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網按】郭建，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白水校區英文教授。研究英美文學、比較文學、六十年代世界思想史、當代文化批評理論及中國現代史。是楊繼繩的《墓碑》、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及譚合成的《血的神話》三部書的英文版與Stacy Mosher合作的校譯者。本文對近二三十年間文革研究中相當流行的「造反派情結」，作出有力的分析與批評。指出這種思潮帶有文革紅衛兵～造反派參與者個人體驗的局限性。涉及一些知名的海外和中國的研究者。

郭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

在多年的文革研究中，有一個現象始終令我感動，那就是：從事文革研究的中國學者大部分都不是在人文或社會科學領域受過專門訓練，將史學研究當作職業的專家，他們賴以生存的職業一般都另有所在，從世俗的職業觀來說，文革研究不過是他們的業餘專案。但是從人對意義的追求這個角度看，文革研究卻是他們真正的興趣所在，並自覺不自覺地被他們視為一種使命。英文的表達可能更清楚一些：前者是job或profession，後者是vocation或calling；前者是謀生的手段，後者是人生的召喚或天職。

這些「業餘」文革專家多半都是在青年時代親身經歷了文革的人，那些年的經歷如此刻骨銘心，在記憶中揮之不去。為了讓自己搞清楚當年災難的真相和前因後果，也為了抗拒人為的歷史遺忘，挽救國人的集體記憶，以便後人仍能以史為鑒，不會重蹈覆轍，這些學者在他們專業之外的文革研究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們大部分都是當年的造反派、紅衛兵，都曾對所謂的階級敵人義憤填膺，為某種理想而熱血沸騰，後來卻為自己上當受騙而懊悔，也在幻滅中開始獨立思考。

直接參與、投身文革的經歷是他們研究文革得天獨厚的條件，讀他們的著作常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真切、地道、在行，以至於閱讀有關文革的著作，讀者經常可以從字裡行間猜出作者的年齡。但是，個人感情的沉迷有時會影響對他人境遇和全域經驗的理性思考和判斷，深深的捲入也往往會因為「身在此山中」而產生觀察上的局限，所謂「造反派情結」就是我在不少有關文革的著作中隱約感到的一種局限。作者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同道和朋友，我從他們的著作中獲得了很多寶貴的資源和智慧，但因為篇幅的限制，我將免於說項，專注於提問和批評。

造反派情結與「兩個文革」或「人民文革」論

的確如徐友漁所說，文革中有過「形形色色的造反」，「造反」這個詞在文革語境中有多種含義。我這裡所說的造反派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指在1966年10月（以《紅旗》13期社論及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明顯標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興起並壯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包括造反派紅衛兵）。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造反的具體目標和意義是什麼。我這裡所指的造反是文革中的第二次造反。第一次造反，以毛澤東「造反有理」語錄（1939）的重新發表（1966年6月5日）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大字報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為起點，並沒有按照毛所設想的方向發展。在第一次造反浪潮中，後來被稱為「老兵」的「紅五類」紅衛兵打著造反的旗號在學校裡批鬥校領導，迫害老師，到社會上破壞傳統文化（「破四舊」），殘害那些在政治上被劃入另類的無辜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是在文革綱領性檔「十六條」於8月9日發表以後，紅衛兵也並沒有把矛頭指向此文件明確界定的文革主要打擊對象，即「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1966年秋天興起的造反運動實際上是文革的第二次啟動。這一次造反派確實聽命于領袖，把矛頭指向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很快被稱作「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時，老紅衛兵已經落伍，趨向保守，其中的一些高幹子弟已經因為父母被清洗而怨恨文革，準備成立挑戰中央文革小組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而此時的造反派組織則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包括很多在第一次造反中被老紅衛兵和工作組迫害的學生和老師。1967年上海造反派發動「一月革命」，奉旨奪權，此後曾出現過一段老幹部抵制文革的「逆流」（當時稱「二月逆流」），其間許多地方的造反派受到打擊甚至鎮壓。但由於毛和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他們多半東山再起，最後作為包括軍代表和老幹部在內的「三結合」權力機構的一部分進入文革新建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研究文革，研究造反派，造反的正義性自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文革期間，毛澤東支持、利用造反派打擊政敵，衝擊國家各層權力機構，然後，以1968年7月28日接見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領袖為標誌，開始拋棄、放逐甚至鎮壓（如1968年「七·三佈告」前後在廣西）造反派。周恩來不喜歡造反派，曾以亂軍和破壞外交的罪名削弱造反派的後臺力量（使已經開始對造反派不聽話感到煩惱的毛澤東將王力、關鋒、戚本禹逐出中央文革小組，送進秦城監獄），並借「清查五·一六」打擊造反派領袖人物。文革以後，造反被否定。在清查「幫派體系成員、骨幹」和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的運動中造反派頭頭及其激進成員被整肅，官方媒體稱他們為「四人幫」馬前卒、打手、社會基礎，常有「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之類尚未脫離文革語境的醜化描述。文革後民間的文革研究在對造反派的評價上多半以較為客觀的描述挑戰官方結論，如在香港出版的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和唐少傑的《一葉知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與官方史學針鋒相對、更具當事人主觀色彩、從正面肯定造反的文章和專著，這樣的主張中，「人民文革」或「兩個文革」的說法似乎最有影響。

崇拜毛澤東的習大大忘了父親習仲勳九死一生，文革被鬥，出獄已說話都難。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王希哲。1974年在趙紫陽主政的廣州曾出現過一篇借批林彪而質疑文革、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論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王希哲是三位作者之一。王在七十年代末就說過，實際上有兩個文革：一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一個「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此後，鄭義推出群眾利用毛的號召而「趁機造反」的看法，「兩個文革」的內容於是更為具體化：「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革，一個是人民的文革。一個文革，統治者的文革：利用群眾運動，摧毀政敵，攫取權力；一個文革，被統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條件，反抗封建特權和政治的壓迫。——這是兩個互相利用、同時又互相衝突的文革。」劉國凱在文革期間對這個問題就有所意識，起初他稱其為文革的「兩條線索」，後來便更明確地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之為文革反抗運動。」而與此相對的官方文革，其「施行者是共產黨的整個國家機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黨內異己勢力均屬其中。這個機器的延伸物——保守派（這是個歷史名詞。更貼切的稱謂應是保黨派、保權派、保既定統治秩序派) 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眾組織。」

「兩個文革」或「人民文革」論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例如，徐賁認為：「人民文革」誇大了極權統治下個人反抗意識的自覺性，並將文革中的某些「雜異因素」等同於抹殺雜異的「人民」。徐賁在《群眾和「人民文革」》一文中寫道：「文革中確實存在多種個人動機因素，這些因素中也確實有許多與冠冕堂皇的文革話語不相一致，如對上級領導的怨恨，對不公待遇的宿怨，個人泄私憤，乘機報復，以至發洩對共產黨或政府的不滿，等等。但所有這些怨憤的發洩物件都是極為局部的，根本不可能明目張膽地相互聯繫為一種具有全域意義的‘運動’或‘革命’。將那些局部的怨恨、報復和發洩上升為‘人民文革’是不妥當的。」其結果是，「就在破壞那個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話的同時，‘人民文革’不知不覺地又製造出另一個一元的另類文革的神話。」

我同意徐賁的看法，當年的造反派都是奉旨造反，在領袖的號令之下鬥爭所謂「走資派」，被領袖所「運動」，並沒有諸如「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之類的意識。當時的極權主義的統治和滲透已經達到極致，很難有獨立思考的空間，更不用說自覺的社會運動了。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趁機」為自己爭取權利、並幾乎成為群眾運動的事件，就是1966年冬天很多臨時工、合同工組織起來要求轉正的活動。但這一活動很快就作為「經濟主義黑風」的一種表現被壓制下去了。

我還覺得「人民文革」論的提出實際上正是「造反派情結」的反映。提出「兩個文革」或「人民文革」論的學者基本上都是當年的造反派。他們當年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在為一種美好的理想而奮鬥，在發現自己被欺騙、理想幻滅之後，他們仍然願意在過去的黑暗中找出一些亮點，不願意完全否定造反年代的自己。再說，人的記憶並不可靠，不自覺的選擇性是常規，對青年時代的回憶更是如此，甚至連痛苦的記憶都有可能蒙上一層淡淡的玫瑰色。此乃人之常情，在心理學上也有解釋，但未必有利於我們記憶文革，反思文革。

而且，「人民文革」論並沒有擺脫文革派性思維：按照劉國凱的說法推論，造反派是人民，而同樣是群眾組織的「保守派」就不是。

鄭義在《趁機造反——紀念文革爆發40周年》一文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話：「官方學者很願意把文革描寫成一場大瘋狂，但這是經不起討論的。我們很難想像，數以千萬計甚至上億的人民在一瞬之間患了集體瘋狂。」為什麼很難想像？想像上億人的集體瘋狂，而且想像自己也是其中一員，這的確很不容易。但事實又的確如此，需要我們勇敢地面對：當理想與某種從一個觀念推導出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並得以實施的時候，「人民」就可能集體瘋狂（這一點我在下面還要專節討論）。這樣的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世界一流文化教育水準、而且原本有多党民主體制的德國發生了，在六十年代經過十七年一黨制政治洗禮的中國也發生了。從理性的角度看，當年捲入文革狂潮的中國人確實不可理喻，確實瘋了。我覺得，敢於想像並承認這一點比回避或否認它更有利於我們反思文革。

毛澤東在天安門見紅衛兵。一批當年紅衛兵造反派至今不懂：毛文革中完全被他的絕對獨裁所神化。

文革造反的價值取向及其在當下的涵義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造反派情結還顯示在一些當年的造反派與毛澤東以及被毛打擊的老幹部（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微妙關係上，這個老幹部群體在如今造反派學者的研究著作中一般被指稱為官僚集團或舊政府官僚。儘管在意識層面，在理性層面，毛對文革災難應負主要責任這一結論如今在造反派學者中已是共識，但由於在文革造反時期，他們全心贊同過毛的激進理念，而且毛使他們相信那些「資產階級司令部」裡的老幹部是共同敵人，後者支持「紅五類」紅衛兵在文革初期壓制甚至迫害他們，是毛決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才「解放」了他們（於是，造反派與老幹部從此不共戴天，而毛則成了他們的恩人。「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這兩句歌詞當年的確使很多人落淚）；再說，文革期間以周恩來為首的老幹部陣營確實不喜歡造反派，有機會就會打擊他們；文革後以鄧小平為首的這一陣營在諸如清查「三種人」的運動中清除權力機構中的造反派，有的還被處分，甚至判刑；同時，文革後的官方史學和官方媒體也的確將造反派這個群體概念化，臉譜化，甚至醜化，以至於在如今的主流媒體和大眾意識中，文革災難的產生就是因為上有「四人幫」下有造反派。由於這些觀念上的錯綜關聯和歷史上的恩恩怨怨，很多當年的造反派仍然把老幹部陣營當作真正的對立面和迫害者，而對未能得以推行其文革理念的毛澤東本人仍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舊情」（說不清道不明的糾葛才更是非理性的情結）。廖亦武在講他自己的獄中經歷時，曾提到一位同室的前造反派頭頭，此人很可能是在清查「三種人」的時候被判刑的，他認為鄧小平背叛了毛澤東，一看到有關鄧小平的文字就痛駡不止，用最下流的語言做旁批。清華大學造反派領袖蒯大富雖然被毛訓斥、拋棄，卻仍對領袖感激涕零。這種情況都同造反派情結有關。

對於造反派在理念上和實踐中與毛澤東的關係，周倫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書中有頗為細密的專章討論。他描述了毛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或雲「造反精神」）和「純粹無產階級化」的社會理想（或雲「烏托邦」），認為文革就是以前者推行後者的具體實踐。而「年輕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傾向」和「下層民眾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級歧視的衝動」（尤其是文革初期在血統論影響下學生遭到的歧視和迫害。毛說，那是與他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成的）便構成了文革中「民間造反行動與毛澤東政治行為之間的兩大契合點。」

周倫佐以上的分析基本符合當時的情況。他還說，造反派當年的確認同毛的社會理想。但是，這裡還有一個更為實質性的文革造反的價值取向問題，也就是在理念層面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問題，周倫佐提到了，但沒有深入討論。他寫道：「聯想到毛澤東在‘文革’中打倒了劉少奇等一大批黨內‘修正主義頭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仍然憂心忡忡地再三告誡‘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未消除，聯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後，《人民日報》4月18日那篇名為《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的社論將鄧小平比喻為‘匈牙利事件’中黨內改革派領袖‘納吉’之事，我們不禁要追問：在‘防止修正主義復辟’的虛假言詞背後，毛澤東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麼？答案非常明確：毛澤東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後中國發生的歷史巨變。」

其實這是一個最為明顯、最值得造反派反思的問題。我說最為明顯，是因為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綱領性檔中明確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標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他們的權，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其實，文革前中共領導人中並沒有人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與毛澤東在治國理念和思想意識形態上的確有分歧。在「三面紅旗」政策造成大饑荒悲劇之後，處於中央領導核心第一線的劉少奇等人為恢復農村經濟曾推行諸如「三自一包」的寬鬆政策，也許毛已經在其中看出資本主義的端倪；同時，毛也看到了史達林去世以後蘇聯和東歐各國在經濟政策上的鬆動。不管怎麼說，事實是，毛澤東當年擔心的、預見的、並想用文革來阻止的事情發生了：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接受了市場經濟，導致經濟騰飛，雖然沒有出現自由資本主義，但畢竟出現了「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與此同時，毛的階級鬥爭理論被拋棄，大約三千萬被稱為階級敵人的政治賤民被解放，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應該承認這是歷史的進步，而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多半是在文革中挨整的所謂「走資派」，他們既是文革造反的打擊對象，又是文革後整肅造反派的老幹部。

能否超越歷史的局限和恩怨，冷靜地反思造反的正義性問題，這對於造反派來說，至今仍是一個挑戰。在當今的很多研究著作中，對毛澤東的對立面的指稱多半是含「官僚」一詞的各種說法（如官僚集團、舊政府官僚、官僚階層、官僚階級、舊官僚等），「走資派」這個稱呼已經很少用。我覺得這樣說脫離了文革的語境，有自覺不自覺地偷換概念之嫌。其中的原因也許是心理上的：說自己曾經反對「走資派」，有點說不過去，因為中國的大多數人早已決定寧要「資本主義的苗」，而不要「社會主義的草」了；但是，如果說自己當年反對官僚集團，這總不會錯吧？至少不全錯。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造反派學者受國外理論的影響，在東歐有米洛文·吉拉斯的《新階級》，在西方有批判資本主義文化和官僚體系的左派文化理論，一說反官僚，就像是和世界理論界接軌了。但問題是，這種說法等於把毛澤東和以他為首的文革派與官僚和官僚體系對立起來了，好像毛不是體制中人，好像文革真是要反對官僚統治，給民眾以自由和民主權利，而不是先破後立，在打碎國家機器、整肅各層幹部之後使領袖的一元化領導更為穩固、更為徹底。這種說法，如果不加詳細解釋，很容易像「新左派」那樣無視中國官僚體系同西方民主社會官僚體制的本質差別。

關於「走資派」，我覺得西方學者常用的稱謂更為中性、客觀、準確，即中共領導層的務實派或溫和派，與其相對的是以毛為首的激進派或文革派。研究文革，討論造反的正義性，研究者勢必要對這兩派官僚加以比較，並在比較基礎上得出以現實為基礎的價值判斷。文革派的激進、極端、偏頗的理想主義和非理性是導致「集體瘋狂」、造成文革災難的主要原因。而務實派則相對溫和、現實、理性，沒有這些人，國計民生都很難維持，甚至會出現赤棉那樣的極端局面。務實派中也有派別，劉少奇和鄧小平與毛本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也可以很「左」，很專斷，但五十年代初劉少奇一度堅持相對溫和的新民主主義，六十年代初大饑荒以後推行寬鬆的農村政策；鄧小平在文革後期抵制文革，搞全面整頓，文革結束後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這些舉措都顯示出他們理性、現實的一面。周恩來從來就不是毛派，但很早就知道中共事業成功的領導者非毛莫屬，只是他雖然「黨性」極強，力圖緊跟毛，卻總也跟不上。延安整風時（即劉少奇建議中共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理論的時候）周作為「經驗宗派」之首被整肅。大躍進前夕還因為同鄧子恢等人反冒進、減緩農業合作化速度被毛批評「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文革動亂年代，中國的國民經濟、教育、外交等各方面的局面主要靠周恩來和他手下的一批老幹部維持。在能夠自保的情況下，周還保護了很多人。林彪事件後，周提議反對極左；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以後，周提議部分學生可從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直接選拔；鄧小平再次出山后，周全力支持鄧的全面整頓。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動議和措施起碼反映出一個比較正常、比較理性的人面對現實的態度和一個領導人對國事的慎思，與文革派的極端和非理性形成對照。在文革後期，中國的大多數人對這一點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已經把結束文革、恢復正常生活的希望寄託在務實派代表人物周恩來和鄧小平的身上，這種民意終於在1976年的3月末和4月初以民主運動的方式表達出來了。被文革派稱作「天安門反革命動亂」的四五運動開創了中國特色的抗議模式：以悼念的名義向權力示威。至此，文革雖未結束，卻已經在大眾的心裡徹底破產，人們此時在務實派和文革派之間所作的歷史的選擇自然也就否定了文革造反的正義性。

中共的暴力洗腦：表揚少女殺豬。紅衛兵就殺人，紅八月活活打死1770人。

然而，這個在1976年已經在全國基本達成共識的結論，如今正在遭到來自多方面的挑戰。首先是來自歷史遺忘的挑戰：近些年，由於主流話語似乎從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初所作的全面否定文革的決議退步，試圖淡化甚至扭曲歷史記憶，如今人們對文革的記憶或瞭解往往是空白或混亂，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對文革的瞭解就更少。其次，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以來，雖然普通人的物質生活水準有很大提高，但大量財富被政府官員、官商及其子女侵吞，貧富差距迅速拉開，社會不公正的現象引起民憤。於是，在集體失憶的情況下，人們開始將文革年代的中國想像成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在那個社會裡，平民百姓可以造反，鬥爭貪官污吏。毛澤東的文革理論也越來越吸引人了：毛曾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並預言「走資派」要復辟資本主義，還說這些人掌權會打毛的旗號，但人民不會答應，人民起來造反的時候也會打毛的旗號，云云。當下中國的發展似乎正在驗證毛的預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已見端倪的毛崇拜回潮也正因此蔓延，甚至氾濫。而捲入這股回潮的人很多是當年的造反派。徐友漁在一次報告中提到這一現象，特別提到薄熙來主政時的重慶。當年造反派群眾組織中的兩派打得不可開交，如今卻一致擁護以唱紅打黑召回文革幽靈而聞名的薄熙來。當年造反派的領袖人物尤其活躍，他們並沒有認為當年奉旨造「走資派」的反有任何錯誤；相反，他們認為自己是對的，因為當下的現實越來越證明毛澤東的預見是正確的：就是有「走資派」要復辟資本主義，復辟以後還整肅當年反對他們的造反派頭頭，打擊報復，秋後算帳……

顯然，文革結束四十年後的中國，面臨著一個向四十年前已經被民意否定的文革倒退的尷尬局面，與這個局面直接相關的是一個簡單的價值判斷問題：文革後吸收資本主義因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毛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到底哪一個更好些？即便毛的預見被證實了，我們仍然可以反問：那又怎麼樣？資本主義的苗可以長成莊稼喂飽肚皮，社會主義的草卻會餓死人，不是嗎？當然，「資本主義」在這裡只是一個象徵性的說法，在現實中它已經不是一個準確的概念。代表毛澤東想像中的資本主義的西方社會實際上是在民主憲政體制之下推行市場經濟，個人權利受到保障的福利社會，其中吸收了很多社會主義因素。儘管從文革結束至今，中國仍然實行一黨制，但改革開放畢竟使中國擺脫了文革式極權統治，不再以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治國綱領，解放了政治賤民，放棄了計劃經濟和造成大饑荒災難的人民公社，接受了市場經濟，向以西方民主制度為代表的現代社會邁出了一步。

面臨向文革退步的危險，討論文革造反的價值取向應該是一個很切近的題目。研究造反派如何被整肅，如何被醜化，分析一黨制的起源、沿革、現狀，這些都是當代史中的重要題目。但面對眼下的歷史遺忘和文革回潮，一方面有大眾的仇官、仇富、懷念文革的情緒，一方面有知識界新左派對文革的重釋和推崇，兩者對文革的誤讀都建立在對造反正義性的曲解上。因此，有造反派背景的學者如果能超越造反派情結，敢於否定自己，反思造反年代的錯誤，這對國人認識文革，以史為鑒，免於重蹈覆轍，將會有更直接的幫助。

蒯大富將王光美拉去清華批鬥。

造反派與「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非正常死亡的高峰，正如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一書中論證的那樣，美國文革史專家麥克法誇爾在為此書寫的序言中也支持這一論點：第一個死亡高潮出現於1966年夏天紅衛兵自己命名的「紅八月」或「破四舊」運動。「紅八月」始於8月上旬，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老師在8月5日遭女學生毆打，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被迫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檢閱「革命師生隊伍」，接受紅衛兵袖章，並對獻給他袖章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說「要武嘛」以後，死亡人數，包括自殺人數陡增，僅北京地區就有1772人死於非命。這一段紅衛兵的施虐在北京持續到9月上旬，在外地還要再長一些。

第二個死亡高峰就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運動期間，三結合的革委會掌權時期。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代表時講話，首次提到「清理階級隊伍」的概念，清隊作為一場全國範圍內的運動應該是起始於1967年12月，其高潮期是1968年。這場運動沒有正式的終結，因為後來它與1967年8月開始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和1970年1月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混在一起了，一直到文革結束。現在文革史家談及清隊，一般都指1968年到1969年那一段時間，此間非正常死亡人數以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計。

清隊是文革中最殘酷的運動。王友琴通過訪談，對近千文革死難者個案進行了深入考察之後，得出結論：「‘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最為陰暗恐怖的季節。與1966年的‘紅八月’殺戮相比，迫害變得更加有系統也更加曠日持久。」丁抒在研究大量地方縣誌的基礎上對清隊的罪惡得出基本上一致的結論：清隊「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階段。除了戰爭年代和一九六〇年毛澤東製造的大饑饉外，從沒有這麼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非命。在‘清隊’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武鬥和文革初的紅色恐怖。就全國而言，‘清隊’中的非正常死亡超過文革中任一階段。」可見，清隊運動乃文革最慘烈、最無人道的階段。

儘管如此，除了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中的數百個案研究和丁抒的一篇長文以外，至今並沒有以清隊為重點的研究專著問世。同時，我還看到另一個現象：很多文革研究著作中提到清隊時都說：雖然造反派代表和軍代表、老幹部代表一起進入三結合的革委會，但真正有權的是軍人；造反派不但無權，而且軍代表還和老幹部一起借這個運動的機會迫害造反派。例如，周倫佐稱這個時期為「軍人掌權時期」，「從這時起直到‘文革’結束，北京及全國所有大專院校發生的迫害知識份子事件和製造的冤、假、錯案，主要責任人不再是造反紅衛兵，而是‘工宣隊’和‘軍宣隊’。」周倫佐承認，在革委會中造反派代表的比重並不小：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初常委以上成員名單顯示，群眾代表約占百分之四十一；四川西昌地區（周所在地）革委會中造反派代表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但是，周倫佐說，造反派代表很少能成為有決策權的核心小組成員，革委會主任一般也由軍代表擔任。據此，周倫佐開脫了造反派在清隊運動中的責任，並將造反派與「紅八月」中的施暴者加以比較，認為「紅衛兵運動中只有保守派殘酷迫害弱勢人群，造反派衝擊的卻主要是官僚階層」。

在對文革造反的性質的判斷上，陳益南與周倫佐的說法類似，即民眾反抗官僚。但他對造反派在清隊運動中的角色的討論卻更接近現實情況：各級革委會剛剛成立時，正在執行「支左」任務的軍人的確權力很大，所以，革委會主任多半是軍代表；在這個初始階段，老幹部代表由於剛剛挨過批鬥，心有餘悸，處於弱勢；造反派群眾組織人多勢眾，那時還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所以在臨時權力機構中有很大的發言權。在多數單位，這種格局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才開始被打破：九大以後，處於癱瘓狀態的各級黨組織逐步恢復，老幹部的勢力漸強，造反派被逐漸擠出權力機構（上海除外），有些造反派領袖在持續開展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和1970年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整肅，造反派短暫的掌權階段也就隨之結束。陳益南的結論是：「‘造反派’掌有權力之時負有歷史責任的主要事情，大概只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間全國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我同意陳益南的這個結論：造反派手中有權的階段雖然不長，但恰好包括清隊高潮期，所以對清隊應負相當的責任。當然，由於各地各單位文革發展的不平衡，有些地方造反派的某一派占壓倒優勢，清隊的開展就不會像1968年夏天出現「百日大武鬥」的清華大學那樣受影響，而像北大、清華這樣派性糾紛激烈的單位，清隊運動的高潮就會來得晚一些，在毛澤東接見五大紅衛兵領袖、工/軍宣隊進校之後。但如果說北大和清華的造反派領袖聶元梓和蒯大富就因此對清隊沒有責任，恐怕也不符合事實。例如，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記載1967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那正好是在江青講話三天之後，應當是清隊的開端；季羨林和很多北大同事在1968年6月18日被批鬥，那也正是在清隊期間。

在我父親任教的北京農業大學，沒有能同造反派組織「農大東方紅」競爭的對立面，所以清隊期間一直是造反派掌權，「東方紅」頭頭馮興旺從1967年到1970年一直任農大革委會主任（文革後編的農大校史稱他為校長）。因為沒有武鬥的干擾，農大的清隊是按部就班地進行的，高潮是1968年春末夏初。清隊期間被迫害致死的有16人，4、5月間自殺的人最多。我家第二次被抄（第一次是1966年的「紅八月」期間），我父親被帶走隔離審查，是在1968年4月12日深夜。馮興旺執政期間，農大革委會裡自然也有軍代表和老幹部，也許軍代表比馮興旺這個學生權力更大。但是，清隊任務的具體執行者，即「專案組」成員，包括來抄家的人、審訊逼供的人、參加外調的人，都是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所以，即便革委會的大權握在軍代表手中，軍代表是外來人，對學校或企業事業單位的情況完全不瞭解而且人數很少，不可能參與很多具體的專案工作，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紅衛兵做的。在我母親任教的農大附中，情況也如此。據我瞭解，北京大部分的學校也是這樣。所以，即便造反派沒有多少權力，對清隊運動他們仍然難辭其咎。

在近期的一些造反派文革研究著作中，與回避清隊責任的傾向相關聯的，還有另一個現象，那就是一方面批評官方史學和官方宣傳過分強調老幹部和知識份子在文革中的苦難，另方面著重描述造反派如何受迫害，甚至把造反派說成是文革中受迫害最重的群體。例如，秦暉說：「絕大多數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亂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滅的過程中和剿滅後造反派不復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於武鬥中的雙方‘內戰’，而是死于‘有領導有計劃’的專政機器對全無反抗能力的弱勢者的大規模虐殺;不是死於黨政在‘造反’中癱瘓的‘無政府狀態’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話，他們不是死於‘造反派’之手，而是死於‘維護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軍人和官員主導的政權——當時的‘革命委員會’名義上是‘軍、幹、群三結合’政權。」

秦暉描述的造反派被「剿滅」的情況具體是指1968年中央關於廣西武鬥的「七·三佈告」發佈前後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韋國清同廣西省軍區部隊和相對保守的群眾組織「聯指」對造反派組織「四·二二」施行的血腥鎮壓，甚至導致多起吃人事件，有八萬多人死於非命。秦暉的結論依據大量的八十年代「處遺」檔案資料，屬實。但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廣西文革期間的情況比較特殊（韋國清也是同等位置幹部中唯一的不倒翁），秦暉關於造反派被「剿滅」的結論並不適用於其他地區。在全國範圍內，「絕大多數的文革冤魂」也不是造反派的亡靈。在文革期間受迫害最深，時間最長的群體並不是造反派，而是那些既不是造反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當權派，什麼派都不是，而且什麼派（包括造反派）都想躲開他們的政治賤民，即被視為階級敵人的所謂「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和家屬，就像納粹德國的猶太人一樣。在清隊運動中，他們也是受迫害的最大群體，而且從1946年黑龍江元寶村土改開始，這個群體就一直是最軟弱、最受欺淩、最被人不當作人、最沒有話語權和代言人的群體。其實，在秦暉提到的廣西慘案中，非正常死亡人數中有一半以上是這個群體中的人，更不用說完全以這個群體為打擊對象的「紅八月」北京昌平慘案、大興慘案和1967年夏季湖南「亂殺風」和道縣慘案了。

譚合成的《血的神話》是關於道縣慘案的專題報導和研究，其中有一個場面很形象地顯示了當時各個「人群」的自我認同、社會角色和相互關係：在47軍6950部隊剛進入道縣制止「亂殺風」時，一些「黑五類」政治賤民為躲避屠殺從「保守派」群眾組織「紅聯」（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控制的道縣農村逃進縣城，向以道縣二中為指揮部的「造反派」群眾組織「革聯」（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求救。這個事件的背景是：「紅聯」與「革聯」兩派都自稱革命造反派，互相稱對方為「紅老保」和「革匪」，為奪權而武鬥不止。「革聯」搶了縣武裝部的武器彈藥，佔據縣城；「紅聯」則佔據周圍的農村，要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此時突然有謠傳「黑五類」要造反，還有造反綱領，於是「紅聯」與地方武裝部和基幹民兵合作掀起殺人風，並成立了很多「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作為裁決機構。在道縣有4519人被殺害（包括道縣在內的零陵專區死亡人數高達9093），只有少數「黑五類分子」僥倖逃入縣城。但造反派「革聯」將這些可憐的人拒之門外，因為他們不願被人指責「同情階級敵人」。所以，「黑五類」在縣城的處境依然困難：農村有「保守派」的圍剿，城市有「造反派」閉門羹，自己只好在街上搭些簡陋的棚子避風雨，可又沒有吃的。好在軍隊還做了些好事：救濟難民一點糧食或護送他們乘公共長途車逃出道縣（軍人隨車，以保證願意外逃的難民在沿路的關卡上不被屠殺或者劫持）。軍人是否真同情這些難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軍人是在執行命令。6950部隊聽命於47軍軍部，47軍是野戰軍，直接聽命於北京，而北京的領導人恰恰又是把這個人群打入另類的決策者，階級鬥爭的始作俑者。哪有這些可憐人的出路呢？

譚合成著《血的神話》2011中文版。​

同床異夢：造反派、新左派與西方「文革毛主義」理論家

兼及其他外來理論資源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一個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造反的年代，在中國有造反派，在很多西方國家也有。當時在西方各國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反體制、反文化運動，力爭民權（種族平等）、女權、性自由、個性解放，以及同性戀者權利。國家機器、官僚體制和精英政治受到嚴重挑戰，造反有理和大眾民主的呼聲此起彼伏。但西方國家的群眾造反與中國的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造反是在民主制度下群眾的自發行為，而中國的造反是在極權統治下奉旨聽令的，被「運動」的；前者抨擊的目標是自己社會的體制和文化，而後者的既定目標是強化自己的極權體制，或稱「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然而，由於當時中國處於封閉狀態，外界對中國瞭解甚少，也由於以1968年5月巴黎學潮為標誌的西方文革比中國文革爆發晚了兩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世界範圍內成了造反的樣板。在西方左翼陣營中的激進派看來，蘇聯因推行官僚政治、精英政治，已經背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以發動群眾清除政權內部資本主義因素為口號的文化大革命則標誌著世界革命的新發展。對於世界各國的熱血青年來說，文革造反精神正與自己內心積鬱已久的叛逆感和理想主義共鳴，他們在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傳聞中得到了靈感、啟示和動力。當時許多國家都有學生造反，成立紅衛兵之類的群眾組織，佔領校園，串聯社會。各種外文版《毛主席語錄》暢銷一時，不少學生都以「毛澤東主義」的信仰者自詡。

此時也正是西方後現代各路左翼文化批評理論的形成期，某些理論家的思想明顯受到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影響，並成為毛式文革的擁護者和辯護士。例如，美國文學理論家弗裡德里克·傑姆遜，在文革真相已經廣為人知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仍以熱情的筆調讚美文化大革命，說「新中國未完成的社會實驗……在世界史上無與倫比」，在那裡，「人作為集體對自己的命運有了新的把握」，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客體世界」。傑姆遜對毛澤東未將自己親手發動的「群眾運動」進行到底頗感惋惜。儘管如此，毛的文革理論仍舊是六十年代「最豐富、最具革命性的偉大思想體系」。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阿裡夫·德里克認為中國的文革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革命不同，在中國文化沒有變成商品，而是用作教育群眾的手段，「為新社會塑造社會主義新人」，以對抗政權本身的官僚主義，建立一個理想的社群，所以，中國的文化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德里克還說，毛澤東作為革命家，其獨到之處就在於他竭力阻止革命成功後難免出現的「非激進化」（deradicalization）傾向，以「政治掛帥」對抗經濟主義（即蘇式「現代化」理論），以文化領域中的不斷革命推動社會主義的進程，防止在中國出現蘇式社會主義的官僚體制。他把毛的晚期思想稱作「文革毛主義」，並認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中國知識界出現的新左派，與這些西方左翼理論有密切的關係：一方面，從師于這些左翼理論家的中國學者（如崔之元、劉康、張旭東）認同老師的看法，另一方面，國內的學者（如汪暉）受中譯理論著作的啟發並感到了共鳴。總之，新左派是借西方理論家的「慧眼」重新發現自己經歷過的文革的。在九十年代初，人們對文革災難還記憶猶新，為文革塗脂抹粉的話還不好直說，所以劉康只得或借用些西方文化批評的語彙在理論上兜圈子，講什麼「文化霸權」和「重建」，或以歷史比較為名，把葛蘭姆奇、阿爾圖塞、福柯等人的主張與文革理論並提，搞出一套「譜系學」，以英雄所見略同來抬高文革和毛澤東的身價。張旭東將1949年以後包括文革在內的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相對照，稱前三十年的中國社會是「激進的民主社會」。據他的觀察，「改革派官僚一直在密切注視和防範任何重提或挪用毛澤東有關大眾民主和參與觀念的企圖」，同時，「所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文革和大眾民主的繼續不斷的批判以及他們對專家政治的默許更加強了官方的各種反民主措施。」他還認為，西方文化霸權和全球化使中國失去了自我認同，而毛以文革來創造「社會主義新人」是重建自我認同的嘗試，可惜目標過於高遠，「高處不勝寒」，失敗了。崔之元吹捧文革最不著邊際，稱文革有諸多「合理因素」，並說「今天，我們應把毛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制度化為定期的全國性普選，這才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有中國新左派領軍人物之稱的汪暉認為中國民間及官方否定文革是對六十年代理想主義的背叛，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政治被他稱作「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不再有六十年代的目標、價值和意義的政治。習近平提出不能以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聽到這一主張以後，汪暉好像改變了自己過去的看法，把六十年一鍋煮，煮出一套中共「自我糾錯機制」。可是他「沉痛悼念」戚本禹的花圈卻好像在說，他仍舊心系文革。

與西方文革派和中國新左派相比，造反派並沒有什麼理論，也沒有全心全意地讚美文革。但在某些思路上和對文革的一些具體判斷上，造反派和新左派並非完全沒有聯繫。例如，周倫佐就認為西方六、七十年代反體制、反官僚的造反學生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都與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共鳴。「後現代主義與造反派看似有相同的解構衝動，但後現代主義的解構物件是藝術文本，造反派的解構物件是政治權力。」他還說：「曾在‘文革’中被毛澤東邀請到北京一同檢閱造反大軍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認為‘文革’中毛的非組織化異舉和民眾的反官僚行動，是存在主義的偉大實踐。薩特目光所及，顯然是毛與廣大青年造反者共有的非制度化行為。」薩特同毛一起檢閱造反大軍的消息是誤傳；讓-保爾·薩特登上天安門檢閱遊行隊伍的時間是1955年國慶日。但文革期間薩特的確矚目中國，希望中國的造反成為巴黎學生的靈感。由於這個原因，他力排眾議（包括《現代》雜誌編輯部所有成員和他女友西蒙娜·波娃的意見），拒絕在他主編的刊物上刊登彭述之訪談錄，因為這位旅居巴黎的中共元老在訪談中涉及文革真相。

薩特是老左派，他的視角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視角（莫斯科變色了，而北京仍然是紅色的，可以成為世界共產革命的延安），而我前面提到的傑姆遜是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的角度觀察中國的，而且，他的觀察中有很明顯的造反派情結。我們不妨看一段傑姆遜對文革的評論：

在六十年代，人們一時都有一種同感，即任何事情都可能辦到。這是一個普遍解放的時刻，一個全球性能量釋放的時刻。毛澤東對此進程的形象描述最富於啟示性。他喊道：「我國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發生裂變，釋放出的熱能必將產生驚天動地的力量。」這一形像向人們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莊結構分崩離析後，在文化革命對這些結構所遺留的習慣作了快心的掃蕩之後，一個真正的大眾民主社會終於誕生的景觀。然而，原子的裂變，分子能量的釋放，或「物質能指」（material signifiers）的解放，本來就可以是駭人的奇觀；我們現在知道，毛澤東究竟還是在他自己發動的運動所產生的最終結果面前退縮了：在文化革命的決定性時刻，在上海公社誕生之際，他阻止了黨的機構的瓦解，有效地扭轉了整個集體實驗的方向（這一逆轉所產生的後果在今天看來是再明顯不過了）。在西方也是如此：六十年代偉大的劇變在世界經濟危機中導致了社會秩序的強有力的恢復，使得各種國家機器壓迫力量捲土重來。

這段文字來自傑姆遜的《六十年代階段論》，是從英文直譯的，有點蹩腳，讓我複述一下，略加解釋。傑姆遜是要說，毛澤東搞文革的本意是要發動群眾掃蕩舊文化，並摧毀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建立一個真正大眾民主的社會，人們自由結合的公社就是這個理想社會的組織形式。但是，就在1967年1月以張春橋和姚文元為後臺的上海造反派奪上海市委的權，成立新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的時候，毛被有「一月風暴」之稱的群眾造反嚇住了，後悔了，所以決定派軍隊以「支持左派群眾組織」為名參與文革，穩定秩序，成立有軍代表、老幹部和群眾組織代表（即造反派）參加的「三結合」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毛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進而否定「公社」這個有大眾民主意味、讓人想起「巴黎公社」的名字。在傑姆遜看來，革委會成立是一個轉捩點，而且是逆轉，標誌著文革的夭折。

傑姆遜的這段評論有很多錯誤，最主要的是他沒有看到，或不願意相信，毛發動文革的本意不是摧毀黨的機構和官僚體制，還權於民，推行大民主；毛的本意是要借文革實現更高度的極權，加強党的一元化領導（實際上是他自己的一元化領導）。但是，傑姆遜對文革發展的評估會得到很多造反派的贊同：很多造反派當年憧憬巴黎公社的模式，而且相信那真是毛澤東的理想，只不過舊官僚集團的抵制，一時實現不了（這是楊曦光的看法，我將在下一節討論）。如今，也有很多造反派認為革委會的成立就是復辟舊政權，甚至是軍人政權，因為革委會美其名曰「三結合」，實際上造反派成員徒有其名，沒有實權，一切都得聽軍代表的。而且造反派很快就開始被整肅，他們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在革委會成立之日就結束了。我認為這個說法與那時造反派的地位和境遇並不完全符合，有我上面討論的造反派在清隊運動中的角色為例。總之，諸如傑姆遜的這種看法在造反派中間是有相當的市場的，「人民文革」論者甚至可以基本認同他的結論。徐賁說：「劉國凱的‘人民文革’論還只是想從文革中分離出一些有積極反抗意義的部分來。在一些新左派那裡，整個文革都被抽象成了具有普遍積極意義的‘人民文革’。」此話有理，道出了造反派情結和新左派文革論的不同與關聯。

造反派和新左派有共同語言的地方還在於他們對官僚主義或官僚體制的看法。在西方社會，官僚（bureaucrat）這個以桌子或桌布為字源的詞是個很不好聽的詞。在托爾斯泰的筆下，官僚平庸無聊；在卡夫卡筆下，官僚體系是人類異化的荒誕現象。但是，現代社會的運作畢竟離不開由專職行政人員組成的官僚機構，這是一個悖論。然而，如前所述，既然民主制度下的行政機構/官員和極權體制下的行政機構/官員有本質的不同，將西方社會對自身官僚體系的批評嫁接到毛時代的中國，以「官僚集團」取代「走資派」應當也是可以商榷的，因為跨界使用「官僚」的概念實際上混淆了民主與極權的區別，多黨制與一黨制的區別。

在對官僚階層的認識上，中國學者還有一個比西方理論更切近的資源，那就是1963年翻譯出版、內部發行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作者是很早就對蘇式共產主義開始批判反思的南斯拉夫思想家米洛文·吉拉斯。楊繼繩在文革史《天地翻覆》中引述了吉拉斯的著名結論：「‘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就是官僚特權階級。」楊繼繩接著寫道：「雖然毛澤東和吉拉斯都認為共產黨政權裡有一個新階級，但他們的出發點和解決辦法完全不同……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史達林主義的暴政，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毛澤東卻維護史達林，企圖建立一個超越史達林體制的烏托邦。」毛認為實現這一烏托邦的障礙在於黨內的官僚階級，所以發動文革，使「自己直接成為底層群眾的代表，甩開官僚集團，直接發動群眾、指揮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火燒’官僚，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實現‘天下大亂’，就需要造反派。……要恢復秩序實現‘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衝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楊繼繩所說的毛與吉拉斯在基本立場上的分歧，我完全同意。但這段議論中有兩點似乎與我討論的造反派情結問題並非完全沒有聯繫。

首先，將毛的對立面稱作官僚集團或官僚特權階級值得商榷，因為從更本質的意義上看，毛既是這個官僚集團的締造者、領導者，又是最高特權的享用者，而且最後還要用經過文革式的清洗和整肅，使官僚體系更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裡。其次，吉拉斯說的「新階級」是共產黨政權產生的階級，是共產主義革命自身的產物。吉拉斯特意將這個階級與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加以區分，所以才「新」，並說:「雖然這個新階級完成了革命中最偉大的一次勝利，但其統治方式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吉拉斯定義的這個階級並不是毛所說的黨內資產階級或走資派，而是包括毛本人在內的、以專政方式來統治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黨內精英。所以，不如就按毛的說法，把毛的打擊對象叫做「走資派」，放在引號內，更何況他們最後證明就是走資派。當然，我認為更為確當的稱謂是中共黨內與文革派或激進派相對的務實派或溫和派。可是，今天如果真這樣如實地說：在文革期間造反派群眾組織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務實派），也的確挺尷尬的，不是嗎？

理想主義與意識形態

在文革年代，也許大多數人都是懷著單純的動機、真誠的意願和理想主義的熱忱參加造反的。這個理想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世界革命的理想，共產主義的理想。那時有些理想青年甚至偷越南方邊境，去參加東南亞國家的武裝鬥爭，支援世界革命。連生命都願意貢獻，動機不可謂不純，理想不可謂不高尚。在很多年以後，文革的災難已經使多數人不再相信當年的理想，但是對理想主義的反思好像並沒有開始，至少是遠遠不夠。而且，也許是因為物以稀為貴，理想主義或理想情懷在一個物欲橫流、信仰失落的當今中國社會反而更令人憧憬，這種憧憬還與懷舊並行。

我下面會討論理想主義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問題。在討論這個較為寬泛的題目之前，我想先複述一篇被許多造反派推崇的、文革理想主義的代表性的文字，即湖南造反派學生楊曦光（楊小凱）在1968年初寫的《中國向何處去》。（金鐘按：1985年我在香港訪問楊小凱，試圖追尋《中國向何處去》的真正作者是誰？他明顯地迴避這個問題。）

「極左」在中國的政治語彙中本是貶義詞，是在批評諸如極端的文革思潮時用的。在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就提議批判「極左」，實際上是為了抵制極端的文革政策，自然被毛否決。而楊曦光開宗明義，從正面接受這個詞，說《中國向何處去》也是《「極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他認為：「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所以，這場革命要「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他認為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毛的確在不同的場合用過「公社」或「人民公社」這樣的概念，比如，他說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但這個新社會的理想尚未實現，原因是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或「紅色資本家階級」的阻力太大，而周恩來就是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總代表」。

楊曦光寫這篇文章的時候——1967年末、1968年初——-正是各級「革命委員會」逐步成立，而造反派群眾組織內部的不同派別正在為爭奪權力大打出手的時期（即「武鬥」時期）。他認為，在摧毀舊的國家機器之後，毛的理想權力機構是實行群眾專政的「公社」，而不是由軍代表、老幹部和造反派「三結合」組成的革委會。但是，「周恩來在二、三月的勝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圖在全國各地立即建立革委會」，「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臺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避免的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結合的革委會稱為‘臨時權力機構’，它只是一種過渡形式……毛主席八九月份總結一月革命和八月國內革命戰爭得出的‘群眾專政’的偉大理論，就證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後決不是官僚和陪襯的群眾的三結合專政，而是‘群眾專政’。」「臨時權力機構」革委會的成立，在楊曦光看來，是毛向勢力強大的「紅色資本家階級」暫時作出「退卻」的步驟之一，是毛的策略。值得指出的是，楊曦光關於革委會中軍人和「舊官僚」起主要作用，實際上是舊政權復辟的看法，仍然是當下很多造反派文革研究者的看法。

既然革委會的建立是舊政權復辟，是毛對資產階級的暫時讓步，那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較量就遠遠沒有結束。楊認為，「極左派」結束這場鬥爭並取得勝利的最終途徑是武裝鬥爭，這就是為什麼毛主席要「武裝左派」。楊曦光對1967年形勢的分析是，一月造反派奪權受到挫折，二、三月更出現逆流（即毛澤東所指責的、周恩來手下的高層幹部掀起的「二月逆流」和造反派學者指出的、在某些省份發生的「二月鎮反」），造反派受到嚴重打擊……但到了八月份，形勢好轉，不僅出現了造反派「搶槍運動……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變成事實」，而且爆發了「偉大的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八月風暴偉大的創舉就是一個由革命人民自己組織的武裝力量的出現……如果說一月風暴提出了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的話，八月風暴就不但充實豐富了這個綱領，而且解決了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裝奪取政權，靠國內革命戰爭。」可惜，九、十月份形勢再次逆轉，出現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義逆流」：寬鬆的幹部政策讓走資派上臺，中央下達九·五命令（禁止群眾組織搶奪軍隊的武器彈藥，已搶的武器必須限期歸還）「又使‘武裝左派’成為一紙空文，工人階級的武裝被解除了，官僚們又重新復辟。」

不過，楊曦光說，在這樣的曲折反復中，人民也逐漸覺醒，成熟，「極左派」的新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廢除官僚機構」、「徹底砸爛國家機器」云云）「以敵人眼中的‘幽靈’的姿態在革命人民中徘徊」。與此同時，江青11月12日（在中央直屬文藝系統座談會上）的講話裡重提批判17年（1949-1966）和50天（1966年夏天工作組時期）的問題，「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宣佈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的開始」。林彪10月24日（在接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47軍軍長黎原時）的談話中「指明了中國向何處去，湖南向何處去的問題」。這兩個講話「是我們一九六八年全年進行革命鬥爭的唯一總方針」。楊曦光對江、林二人講話的解讀和評價多有不實之處，往往一廂情願。但這同我在這裡要討論的問題無關。與我的問題有關的是，他對文革派江青和林彪的推崇與讚美和他對務實派周恩來的敵視與諷刺形成鮮明對照。

楊曦光還認為，「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很可能會「在一省或數省奪取真正徹底的勝利」（列寧曾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取得勝利），而這個省他認為很可能就是他所在的湖南，那裡最先進的組織就是他所在的「省無聯」（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他寫道：林彪的「10·24指示等於宣佈湖南成為全國革命鬥爭的先鋒地區，而湖南省無聯的產生發展，就成為九月以來無產階級成長壯大的突出代表。省無聯實際上是積累了一月革命風暴群眾專政的形式——文攻武衛指揮部（民辦的）的經驗而產生的，它是一個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級的群眾專政權力機構，它相當於蘇聯一月革命【原文如此】被資產階級篡奪時期的蘇維埃而省革籌又相當於當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省無聯與省革籌的對立，這就是新的‘兩系政權並存’的局面，而實際權力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省革籌手裡。省無聯是可以和蘇維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雛形。不管資產階級怎樣交替使用鎮壓和慫恿第三勢力活動的改良主義手法，省無聯這一真正的新生紅色政權必定會在大風大浪中不斷成長和壯大。」

以上是我對《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要點的儘量客觀的複述。從今天的角度看，此文的論點很教條，很荒謬，但這並不是楊曦光個人的問題，而是那個時代的問題。至於楊曦光，我覺得他是一個有馬列主義理論背景，長於推理，以至於對毛澤東的思路有相當洞見的知識青年。我感到不容易理解的是，為什麼很多造反派文革學者對這篇脫胎于毛澤東文革理論模式的文章至今仍舊缺乏批判的思考，儘管楊本人早已放棄了當年的看法。2004年，早已更名為楊小凱的楊曦光辭世，悼念文章中仍有不少讚揚《中國向何處去》的文字。例如，劉國凱說：「楊曦光這是個充滿著歷史內涵的名字，它與那個時代青年社會變革者的心跡和磨難緊相聯結。以這個名字署名的《中國向何處去》是那個時代進步思想的最高結晶。……在多達八億的人群中，在那個躁動而迷信的年代裡，能石破天驚地指出‘紅色資本家階級’業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個，那就是年僅十九歲的小青年楊曦光。」鄭義在紀念文章中引用了楊曦光關於文革基本矛盾和終極目的的那段話，並稱讚說：「36年過去，歷史已經把他的這段文字精選為文革異端思想最輝煌的經典……這一共產暴政下飽受踐踏蹂躪的人們內心深處的秘密渴望，小凱表述得最尖銳最深刻。因此，這位青年思想家，這位英勇的代言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權勢者們所謂‘徹底否定文革’，要掐滅的正是以楊小凱為代表的這種‘實現財產和權力再分配’的覺醒。36年過去，小凱的這一思想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更見其光輝。」

楊曦光的理想主義應當是單純而真誠的，問題是，純潔的動機和真誠的意願在我們決定某個行為的好壞對錯時是否有任何意義？（更何況我們無法確切知道人在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因其單純和真誠，這樣的理想主義，或任何其他的理想主義就一定有價值？

我這裡要討論的不是類似個人對未來所抱的美好願望的那種理想，也不是與冷漠、犬儒相對，有志于改變現實、改善現實的那種崇高的理想情懷，而是可以成為某種「主義」的理想，或等同於某種意識形態、從某個所謂「科學」理念演繹出的人類發展藍圖。在西方語言中（以英文為例），理想（ideal）、觀念（idea）、理想主義（idealism）和意識形態（ideology）同源：希臘文「看見」（idein），進而引申為意象、觀念、柏拉圖的理念、超驗的概念、原型、完善的品格、理想等等。名詞尾碼 –ism 起的作用一般是將前面的具體概念抽象化，所以，理想（ideal）加主義（ism）在我所說的這個語境中的意思就是以某一理想為基礎而形成的理論或信條，它本身是中性的，關鍵要看什麼理想。在這個意義上，理想主義這個詞很接近意識形態。但由於人們習慣於將理想浪漫化，不把它與醜惡的東西連在一起，所以理想主義好像總是正面的。意識形態這個詞卻很不一樣，多有貶義，也許是因為歷史或使用習慣，也許和這個詞的構成有關：這個詞由「觀念」（ideo-）和「邏輯」或「話語」（-logy）組成，其字面意思是從某一觀念或某一套觀念作出的邏輯推演。因此，可以說，意識形態即某種具體的理想主義。比如從公有制/共有制（common, commune, communization, communism）和階級鬥爭（即馬克思認定的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primitive communism和科學共產主義社會scientific communism之間的漫長歷史階段中社會的基本衝突和發展模式）的概念演繹出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從優生學/種族主義（eugenics, racism）、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社會主義（socialism）的概念演繹出的國家社會主義或納粹（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縮寫）意識形態。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意識形態）並沒有明顯區別，對於納粹黨人來說，國家社會主義既是意識形態也是理想，不是嗎？這基本上是二十世紀的現象，在此之前，有傳統的皇權統治（如中國）、封建貴族統治（如早些時候的歐洲）、種姓制度（如印度）、共和制度（如美國）等等。同樣是專制，二十世紀之前的專制只控制人的行為，而二十世紀諸如納粹德國、史達林的蘇聯、毛時代的中國、赤棉時期的柬埔寨這樣的專政不僅控制人的行為，還控制人的思想。也就是說，每個人都要同領袖信仰一樣的東西，這就是極權主義。在極權社會，理想主義和官方意識形態是一回事。在毛時代的中國，能成為主義的理想，除了共產主義以外還能有別的嗎？極權制度與以往的專制制度的最明顯的區別就是思想意識形態控制。納粹德國和蘇聯還需要秘密員警，而毛時代的中國，尤其是文革時期的中國，意識形態統治已經如此徹底，毛澤東思想已經如此「深入人心」，形式上的秘密員警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它已經內化：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有一個秘密員警。

文革時代的中國民眾，經過多年的教化，多半都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但卻很難想像納粹德國的大部分民眾也是理想主義者。為什麼不是呢？共產主義者相信，消滅了所有的階級敵人以後，無產階級就會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納粹相信，消滅了所有劣等民族和殘疾者以後，雅利安人也會實現人類的烏托邦；這兩者之間在邏輯上有本質區別嗎？共產黨人說人民利益高於一切，要為人民服務，個人必須服從集體云云；納粹說人民就是一切，個人是微不足道的（據統計，Volk，即「人民」或「大眾」，是希特勒最常用的詞之一，連第一輛大眾牌汽車Volkswagen都是按希特勒畫出的樣子設計的，希特勒說這種車必須便宜、省油、能載五人之家，所以稱它為「人民/大眾的車」）。這兩個「人民」都是以同化個性、排除異類為前提的。

但是歷史已經顯示：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給人類帶來了幾千萬生靈塗炭的災難，因為這兩種革命理想主義的「首要問題」都是辨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決不手軟。這裡的敵人和戰場上的敵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戰場上的敵人也是人，但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把自己的敵人定義成為了實現其理想而必須消滅的異類或非人。於是有了用於敵人的諸如猶太豬、寄生蟲、毒瘤、細菌、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蟲之類非人化的指稱。假設人對同類都有惻隱之心，對同類施暴被看作惡行。然而，一旦敵人被非人化，不再被視為同類，而且被認為是通向理想道路上的障礙，向他們施暴，甚至殺戮，就有了正義性，是革命行動，施暴者不會有任何顧慮。因此就會有像1938年衝鋒隊向猶太人施暴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966年紅衛兵對所謂階級敵人大打出手甚至殺害的「紅八月」和以1968年為高潮,造成遍地「牛棚」、遍地冤獄的清隊運動。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的結果顯示，這些受難者幾乎全部是無辜的。在納粹統治時期，歐洲有近六百萬猶太人被殺害，多半死於集中營。文革期間，有大約一百七十萬所謂的階級敵人死於非命（或被殺害，或被折磨死，或自殺；死於派性武鬥的人占的比重並不大），他們中的大多數死於「群眾專政」，也就是楊曦光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取代國家機器和官僚體制的理想權力機構，與「公社」同義。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但德國的三十年代與中國的六十年代卻有很多相似之處，這就是為什麼在文革中能夠僥倖讀到內部發行的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中譯本的人受到很大震動，從而開始反思中國的文革。

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是兩種反人道的理想主義。瞭解了這兩種思潮的具體內容以後，我們就會看到「反人道的理想主義」並非自相矛盾的說法。這樣的理想主義的確會讓信仰者迷失人性，甚至失掉對生命的敏感。我想以《中國向何處去》中的一個細節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如前所述，作者在文章裡推崇林彪的10·24講話,在不同的地方提到過四次，想必是認真讀過的。林彪講話實際上是聽47軍軍長黎原和省革籌小組成員彙報湖南局勢時的插話,並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數位高層領導人在座。匯報的內容包括1967年夏末秋初的道縣慘案,在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有九千多無辜百姓，多半是所謂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和子女，在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慘遭屠殺，對此林彪和謝富治在聽彙報時均有評論。在場的黎原是個關鍵人物：他是軍人，否則林彪不會出現；他還是直接過問道縣及零陵專區「亂殺風」的高級將領，「亂殺風」就是他派遣的47軍6950部隊去制止、平定的。況且，47軍是野戰軍，在執行支左任務的時候，與保守的省軍區及其下屬的地方武裝部相對，是相當同情造反派群眾組織中較為激進的一派的。儘管如此，楊曦光仍從他的極端理念和派性意識出發，將他認同的「極左派」造反派等同於「人民」，強調「舊省委與舊軍區與廣大人民的矛盾，47軍內走資派與廣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新官僚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只是以省無聯和‘新政權’的矛盾這種新的表現形式出現」，完全不考慮47軍在穩定秩序，保護生命，制止「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之類「群眾專政」殘害生靈等實際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似乎道縣慘案受害者的生命完全在他的視野之外，在「人民」之外。

人命關天！也許二十世紀的歷史給我們最沉痛的教訓就是：我們曾被某種理想主義誤導，為了某種貌似高尚的理想，我們可以去犧牲自己，也可以去殺害他人（因為他們被看作我們實現理想的障礙）。

從噩夢中醒來以後，我們應當保持高度警惕，守住底線：人的生命和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種族、什麼信仰、什麼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