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聯生活週刊》文化記者、導演、作家王小峰，日前首次到臺北旅遊，返回大陸後寫了一篇《臺北散記》，他寫到，大陸這邊沒見過世面的人，整天在網上晒洗過的豬腦子，幹嘛不出去看看，看看人該怎麼活著。】

散記，就是把零零散散的感觸記下來的意思。我還不瞭解台灣，不敢太多妄言。

認識很多台灣文化人，卻是首度去台北

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臺北，看風潮公司辦的世界音樂節。這是我第一次去台灣。

說起和台灣的緣分，還要追溯到1993年，那年我寫了一篇批評《中國火》的樂評，被魔岩唱片的張培仁先生看到了，他和北京的負責人說：「我去北京要見見這個人。」在某一個午夜，我家的電話響了，電話那頭說：「我是張培仁，我能不能現在見見你？」我感到很意外，也很驚喜，可是，已經半夜一點了，那時候我晚上九點以後極少出門。他這麼晚把我揪過去，是想跟我當面對質那篇雞蛋裡挑骨頭的文章嗎？

我還是忐忑著打車去了張培仁住的酒店，他沒怎麼提那篇文章，而是盤腿坐在床上，給我講他的搖滾夢想。他說話的時候有些激動，時而深思，像水邊的阿狄麗娜，時而慷慨激昂，像打雷前的閃光。我仔細聽著，沒有插嘴的機會。張培仁是個理想主義者，我當年也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很多話都觸動了我，「我要是有錢，就把大陸所有搖滾樂隊都簽下來。」這是那晚我印像最深的一句話。說心裡話，我真被他感染得心潮澎湃了，要是中國到處都是搖滾，那民主不就很快實現了嗎。

台北西門町和小街小巷

張培仁回到臺北後，還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補充了那晚他未盡的話題。讀信的時候，我依然很激動。

後來，張培仁離開了魔岩，我沒有看到他把中國所有搖滾樂隊都簽下來，也沒有因為中國搖滾後來成了一種時髦的玩意兒而看到民主的到來。

藍迪（張培仁）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台灣人。從那之後，因為工作關係，我認識了很多台灣人，科技界的、音樂界的、電影界的、藝術界的、文學界的、商界的、媒體界的……這些人都在用不同方式向我介紹台灣，這讓我對台灣開始有了一種好奇，它究竟跟這邊有甚麼不同，我甚麼時候能有機會去台灣看看，走在忠孝東路，佔領西門町，媽祖廟後面那塊斑駁的木板還在不在……

後來，我身邊的朋友去了台灣，我很好奇，問他們：臺北甚麼樣？他們說，一個小破地方，跟北京昌平差不多。

你們北京昌平有羅大佑、李壽全嗎，有楊德昌、侯孝賢嗎？連S.H.E.都沒有。

2009年，我寫了一本小說《沿著瞭望塔》，裡面有些情節發生在臺北。我沒去過，只好通過台灣那邊來的朋友支離破碎的介紹來想像臺北是座甚麼城市。我能想像出的就是臺北是座古樸、破舊的城市（因為小說背景發生在1979年）。

每次有台灣朋友來，都會跟我說，有機會到臺北來玩。後來，兩岸直飛，很方便了，但我仍沒有踏上這片讓我好奇的土地，直到最近。

有些破舊跡象，卻真實、可愛，不矯情

去台灣之前，我對這個地方有過很多想像，身臨其境，感覺和自己想像的差不多，它確實不大，和現在大陸的一個中等城市差不多，不仔細看，很難發現其中的區別。1987年以前，台灣在戒嚴，1976年以前，大陸在階級鬥爭，其實環境都差不多惡劣，可為甚麼台灣出了後來影響大陸幾代人的流行文化？

台灣經濟在60年代就已開始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從此與大陸各奔東西。我在臺北的巷子裡轉悠，仔細觀察這裡的細節，才發現，它和大陸城市最大不同的是，如果說臺北城市細節是成熟少女的胸，那麼大陸的城市細節就是矽膠（按：即矽膠）。穿行於街頭巷尾，雖感覺城市有些破舊，甚至還有衰敗跡像，但它真實、可愛、自然，不那麼矯情。每個人看上去都那麼放鬆自然，不像這邊的人焦慮匆忙，言談話語之間充滿慾望。

對於一個不愛逛街的人，我竟然對瀏覽路邊小店產生了興趣，在街上行走，幾乎每個小店我都要進去看一看。我不想買甚麼，就是想感受一下那種氛圍，人們都很禮貌、熱情。每次問路，人們都耐心細緻給你指路。在潮街，我問全家超市的一個小夥子，台灣最小的書店「好樣本事」在哪裡（其實就在超市後面50米），小夥子站在門口給我講了三分鐘這家書店的歷史和典故，然後再告訴我往右一拐就是。後來，我在街上都不好意思問路了，因為他們都很認真、詳細給你指路，詳細到都記不住。不知道位置的人會拿出手機，幫我找到位置，然後告訴我怎麼過去。一個在這邊老享受列兵待遇的人，突然被當成師長對待，真他X不適應。

我常想，大陸這邊沒見過世面的人，整天在網上晒洗過的豬腦子，幹嘛不出去看看，看看人該怎麼活著。

每天我大概要走五六公里，漫無目的，非常放鬆，非常悠閒，恍惚中感覺時間都慢了。但不知為甚麼，總有一種莫名的傷感出現，我的自在悠閒常常被這突如其來的傷感打斷一下。

誠品書店、陳昇和李壽全的歌

我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家上揚唱片店，二層樓，很小，主要賣爵士唱片和古典唱片。我站在爵士唱片架前，數著一共有多少張，我想把它全部買下來。樓下還有很多世界音樂唱片，比如Rough Guide系列（世界各國民間音樂），我也想買下來。後來一想，那張中國專輯收錄的是崔健和艾靜的歌，我就放棄了。

誠品書店也有很多唱片。在去台灣之前，我一直托一個台灣朋友幫我帶書，我管他叫「運書大隊長」，有時候他送給我的紙口袋就是誠品書店的。所以，誠品書店在我心中慢慢變得神聖起來，想著去台灣的話，別的地方可以不去，誠品一定要去。但這次到了誠品，感覺很失望，五層樓只有一層是賣書的，其餘的都是賣衣服賣工藝品的，賣書的區域看上去還沒三聯書店大，唉，圖書市場在哪裡都不景氣。我喜歡的書並不多，有些書帶過來又有風險，想想還是別冒險了，最後只買了八本書。去之前我專門准備了一個大手提袋，用來裝書，最後也沒用上。

誠品有一個區域賣唱片，我轉了兩圈，發現想買的唱片太多了，走馬觀花就相中了十幾張，但最終我只買了一張：李壽全的《8又二分之一》30周年紀念版。

記得還是在上大學，第一次聽到《我的志願》，是孫國慶唱的。那時候詞曲作者都沒有，頂多署個「佚名」。我看歌詞就知道不是大陸人寫的，因為「我長大後要做總統」這種話大陸人是寫不出來的。當時還聽過一首《張三的歌》，是韓軍或李曉東唱的，歌名叫《流浪》。後來才知道，這些歌都是出自一個人之手，李壽全。再後來，我終於買到了《8又二分之一》，有段時間，它一直在我的音響裡面轉。

李壽全的音色很特別，聽一次就會記住。更不同的是他的音樂總是帶著一種惆悵、傷感，即使唱《我的志願》，都能聽出來這種情緒。我想，每個人對音樂的理解是不同的，創作音樂的人，一定是控制音樂部分的腦神經千差萬別，才會寫出不一樣的音樂，比如，我一直認為陳昇的歌都是在跑調的旋律線上寫出來的。腦神經對音樂調性的敏感程度決定了音樂家的音樂風格，只能這麼說，李壽全的腦神經對傷感比較敏感。

在臺北街頭，我的心裡不斷湧現出憂鬱、孤獨和傷感，這讓我總是想起李壽全的歌。然後停下來，想，我為甚麼會有這種感覺？我講不清楚，可能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心理問題，我也不想去探尋這種情緒出現的原因，說起來肯定很複雜，甚至說出來你也不信。

台北為什麼創造那麼多流行文化影響大陸？

我去挪威的烏爾維克之前，我不知道這地方是甚麼樣子，因為挪威到處都是美景，烏爾維克也一定很美。可是當車駛入烏爾維克，我還是覺得心裡沒有準備好，它出乎我意料地美。站在峽灣邊上酒店的陽台，我看著遠方，心裡有種他媽想叛國的衝動。

烏爾維克是挪威詩人奧拉夫•H•豪格的故鄉，作家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過他的詩集《我站著，我受得了》。在宛若天堂的烏爾維克，我讀他的詩，卻發現這哥們兒的詩寫的很陰鬱很絕望，也許他的詩都是在極夜的環境下寫的吧，跟眼前的風景完全不搭。

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深深的惆悵，不管是讀豪格的詩還是聽李壽全的歌。比如李壽全的《加州的彩虹》，聽起來完全沒有陽光感，是那麼冰冷，《8又二分之一》《未來的未來》聽著都會有要哭的衝動，但是單看歌詞，並沒有那種傷感。

《8又二分之一》發行的時候，台灣還沒解嚴，和李壽全合作的詞作者，字裡行間都會流露出一股憂鬱的情緒，我想他們當年跟此時此刻地球的某個地方的生活環境差不多吧。有時，我們去讀那個時期的歌詞，那些詞句並非只有優美的字面，人們一定是在某種特殊的感受下才會寫出那樣的詞句，不然編都不出來。放在今天，羅大佑死活都寫不出「如果我們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難改變，至少我還擁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顏」。

大陸的年輕人差不多都聽過台灣流行歌曲，有時候這邊的媒體常用「人文歌手」來形容類似羅大佑、黃舒駿、李壽全他們這些人。我猜，這邊的人沒啥文化，估計看到一些深刻的詞句就把他們列入人文歌手行列，可到底甚麼是人文，他們為甚麼人文？好像沒有人去想這些。一個名詞一旦流行，人們就不會思考這背後的意思了，只管會用即可。

漫畫家朱德庸先生和夫人陪我逛西門町，在繁華的西門町，他們講小時候眼中的西門町，他們在哪裡玩，那時候有甚麼，那時候的門臉是什麼樣子，講現在的西門町，講世事變遷帶來的無奈……他們的回憶讓我仿彿看到了另一個西門町。他們陪我去了很多地方，每到一處，都會給我講一些典故和歷史，我也在想那個我想像中的過去的台灣是甚麼樣子，隱約我看到了一道縫隙，那個我並不瞭解的台灣。

離開台灣之前，我去酒店對面閒逛，附近就是新光三越，但我沒進去，而是去了附近的巷子，一條條巷子挨個走了一遍，有很多咖啡館、服裝店、創意小商品，我一邊走一邊想，臺北是座不大的城市，在今天大陸人看來，可能不及一座二線城市，為甚麼他們創造的流行文化影響大陸好幾代人，而大陸這邊，為甚麼在最近這幾十年給地球上製造了那麼多文化垃圾？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污染了世界還是世界污染了我們？

我欣賞的台灣音樂人差不多都採訪過，唯有李壽全還沒有采訪，這是我十多年來的一個未了卻的願望，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採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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