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回首,舊社會原來是這樣!
 
驚回首,舊社會原來是這樣!
作者: 網絡文摘

備忘錄

更新於︰2017-08-21 Print Friendly and PDF



民國時期的工人工資比今天高多了

 

 

南昌起義前後,老百姓究竟苦到什麼程度?剛好我手邊有幾本書,其中兩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憶錄,一位是張金保,另一位是包惠通過他們的所見所聞,可看出當時的生活狀況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水深火熱。  

 



武漢的紡織女工一月30多塊大洋 



這兩本回憶錄對大革命時代的記述,主要是工人運動,那我們便沿著他們的記述往下看吧:張金保曾經擔任過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婦委書記。上世紀20年代中期, 她從鄂城鄉下來​​漢口第一紗廠做工,一個月後,“領到半個月的工資——7塊大洋,另外半個月的工資被廠里當作押金扣下了。我拿著錢心里高興極了,因為這意味著我每個月可以掙14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第二年,張金保一人看管兩台織布機,月薪30多塊錢。“這樣,我的生活好些了,開始有了點積蓄。” 

 

 

或許是不能淡化“萬惡的舊社會”,否則怎麼要起來鬧革命呢?所以張金保才這樣說“14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而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中,作者陳存仁則毫無顧忌地說自己在上海當見習醫生時,每月薪資雖只8元,但袋中常有鏗鏘的銀元撞擊聲,使他氣概為之一壯,外表飄飄然,“第一個月,吃過用過,口袋中還剩下5塊錢。”與此同時,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長16至18元。有趣的是,這種連紡織女工都不如的工資水平,居然比北洋軍閥時期的淞滬警察廳還要高1至2元錢。《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也披露:上海衛生局的一名科長,月薪也不過30元。 

 

 

你相信嗎?一個紡紗女工的工資,竟然高過巡長和科長!而在當時,物價低廉: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麵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 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茶葉1斤0.23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應為兩百斤;1包麵粉,應為44斤。 

 

 

《銀元時代生活史》也有類似記載: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擔3到4個銀元,老刀牌煙1包3個銅板,剃頭8個銅板,紹興酒1斤1角錢,臭豆腐乾1個銅板買兩塊。拿了1塊錢稿酬,請6、7個同學去喫茶,茶資8個銅板,生煎饅頭、蟹殼黃等各種小吃也才花去20多個銅板。《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則提到:1929年, 每塊銀元兌換兩三百個銅板,一兩個銅板可以換一隻雞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銀元可買6斤好豬肉、40個豬肉餃子、兩碗小米粥,外加一盤白糖,兩毛二分錢。在重慶,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兩塊5角錢。甘肅農村,抗戰前7年,百斤小麥5至3元。漢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雞蛋的價格約為20元,每斤棉花和豬肉約為3角錢,1斤鯉魚不到5分錢,1斤煤油的零售價則長期保持在0.10 ~0.15元之間。 

 

 

再看金價——漢口的價格是:1920年,每兩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兩21元,1927年37元。至於地價和住房,除租界和商業區以外都不算昂貴。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陳行、江灣和楊行的每畝地售價分別為150-100、100-60、1000-70、 100-300元。1933年,漢口第六區的最低地價為84元1畝,第七區的最低地價為90元1畝。 

 

房租價格:上海的石庫門一層樓,有電燈、自來水,月租10塊錢;住客棧,每一舖位3角5至6角;紗廠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兩層樓可住10人,自來水由廠方提供,有的還供電,帶家眷者,兩家分租一層,費用不過1元多;最好的宿舍,為磚瓦結構,鋪地板,長寬500立方尺,容積5000立方尺,有廚房、路燈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結廬而住,半畝地年租金200元,21戶人家分攤,平均下來每戶每月8毛錢,當然,環境極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僅20圓左右;一間20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4-5圓……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胡同21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售價國幣1,000圓。” 

 

 

從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國物價大體平穩,因糧食豐收,部分農產品還有所下降。工業品方面,由於歐、美、日展開商品競爭,棉布和石油等洋貨還降價促銷。如在漢口市場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別只有17.90和14.50元,1斤豬肉分別只有0.29和0.198元,雞蛋跌幅最大, 幾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從1926年的7.55元跌到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價,1936年也從過去的1塊錢跌到8毛錢左右。與此同時,地價也隨之回落。抗戰前,江蘇鎮海縣畝產400斤的農田,售價從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畝產300斤的農田則從100元跌到40 元。 

 

 

包惠僧是湖北黃岡人,參與領導過二七大罷工。他在回憶錄中寫到:北洋軍閥“用一套福利設施的辦法籠絡員司、麻痺工人,在交通部內設有鐵路員工福利委員會及職工教育委員會,在鐵路上也組織了一個員工聯誼會,福利機構遍布在各段各廠各站,大的車站,都設有扶輪學校,主辦中小學教育,專收員工子弟,一律免費,每年年終發雙薪,季節發獎金,這些小恩小惠從局長員司到工匠為限,小工卻沾不到邊。”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不過二十多元,工齡長、技術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於小工和臨時工,那就苦極了,從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時間除正規的十小時而外,還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與一般政府機關的中下級職員差不多,比人力車工人、碼頭工人、紡織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況與生活情況就比較苦,他們的工作時間長,收入少,工作還沒有保障。” 

 

 

具體的福利制度,除免費的扶輪學校外,包惠僧沒有多談,但另一本《中國近代史通鑑》則透露了一些:在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之下,京漢鐵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勝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兩身工作服,60歲退休,工資照發”。綜合張金保和包惠僧的記述來看,大同小異,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無論是鐵路上還是紗廠,工資都不低;不同之處是,張金保沒有談到小工,包惠僧則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資8塊錢,也完全吃得飽飯。在上海當見習醫生的陳存仁,同樣的月薪,吃了用了,還剩下5塊錢呢。包惠僧自己也在書中提到,只要3個銀元,就可以在旅館包吃包住1個月。 

 



一個小工,年薪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 

 

 

再對比當時物價,你相信嗎?一個“苦極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至於那些“工作時間長”、“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的問題,自古皆有,這是小工、學徒入門後的傳統陋習,如今仍未絕跡。 

 

 

工人的溫飽生活,不是個別現象。20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最後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日工資由原來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都是人數較多、近代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收入狀況,對於全國工人階級而言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張金寶是個例,尚不足以說明整個紡織行業。那麼,我們再藉鑑《青島黨史資料》第二輯的兩個數據:1925年,中國女工平均日工資0.45元;1928 年,青島紗廠女工日工資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這兩個數據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東各省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是12元。另據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勞工月刊》載文指出:目前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平均15元。大多數是女工的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工人1.5萬,工資平均20元。 

 

 

我們再看看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漢國民政府在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籌措教育經費,將小學教師的月薪增至20個銀元以上。1933年, 湖北省立第一小學的月薪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學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間,可買1兩黃金。1935年,漢口的金價最高90元,最低76 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說完教師,再說店員。漢口過去有家悅昌新綢緞局,營業員工資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饅頭、稀飯、油條,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湯,八人一桌,節假日加菜。每年還有兩個月例假(學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報銷車費。穿衣有津貼,每年多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年終如有盈餘,則按16股分紅,店東12股,經理1股,全體職工3股。 

 

 

老武漢的葉開泰,待遇也不錯:學徒三年期滿後,月薪10個銀元,第二年15個,第三年20個,全體店員每月發“月費錢”,作為剃頭、洗澡、洗衣的費用。每年帶薪休假72天,如果沒請假,則多發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獎金,到年終再以各人薪水為基數進行分紅,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紅4到5毛錢。藥店還有基金會,分期存入4個月薪水,切藥老師傅吳碩卿告老回鄉時,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對這些資料心存疑慮,那麼,就請看看毛澤東的作品《尋烏調查》:雜貨店“學徒三年出師後,照規矩要幫老闆做一年。他在這一年的開頭,就把他在學徒時期穿的那些破舊衣服不要了,通通換過新的,因為他現在有了些錢用……如果回家去討老婆呢,那老闆除送他十多塊的盤費外(他家在遠鄉的),還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禮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討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遠鄉人,就以“盤費”的名義送給他一些錢,盤費數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邊人,那麼徑直送他十幾塊到二十幾塊錢。幫做一年之後,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幹的先生,老闆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 ,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當然,對於這種和諧的勞資關係,一向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抨擊道:“他們階級關係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尋烏,太偏遠了,位於閩粵贛邊境的深山里,我們還是以大城市作例證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400元以上。技術工人、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的月收入超過50元,達到小康水平;中級職員、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作家、律師和一般演員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則進入中產階層。 

 

 

再想想當今大陸之現狀……

“萬惡的舊社會”的杭州石板路步行街 

“萬惡的舊社會”的山丘、寶塔、美麗的西湖、五光十色的遊船、友善的人們....! 

“萬惡的舊社會”的杭州的農家姑娘 

“萬惡的舊社會”的 地裡忙活的男孩 

“萬惡的舊社會”的 在花生堆裡的男孩,背後是碉堡 

“萬惡的舊社會”的壯年漢子在脫粒 

“萬惡的舊社會”的先生 

“萬惡的舊社會”的農閒時放牛的村民 

“萬惡的舊社會”的 田間地頭,農夫聚在一起閒扯休息 

“萬惡的舊社會”的 杭州街景 

“萬惡的舊社會”的杭州街景 

“萬惡的舊社會”的 在西湖邊洗衣的當地百姓 

“萬惡的舊社會”的 急救站和醫院的入口。大門兩旁是碉堡 

“萬惡的舊社會”的杭州營區里美軍士兵和中國女孩合影 

“萬惡的舊社會”的 南京路上的國際飯店及其它建築

“萬惡的舊社會”的 蘇州河,船上的娛樂活動——打麻將 

悉尼·格林伯格正在為蔣介石拍照。面對眾多攝影師,蔣介石唯獨對著他的鏡頭微笑(圖片提供,菲利普·格林伯格)

“萬惡的舊社會”的 成都城,繁華的綢緞商舖街的入口 

“萬惡的舊社會”的 成都華西協和醫院 

“萬惡的舊社會”的 華西協和大學(威廉•迪柏攝) 

圖為“萬惡的舊社會”的昆明,其中一道城門外拍攝的集市場景。擁有六道門的昆明古城牆建於公元8世紀。 

“萬惡的舊社會”的 市區一棟大樓牆上張貼的海報和新聞 

“萬惡的舊社會”的 滇池附近餐飲店和小販比比皆是。在美食的黑板上面寫著菜單。

  小伙子好帥氣啊!

“萬惡的舊社會”的那時候的高富帥!

自行車堪比奔馳寶馬

她本來就很美,質樸、乾淨、人文、健康!

全世界都愛她,她的芳名叫---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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