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建黨到大革命失敗這段初生期，幾乎全部費用都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中共對此迄今嚴格保密。本文根據蘇共解密檔案和學者的研究成果，揭開令人吃驚的一角。

● 列寧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創始人。1921年6月28日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作報告。（本刊資料）

　　任何軍政活動都需要龐大財力支撐。沒有錢，職業革命者無法生存，大革命的場面無從形成，這是常識。中共初興之時全仰蘇聯財援，但中共對「用盧布」一向諱莫如深。　　

　　一九六○年代以前，蘇聯要避「輸出革命」、中共要避「赤俄僱傭」；此後中蘇鬧翻，中共又得避諱「依靠盧布喂大」——既顯缺乏獨立自主，又涉嫌「忘恩負義」。一九九○年代蘇聯檔案解密，不斷飄出塵封資料。但大陸學人餘悸猶在，很少敢沾碰這一專題。近年有人開始整理這方面史料，論文發表於較冷僻的學術刊物。絕大多數學者（遑論老幹部）對中共依賴盧布起家尚不知情，揭開一角，難免驚叫。

維金斯基帶十萬美元鑽石到上海

　　一九二○年七月，李大釗在北大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月捐八十銀圓為小組經費。十二月陳獨秀赴穗就任教育委員長，李漢俊代理中共上海支部書記，他抱怨：「人都走了，經費沒有，沒辦法幹了。」李漢俊要包惠僧去廣州請回陳獨秀，或將黨的機構遷穗。包同意赴穗，但沒有路費。由某青年團員資助十五元，包才赴穗。（註１）《共產黨》也因缺經費，只出了六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馬林向共產國際匯報一九二一年六月初至十二月十日期間中國共運：「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他主編《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自維經斯基（即吳廷康）離華後，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註２）經費問題十分明顯。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在報告中：「我們感到最遺憾的是缺少錢。《勞動界》停刊了，兩個工人工會也得停辦。因為：第一，經費困難；......我們的機關報是《社會主義者》日報，該報每月需要七百元，（註３）很難繼續下去。」

　　陳公博是黨的活躍份子。經費問題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難題。撮選幾則史料：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鄂西特委負責人在上海向中央要經費：「我們最低限度的預算每月三百元（交通費公辦費一百五十元，生活費房租在內一百五十元），宜昌機關四個、沙市兩個，共七個機關，如少了則萬萬辦不到，而省委只允許二百元......二百元實在辦不到，也是無法啊。」（註４）

　　一九三四年中共地下黨在上海連遭嚴重破壞，經濟一時陷於絕境，史沫特萊捐出四萬美金，才助中共度過難關。一九三五年河北省委與中央失去聯繫，經費無著，一邊緊縮機關，一邊下鄉鬥地主搞糧食，一邊再搞募捐，日子仍過不下去。省委書記高文華與負責經費的其妻賈璉，只得賣孩子以維持。「我們共有四個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頭，男孩比女孩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四個月的兒子賣了五十元大洋。這錢分給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決吃飯問題。這五十元大洋，整整維持了北方局三個月的生活。」（註５）

　一九三五年底的「價廉物美」（張申府語）的「一二九」學運，散發傳單仍需經費墊襯，北平學聯的成本為一百大洋。（註６）　　

　　為避免孤立無援，赤俄政權稍一穩定，便急著「輸出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規劃世界革命。一九二○年四月中旬，維經斯基赴滬，俄共派遣特使將價值十萬美元鑽石到上海變賣，不止一次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給他的任務是克服中國革命的分散狀況，將中國激進的知識份子集中起來，成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

初期經費完全靠蘇俄資助

　　一九二○年秋，《新青年》雜誌開始接受共產國際資助，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刊物，引發著名的「胡陳分流」。一九二一年一至二月，廣州無政府主義激進青年領到俄國人給的生活津貼（每月二十港元）（註７）　　

　　然維經斯基未能完成在中國組建赤黨的任務。一九二一年四月，共產國際再派出馬林來華助建中共，最實質的支持當然是金錢。據《包惠僧回憶錄》，馬林抵滬後立即與李漢俊、張國燾等人籌備中共一大，向六個外地支部寄送通知，邀請每一支部派兩名代表赴滬與會，每位代表匯路費一百元。（註８）據說回程時再領五十元川資，毛澤東就是靠這筆錢，會後遊歷杭州南京。毛此時在長沙師範附小主事，年薪僅百餘銀圓，他不斷給報社投稿以賺稿費，很辛苦。包惠僧說：......如果不是他（馬林）來，我們黨的「一大」會議可能要推遲一兩年，或更多一點的醞釀時間。如果不是他四處奔走，國共聯合戰線可能推遲，或者搞不成。（註９）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政治報告中：「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特別提醒莫斯科：

　　首先應該強調一下中共的財政困難情況......這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共三大一結束，馬林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

　　黨現有黨員四百二十名，其中工人一百六十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一、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二、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三、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４、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

　　黨是個早產兒（......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黨早產並過多依靠外國的資金維持。（註１０）

　　一九二六年俄共政治局決議「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註１１）俄共不僅僅向中國輸出革命，還向日本、蒙古、朝鮮等東方各國共產黨提供經費。

俄援貫穿上海、江西至延安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剛結束，張國燾草擬工作計畫，上海總部及京漢穗湘等分部，各地出版工人刊物，約三十人每月領取津貼二千零三十五元，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為每月一千零數十元。馬林表示均由共產國際補助。（註１２）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陳獨秀打收條認領共產國際寄來的四、五月經費一千墨西哥元。後再認領二千九百四十港幣（折合三千國幣）。七月十日莫斯科匯款一千八百四十墨西哥元，專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馬林檔案詳盡記錄了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財援。

　　一九二四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約三千元；一九二五年預算月領二千二百五十元，四月起增至三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二七年月均收到三萬元以上；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每月預算五萬元左右。一九二七年後每年僅用於「特別費」一項，中共就得到幾十萬元上下。如一九二七年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俄款約三萬元，開辦黨校得五萬元，七月到八月湖南農運得款近五萬元，九月準備秋收起義得款一萬元，十二月為廣州起義及善後得援款近十萬元。一九二八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萬特別費。（註１３）毛澤東搞秋收起義，章士釗也為他籌了兩萬元，這即毛後來厚待章的出處之一。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春，僅李大釗經手的經費就達數萬，款子均由穗漢國民政府處匯來。一九二六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達每月六千元；一九二七年再增經費預算每月一點二萬元。二七年七月五日，共產國際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三點九五萬元。二七年八月九日，鑒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須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捕一帶二。共產國際代表為此撥款千元。二七年八月國共徹底破裂後，共產國際撥給中共的經費增加到每月兩萬。（註１４）

（下文及注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