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夏（Jean-Philippe Béja）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國際研究所（CNRS/CERI）名譽研究員。漢學家。劉曉波，中國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彌留之際依然被嚴密看守，雖然劉曉波曾明確表示希望出國治療，但是中國政府一直沒有准許。掌控著世界第二大強國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如此懼怕一個瀕死之人？】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
在挪威奧斯陸大廈上，幻燈打出劉曉波像。

劉曉波，中國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彌留之際依然被嚴密看守，無法和妻子有哪怕一刻的獨處。雖然劉曉波曾明確表示希望出國治療，但是中國政府一直沒有准許。

掌控著世界第二大強國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如此懼怕一個瀕死之人？

記得江澤民、胡錦濤曾經准許中國一些知名異議者──比如魏京生、王丹、陳光誠等──保外就醫，但是胡錦濤、習近平不僅一直反對劉曉波出國，還將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長期軟禁，任何人都無法聽到這對夫妻的聲音。

這樣的態度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形像：死於獄中的另外唯一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奧西茨基（Carl Von Ossetski），那是發生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

為什麼中國領導人一直拒絶做出人道姿態？

非暴力、自由、自主

1989年，學業有成的劉曉波中斷在歐洲、美國的發展，返回中國參加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之前這位著名的文學評論學者從此投身於民主運動。雖然六四鎮壓以來劉曉波的作品一直被當局禁止出版，但是在中國國內廣為流傳，多在知識界探討。

劉曉波是一位高產作家。1991年獲釋之後，他撰寫過難以計數的時政性文章，首先是在香港雜誌、然後是在互聯網上發表。劉曉波曾把互聯網比作「上帝送給中國的禮物」。他還曾撰寫許多哲學、理論性文章，分析中國政權、中國社會的演變。

但是，劉曉波思想最強有力、也許能夠激勵今後異議人士的是，他一直推崇非暴力。這是基於他對毛澤東時代的理解：「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

劉曉波骨灰陶罐7-15日被沉入大連老虎灘外海底。
這是劉霞等人向大海撒花瓣。

劉曉波對「文明社會」發展的反思（《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以及這對消除中共控制所起的作用、公民自由思索、追求自主的必要性是他這種思維的顯著特點。

「五四運動」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力爭「打倒孔家店」、要求「科學與民主」。劉曉波，這個以從事文學批評出道、典型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譴責了1980年代晚期的「本土化」思潮。

在劉曉波看來，「尋根」不可能是中國的出路。文學最為重要的是要保持其自主權，出於戰略性考慮，作家不應該在特定主題上保持緘默。如果知識分子希望對建成自主的公共領域做出貢獻的話，他們必須切斷與國家連接的臍帶。

劉曉波一直堅持自己對知識分子的見解。他認為，其精華在於批判性思維。為了捍衛自己這一權力，不應該害怕失去自由、甚至生命。

劉曉波的遺產之一無疑是，人要捍衛自主自立、要有評判身邊世界的能力。因此，不應當把精力投入推動國家給歷史事件平反。八九運動中，劉曉波曾批判中國的這一潮流。他質疑，為什麼國人對平反如此感恩？他說，把正義之人送入地獄是過高的特權，平反也是！

「六四事件」對劉曉波思想影響深遠

但是，劉曉波的思想和行為也是被1989年的民主運動所塑造的，他所有的行動都與這一震撼中國的歷史事件有關："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劉曉波：2009年，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否對得起亡靈"（劉曉波2003年獲得民主教育基金傑出民主人士獎時在頒獎大會上的講話《用真話顛覆謊言制度》）。

六四屠殺以及事件揭示出的教訓是劉曉波政治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這讓劉曉波開始探索中國爭取民主的新出路。寫作生涯初期，劉曉波曾經批評過儒家文人的"使命感"，六四屠殺改變了他的世界觀。那一夜，普通人的犧牲讓劉曉波堅信，爭取民主不能與良知脫節。劉曉波寫道，正是因為以良知為立足點的大規模的參與才讓八九民運成為一場旨在改變中國的人民運動。

八九運動的參與者並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劉曉波曾經寫道，八九民運之偉大，在於它揭示出沉默的多數人的勇氣、正義感和犧牲精神。

批判精英

那一歷史事件還讓劉曉波質疑精英在爭取民主中發揮的作用、堅持站在良知立場抗爭腐敗政權。他在《豬的哲學》當中寫道，「在中國，以無恥的方式向道義挑戰的勇氣，幾乎人人具有。但是，以道義的勇氣向無恥的現實挑戰的人，卻幾近滅絶。」

為中國留下什麼

劉曉波還曾強烈批評過那些宣揚「消極自由」、認為八九運動中許多方面過於激進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在《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中寫道，「當知名精英們不願在最恐怖的關鍵時刻為堅守道義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個人代價之時，民眾自然也就沒有義務對他們再寄予厚望和給予支援。」

對八九運動教訓的這些反思最終導致劉曉波強烈譴責所謂的「豬哲學」—把幸福定義為吃好、喝好、消費好—成為後極權政權最強大的盟友，在中國知識界引發廣泛探討。他毫無保留地譴責了那些在餐桌上批評、在公開場合贊同當局的人，他說，中共早就放棄了贏得民心民意的目標，有表面上的「犬儒態度」足矣。

「活在真實中」

劉曉波教導他的同胞，「活在真實中」是抗爭強權的有效武器。但是，這並不僅僅是哲學信仰，對劉曉波來說，「活在真實中」也意味著組織請願、揭露當局破壞人權，不管是把敢批判政治制度的人士投入監牢、還是農民工受到不公待遇。劉曉波能與各代反對派人士廉潔溝通，從李銳這樣的老黨員、包遵信這樣改革年代的知識分子、到1989年之後的活動分子余杰、劉荻（不鏽鋼老鼠）等維權律師，這讓他成為異議界的中堅人物。也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什麼一定要噤聲劉曉波。

劉霞與劉曉波：艱難的羅曼史

劉曉波到死也沒有獲得自由，但是他的精神遺產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活在真實中，做獨立自主的人，譴責遇到的不公正，不要恐懼。

「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絶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

（原載BBC中文網201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