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母校師大女附中
 
我與母校師大女附中
作者: 敏一鴻

特稿

更新於︰2017-09-02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寫在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百年校慶。【從北師大附中出發,走過山南海北,求知與健身的習慣一直伴隨著我。而今,「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包括我在美國從事國際廣播逾二十年,至今仍以普通話為海內外中文聽眾服務)的五十周年日已近在咫尺。】

張敏——北美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她的母校北師大附中是中共高幹子女雲集的名校,
更是紅衛兵肆虐打死老師的暴力示範場。
張敏母親文革初自殺,她在附中親歷了人生最初的政治恐怖。

2017年9月3日是我的母校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一百周年校慶日。遠在大洋彼岸的我,無法回母校與師生校友共襄盛典,但心思意念一再重回昔日校園。

東樓前那片綠蔭蔭的桃園還在嗎?當年,那是我們早讀背外語單詞的地方。冬天,天還沒大亮,遠處舢板隊、排球隊,或同學臨時組隊晨練前的呼號是校園新一天的開始曲:領隊呼「為革命!」大家應「刻苦鍛煉!」領隊呼「為祖國!」大家應「健康工作五十年!」……
從那裡出發,走過山南海北,求知與健身的習慣一直伴隨著我。而今,「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包括我在美國從事國際廣播逾二十年,至今仍以普通話為海內外中文聽眾服務)的五十周年日已近在咫尺。

*母校校慶一百年,學生出發半世紀*

1967年12月9日那個嚴冬的早晨,我和初三的八位學姐在校門口集合,我們一行九人是 「文革」期間女附中最早自願報名赴「北大荒」的學生。學姐們叫我「初二小孩兒」,我是「老初二四班」(初1967屆)學生張鴻敏。

我們九人清一色穿著政府新發的藍色棉襖棉褲,在棉布緊缺的年代,這就是迎戰「北大荒」冰雪嚴寒的全副鎧甲。

一輛大公共汽車專車開到女附中門口,上車再看一眼校門,與母校告別。從這裡出發走上社會,至今五十年。專車陸續載上附近幾個學校的同學,繞天安門廣場一圈之後把我們送到北京火車站,與各校更多赴「北大荒」的同學匯合。

等著上車,左等不來,右等不來,說是因沿途城市有「武鬥」,列車不能正常運行。下午,月臺上送行的親友和同學越聚越多。

瘦小的我在同學全力助推下撥開人群,擠上火車。和我同樣瘦小的數學老師馬成瑞幫我提著那只褐色舊皮箱。因為人太多,她提著東西上不了車,只好把箱子從車窗遞進去。

灰濛濛陰冷的天空下,萬頭攢動。一聲汽笛長鳴,列車緩緩啟動。鬆開伸出窗外與馬老師握著的手,16歲的我揮別送行的人們,告別北京,乘專列奔向冰天雪地不可知的未來。

車過山海關後,又給每人發了一頂軍綠色羊剪絨護耳棉帽,頓覺更增加幾分出征的雄壯。

1967年12月,16歲的張敏和學姐們被打發去嚴寒的北大荒勞動,
刻苦鍛煉,扛160斤出口大豆麻袋上汽車。直到父親病重才獲准回到北京。

*馬成瑞老師:您好!*

近半個世紀以後,我用Google搜索母校資訊,看到特級教師榜上數學老師馬成瑞的照片,驚喜萬分,遙致問候——馬老師,您好!五十三年前,我這個13歲的准新生在女附中門前與您相識,促膝聊天。轉眼五十多年過去,老校門早已不在,桃李滿天下的您,笑得那麼開心!

我上小學時,只知道當時北京實驗中學是取分最高的最好的女校,就把她當成自己衝刺的目標。到我考中學1964那年,校名改回早前的校名北京師大女附中,我一直不知道學校在哪兒。直到1964年8月收到《錄取通知》,才知道學校地址。正值暑假,好奇心勝,我在炎炎夏日一口氣走了五站(公共汽車)路,拐彎抹角找到新學校。太陽西斜,紅色大門緊閉,只開著一扇小門。值班的田大爺看了我手裡的《錄取通知》,准許我往裡多走幾步,瞭望一下校園。
一位年輕的女老師走來,瘦瘦的,南方口音。得知我是來看學校的新生,說「我叫馬成瑞,去年從師大數學系畢業來咱們學校的……」我們促膝坐在校門前的水泥地上,竟聊了好一會兒。
馬老師後來並沒有教過我們班的課,卻成了我的朋友,是我終身難忘的老師之一,這是後話。

*伯力——最早認識的同學,我與伯力有緣*

能考進師大女附中,是北京女生的驕傲。戴著「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徽走在街上,會引來贊許或羡慕的眼光。

開學的日子,異常興奮。初一教室在北樓,迎門一面碩大的方鏡,鑲在古香古色有敦實底座的紫檀木框子裡,照著門廳裡一群尋找自己班級的新生往來的身影。
一位穿著淡綠色絲綢短袖衫的同學笑盈盈走過來,月白色半圓形髮卡攏住稍稍過耳的頭髮,「我叫初伯力,伯力是地名,就是哈巴羅夫斯克。我爸是空軍,我弟弟名字也是地名,叫初白令,白令海峽……」我一下子就記住了她的名字,她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同班同學。此後許多年,每每在地圖上看到伯力和白令海峽,我還會想到初伯力向我通報姓名的時刻。更想不到的是,很多年以後伯力這座城市竟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

*陌生的語言系統,不同的小學生活*

母校女附中百年校史與「十月革命」百年實驗正好同步,這一百年裡,學校和師生們的經歷也都深深刻下共產實驗的年輪。

據校史記載:女附中的前身是成立於1917年的北京女子師範學校附屬中學。1924年改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附屬中學」。1931年,隨北師大和北女師大合併,改為師大附中女部。1937年改為北師大女附中。中共建政後,與解放區的華北育才學校女部合併。1955年改為「北京實驗中學」。1964年回復為北師大女附中。
因為1949年母校有來自紅色根據地華北育才學校女部匯入,我們入校時,教職員工中有一部分骨幹是來自解放區的革命幹部,學生中更是高幹子女雲集。

我剛進女附中,就發現有些新同學互相早就熟識,她們來自「空軍大院」、「海軍大院」「總參大院」「總後大院」……「育英」、「育才」、「育鴻」、「八一」……「你爸是幾 級?」、「我爸是X級」……這是我完全陌生的語言系統。她們聊著自己原來的小學:全日制上課、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誰與誰是好朋友……

報到的有些手續要到南樓去辦。南樓是辦公樓,大會議室、校醫室、各科教研組辦公室都在南樓。
一進門正面是長方形木質屏風,鮮紅油漆底色上的金字是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手書題字,行書繁體字不太好辨認:「同學們應當立大志,攀高峰。這不只是為了個人,而首先是為了大家,為了社會」。
我們知道最高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已先後從我校畢業,副總理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正在本校上學。我入學後第二年,劉少奇主席的女兒劉亭亭入校就讀……漸漸知道更多國家領導人、各級幹部、各界著名人士之女是我校同學。
故此,來自平民學校的學生難免會有「邊緣」感。

我1958年上小學,那年「大躍進」,事事改弦更張——小學劃片就近入學、課本一律改為簡體字,注音字母改為中文拼音……家裡給予我的「學前教育」頓時事倍功半。
我在名不見經傳的西城區石碑胡同小學讀書六年,全校共有六個教室,每年級兩個班分別在上、下午上課,叫「二部制」。不上課的那半天,就近組成「學習小組」在同學家做作業……在這樣的小學,孤陋寡聞。比方說,從沒聽說過有「音樂教室」這回事,上音樂課時,一台沉重的風琴從來都是由幾個大個子同學抬著搬來搬去……
不同類別的小學,有著大不相同的小學生活和童年記憶。

80年代,張敏從廣播學院畢業,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實地採訪,創作報告文學。
90年代又和丈夫朱曉明在俄羅斯見證了蘇聯解體的歷史性變革。

*師大女附中第一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良師鄭錦章開發我的潛能*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這些出身非高幹家庭的學生能憑分數進入女附中,都屬於幸運兒。同年級就有分數不夠被「照顧」進來的,例如初二某班「老革命」的一對雙胞胎女兒,姐姐成績好,據說錄取時夠分數;妹妹成績差,是「照顧生」,學習一直跟不上,「照顧生」的名頭也就如影相隨。

得知我校有「照顧生」,想想後怕,多一個「照顧生」,就擠掉一個「合格生」,有誰知道被擠掉的優等生姓甚名誰哪!
再後來知道,我進校後的第二年1965年,隨著全社會「階級鬥爭」愈演愈烈,錄取新生更加重視「階級路線」。因此到1966年「文革」血統論猖獗之時「查三代」,1968屆初一和高一的「黑五類」比別的年級少得多。
由此看,我是特定時段部分「擇優錄取」的受益者,如果晚一年,我可能根本進不了女附中。我的幸運,僅僅靠著哪怕多少能有一小點兒的局部「平等」,就成了我的一線天。

小學六年成績一路領先的我,在師大女附中學到的第一課就是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來自各校的優秀生彙集,更有早早贏在起跑線上的同齡人。
同學中書法好的、外語好的、會拉手風琴的,會畫廣告畫的……個個令我驚訝,自歎弗如。我略有的優勢在語文,初一和初二第一學期都是語文科代表。在朗誦和作文方面,很得語文老師鄭錦章的鼓勵。記得觀摩教學,教室後面坐滿外校老師,鄭老師讓我朗讀《哈密瓜的故鄉》:在政治空氣越來越濃的1965年,鄭老師領我到初中不同年級幾個班巡迴朗讀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片段:「起風了,滿山的楓樹抖動著身子,鮮紅的楓葉飄落下來,一片又一片……」。
初二教室在南樓,門廳左首東牆上,大半面牆是全校作文展覽園地,木板壁報的刊頭「學園」兩個特大號墨筆字飽滿而富於美感。各年級語文老師推薦的作文定期在這裡更新,每篇幾頁稿紙疊著釘起來,再用按釘釘在木板上,便於翻看。「學園」總能保持有二、三十篇「範文」。課間與各年級同學聚在這兒,仰著頭欣賞不同風格的新作文,是我一大享受。作文能上「學園」,意味著一種肯定,我也幾次入選。
印象最深是鄭錦章老師在課上申明「命題作文不准許寫詩歌體」。一次課上,我寫完作文,看看時間還多,就以同樣題目多寫了一篇詩歌體附後,後者居然上了「學園」!那份意外的驚喜與得意,至今沒忘。更謝恩師早年栽培!人生後三十年得以採訪播音、記述寫作為業,深受其益。

*俄語老師馬新雲與裴靜英*

初一共六個班,學校規定前三班學英語,後三班學俄語。母親知道後,剛開學就陪我去過學校,希望把我調到英語班。學校答覆:所有學生都不能調班。

初一的俄語老師是馬新雲,圓臉,大眼睛,以渾厚的女中音讀出每個單詞。最特別的是她騎著一輛黑色摩托車「突突突突」來上班……她是學生心目中的傳奇——魯迅的兒媳,在蘇聯買的摩托車……
初二的俄語老師是裴靜英。初二那年,課程改革,取消了原來初二的幾何和化學課,安排到初三再學;而數學課內容與外語課課時在初二學年加強。

離開女附中十三年後,我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一個公共俄語班,開學測試班裡學生程度,以決定教學起點。老師採用的辦法是,他讀出中文單詞,同學搶答俄語怎麼講,或者老師讀出俄語單詞,學生搶答中文。想不到當過十年「知青」學業荒廢的我,竟然能搶答出不少,「十幾年不複習居然沒忘!」連自己都驚奇,唯有感謝女附中二位俄語老師教練的「童子功」。
離開女附中十八年後,我以俄語通過了全國研究生公共外語統考,進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
離開女附中二十五年後,我有機會在俄國莫斯科生活了二十個月。每有當地人誇獎我這個外國人俄語發音還不錯時,都是對早期教我俄語的女附中老師們的誇獎。誰都知道,學習外語,發音先入為主。

離開女附中三十年以後,我在美國西部一個城市意外遇到初二時的俄語老師裴靜英,她已退休定居美國享受天倫之樂。歡聚暢談之後,我與她的女兒、孫輩們合影,記錄下這人生難得的巧遇。

離開女附中三十四年以後,我在美國通過越洋電話在母校老師的説明下得到了馬新雲老師家的電話號碼,再次聽到中學記憶中馬老師那親切渾厚的女中音。隨後我採訪了她的先生、我們中學語文課本中的人物——魯迅的兒子周海嬰。之後製作播出了上、下兩集專題節目《<魯迅與我七十年>與作者周海嬰》。

*當年關於理想的激烈辯論和後來始料不及的殘酷現實*

走進女附中的學生,誰沒有美麗的夢想!清楚記得有一次在大操場邊鍋爐房背後的高臺(那裡常常作為集會的講臺)上,同學們演講的題目是「女附中學生的理想」。有同學說要當女作家、有同學說要當中國的居里夫人,還有人說要當中國的女總理、女部長(倒是沒人敢說要當女主席)……後來激烈辯論起來——做什麼對中國貢獻更大?……

無論如何,走進女附中的學生,潛意識裡覺得咱學校直通著大學校門,雖然知道中間還要經過一次高中統考,也有被淘汰到低分學校的可能,但自信那種可能不會屬於一直努力著的自己。所以,大家只是集中糾結於從這裡畢業後該進哪所大學的校門?該學哪個專業為好?

我們初二四班教室在南樓正門左轉右側第四間。全班同學走進這間教室的時候,萬萬不會想到我們今生今世只有初二,沒有初三,這是我們中學時代最後一間教室、最後一站。我們將在這裡告別中學時代,其中大部分同學,今生再沒有重新走進學校的機會,再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社會與校內政治空氣緊張,階級鬥爭之弦繃緊的1965-1966年之交* 

1964年入校後不久,開始「學習教育方針」,政治空氣漸濃。教育方針的主要內容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社會上正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往農村派工作隊搞「四清」。舞臺上在演《箭杆河邊》,銀幕上在放《千萬不要忘記》(意思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政治課枯燥的內容被日益提升到高於重於其它一切課程的高度,乖乖牌好好學習的女生頭腦,被越來越擰緊「階級鬥爭」的發條。
1965年底1966年初,社會上階級鬥爭氣氛更濃。報紙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字樣已經在報刊上越來越高頻率出現。

班裡氣氛有明顯變化,升入初二開始有人申請入團,高二四「姐姐班」派來的李輔導員開始跟同學 「一對一」談入團、談出身……聽話聽音,我聽出雖然她肯定我的優點,但我恍恍惚惚覺得,自己好像屬於必須被特別嚴肅對待的一類。
入團,原本在我看來,意味著優秀與成熟。女附中校徽上加一枚團徽,可稱當年北京女中學生最完美、最令人豔羨的「標配」。
我的同桌于同學最早入團。她年齡稍大,少年老成,很少說話,即使老師提問叫到她,她站起來半晌不說話,老師只好讓她坐下。看她佩戴上大家羡慕的團徽,團員標準在我心裡突然變成一團迷霧。
大約同一時期,我們班的「幹部」和「班務」有一次較大「驛動」。我穩穩地當了一年多的語文科代表,不知怎的就換成由外號「學儒」的同學擔任。「學儒」語文成績確實不錯,但我也還算領先,而且我並沒有失職啊。不久,「學儒」也入團了。
她們的共同點是父輩都有非同一般的紅色革命資歷。
一些同學的手裡開始有紅色塑膠封套的《毛主席語錄》,都是紅色家庭從「內部」得到的,不時在同學眼前晃一晃,顯示著一種優越。
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一步步向我們逼近。

1998年,張敏以豐富的新聞與學術經歷。成為PFA的記者與節目主持人。
榮獲多次獎勵,這是美國婦女廣播電視基金會Gracie Allen獎頒予的獎座。

*校園突現大字報,學業嘎然終止,人生從此被改寫*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號召群眾起來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2日中午,我們初中幾個班從西南郊苗圃勞動歸來。與以往一樣,女附中學生佇列所到之處,歌聲整齊嘹亮,只要有同學起頭,大家立即跟上,好像沒有不會唱的革命歌曲。勞動既已結束,疲勞得到放鬆,歌聲分外高亢。
初二二班的高紅十同學在領唱「準備著,準備著,時刻準備著」大家立即跟上「作革命的接班人!準備著,準備著,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而鬥爭!……」歌聲與強有力打著拍子的整齊步伐聲在街道兩旁的大樓間迴響,學校已經很近了。
唱著歌凱旋般走進校園的我們,瞬間驚呆——禮堂外、鍋爐房高臺、宿舍樓牆上貼了很多大字報,「文化大革命……」、「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最醒目的一張署名是「劉進、宋彬彬、馬德秀」,她們是全校知名的鳳毛麟角的高中學生黨員。
從此全校停課,繼而全北京大、中、小學停課。古今中外未曾有過的非戰爭時期全國所有在校學生無課可上、無學可升的時代被我們在中國趕上了!我們「老」在了自己此時此刻的「年級」,因而後來有了共同的稱號,中國有前所未有的專有名詞——中學「老三屆」和大學「老五屆」。

*師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4日*

1966年7月底8月初,「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聯貼在禮堂、南樓和宿舍樓門口。「拼爹時代」的肅煞與恐怖氣氛充斥校園。

我的父親是1937年至1946年全程參加抗戰的國軍軍人,我的「家庭出身」在「文革」「血統論」的歸類中屬於「黑五類」中「最黑」。

1966年8月3日晚,幾個同學到我家通知「明早一定要到校,否則格殺勿論」。
第二天一進教室,見課桌貼著三面牆擺放,凹處有幾排椅子。班裡四十多名同學一夜間被分成三類:20個「紅五類」同學(父母至少有一方1945年以前加入中共)坐在椅子上;10個「黑五類」同學一字排開,被一根長繩拴住,站在放講桌的水泥台前,背向黑板,面朝大家;其餘十幾個出身「不紅不黑」的同學坐在地上觀看,不能動手,但要參與揭發批判。「紅五類」有充分的「革命」權力,對「黑五類」盡可打罵鬥爭。
我有生以來初次領教世事的險惡,從13歲到15歲不足兩年的中學生活裡,我說的很多話被同學記住、憶起、提交,有原話也有斷章取義。可聊以自慰的是,10個「黑五類」無一例外被湊足了「材料」,毆打與批判一再交替。
同班同學,女孩子打女孩子,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的糨糊和紫色墨汁從頭上澆下,要我們揭發父母,承認自己是「狗崽子」。面對朝夕相處的同學,女孩子最珍愛的自尊所遭受的踐踏,言語難表。
當天,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了這樣的「批鬥會」。中午,高中的黃同學開門通知我們班「紅五類」頭頭「時間差不多了,可以結束了」。
班「頭頭」要求我們明天上午必須到校。

*師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5日*

1966年8月5日,我和許多「黑五類」同學一起被押到操場看校領導挨批鬥,說是「鬥黑幫」。八月烈日下那幅畫面,永遠定格在我記憶中。
 鍋爐房高臺北側大操場邊上,塵土飛揚。卞仲耘校長被同學團團圍住,你推我搡,拳腳相加,棍棒揮動。一向倔強的胡志濤副校長頭髮被揪亂,有同學往她頭上澆紫墨汁、扣字紙簍,她嘟囔著,哭喪的臉上仍透著不服。
 我們這些被押著來看的,因擁擠推搡,漸漸亂了隊形。只見有同學掄著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著象牙白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紮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像中的鮮血淋漓。

在大操場上被批鬥毆打之後,卞校長和其他校領導們被帶到另外的地方,有人跟去,有人走散,原來押著我們的「紅五類」們不見了。我和同班「黑五類」魏同學、崔同學和孫同學趕快像往常一樣,躲到後院堆放生物課用的人體和動物骨骼模型的小屋,捧著《毛選》「避難」去了。
根據幾位元校友的文字回憶,後來卞校長被押到後邊小操場幹重活,再後來她又被押到宿舍樓裡受到各種折磨,因為樓道狹窄,從旁目擊者不多。
 8月6日,高中學生黨員劉進通過校內各教室喇叭廣播,告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進郵電醫院,宣告死亡。
後來又得知,其實送進醫院前已經去世。
卞校長是「文革」中被學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卞校長是「老革命」,她是紅色革命的參加者,也是被紅色革命吞噬的受難者。

張敏離開母校已經50年。現在尚在國際廣播平台上為中文聽眾服務。
她沒有忘記當年在師大附中每天晨操時的呼聲——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宋彬彬——紅八月——拼爹時代*

13天之後,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百萬「紅衛兵」,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你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澤東說「要武嘛!」 這是「最高統帥」對暴力毆打和殺戮表示的認可。這段著名的對話通過廣播、電視和報刊迅速傳遍中國。

此後,在北京、在中國各地,又有許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己學生的棍棒拳腳之下。」文革「紅八月」是暴力殺戮的高潮,據官方統計,僅僅這一個月內,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就打死1,772人。

從6月2日全校停課到8月4日同學群毆鬥爭同學,5日學生群毆鬥爭校領導,(詳憶見敏一鴻:《卞仲耘致死案鉤沉與省思》一文),再到全社會「紅八月」的恐怖殺戮……我親見紅色中國在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文火慢功」之後,短短兩個月怎樣燃成熊熊烈焰,將學生們,包括文弱女生變成行兇暴徒的全過程。

女附中與眾學校不同的學生來源「通天」的特點,使她成為中國政治生態大版圖的一個小縮影。
隨著「文革」愈演愈烈,一些「紅五類」同學的「老革命」父母被打成「走資派」、「黑幫」,一夜間就變成了「黑五類」。就「血統」來說,其類型和顏色本來具有與生俱來、生而不變的固定性,但在荒唐詭異的政治遊戲中,血液也可以一夜「變色」。
「文革」最早期,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判。「老革命」筆桿子鄧拓于1966年5月17日夜裡自殺,成為最早以死相抗者,女附中同學們注意到鄧拓的女兒初二二班文弱的鄧小虹同學在校園裡一直表情凝重一臉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紅領巾。
後來,國家主席劉少奇、副總理鄧小平分別成了「中國第一、二號走資派」。劉少奇的女兒、女附中初一二班的劉亭亭同學和鄧小平的女兒、女附中高一一班的鄧榕同學從最活躍、最紅的「紅五類」,一下子變成沉默的、最黑的「黑五類」。
她們人生的大起大落,為我們這代人所經歷的殘酷荒誕的「血統論拼爹時代」作了最經典的注腳。

*在「文革」冷酷的鐵血年代,感受老師們真情關愛的人間溫暖*

學生群體施暴,毆打鬥爭校長、老師和同學,人間正常的同學關係、師生關係被瘋狂踐踏。登峰造極的邪惡,假「革命」之名,美其名曰「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造資產階級的反」。這是古今未有的邪惡一頁,先行寫在師大女附中校園裡,進而寫在全中國1966年的歷史上。

然而,即使在最殘酷無情的「文革」鐵血年代,在師生關係對立、人人自危、不敢「沾黑」的「階級鬥爭」險風惡浪之中,仍有一些老師憑著自己的良知和惻隱之心,關愛被壓制迫害的學生。包括從未教過我們班課的老師,成了我們的良師益友,我非常珍惜這份記憶。
1966年,先是我母親自殺,後是我在班裡挨鬥,緊接著卞校長被群毆致死……我越來越恐懼自危,我知道了「說話」和「寫日記」何其危險……我燒掉了自己自小學三年級以後連續五年的日記,我以沉默不語應對兇險的環境。

體育老師張婉蓉個子不高,寬寬的額頭,滿臉慈祥,她主動接近我說「看你這活潑開朗的孩子,一下子變得這麽孤僻」。「孤僻」這詞,從小學到初二,八年裡在所有老師給我的評語中從來沒出現過。張老師常常到教室來,坐在我身邊跟我聊天,讓我感受到母親般的愛憐。
數學老師金元沒教過我們班,在師生關係緊張的日子,她那樂觀爽朗的笑聲,總讓我感到她是可以信賴的,是隨時能幫助我的大朋友。
生物老師白正衡負責幫助準備上山下鄉的同學與外界聯繫,有問必答,辛苦耐心……
我在女附中認識的第一位老師馬成瑞,一直沒有教過我們班的課,馬老師在「文革」中對我關心最多,時常一起聊天,有時還讓我到附近教工宿舍她的住處坐坐……直到把我送上奔向「北大荒」的列車。
在下鄉後十年裡不多的按日掐算的「探親假」回北京時,只要有可能,我都會去看望馬老師,也看望過其他幾位老師,一次次喚起我在腥風血雨年代裡那不多的溫暖記憶。

*裝甲兵進校軍訓:女附中歷史上怪誕的一幕*

1967年春,北京軍區裝甲兵部隊進校軍訓,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一些稻草和麥秸鋪在教室裡,秸稈通鋪中間留出一小條下腳的地方。全班同學都住進教室,人挨人以各自窄窄的褥子為界,劃出每人的「領地」。

個頭很高皮膚黝黑的裝甲兵排長馮天發自我介紹,特別把裝甲兵說成「莊稼兵」,說自己來自農村,是莊稼人。他常常隊前訓話,或盤腿正坐在秸稈上跟大家促膝談心。
中國領袖毛澤東說「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當時學生崇拜毛澤東,也就崇拜解放軍,專心聽馮排長講話。目不轉睛看著他,很快記住他的特點,包括他那顯然一說話就太過頻繁眨動著的不大的眼睛……
如今我已年過花甲,重溫舊事,想像著當年駕馭坦克的二十多歲的莊稼兵,忽然被派到四十幾個清一色十六歲花季女學生中間擔負教導責任,坐在她們的鋪位旁循循善誘,會是怎樣的心情?有著怎樣的怪誕?……
寫到這裡,還是忍俊不禁。
但當時沒一個人敢覺得可笑,嚴肅是絕對的主旋律。無論如何,馮天發排長是個盡職盡責的客串兒老師。
顯然,他也清楚知道每個人的家庭背景。他們來執行軍訓的內容之一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包括否定「血統論」的對聯,給「黑五類」指出唯一的光明大路——聽毛主席的話「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群眾相結合」。
儘管馮排長給我和同學們的印象質樸可信,我還是清楚地知道,因為我的家庭情況,自己仍被鎖定在「黑色」一族,無可逃遁。

*九位女附中同學人生新一站——「北大荒」,黑龍江省寶清縣八五二農場三分場*

「黑幫」、「黑五類」……黑色在我心中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但我心裡從來不認為自己屬於「黑暗」世界,我願意將自己的生命附麗于光明和進步的事業。

內心簡單的推理是:工人和農民用自己的勞動建設祖國,與他們相結合沒有什麼不好,只要用吃苦受累能「洗白」自己,我會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屬於黑色營壘。
於是,1967年12月,16歲初二的我,找到17歲初三的八位報名去「北大荒」的學姐,結伴去了黑龍江八五二農場。
到三分場場部當晚,我們住在一個能睡幾十人的長長的帳篷裡,兩旁鋪位間通道上,幾個廢棄的鐵質大油桶作爐子,煙筒橫著走一大段,再向上伸出帳篷外。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女附中九位同學一起爬上場部背後白雪覆蓋的尖山子,登頂看日出。
同列車分在三分場的有北京各校很多男女學生。女附中初三四班四位學姐被分到一隊,我和初三二班的四位學姐被分到四隊。我的十年「北大荒」生活開始了。
在以後的十年裡,白雪皚皚與綠樹茵茵周而復始的尖山子,見證我們如何將青春歲月、真誠與汗水注入這片黑土地,化作小麥、大豆、玉米一車車原糧,上交國家,運往四方。

*「北大荒」:嚮往光明,歷練十年;渴望上學,一夢難圓*

我在「北大荒」十年,幹過田間各樣農活,也當過保育員、飼養員、糧食化驗員、曬場保管員,還當過副連長和連隊指導員。扛著一百六十斤的出口大豆麻袋裝汽車,扛著幾十斤原糧的麻袋上兩節跳板入囤,是基本功。受災的澇年,拖拉機下不了地,在齊腰深的水裡撈麥子、在雪地裡揮鐮刀割大豆、手指戴著鐵抓鉤掰苞米、攝氏零下42度在排水工地上夜班……

儘管體力勞動繁重,因為與四位女附中學姐和北京八中等校同學在一個連隊, 讀書好學的「知青」多,帶著字典和書籍的多、有書傳著看的多。大家幾度辦夜校、開詩歌會,寫壁報黑板報更是從未間斷。

大宿舍裡,來自北京、天津、哈爾濱的「知青」同居一室,有時為了確定一個字的正確讀音,吵到非翻字典不可……旁邊也有人不解地喊「叫什麼真兒啊?念什麼不行呀?還是沒累著。」
殊不知,在文化百無一用的年代,沒人會想到,寫黑板報成為若干年後當教師的必要準備;正音正字成為若干年後當播音主持的一分積累……
母校女附中「文革」前對學生好學求知精神的肯定與鼓勵,讓學生在無可指望的年代,勤學不止,終身受益。
我在農場從事各種行當,幹什麼,就學什麼。當曬場保管員,就自學氣象學,觀雲識天氣;當養豬班長,就學習飼養和獸醫知識……

1971年深秋,看到《兵團戰士報》上刊登八五二農場二分場13連養豬班「牛胃液發酵飼料」試製成功,養豬班長北京知青楊XX功不可沒——竟是女附中我同班的楊同學!
我們連隊派我去學習先進經驗。那天下午我到達13連時,夕陽西下,楊同學在地裡放豬還沒回來。老職工聽說我是她的同學,圍著我講她多麼能幹,講她的很多趣事……
見面的一刻百感交集:1966年8月4日班級批鬥會,她是可以坐椅子的,我是站在台前被繩子拴住的……時隔五年,她紅撲撲的圓臉,好像更胖了點兒。
做夢也想不到,如今同是兩個養豬班長的我們在這樣一個地方重逢!我倆大笑著,周圍人跟著笑,但只有我倆明白這大笑的全部意味。百感交集的我們,開口說的都是「發酵飼料」和養豬的事兒……

人們漸漸散去,屋外的秋夜分外靜謐,皓月當空,飄著零星的清雪,我倆在月光裡並肩慢慢走著。
她說「我是投奔我姐來的,前些時候,家裡已經把我姐辦回城了,過不了多久也會把我辦回去。」我說「以後又難得再見面了」。她誠懇地說「真的,很對不起。」我知道她說的是什麼。「沒什麼,那時我們都小」我說。我有一點兒知足地想「現在扯平了,我們平等了」,馬上又想「其實沒有,她們想回城就能回去,我不能。」

1970年代初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我雖然連年被高票推薦,都因政審通不過,上不成學。每次被推薦,都有回北京探親的「知青」把好消息告訴我父親,之後因政審通不過而落選,對父親的打擊更甚於我。
1975年因鄧小平複出「落實政策」,我被破天荒「重用」派到另一連隊當副連長。這年推選工農兵學員,20個小單位投票,我得19票,隨後被告知不能去上大學,要提拔我當正指導員。眼睜睜看著得1票的上海陳姓女「知青」收拾行李去復旦大學讀無機化學專業……我與大學失之交臂,我與化學無緣,我與復旦無緣,我有我的宿命。
與我同車去「北大荒」分在另一個生產隊的四位初三四班學姐中有三位先後成為「工農兵大學生」,我們同隊的五個女附中學生無一人當上「工農兵學員」。

對於城裡長大的女孩來說,「北大荒」嚴寒的氣候,過重的勞動,可謂嚴峻挑戰,甚至會威脅健康。有女附中體育鍛煉習慣的我,只要有機會,都不忘體育運動。當曬場管理員時,我每天圍著曬場跑步、作俯臥撐……在女附中晨練時的呼號 「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五十年來無數次迴響在我耳邊。
每年參加農場運動會,我的短跑、中長跑常拿名次。

*陰差陽錯:無奈錯過「老三屆」高考頭班車* 

1977年,是千百萬「知青」命運的轉捩點。 

1977年6月,我在「北大荒」收到北京電報,父親食道癌晚期已不能手術,醫生說生命不會超過六個月,需人照顧。母親11年前自殺身亡,父親沒有再婚,我只有一個小我5歲的妹妹。我趕回北京,和妹妹輪流在醫院陪床。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決策恢復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統考定於冬季舉行。
因為我的戶口在黑龍江,只能在黑龍江報名考試。重病的父親讓我趕快回「北大荒」報名高考。我說「以後年年都可以考,等您病好了我再考。」
11月18日父親病逝。七七級全國高考報名已經結束。22天后的12月10日是「文革」後恢復首次全國高考統考的第一天,之前一天恰是我下鄉十周年的日子,我被命運再次甩在大學門外。 料理完父親的後事,我又回到「北大荒」

*返城回到北京:罪己錯過「老三屆」高考末班車*

1978年2月父親單位以父母雙亡的條件幫我辦「困退」回到北京待業。我的先生朱曉明是當年與我同車去「北大荒」分在同一生產隊的北京八中初三學生。他早我半年返城,回到他父母「文革」中從北京下放地點承德。

1978年我們正預備一起參加高考時,我發現懷孕了。我先生去參加高考,我決定推遲一年。不但為了順利把孩子生下來,也為了保住我和孩子的北京戶口,這樣的權衡,當今年輕的校友們一定聽不明白,也無法理解。

待業的日子在街上偶遇女附中同年級初二一班同學、乒乓高手孫曉華。她講自己怎樣在1978年秋挺著快要臨產的大肚子進考場,趕上了高考末班車,正在讀大學……
我受到沉重的一擊,從此知道,我沒能進大學是自己的錯,也許一生無法挽回。

*後半輩子怎麼過?是天天看著別人上學,還是絕地奮發求學*

次年,1979年高考簡章貼出來,很多科目都降低了報名年齡上限,顯然漸漸不再收容「老三屆」。先生考到省會上學,我一人在北京帶著孩子,無法脫身。

待業將近兩年後,我被分配到北京一五六中學(原北京女六中)傳達室看大門。
每天分發報紙、信件,教職員工來來往往,我這28歲的女勤雜工,成了學校一景。老師們很快就知道了「傳達室新來的看門人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老師們又告訴我「這個學校(北京女六中)的優等生李XX同學下鄉回來現在在不遠的西四中學當清掃工!」。不知道他們是在安慰我,還是一併惋惜?
我坐在傳達室裡,看著來來往往的學生,常想:命運為什麼要和我開這麽尖刻的玩笑?!我以滿分考進師大女附中,只上到初二。響應党和領袖的號召,十度春秋汗灑邊疆,難道就為了後半輩子坐在這裡天天看著別人上學,終老此生?我絕不甘心!我一定要弄清楚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

第二年,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夜大學招收在職學生,憑本單位介紹信報名考試。
教導處不給我開證明,「你工作不對口。」「我想上學,哪個專業對我的口?」
「反正你不行」。
我去求校長幫助。校長很忙,比我下班還晚。我不敢打擾,下班後就等在校長室門口。
校長方幼齡非常慈祥,她聽了我的事由,說「教導處掌握條件,我幫不上忙」。
我想不通,也不甘心:「就請學校如實介紹我是這個學校勤雜工行不行?師大如果不讓我參加考試,或我考不上,我也就死心了,不後悔了」我婉言央求。每天下班後,繼續在校長室門前等候,不停地變換著懇求的說辭……足有二十多天吧,眼看快到報名截止日期,我的懇求也更加急切。
報名截止日前兩、三天,方校長看見我,長歎了一聲「唉!——」她找到教導主任說「給她開個介紹信吧,不就是報個名考個試嘛,也不是保送,誰知道她能不能考上呢!」教導主任馬上就給開了介紹信。
我去向方校長道謝,她只說了一句話「我女兒也是下鄉回來的。」

*從告別師大女附中校園到登上二龍路中學講臺,跨過這條窄馬路,我花了15年時間* 

1980年秋天,我成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夜大學學生。上課時間是晚上和週末。這是中國重點大學最早開辦的夜大學,是有識之士們出手第二輪挽救「文革」失學「老三屆」們的「安慰號」收容列車。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任課教師與全日制本科接近。二百多同學在文史樓大階梯教室上課,同學大都在與文史有關的單位上班,夜裡放學時的自行車流頗有幾分壯觀。

我在北京隻身帶著蹣跚學步的兒子,邊工作,邊上學。無論嚴寒酷暑,下班後,自行車輪飛轉,風雨無阻。那是刻苦而瘋狂的歲月。
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為這列收容車的開出和高效運行盡心竭力、待我們與全日制同學全無二致的老師們。這些踐行「有教無類」教書救人的好教授,其中不乏名教授:馬家駿、劉宗緒、劉乃和、章景琪,還有一位負責教務的郝老師……是我們生命中的恩人。
那是把歷史年表用毛筆抄成大字報貼在家裡牆上,抱著孩子也能記的日子;
那是把外語單詞貼在廚房鍋臺邊時常更換,做著飯也能背的年月……

三年後,我拿到大專畢業文憑,成爲北京二龍路中學的歷史教師,同時繼續修讀歷史系本科。
站在二龍路中學教室的講臺上,我能看見與母校女附中僅隔一條窄路的我讀初一時的北樓。母校已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

1982、1983年間,北京市教育系統開展「分析文革成因、反思文革教訓」的活動。暑假裡,各校教師返校,與附近學校就近組成大組,再按學科分成小組,回憶文革經歷,學習、反思、討論。二龍路中學和實驗中學被劃為一個大組。
我跟著歷史教研組長楊群榮老師走進南樓指定的教室,實驗中學的歷史教師們已經等在那裡,其中有我當年的歷史老師張少勳先生。
我們每人依次先簡短回憶自己的「文革」經歷……環顧教室,我突然覺得這個教室就是當年初二四班教室,我不敢相信真會有這樣的巧合。
會間休息,我趕快跑到門廳,仔細數著右首的教室「一、二、三、四」,再數一遍,千真萬確是當年初二四班教室!此刻對「文革」的回憶,在我成為舊地重遊、實地追憶。此後,我還向張少勳老師多次討教若干歷史教學法……
這次重回母校、往事重提,真是一樁奇事!歷史的因果與人生各種因緣際會竟是如此不可思議的奇妙神秘!

女附中百年校慶前夕,我在網上更多留意母校的消息,才知道北京二龍路中學現名為北師大實驗二龍路中學,同屬北師大實驗教育集團。這是否意味著,我有了作為曾經的教師與曾經的學生雙重的校友身份?莫非是又種一奇緣?

*曾經有幸考進女附中,一生珍惜並且力爭公平競爭*

在二龍路中學作歷史教師,當學生低頭答題時,我常有意無意看一眼自己上初一時的北樓,親身體會著公平考試獲得文憑帶給我的命運轉變,也看到更多的機會與可能。

在北京一五六中學和二龍路中學工作期間,我聽到很多中學教師的個人故事和他們對普通教育現狀的看法,自己也有很多親身體會。
從教兩年多以後,我應聘被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權益部錄用,作調研員,更多各種各樣的人生故事和社會問題 湧進我的視野。
我特別希望能把自己和同時代人所經歷的一切,把各種見聞、重大社會問題記錄下來,於是萌生報考中文或新聞專業、修讀更高學位的想法,遂報考了新聞系研究生。當時年齡已達允許報考的上限,勝敗在此一舉。

我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夜大學修完五年課程,獲得本科畢業文憑。就在參加畢業典禮臨出家門時,收到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採編專業研究生《錄取通知書》。
我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夜大學首屆二百多名學生中當時唯一考取全日制大學研究生者。
我是幸運的,回顧中國近六十多年的歷史,升學不看家庭出身、不大規模拼爹「遞條子」、能夠大體「公平考試、擇優錄取」的年份屈指可數。我畢竟趕上過一年,趕上過一次,只一次就完全改變了我後半生的命運!
因此,我時刻不敢忘記那些像我過去一樣得不到公平機會的人們,我知道只要沒有確保平等公平的機制,就會有無數被屈枉和埋沒的人!

我感謝一路上數不清的給過我各種幫助的師友,我也知道強大的學習動力來自各方合力,其中不乏母校女附中給我的底氣。
在人生路上第一次統考中,能憑成績進入北京取分最高女子中學母校女附中,它所給予人的自信會一生受用。更難忘曾在女附中經歷過的瘋狂歲月,遭遇過甚於別校的不平等、歧視與虐待,深知踐踏自由平等人權的「血統論」怎樣殘害人的身心,使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會有正常的人生。
因為有過這樣的曾經,我終生不會放棄追問: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經歷?我終生不會忘記,要為還沒得到平等公平權利的人們作一點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類的良知與女附中曾賦予我和我校友們的求知好學精神與社會責任感,是我們心中不滅的火種。我相信,百年來女附中校友已經用自己的年華在我們所生活的特殊年代,寫就出無數頑強與命運抗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人生路上公平競爭的優勝者,一輩子對爭取和維護平等與公平情有獨鍾。

*再回母校時,何以報師恩*

帶著人生三十幾年收穫的各種各樣的真實故事,我走進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

因自己的命運隨著國運變化,我不能不關心國運、關注中國的現實與未來。一九八零年代,深切感到中國知識份子的地位、普通教育的發展、人心靈的健康等方面都直接關係中國命運。
在廣播學院讀研期間,我曾花一、兩年課餘時間繼續調查走訪多所中小學、幾十位教師,以及精神病院醫生、病人 …… 我與報告文學課老師、作家蘇曉康先生合著報告文學《神聖憂思錄——中小學教育危境紀實》和《活獄——關於我們心靈的報告》。
作家冰心老人讀到《神聖憂思錄》後,在《人民日報》發表《我請求》,趙紫陽總理因而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給全國中小學教師提高工資百分之十。
1987年夏天我從廣播學院新聞系畢業,後獲法學碩士學位。畢業後我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總編室作編輯,後在「午間半小時」節目作記者、編輯。
與蘇曉康先生合作兩篇報告文學之後,我與他談起「文革」中女附中校長卞仲耘之死,我們又投入相關的採訪(後因突發重大事件,有關卞仲耘校長之死的採訪中斷)。
回想當時幾次重回母校,也到北京四中去採訪過「文革」時的女附中教導主任劉秀瑩,她已是四中的校長。
去實驗中學採訪,接待我們的當時的副校長張錦齋老師,正是我們初二四班當年的班主任。突然間時空倒錯,我想起當年調皮的我們愛學他的山東口音,他在黑板上演示對數題,剛開口說「Log……」大家就齊聲學著他的山東腔「零點零零零零……」惡作劇故意把「零」念很多,拖著長聲不肯停。年輕英俊而又和善的張老師回頭看看我們,只是一笑,有時有點臉紅……
實驗中學高中學生告訴我,語文老師劉超塵把報告文學《神聖憂思錄——中小學教育危境紀實》列入課外必讀篇目。
1987年校慶時,終於見到多年想念的語文老師鄭錦章,老師還記得我,能叫出我的名字。想到當年的「第一推動力」,我對恩師有道不盡的感謝。

*登上領獎臺:我是平等競爭的受益者,有責任為爭取更大範圍的自由平等人權而工作*

1996年2月,我在位於加拿大溫哥華UBC校園內的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作了半年訪問學者,提交了關於《近年中國婚姻家庭問題新特點》的研究報告。9月進入位於美國洛杉磯的台福神學院,後獲基督教研究碩士。

上學期間開始兼作國際廣播普通話節目特約記者。1998年7月畢業後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全職主持訪談節目,記錄口述歷史,關注中國現實,已經進入第二十年。

二十年來,多次獲各種新聞專業獎。在美國紐約,我兩度登上美國婦女廣播電視基金會「Gracie Allen」獎領獎臺。在這個世界範圍內的專業評獎中,成為為數不多的亞裔獲獎者。
當我站在臺上發表獲獎感言,面對眾多世界各國廣播電視界女同行,舉起沉重的獎座,當我站在各種領獎臺上……最深的感受莫過於——此時,我是平等競爭的再次受益者;過去,我曾是不平等侵權的受害者,我有責任繼續為爭取更大範圍的自由平等人權而努力工作。

我的多卷本(六卷)訪談錄《穿牆的短波》近年已在香港出版第一卷《記錄紅色中國》和第二卷《紅潮沉浮錄》。另在香港出版了《走向開端——一個中國人的尋找與仰望》,記錄了我接受基督信仰的心路歷程。以上三本書均被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美國一些大學圖書館收藏。

在以上每本書中,都有關於卞仲耘校長之死和「紅八月」的記述與思考。
1994年,我第一次通讀《聖經》之後,一個從未有過的自問在心中盤桓:「1966年8月4日我成為被打的學生,是因為別人讓我打人我不打,結果成了被打的,還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夥去「革命」,人家說我不夠資格,而註定成為被打的?」
   我憑良心如實回答:「我被打,不是在打人與不打人之間自覺選擇的結果。在那個時代,十五歲的我,如果出生在‘紅五類’家庭,所做的與我的‘紅五類’同學不會有什麼兩樣。」
    是誰把女附中學生變成了打手?是誰把美麗的青春之花,撕碎在「文革‘紅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長的血案裡?
    1966年8月4日和5日兩天我在女附中親歷的事件在某種意義上,鑄成了我的人生道路。卞仲耘校長以她的死,留給我一個必須追問的「為什麼?」留下一份需要以一生完成的作業。

*百年校慶:回憶的溫馨與痛苦,記錄的義務與責任*

我在美國主持中文廣播節目的早期,即把「卞仲耘校長之死」與「紅八月」列入報導選題,採訪過多位元事件當事人和「文革」研究者。多次採訪卞仲耘校長的先生王晶垚,採訪女附中學姐王友琴,也採訪女附中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每次採訪,我的心思意念都在當下與當年之間、在大洋彼岸與女附中校園之間往返穿行。 

卞仲耘校長遇難四十一年後,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王晶垚先生,他保存著卞校長遇難後的照片、血衣和其它遺物至今,他多次講述卞校長離家前後的細節。他多年執著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相與真凶。
 從1999年到現在,幾乎每年8月我主持的節目中都有關於卞仲耘校長遇難事件回顧反思與研究的專題訪談。例如:《八月的紀念》、《再談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卞仲耘校長和她的學生們》……

女附中「文革」時高一三班王友琴學姐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王友琴博士以歷史義工身份,用三十多年業餘時間,記錄了包括卞仲耘校長在內的中國六百五十九位「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喪生經過。對王友琴學姐所做的工作,我深懷欽敬。五十一年來,王友琴和一切如實回憶記述「文革」經歷和史實的校友,為1966年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挽回榮譽。

當我為百年校慶趕些這篇文章時,王友琴帶著她的美國學生去北京進行暑期教學項目剛剛返回美國。她告訴我,現年96歲的王晶垚先生現在醫院裡,已經辨認不清親友了。老人家為尋求命案真相努力了半個世紀,真相與公平仍未求得。

百年校慶臨近,而王晶垚老人已經沒有機會到愛妻殞命之地作一次真相大白沉冤昭雪後的祭奠與回憶!
百年校慶臨近,卞仲耘校長在天之靈是否會來看看她曾經付出心血的工作之地?看看當年被「階級鬥爭」挑動起來作了殺手的學生們五十年後重回校園是否有了些長進?

近日母校校園裡百年慶典活動彩排的照片傳到我的手機上,喜慶氣氛撲面而來,看著學弟學妹們年輕的笑臉,想到當初我這女附中年齡最小的「知青」,而今已年過花甲,怎能不百感交集!
百年名校,走出無數傑出的校友。桃李滿天下的母校,送出的每一位學子,無論人生經歷如何,生命形態怎樣,都是這百年中國歷史的一顆活化石。
我們生在中國,生在世界歷史長河中空前絕後的進行共產實驗的這一百年裡。我想,我們有責任記錄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記錄下我們在這個時代的見聞。如同拿出一小塊「帕則」 (puzzle)拼版,為最大限度拼出歷史全景貢獻我們的微薄之力,無愧歷史,無愧人生。

尚未退休的我,空餘時間不多。在百年校慶日9月3日前緊趕慢趕,希望這篇來不及精雕細刻的文字,能帶著我的心意、回憶和對母校與老師們無盡的感謝,飛越大洋,飛往百年校慶日歡樂的母校校園。

記憶中東樓前面桃園早讀之地的綠蔭,在我心裡仍是那麼清新;操場上晨練的呼號「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又再次迴響耳邊。
眼前浮現1967年12月9日早晨與八位初三學姐一起在女附中校門口登上大汽車告別學校那終身難忘的一刻,學姐們,現在你們在哪裡?校慶日返校了嗎?我們曾在同一時刻辭別母校,風雨半世紀,五十周年,即將屆滿。

南樓展覽學生作文的「學園」還在嗎?儘管我明知時過境遷、關山阻隔,障礙重重……還是執著地夢想著——這篇為百年校慶、也為我1964年9月1日開學入讀女附中的53周年特意趕寫的幾頁樸拙的文字,能被老師批准貼到南樓門廳東牆的「學園」上嗎(笑)?能與同學校友的百年校慶之作並肩擺在一起嗎?也許現在,也許將來,或許只能放在未來的某本《軼文集》中……

母校百年校慶的鼓號響起。此時此刻,遙遙祝福母校!向新老校友、各位老師和同學致最美好的祝福!


2017年9月1日 於美國首都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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