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初期的財政來源(上)
 
中共初期的財政來源(上)
作者: 裴毅然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1-08-14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中共建黨到大革命失敗這段初生期,幾乎全部費用都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中共對此迄今嚴格保密。本文根據蘇共解密檔案和學者的研究成果,揭開令人吃驚的一角。

● 列寧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創始人。1921年6月28日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作報告。(本刊資料)

  任何軍政活動都需要龐大財力支撐。沒有錢,職業革命者無法生存,大革命的場面無從形成,這是常識。中共初興之時全仰蘇聯財援,但中共對「用盧布」一向諱莫如深。  

  一九六○年代以前,蘇聯要避「輸出革命」、中共要避「赤俄僱傭」;此後中蘇鬧翻,中共又得避諱「依靠盧布喂大」——既顯缺乏獨立自主,又涉嫌「忘恩負義」。一九九○年代蘇聯檔案解密,不斷飄出塵封資料。但大陸學人餘悸猶在,很少敢沾碰這一專題。近年有人開始整理這方面史料,論文發表於較冷僻的學術刊物。絕大多數學者(遑論老幹部)對中共依賴盧布起家尚不知情,揭開一角,難免驚叫。

維金斯基帶十萬美元鑽石到上海

  一九二○年七月,李大釗在北大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月捐八十銀圓為小組經費。十二月陳獨秀赴穗就任教育委員長,李漢俊代理中共上海支部書記,他抱怨:「人都走了,經費沒有,沒辦法幹了。」李漢俊要包惠僧去廣州請回陳獨秀,或將黨的機構遷穗。包同意赴穗,但沒有路費。由某青年團員資助十五元,包才赴穗。(註1)《共產黨》也因缺經費,只出了六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馬林向共產國際匯報一九二一年六月初至十二月十日期間中國共運:「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他主編《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自維經斯基(即吳廷康)離華後,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註2)經費問題十分明顯。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在報告中:「我們感到最遺憾的是缺少錢。《勞動界》停刊了,兩個工人工會也得停辦。因為:第一,經費困難;......我們的機關報是《社會主義者》日報,該報每月需要七百元,(註3)很難繼續下去。」

  陳公博是黨的活躍份子。經費問題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難題。撮選幾則史料: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鄂西特委負責人在上海向中央要經費:「我們最低限度的預算每月三百元(交通費公辦費一百五十元,生活費房租在內一百五十元),宜昌機關四個、沙市兩個,共七個機關,如少了則萬萬辦不到,而省委只允許二百元......二百元實在辦不到,也是無法啊。」(註4)

  一九三四年中共地下黨在上海連遭嚴重破壞,經濟一時陷於絕境,史沫特萊捐出四萬美金,才助中共度過難關。一九三五年河北省委與中央失去聯繫,經費無著,一邊緊縮機關,一邊下鄉鬥地主搞糧食,一邊再搞募捐,日子仍過不下去。省委書記高文華與負責經費的其妻賈璉,只得賣孩子以維持。「我們共有四個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頭,男孩比女孩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四個月的兒子賣了五十元大洋。這錢分給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決吃飯問題。這五十元大洋,整整維持了北方局三個月的生活。」(註5)

 一九三五年底的「價廉物美」(張申府語)的「一二九」學運,散發傳單仍需經費墊襯,北平學聯的成本為一百大洋。(註6)  

  為避免孤立無援,赤俄政權稍一穩定,便急著「輸出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規劃世界革命。一九二○年四月中旬,維經斯基赴滬,俄共派遣特使將價值十萬美元鑽石到上海變賣,不止一次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給他的任務是克服中國革命的分散狀況,將中國激進的知識份子集中起來,成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

初期經費完全靠蘇俄資助

  一九二○年秋,《新青年》雜誌開始接受共產國際資助,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刊物,引發著名的「胡陳分流」。一九二一年一至二月,廣州無政府主義激進青年領到俄國人給的生活津貼(每月二十港元)(註7)  

  然維經斯基未能完成在中國組建赤黨的任務。一九二一年四月,共產國際再派出馬林來華助建中共,最實質的支持當然是金錢。據《包惠僧回憶錄》,馬林抵滬後立即與李漢俊、張國燾等人籌備中共一大,向六個外地支部寄送通知,邀請每一支部派兩名代表赴滬與會,每位代表匯路費一百元。(註8)據說回程時再領五十元川資,毛澤東就是靠這筆錢,會後遊歷杭州南京。毛此時在長沙師範附小主事,年薪僅百餘銀圓,他不斷給報社投稿以賺稿費,很辛苦。包惠僧說:......如果不是他(馬林)來,我們黨的「一大」會議可能要推遲一兩年,或更多一點的醞釀時間。如果不是他四處奔走,國共聯合戰線可能推遲,或者搞不成。(註9)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政治報告中:「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特別提醒莫斯科:

  首先應該強調一下中共的財政困難情況......這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共三大一結束,馬林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

  黨現有黨員四百二十名,其中工人一百六十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一、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二、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三、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

  黨是個早產兒(......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黨早產並過多依靠外國的資金維持。(註10)

  一九二六年俄共政治局決議「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註11)俄共不僅僅向中國輸出革命,還向日本、蒙古、朝鮮等東方各國共產黨提供經費。

俄援貫穿上海、江西至延安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剛結束,張國燾草擬工作計畫,上海總部及京漢穗湘等分部,各地出版工人刊物,約三十人每月領取津貼二千零三十五元,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為每月一千零數十元。馬林表示均由共產國際補助。(註12)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陳獨秀打收條認領共產國際寄來的四、五月經費一千墨西哥元。後再認領二千九百四十港幣(折合三千國幣)。七月十日莫斯科匯款一千八百四十墨西哥元,專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馬林檔案詳盡記錄了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財援。

  一九二四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約三千元;一九二五年預算月領二千二百五十元,四月起增至三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二七年月均收到三萬元以上;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每月預算五萬元左右。一九二七年後每年僅用於「特別費」一項,中共就得到幾十萬元上下。如一九二七年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俄款約三萬元,開辦黨校得五萬元,七月到八月湖南農運得款近五萬元,九月準備秋收起義得款一萬元,十二月為廣州起義及善後得援款近十萬元。一九二八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萬特別費。(註13)毛澤東搞秋收起義,章士釗也為他籌了兩萬元,這即毛後來厚待章的出處之一。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春,僅李大釗經手的經費就達數萬,款子均由穗漢國民政府處匯來。一九二六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達每月六千元;一九二七年再增經費預算每月一點二萬元。二七年七月五日,共產國際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三點九五萬元。二七年八月九日,鑒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須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捕一帶二。共產國際代表為此撥款千元。二七年八月國共徹底破裂後,共產國際撥給中共的經費增加到每月兩萬。(註14)

(下文及注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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