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的挺粵語風潮雖已平息，但深層的廣東人與外地人的多重矛盾並未解決，尤其是中共的民族同化政策不改變，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頭。

　　去年七、八月間，騷動一時的廣州人捍衛粵語的遊行和集會雖然已告一段落，但留給人們的思考仍然很多。筆者認為這次事件不僅是一次出於對廣州市政府規定晚間電視新聞節目改用普通話播音的抗議那麼簡單，而是有著更深一層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首先，我要說明為何本文定義的「廣州人」，是指那些在廣州土生土長，母語為純正粵語，對廣州的地方和文化有認同感的廣東人。雖然本人在二十多歲時移居加拿大，但我生於廣州，在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對廣州人捍衛粵語的行動特別感同身受，在此想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深入淺出地呈現出來。

建特區到六四，廣東文化的變化

　　人民中國成立以來，早在毛澤東時代，中共便開始適量地派遣母語為非粵語的官員到廣東任職，比較為人熟知的有陶鑄和趙紫陽。他們在廣東主要任職高層，但人數較少，而且調遣頻繁。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廣東是一個遠離中原的方言大省，這裡的氣候、飲食、語言和人民的生活習慣都令中央下來的官員難以適應。二、由於毛時代專注發展重工業，而對外貿易主要是與前蘇聯、東歐和北朝鮮，所以國內的經濟重心放在東三省和上海。廣東的發展未受中央青睞，它在毛時代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

　　雖然在毛時代政治運動不斷，天災人禍不斷，但包括廣州在內的整個廣東省在文化語言方面並未受到中央的明顯打壓，那時廣州街頭說普通話（國語）的外地人就像外國人一樣鳳毛鱗角。相反，到鄧小平時代雖然因為改革開放之故，廣東的情況煥然一新，粵式文化、語言的地位也因此漸漸出現了變化。

　　鄧強調廣東要在改革中先行一步，他開始派遣一大批中央官員到廣東任職，目的並非壓制廣東文化和地方特色，而是為了加快這裡的經濟發展。為了開發兩個廣東經濟特區──珠海和深圳，鄧又採取措施，鼓勵非廣東人士移居和開發兩特區。無怪乎，這兩個地方今天已被廣東人稱為移民城市。

　　但鄧小平對廣東的地方特色方面仍然寬容，他與雷宇和葉選平等當地領導人有一個口頭協議──必須盡量由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任職廣東的領導層。另外，鄧也十分看重廣東人的語言和文化優勢，以便利用它們來發展和港澳地區的經貿往來。

　　轉折點出現在八九年的「六四」之後，主要因為廣東省是當時全國最後一批響應中央血腥鎮壓號召的省份。當時廣東省省長梁湘與趙紫陽私交頗深，梁帶頭支持趙對學運之寬容政策，以及他默許很多天安門屠殺之倖存者到廣東避難。以上種種都觸怒了江澤民上台後的中央，他們決定懲罰這個深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污染」的省份，任命大量外地官員來取代廣東的本地領導人。再加上廣東在「六四」後經濟上也不斷發展，拉大了與內地的差距。很多外地人，例如每年數以百萬計的民工蜂湧廣東尋找生計，這種情況直到今天也未有改變，相反是越演越烈。

人口比例顛倒和利益衝突

　　外來人口越來越多，這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會產生問題，在廣州則有以下這些：

　　一、人口比例的顛倒。在「六四」前的八十年代，廣州土生的本地人約佔九成以上。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之後，廣州的外來人口和非常住人口（包括外省和非廣州市的廣東人）與本地人的比例已達二比一。以筆者在大學時曾經實習過的廣州機場路的一間大型音像製品公司為例，除本人外，那裡超過一百個員工全部為非廣州籍人士。在單純人口的數字和比例上，土生的廣州人已經明顯地處於劣勢。

　　二、外地人和廣州人的利益衝突。不少廣州人自恃本市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先行一步，生活比較內地相對富裕，所以對外來人有些類似「有錢人看窮人」的鄙視眼光。近年廣州經濟發展受挫，失業率高，廣州人又對外地人來找工作看作是與他們「搶飯碗」，仇外的心態更是加劇。另外，廣州人歷來把非本地人不加區別地一概稱為「撈佬」，歧視成份不言而喻。而外地人認為自己在廣州是弱勢群體，很多本地人的醫療、工作和讀書福利都與他們無緣，往往對此懷恨在心。雙方在職場、學校、甚至日常生活方面的衝突便日有所聞。廣州已經不是一座和諧的城市，而是一座嚴重分裂的城市。

廣州人對「烏魯木齊化」的憂慮

　　三、外來人口形成的文化衝突。最近在Youtube網上流傳甚廣的一部由八十後廣州大學生製作的紀錄片《正在消失的羊城》充分反映了這個問題。影片第一部份展示現在說廣州話的廣州市民越來越少，廣州正在變成了一座不說粵語的城市。第二部份則展現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是二○一○年亞運會，令廣州面對全市的大整容。不少有著多年歷史的粵式古舊建築、居民住宅和地道的小食鋪都無一倖免地要被強行拆遷。而且影片暗示，語言問題，拆遷問題都無例外地由一幫任職廣東高層，不懂本地文化和語言的外地官員，例如張德江和汪洋等一手造成。廣州的「消失」不僅是軀殼上的，也是靈魂和精神上的。

　　四、一定的政治考慮。因應如上分析，廣州正在被「烏魯木齊化」。眾所週知，自建國以來，因中共的開發新疆和民族同化政策，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已經越來越少，由一九四九年的百份之九十以上，跌至現在的不到百份之三十。正如一些海外評論指出，中共的一黨專政的力量之強大是外人難以想像的，他們利用不到幾十年的時間已令曾經在中國大地上盛極一時的滿族語言頻臨滅絕。

　　今天，中共對地方民族的方言和文化的打壓不僅伸向經濟落後的新疆、西藏，也伸向經濟發達的廣東。粵語的明天可能就是滿語的今天。廣州人對粵語及其廣東文化的捍衛不僅是對自己語言和文化的保護，也是對自己的價值觀、身份和政治權利的堅持，這在今天仍然是一黨獨大的中國顯得尤其迫切而重要。　

　　在二○一○年夏天的廣州發生的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如果中共的決策者繼續我行我素，勢要對廣州的語言和文化趕盡殺絕，依我之愚見，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頭。　

（作者係廣東籍北美學者，現在香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