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當我們凝視上世紀前葉歐洲流亡者淒苦無助的身影時，會痛切認識到，今天所享受的被庇護的權利來之不易。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五

1940年，法國馬賽發生過一幅這樣的情景：一位猶太畫家拿著他的畫冊來到美國救援辦事處，向辦事處秘書申請去美國避難。由於這位畫家的名聲不是很大，秘書無法確定此人就是美國需要的“一流人才”，於是讓畫家去畫幾張馬賽港的速寫看看，以此決定此人是否能避免成為納粹集中營的獵物。

法國畫家保羅的名作：馬賽港的入口

這個令我含淚大笑的真實故事，反映了那個血與火的時代，法國知識精英逃亡的一段悲愴歷史。當時法國乃至整個歐洲似乎只剩下兩條出路——奧斯維辛或馬賽。在歐洲的這場大劫難中，仍實行孤立主義政策的美國祇篩選部分精英予以救助，並要求回報。由於文明社會不希望百萬猶太人“無處可逃”的歷史再現，1951年聯合國製定的《日內瓦公約》，終於在法律上承認了難民身份。（題圖為二戰前夕歐洲猶太難民乘船逃亡場景。）

美國孤立主義國策鼓勵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們談的歐洲難民問題，大都指從世界各地流向歐洲的人群。而在上個世紀前葉，歐洲卻是一個巨大的難民輸出地區。當我們超越民族國家的藩籬，在歷史煙雲中凝視那一代流亡者淒苦無助的身影，會痛切地認識到，今天我們所享受的被庇護的權利來之不易。

自1620年“五月花”號船到達美洲，至今為止，美國的主流人群仍然是來自歐洲的白人。然而，本是移民國的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對那些即將成為大屠殺遇害者的歐洲人，曾一度打算關上大門。

這主要是因為，美國那時還沒有“難民”的概念，沒有任何法規保障難民的權利，政府奉行的是民族主義與不干涉別國事務的政策。在19世紀末期，美國人曾展開過一場大論戰，反移民的農民戰勝了支持移民的城市居民（就像當今特朗普上台時的情況）。此後美國兩次立法，都實行排斥移民的政策，逐年減少移民名額，歐洲人的赴美簽證極難辦理。

收緊移民的政策首先與經濟有關。由於19世紀末移民美國的歐洲人大多貧困且無技能，一些“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認為後來者威脅了本土經濟。其次是因為種族歧視，例如，白種移民排斥有色人種，老移民排斥新移民，當時美國社會還充斥著反猶排猶的氣氛。

就在美國仍採取孤立主義政策之時，1940年6月，法國突然向德國投降。按照停戰協定，法國必須向德國“無條件引渡”從德國逃來的流亡者。其時，德國、捷克和奧地利的反納粹人士都把法國當作人權的故鄉，誤以為逃到法國是安全的。潰敗後與侵略者握手的法國，很快就制定了一部《猶太身份法》，掀起了驅逐猶太人的風潮。

在此之前，希特勒曾表示，如果有其他國家願意接受猶太人，他會協助猶太人離開。1938年7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召集了一個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的國際會議——埃維昂萊班會議。但是，32個國家的代表在會上只是批評德國，口頭表達了一下對難民的同情。除了加勒比海小國多米尼加同意增加移民配額之外，其他無一個國家表示願意接收猶太難民。

埃維昂萊班會議的結果鼓勵了希特勒，他在興高采烈表示了“震驚”之後，決定使用“最終解決方案”來處理猶太人。

民間組織救援，篩選歐洲精英

黑暗時代的大逃亡到來了，那些“集中營的獵物”走在死亡的道路上。在美國政府保持中立不作為時，許多美國民間社團緊急行動起來，尤其是美國的左翼人士。他們努力改變原來閉關鎖國的孤立主義立場，承擔起救援的重任。

美國記者弗萊伊代表救援組織在馬賽為難民奔走

猶太勞工委員會是美國較早開始展開行動的組織，他們救助了歐洲不少社民黨人與工人領袖。美國學術界、新聞界、藝術界和宗教界紛紛創建自己的救援委員會，力邀遭到法國政府驅逐的人去美國。這些組織使美國公眾輿論注意到歐洲的困境，並籌集資金。

前幾年，法國出版了歷史學家艾曼紐‧盧瓦耶的著作《流亡的巴黎》。此書敘述了二戰時的知識精英通過怎樣的援救機制被送往美國。書中重點談到美國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一個致力於科學的慈善事業的組織。為了保護世界性的科學研究，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救助那些希望離開歐洲淪陷國家的部分科學家與學者。他們計劃援助的世界級的“一流人才”，包括大約100名英國學者，75名法國學者。

這裡有仁慈也有功利。洛克菲勒基金會早就資助一些歐洲頂尖學者，在此危急時以友人身份為之奔走，拯救並保護智慧人才，這對提升基金會的慈善形像有利。但這既是人道主義也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讓不同領域的歐洲精英來到美國，這對想要蒐集人才的美國是一項意外收穫。當時尚年輕的美國已經濟強盛，在文化上卻仍然是一個弱國。

雖然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資助，但獲得簽證需要美國國務院大發慈悲。美國政府要求歐洲避難者給予回報，例如，把祖國的情報提供給美國當局。1941年美國參戰後，歐洲避難者提交的有關本國地理、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報告，使美國軍隊能在歐洲成功登陸。

由於救援需要配額和大量的金錢，所有的救援機構都對避難者制定了挑剔的“篩選”標準，其條件包括聲望與知名度。洛克菲勒基金會偏愛的對像是：曾與該基金會有聯繫，會說英語能執教，能融於美國學術界的年輕男性。

名流聚集馬賽，去留命懸一線

馬賽變成了一個夢幻般的城市。獲知美國人有救助的計劃，處於岌岌可危處境的人們從各地跑來，絕望地尋找出路。當時聚集在馬賽的歐洲知識精英，來自各個領域，幾乎可以構築起一個大國的靈魂。

法國在投降後被分割成兩個區域——德國占領區和維希政府行政區，馬賽屬於維希政權管轄。對流亡者離境一事，維希政權的態度搖擺不定。一方面，他們協助納粹抓捕猶太人與“不良分子”；另一方面，他們一度實行“歧視性的人道主義”政策，允許猶太人離境。於是，自1940年冬天開始，馬賽港在半年的時間裡，成為逃往美洲效率最高的一條路線。

從馬賽成功赴美的猶太學者中，有獲得192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奧托‧邁爾霍夫教授，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哥哥、作家亨利希‧曼，還有我們比較熟悉的女學者漢娜‧阿倫特。

阿倫特與前夫逃往法國

另一位著名的德國思想家本雅明，也和好友阿倫特一樣從德國逃到法國，在法國陷入集中營後再次出逃。不幸的是，本雅明走的是另一條逃亡路線。他翻越比利牛斯山，準備從西班牙前往美國，卻被西班牙當局禁止入境。走投無路，本雅明在邊境小鎮自我了斷。

本雅明的身份证件

有的學者在收到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邀請時，正被關在集中營裡。例如法國傑出的哲學家讓瓦爾，當時他因生病瘦得嚇人，集中營的醫生認為他活不了多久，建議納粹釋放他以節省安葬費。讓瓦爾到達美國後，在紐約市創建了流亡大學。

不是所有收到美國邀請的人都能赴美，有些人因為個人身體和家庭等原因無法離開歐洲。例如法國著名猶太裔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他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聯繫了一年多，由於不肯拋下兩個成年的孩子，他留在法國參加抵抗組織，於1944年被德國人逮捕並槍殺。

更多匆忙跑到馬賽的人得不到美國的邀請，有些人被恐懼刺激得歇斯底里。援救組織精挑細選“一流人才”，每一個被劃掉的名字，都意味著有一個人希望破滅，命懸一線。對此，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副主席托馬斯承認：“在拯救知識的堅定意志與拯救生命的人道主義願望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衝突。”

即使因美國邀請而神奇地改變了命運，流亡者在赴美途中也經歷了不少煎熬。人類學家施特勞斯曾描繪過他們在漫長旅途中遭受的惡劣待遇。這些猶太名流在上船時被法國憲兵當作囚徒推搡，被辱罵為“賤民”。到了美國，他們也必鬚麵對當時普遍的排猶情緒。

被迫離開家鄉是悲苦的，但當年從馬賽以難民身份赴美的人都知道，命運對他們已是非常優待。他們大都在倖存後為美國的學術注入生機，使文化沙漠變成沃土。例如阿倫特，作為政治理論家她成就卓著、獨樹一幟。經典兒童小說《小王子》的作者聖埃克絮佩里，在流亡到美國後志願加入盟軍空軍部隊，駕駛戰機於1944年在地中海執行任務時被擊落，獲“法蘭西烈士”稱號。

「弗萊伊的逃亡路線」改變美國

研究美國各團體救援歐洲難民史實的歷史學家，發現了一個奇蹟：弗萊伊（Varian Fry）的逃亡路線。這條路線被稱為“英勇而成效卓著的救援行動”。這是一個美國白人新教徒，冒著危險願做一切事情來幫助猶太人的故事。

那是1940年6月，美國的一個募捐餐會上，第一個為應對法國戰敗新形勢的民間組織——美國緊急援救委員會成立了。參與者有作家、記者、傳教士和大學校長等。

參加餐會的記者弗萊伊原是紐約上流社會的年輕人，畢業於哈佛大學，作為外派記者曾駐柏林，親眼目睹了納粹的崛起。此時，弗萊伊成了緊急援救委員會的代表，負責聯絡法國學術界需要流亡的人士。兩個月後， 弗萊伊帶著一個200人的名單和3000美元，自願奔赴馬賽。

弗萊伊到達後，馬賽風傳他是“難民的救世主”。他善解人意又寬容，很快就獲得各方面的好感。但是，由於真切關注那些將要成為犧牲品的人，這位左派自由主義者被迫與各方面衝突。他不但與法國維希政權衝突，與美國國務院衝突，還與自己的上司——緊急援救委員會的負責人鬧矛盾。

這是因為，為了拯救更多的人，弗萊伊決定與合法性決裂。他使用各種非法手段，例如黑市資金、偽造文件、秘密的山路和海上航線。當時的美國政府對民間自發的救援多有阻撓，而弗萊伊的上司為此膽怯。弗萊伊曾多次被維希政權拘留。1941年9月，他被法國驅逐出境。

雖然在馬賽只呆了13個月，弗萊伊的努力使約2000人獲救。今天，人們在紀念偉大的弗萊伊時，發現他的一大貢獻是：改變了美國人對待難民的態度。

沒有政治共同體，人便是被放逐的

身為猶太難民的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沒有政治共同體，人便是被放逐的。”她所指的“政治共同體”，其概念來自古希臘的城邦，那裡的公民追求共同的利益與正義。

二戰結束後，懷著對“大屠殺”很深的愧疚感，聯合國於1948年在《世界人權宣言》裡規定：“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從此，難民權成為人權的一部分。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戰爭難民法》，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難民法。1951年，聯合國《日內瓦公約》承認個人而非集體的難民身份，允許外國對個人流亡者予以保護。

然而，歷史有時會出現反复。自美國總統特朗普被選舉上台，一個世紀前美國農民反移民的歷史今又重現，二戰後美國確立的普世價值觀正面臨挑戰。在“美國至上”的孤立主義政策下，特朗普想要築起高牆。美國會重新閉關鎖國嗎？會有更多流亡的本雅明被逼在國界線上自盡嗎？

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鮑曼說：“'共同體'並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熱切希望棲息、希望擁有的世界。”“這是一個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說是人們希望找到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