福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文革」中自北京師大女附中下鄉到「北大荒」十年。後作過中學勤雜工、歷史教師、全國婦聯權益部調研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記者、編輯、加拿大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訪問學者。現為美國自由亞州電台「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1980年代與蘇曉康合著報告文學《神聖憂思錄——中小學教育危境紀實》、《活獄——關於我們心靈的報告》。

近年香港溯源書社出版張敏著《走向開端——一個中國人的尋找與仰望》,及其採編的多卷本訪談錄《穿牆的短波》第一卷《記錄紅色中國》、第二卷《紅潮沈浮錄》。以上三本書均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張敏曾獲美國婦女廣播電視基金會27、29屆「Gracie Allen獎」、美國第10屆「萬人傑新聞文化獎」等多項新聞、廣播獎。


【說明】 本文縮寫版首發在2017年3月香港溯源書社出版、孟浪主編:《致命的列寧(<共同體>:文學、思想、批判> 創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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