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紅高棉解放區

紅高棉是怎樣戰鬥的呢？西哈努克注意到：越共破壞了朗諾政府的戰爭能力，其目標是波成東機場、磅遜煉油廠、金邊向外連接各省城的橋樑；而對比之下，紅高棉缺乏有效的攻擊力，「他們不懂得攻擊軍事目標，相反，他們襲擊那些沒有軍事價值的居民區、貿易市場和學校。許多無辜的孩子和百姓被炸死，被恐怖地傷害了──所有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但他們確實建立了一支歹毒的軍隊。」來自柬埔寨國內的情況調查，也表明紅高棉的行動大都是恐怖襲擊。例如，當1970年柬埔寨內戰時，柯袍成了紅高棉北部的軍事司令。他們攻擊政府公所，攻擊平民，甚至秘密襲擊越共。證人龐（Pon）說：紅高棉武裝隊在1971年來到了巴拉（Baray），他們「把手榴彈扔進了一些親越共的村莊平民的房子裡。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殺絕多個親越共的家庭。」當地政府（在柯袍活動區）發現了62個墳坑，內有180具被殺的平民死屍。而國際報告則指出:「儘管弱小而缺乏戰爭經驗的柬埔寨政府軍被東南亞最強悍的北越軍隊所打敗，但西哈努克在北京定期宣稱是他的『軍隊』在打敗柬埔寨政府軍。」 

一張這時期的波布照片顯示他頭頂「毛式綠帽」（中國的軟蓋軍帽），依舊嘴巴半開。不過與內戰之前不同的是，他頸上搭了一條方格圍巾，手腕上出現一塊手錶。1971年7月，波布在金山圖克（Phnom Santuk）召開有60個「高級兄弟」參加的神秘會議。會議決定：組成一個新的黨中央委員會，暗中清除「柬共河內派」人員，以及在紅高棉隊伍中清洗西哈努克的忠誠者。到1973年底，所有響應西哈努克號召而參加「救國」的人都被悄悄殺掉了，其中包括西哈努克的一個兒子。9月30日「柬共第3次代表大會」秘密召開，紅高棉認定越共是最有害的敵人之一，而波布變成了永久性的柬共總書記和「柬共軍委」主席。9月份之後，「柬共河內派」人員被排斥或者撤換職位，同時開始陸續失蹤，以後的資料揭示了他們都被紅高棉有計劃地秘密謀殺了。到1974年「柬共河內派」的絕大部分人都被清除掉了。北越的調查檔也指出:「在解放區他們（紅高棉）禁止柬埔寨人接觸越共人員，甚至襲擊一些迷路的、購糧的、運送彈藥和給養的越共小隊。」

最早詳細披露的紅高棉「解放區」社會形態，是由一個學校教員易薩林（Ith Sarin）在1973年發表。易薩林因為不接受共和國體制，1971年投奔「解放區」。但是9個月後他拋棄「解放區」回到金邊。他揭示了隱藏在「解放區」背後的共產黨存在的秘密，那就是「安卡」。他描述了「安卡」對6個地區的5種層次的控制:「安卡」強迫人民去仇恨朗諾政府和美國，甚至去仇恨他們的「盟友」越共；「安卡」緊緊地監視著西哈努克的效忠者，並要求人們互相監視；而且內部紀律越來越嚴厲。易薩林的體驗是：大多數人民不喜歡「安卡」和它強加於人的集體生活方式，如果柬埔寨不能返回君主體制，人民將支持柬埔寨改換為共和體制。

在政府控制的城市裡，柬埔寨人生活如何？有證人說:「1970年，柬埔寨陷入戰爭。（越共分子滲透到城市裡）金邊市區的許多公共場所，隨時會發生恐怖爆炸，郊區外的炮彈也隨時會打進金邊。金邊與各省城都成了孤島，交通被切斷，出門只能靠飛機。在戰火中，物價飛漲，一碗麵條從原來的5瑞爾（柬埔寨的貨幣單位）漲到150瑞爾。一兩黃金由原來的2千瑞爾漲到20萬瑞爾。農村人民的生活也不好過，許多地方在打仗。美國的轟炸機在日夜轟炸重要公路附近的紅高棉和越共控制區。各省有條件的人民都逃往金邊，金邊有條件的人逃往國外。」金邊的人口在短時間內激增，金邊快要被擠爆了。那時到金邊的旅行者也說: 金邊的汽車司機，無論是政府汽車還是私家汽車，開車之前都要用一根前端捆有鏡子的木棍圍繞汽車查看底盤，因為潛入金邊的共党分子常把磁鐵炸彈吸附在汽車底盤下，進行恐怖爆炸。1972年2月5日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說在柬埔寨有20萬人因內戰的破壞而無家可歸。根據柬埔寨的人口增長率，估計此時柬埔寨的人口總數有700萬。

從1972年的上半年起，紅高棉對「解放區」區的統治政策有了令人驚訝的急劇變化，從初期的越共模式的吸引動員轉變為中共模式的脅迫強制：他們推行「農村合作化」，強行佔據村民的社會資源和生產資料，控制村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使人民離開紅高棉就無法存活。更甚於的是，紅高棉隨意殺害民眾，而不論被殺害者的階級地位、是否革命物件。人民可以吃多少食物、怎樣生活、是否可以走出村莊或者去看病、以及怎樣被懲罰和怎樣被管理，都取決於紅高棉幹部。證人龐（Pon）說:「在湄公河的北面地區，紅高棉不准許人民穿顏色豐富的衣服，在其他的生活方面他們也加以控制。他們說有些人民沒有遵守‘安卡’的規定，他們就開槍射殺那些人。」另一些證人說:「1972年起，紅高棉開始‘改造’解放區。那時，人走到哪裡，都必須有紅高棉幹部開出的證明信，不然會被抓起來，寸步難行。紅高棉要求每個村派一些村民上山砍伐野生竹子。在山上（由紅高棉監管）的日子，沒有牙膏，沒有肥皂，沒有多餘的替換衣物，連枕頭都沒有。每個人都營養不良，身體抵抗力低弱而生病，骨瘦如柴。除了寒冷，還有蚊子，竹林中的蚊子多得出奇，一不小心就會患瘧疾和出血熱。如果運氣好的話，還能活著下山。砍伐的是野生竹子，要從竹子的中段開始砍，留下竹根。這樣，我們就必須爬上竹子，雙腳用力蹬著，全身懸在竹子上，一手緊緊拉住竹子，一手揮刀拚命往下砍。足足半年，我們從一大早開始幹活，直到天黑，每天干12個小時的活。晚上還要被紅高棉集中起來開會，總結白天的勞動。被點了二、三次名的人，要十分當心被處死。我親眼見到，有人在熟睡中被叫醒帶出去（殺掉），再也沒回來。我常想，只是為了一些小事就置人於死，這種做法太偏激太無情了」；「青年生產隊的平民，不被允許與家人團聚。兒童都被‘安卡’集中到一起參加生產，大好的學習機會被剝奪。」

一個紅高棉戰士描述了北部的「解放區」統治方式:「在磅通，由很嚴厲的紅高棉幹部管制，他們很可怕，發生許多處決，佛像和寶塔也被破壞……，女人和孩子、年輕的男女都被分開到不同的勞動營，實行定量的公共食堂，勞動營的食物沒有肉和菜，僅僅是大米湯，還禁止孩子們尊重父母，禁止和尚祈禱，禁止丈夫與妻子同居。」 1972年底，在暹粒省吳哥地區的「解放區」出現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農民反抗，數千農民拋棄家園向西逃過泰國邊界，經泰國媒體採訪，世界才首次瞭解到紅高棉的模糊面目。1973年西南大區、東北大區和西北大區的「解放區」也開始實行與北部大區同樣的嚴厲統治。唯有東部的索平控制的「解放區」並不那麼嚴厲和殘忍，索平表現出某種獨立性，甚至他的東區部隊的穿戴也不是紅高棉的統一黑衣，而是越共式的綠衣。

很明顯，在統治形態上，紅高棉嚴厲的「新政策」與越南共產黨的政策不相容，而與中國的激進政策類似。為什麼紅高棉的政策會出現大轉變？那種「新政策」的來源是什麼？從時間和背景來看，可能與下列事實有關。

英薩利抵達北京後，這個剛鑽出叢林的英薩利，突然置身一個熱鬧炫目的數億人民轟轟烈烈搞「文革」的如火如荼場面之中，難免產生驚訝和崇尚。他在中國的四年的「政治留學」裡，中共給予他以「兄弟黨魁」的地位，遠遠超過了中共給予西哈努克的待遇，還多次受到毛澤東的召見談話。他對中國對毛澤東產生感激崇拜之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據國賓館服務員(兼眼線)李某回憶道:「英薩利是個有學問的人，隨身行李主要是書，其中有法文版的《毛澤東選集》，那部分書頁要比其他部分舊得多。」從中共報導的英薩利在中國的行蹤來看，除了他監視隨同西哈努克遊玩了中國各大城市和各名勝之地，英薩利還獨自地頻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活動，而他在中國更多的活動尚未被報導。據現存可查閱的70年代的中國新聞記錄，以及中國各地賓館、學校等為炫耀自身而公佈的接待「名人」記錄，可以發現英薩利在1971-75年的行蹤遍及全中國。他考察過中國的兵營、人民公社、「五七公社」、大寨、西北的農墾兵團，東北的石油基地大慶，華北的「勞改」集中營。他還熱心于「文革」中湧現的「新生事物」，例如他親自到瀋陽「聾啞人學校」參觀所謂的「用毛澤東思想治癒聾啞」的奇跡。當時中國「文革」的內容和種種怪異的做法，他可能都有興趣去考察瞭解。而西哈努克從未去參觀過那些東西，他對此缺乏興趣。可見，在中國，英薩利受到了「文革」的薰陶，也不可避免地接觸到「繼續革命」的極左理論。實際上，英薩利的考察是一個學習「毛氏革命」的過程，未來的事實證明，英薩利多次表明了他在紅高棉「社會革命」政策的制定方面對中國做法的模仿和對「文革」經驗的依賴。

自從英薩利來到北京以後，紅高棉與中共之間的黑箱合作全部由英薩利掌握。1972年，原本負責協調紅高棉、中國、北越三方行動的高米斯被英薩利排擠去河內長駐，不能再接近英薩利的秘密事情。1972年中，柬共創建者、原柬共中央主席、「柬共河內派」總首領山玉明（Son Ngoc Minh）來到北京討論柬埔寨局勢，當晚他在北京突然神秘死亡，終年52歲（1920-1972）。據北越人的說法，山玉明是被英薩利下毒而暴死，並斷定這事與紅高棉消滅「柬共河內派」的陰謀計畫有關。另有資料指出，山玉明在北京品嘗了「陰謀的水果」而被毒殺。巧合的是，10年前在柬共內部也出過一件党首領杜薩木神秘遇害的事情。

面對柬埔寨的戰亂變局，柬埔寨華人是怎樣反應呢？大部分的普通華人出於認同事態而擁護了朗諾政府。外省的華人大都不願接受共產黨統治而逃入金邊及就近的省城，而「革命華人」則敵視金邊政府。中共地下黨暗中實施了「華人投奔柬埔寨解放區、開展武裝鬥爭」的行動。一份「華運」的資料指出:「1970年4月中旬，在中國駐柬大使館的直接指示下，柬埔寨‘華運’的大部份幹部成員，分別從西南部的貢布省和東北部的磅占、橘井兩省進入（紅高棉的）解放區。貢布省解放區的‘華運’有數百名成員，成立了‘華運革命縱隊’，開展武裝遊擊的革命活動。」 

那份資料還指出：「1970下半年設立『華運特別委員會』九人作為『華運』最高領導機關，分別負責領導柬埔寨全國各省市華僑的革命活動。」一位華人女士證實:「朗諾政變後，（革命的）華人紛紛往外省遷。當時，我的丈夫在外省的‘解放區’參加了‘華運’，我帶著4個孩子住在金邊。於是我帶孩子們去找我丈夫。當時，一路上都有神秘的華人帶路，一站一站地接轉，白天不行動，到了晚上趕路。我和孩子們從沒去過其他地方，一路上什麼都不懂，全由不認識的華人安排。」 

有金邊華僑作證說:「越共為了躲避美軍而佔據了柬埔寨三分之二的國土，這些地方被紅高棉接管，這就是當時所謂的‘三分之二的柬埔寨被（共產黨）解放’。這時中共鼓動華校教師學生和華僑青年去‘柬紅區’參加‘革命’，還說‘只有柬埔寨解放了，你們華人才能真正獲得解放’等等。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許多華校的學生和教師都抱著一顆所謂‘愛國’心響應中共號召，拋下父母妻兒，放棄都市生活，跑進‘柬紅區’。然而，這些被欺騙的華人青年都成了共產黨的利用品。不少華人學生都是不告而別地離開父母和家庭。家長痛苦至極，也不知去何處尋找兒女的音訊，更想不到是中共地下黨造成了他們家庭的失散。」

中共地下黨暗中串聯和動員金邊5所華校的師生棄學出走，到「解放區」去參加「華運」組織，據估計約有600名華校學生離家參加了「華運」組織。「華運」在中共操縱下正待蓬勃展開。但是，紅高棉只同意「華運」在華僑聚居的地方，搞醫療所和中文學校，並不許可「華運組織」設立政治機構，也不允許「華運」配備武裝。而且必須由紅高棉指派的張東海負責「華運」事務。 

張東海，柬籍華人，中文流利，多年前已是柬共黨員，深得紅高棉信任，不屬中共地下黨系統。事實上，紅高棉對於中共地下黨操縱的「華運」很有反感，始終視「華運」為異己，只是當前還不便對「華運」動手。時隔不久，1971年7月張東海奉「柬共決定」，命令「華運」停止一切活動。1971年11月，張東海向「華運」傳達紅高棉的命令:「華運」交出領導權，必須於半個月內將「華運」的全體人員移交給柬共，轉為柬共領導的「新華運」（新的華人革命運動組織）成員，由張東海擔任負責人。但「華運」領導人自以為「華運」組織的後臺很堅硬，遂表示「華運」歷來歸屬中共地下党領導並要求等待中共的裁定和指示。這被張東海斷然拒絕。1971年12月12日紅高棉部隊突然包圍「華運」總部，逮捕了「華運」領導人及總部成員40余人，大部分殺掉。隨後，紅高棉在柬埔寨各「解放區」抓捕「華運」成員。凡有過革命活動的「華運」人員皆被防範或捕捉，只要捉到便不放生，必用毒刑致死。原「華運」成員人人驚恐，悲憤交加，極盼中共施以援手或者幫助他們逃往中國大陸。大約在此時，「老董」也消失了，他原本是中共地下党安置在華校的負責人，後擔任了「華運」的指導員。

1972年3月18日張東海與原「華運」組織頭目在交談中實言相告:「華運組織在柬埔寨搞國中之國、黨中之黨，柬共是不認同的。在柬埔寨境內絕不允許什麼外國僑民搞自己的什麼革命。」至此「華運」頭目才清醒過來，弄懂了紅高棉不允許中共操縱的「華運」繼續存在。同年10月「華運」自行宣告解散。「華運」覆滅，紅高棉的「新華運」取代了中共地下党的「華運」。後來，「新華運」被改編為「華人大隊」。 1972年11月，原「華運」4名頭目氣憤難平，串聯偷跑，沿「胡志明小道」跋涉三個月抵達北越，要去北京請示中共當局評理。北越人把他們用飛機送往北京。但結果是未能料想的：中共有關部門傳達的裁決是「中共已與柬共達成協議，將‘華運’全部移交給柬共處置。中共方面不再過問。」「華運」代表們悲傷但還幻想另一要求:「是否可以讓‘華運’成員回到中國大陸來定居？」孰料當局回答也絕情:「祖國（中國）的大門，不會為你們而開。」

一個當年的「華運」成員的證詞是:「我們這些天真的華人青年都抱著共產黨理念到『柬紅區』去為柬埔寨革命奉獻自己，不但身無分文（個人帶去的錢物全部充公），也沒有個人權利自由，面對著自己的人生選擇、戀愛、工作都要絕對服從‘華運’組織的安排。而我們吃盡苦頭，喪失寶貴的青春年華得到的結果是中共把‘華運’交給紅高棉處置，中共與‘華運’組織不再有任何關係。當時‘華運’領導者們沒接到中共的通知，只好懇求紅高棉准許『華運』人員自行集中到東北山區，（脫離政治）去過自力更生的農場生活。1972年底，在東北部的‘華運’頭目逃往『胡志明小道』，由越共聯絡班護送到中國北京向中共請示，中共才證實已經把我們這批響應‘祖國’號召獻身柬埔寨革命的華人出賣給紅高棉。……紅高棉勒令‘華運’解散，連我們的人身安全也沒有保證。真是‘樹倒猢猻散’，我們誰也顧不了誰。就這樣，支持柬埔寨革命的華人落到了無處可歸、各自逃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