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刻意掩蓋、隱瞞這段歷史呢？是其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情？還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

我們從為數不多的歷史資料中尋找答案，試圖告訴人們那段真實的歷史、一個真實的鄧小平，從中吸取教訓，不再重蹈覆轍。

書記處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的副元帥

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閉幕會議上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叫毛澤東，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掛副元帥，為副總司令，我們兩人一正一副，你是總書記嘛！」「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也是常委會的總書記，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但是你也是我的總書記。」^[1]

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澤東主導改組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書記處第一把手不再稱主席，改選總書記一人。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黨、政、軍、經各方面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書記處總書記組成政治局常委。此時的書記處權力極大，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都要接受書記處的領導。毛澤東在1958年6月作過這樣的批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

在毛澤東的著力安排下，鄧小平出任第一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排名在黨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後，與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負責日常工作。直至1966年書記處被中央文革小組取代，鄧小平擔任總書記長達十年之久。

中共「八大」常委會與中央書記處人員中，鄧小平既是常委，又是書記處總書記，既參與最高決策又負責具體執行，在政治局常委會享有主席級同等地位。鄧通過中央書記處直接參與中央對直屬各部委、政府、軍隊以及地方黨委的領導，位高權重。事實上，中共「文革」前的歷次運動都在鄧的實際領導之下。^[2]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鄧小平委以如此重任呢？這還要從高崗事件說起。

告密高崗，藉機上位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上調各大區書記到中央工作，強化中央權力，削弱各中央局和大區政府職權。進京的五大區書記分別是：東北區高崗、中南區鄧子恢、西南區鄧小平、華東區饒漱石、西北區習仲勳。五人中，高崗職位最高，所謂「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鄧擔任政務院副總理。

當時，一向聽命於毛澤東的劉少奇，對於如何搞社會主義和毛產生了嚴重分歧，矛盾已經公開化了。毛澤東私下多次跟高崗談到這些問題，認為劉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讓他「挪挪位子」。1953年春夏之交，毛交給高崗一項「絕密任務」：查閱東北敵偽檔案，了解二十年代劉少奇在奉天（瀋陽）被捕的情況。個人歷史問題在中共的內鬥史上歷來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也是日後毛把劉打成「叛徒、工賊」的依據。高崗對此心領神會，認為毛要打倒劉，便開始四處活動。

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領導小組開會，商討毛澤東不在北京時由誰主持工作的問題。散會後，高崗跟鄧小平說：「少奇政治上不穩定，不宜主持中央工作，還是輪流好。周恩來把握政策比劉少奇穩。」鄧小平反駁道：「少奇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應該由少奇主持」。事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高崗搞非組織活動，拉攏我。

劉少奇在中共黨內根深葉茂，勢力雄厚。高崗錯估了形勢，低估了劉的影響力。毛澤東想利用高崗給劉少奇「換換位子」的企圖沒有得逞，高崗反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最後以自殺告終。

毛澤東看重的高崗倒台後，毛失去了一個可以制衡、替代劉少奇的得力助手，毛的眼光轉向了鄧小平。在「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事件中，鄧小平負責調查饒漱石。1954年4月，鄧接管饒漱石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祕書長。

1955年3月，鄧在黨內會議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鄧小平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筆者註：文革後，中共歷史上的許多「冤假錯案」都平反了，唯有「高饒事件」，雖然抹去了「集團」、「聯盟」字樣，但「反黨、篡權」的罪名依然存在，這和鄧不無關係。）

「毛派頭子」，毛澤東的「自己人」

鄧小平一直是毛澤東信任、器重的人。早在1931年，鄧小平在瑞金、會昌等地擔任領導時，積極推行毛澤東的「富農路線」，是毛的擁躉者之一，因此成為共產國際派排擠、打擊毛時的「標杆」，被稱為「鄧、毛、謝、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毛派頭子」，受到嚴厲批鬥與處分。自此，毛將鄧視為「自己人」。

中共官場歷來講「站隊」，不然，能力再強也枉然，鄧小平站對了隊。隨著毛澤東重新奪回權力，鄧小平開始逐漸復出。至1943年，鄧已是中共北方局代理書記，此後更是一路高升。

就是在文革鄧小平被打倒時，1967年 7月14日，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單獨談話時說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3]可見毛對鄧的看重。

四處宣講，積極準備整風

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在具體執行中央的決定中，擁有極大的權力和相當大的操作空間。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大躍進運動中，鄧小平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身分，積極貫徹、執行著毛澤東的指示。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祕密報告，給社會主義陣營帶來了猛烈的政治震盪，引發蘇聯國內及其衛星國的一系列騷亂。6月，波蘭爆發大規模罷工、遊行的波茲南事件；10月，匈牙利爆發民眾抗議政府導致蘇聯入侵鎮壓的匈牙利事件。

在此背景下，毛澤東發動了「整風」和「反右運動」。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鼓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著重講知識分子問題、準備整風問題和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問題，強調要繼續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

會後，鄧小平與其他中央常委分頭到外地，積極宣講毛的講話。

4月25日，鄧小平「審改彭真批送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初稿）》」^[4]，批示楊尚昆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5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自此開始。

4月30日，中共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討論整風運動問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共44人。會上，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5]

此後，5月8日至6月3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三十多次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大專院校座談會，徵求對中共整風的意見。這些發言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刊載，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各地紛紛仿效，發動黨外人士「幫助」整風。（待續）#

注釋：

[1]李銳，《李銳文集》，卷三，《「大躍進」親歷記》，下冊，南方出版社，1999年，465-466頁。

[2]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3]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17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58-1359頁。

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