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旅俄作家孫越此文介紹蘇俄的性文化簡史，展現「性」在十月革命以來100年間，在俄羅斯的演變故事，可讀而富於啓示。

1991年早春，蘇聯末期，我去了莫斯科，乘火車在城市之間旅行，發現各個火車站書攤上的暢銷書，幾乎都是花花綠綠的色情讀物。這使我疑竇頓生，忽覺此地不像蘇聯，倒像西化更早的布達佩斯和布拉格，理由很簡單，“性”在蘇聯出版物中向來諱莫如深，如此鋪天蓋地的情色刊物滾滾而來，社會說不定是在孕育著風暴，或許動盪與激變在所難免了吧，我當時想。

在蘇聯，不是能做事的都能說，也非能說的都能做，比如性。蘇聯意識形態禁忌之一，就是不能在公開出版物上談性，換句話說，在蘇聯存在的數十年裡，性是國家宣傳與政策推廣、文藝創作與人民閱讀的禁區，但是無論蘇聯如何否認性，蘇聯人卻是婚照結，孩兒照生，啥都沒耽誤。

別以為我說蘇聯否認性存在是誇張。有個真實的故事，1986年7月17日，蘇聯列寧格勒市和美國波士頓市舉辦電視衛星互動節目實況轉播，蘇方由波茲納（ВладимирПознер）主持，美方是多納休（Phil Donahue ）。多納休在轉播時，向波茲納提問：“蘇聯電視節目裡有沒有性？”這時，現場蘇聯嘉賓伊万諾娃（ЛюдмилаИванова）站起來搶答說：“我們蘇聯沒有性……”此語即出，大洋兩岸嘉賓登時哄堂大笑，伊万諾娃見狀趕忙說：“我是說，電視裡沒有性……”但是關鍵的後半句話，卻被現場觀眾的笑聲和喊叫聲淹沒了。

伊万諾娃當時的身份是“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賓館的管理員兼蘇聯民間組織“蘇聯婦女委員會”（Комитетсоветскихженщин）的成員。蘇聯素來曖昧的性話題，被伊万諾娃半智半痴的半句話所點破，從此，斷章取義的“蘇聯沒有性”成為流行語，列寧格勒女人伊万諾娃也成了家喻戶曉的“電視紅”。最關鍵的是，“蘇聯沒有性”這句話，竟成了今天俄羅斯學者研究蘇聯人民性觀念的“唯一歷史依據”，說來不免有些滑稽和詭異。

革命前的沙俄，性話語權掌握在東正教教會手上。按照教會的學說，任何不以結婚生子為目的的性關係均為罪孽。沙俄時期的家庭，男人是家長，女人對男人的態度是愛慕、尊敬和順從，沙皇尼古拉二世頒布的憲法中，就強調家庭女主人對男主人的迎合性與依戀性 ，而且在那個時代，這些品質不是女人的美德，而是需要承擔的責任，女人失責，就要接受懲罰。沙皇憲法還規定子女必須尊敬父親，否則將受到處罰，且力度很大。

十月革命徹底改變了俄國的家庭觀念，布爾什維克政權在1917年12月19-20日頒布了《婚姻法》，這個法律從根本上顛覆了沙俄時代的夫妻關係，男人不再是家庭主宰，女人也在經濟上獨立，不再從屬於丈夫。婚姻的性質也發生了改變，成為完全平等的男女自由組合，登記結婚也好，非法同居也罷，男女的責任是一樣的。蘇俄女人第一次擁有了自由選擇姓氏、居住地和國籍的權力。蘇俄政府不再介入民眾解除婚姻等問題，男女未婚或者婚外發生性關係，社會也不再追究。

新《婚姻法》促發了蘇俄青年的第一次性解放運動，男男女女的蘇俄共青團員們群居和濫交的現像一發不可收拾，蘇俄革命家、外交家和革命理論家科隆泰（Александра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是蘇俄歷史上第一位女部長，她不僅對此大加讚賞，甚至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做愛就如喝杯水一樣簡單”的理論。這更加助長了蘇俄青年的性解放運動，難怪有人說，蘇俄的性解放運動從其規模和影響力來看，不啻為歐洲20世紀60年代“青年革命”的序曲。

科隆泰的俄式“杯水主義”性解放理論，曾遭到列寧的批判。列寧說，飢渴需要滿足，但正常人不應趴在爛泥和水坑里喝髒水，或者成百上千的人用一隻杯子。

早在20年代中期，蘇聯布爾什克黨報《真理報》（Правда）就曾展開過性問題的公開討論，曾有一篇題為《每位共青團員、工農速成學校的學生以及每一位年輕人都可以和有權滿足性慾》的文章，被認為是蘇聯第一次公開討論和鼓勵性自由的檄文。後來《真理報》還發表文章，鼓勵蘇聯女共青團員和工農速成學校的女生盡量取悅選中了她們的男人，否則，他們就是資產階級的“市儈”，配不上無產階級大學生的稱號。

那時候，布爾什維克鼓勵性開放的理念，主要是在都市知識分子和工人中間傳播，因為蘇聯鄉村還相對封閉，大多數村鎮仍舊保持著東正教教會給他們灌輸的性觀念。30年代，蘇聯進入工業化建設時期，數百萬農民湧入城鎮，也將傳統的家庭、婚姻和性習俗帶入城市，與此同時，在全國農村推行的集體化運動使蘇聯城市剛剛開放的性觀念趨於保守。雖然這兩個結果使蘇聯性解放勢頭放緩，但相對當時保守的歐洲諸國來說，蘇聯性解放依舊領先。

40年代初期，蘇德爆發戰爭，刀兵血火極大地改變了蘇聯男女比例，因為超量的蘇聯男性戰死沙場，所以千千萬萬家庭的男性缺位，又使得蘇聯男人所喪失的革命前的特殊地位有所回歸。但是，蘇聯男人好夢不長，其特殊地位便風光不再。主要原因是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國家還出台了一系列針對單身母親的優惠政策，如免費的幼兒園和學校等，這使得男性不再具有絕對經濟優勢，兩性差異逐漸縮小。50年代，由於蘇聯國家政策的穩定，男女關係趨於正常，儘管男女比例差異大且無法彌補，但是蘇聯建政初期的性解放趨勢已被控制，保守主義是這個時期的明顯特徵。

俄羅斯托姆斯克市的退休女工馬利亞回憶道，蘇聯40-50年代的青年人之間不談性，甚至連暗示的話都不說。家有女孩兒的母親們對她們看管嚴厲，年輕人結婚後，新婚之夜床單上的處女血翌日一定要向婆婆展示——人們那時特別重視貞潔。馬利亞是1950年結的婚，丈夫是駐德國蘇軍軍官。她姥姥一聽馬利亞男友是從外國回來的，就逼著馬利亞向他要體檢證明，因為馬利亞姥姥聽說，很多蘇軍官兵駐外期間生活放縱，染上了性病。可是馬利亞怎麼都不好意思跟男友開口索要證明。馬利亞說，蘇聯女孩別說婚前跟男人上床，就是親嘴都難為情。

出生在列寧格勒的工程師瓦列裡，也是50年代結的婚，他說當時蘇聯的處女情結很重，他在新婚之夜發現妻子不是處女，而且她竟連一句解釋的話都沒有，這使瓦列裡深受傷害，他多年後因為處女情結與妻子離異。

60至70年代，西方國家性解放勃興，主要表現在初次性行為年齡降低、對婚前性行為容忍度提升和人們普遍對色情話題興趣濃厚等幾個方面。蘇聯著名社會學家和性學家孔（ИгорьКон）認為，西方性解放氾濫之際，蘇聯正好處於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Брежнев）治下的保守與停滯時期，所以才產生了伊万諾娃那句震撼世界的名言：“我們蘇聯沒有性……”這到是符合邏輯的事情。孔還認為，蘇聯政權20年代曾號召國民丟掉廉恥，解放個性，但進入70-80年代後卻又呼喚回歸傳統，即對性愛的諱莫如深，說明社會內部充滿了深刻的矛盾與對立。

莫斯科退休老人奧列格說，誰說蘇聯不談性？首先，那個時代國家層面確實閉口不談性；但人們在私下里卻說得熱火朝天，他年輕時就曾背著父母，通過偷看地下出版物《愛經》（Kama Sutra）了解性愛知識。後來，奧列格去南斯拉夫旅遊，那時南斯拉夫在東歐屬於較為西化的國家，導遊帶著他們一行數人去看色情片，奧列格認為，色情影片彌補了他匱乏的性知識。

80年代末期，蘇聯性愛開始公開氾濫。莫斯科退休心理學家安娜回憶說，80年代初，雖然絕大多數人對性的概念模糊，但莫斯科的空氣中已經開始瀰漫性愛的味道，那時候，莫斯科國家百貨商場的滾梯上、地鐵的通道裡、高爾基公園的長椅上、紅場四周的草坪上經常可以見到一對對相擁長吻的情侶。那時，莫斯科住房普遍緊張，很多情侶沒有單獨的幽會場所，他們就跑到公共場所約會和做愛：劇場和影院的後排、飛機上、火車上，甚至長途公交車上。那時候，情侶無所顧忌，路人習以為常，因為幾十年來，蘇聯沒有性愛和隱私的概念，所以，人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對這些事可以泰然處之。

著名電影導演托多羅夫斯基（ПётрТодоровский）80年代拍攝了蘇聯第一部描寫妓女生活的電影《國際女郎》（Интердевочка），片中展現了美元、爵士樂、性與青年的迷惘，影片將西方生活方式對蘇聯青年的誘惑，以及社會動盪與個人前途的困惑描寫得淋漓盡致。電影導演比丘爾（ВасилийПичул）拍攝了備受爭議的影片《小薇拉》（МаленькаяВера），他想通過“演繹與情色有關的故事，塑造了全新蘇聯女性形象”。有人說，這兩部電影顛覆了“蘇聯沒有性”的寓言，也突破了性禁區的藩籬。

90年代，蘇聯終於迎來了“性爆炸”時代。隨著技術的發展，地下色情讀物印刷所遍布全國，黑市黃色錄像帶也在民間大肆流傳，明里暗裡的性交易比比皆是，難怪俄羅斯大主教吉洪曾說，性氾濫，摧毀了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