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帥，又是共產黨初期五任總書記。他的一生飽受曲折而堅守獨立精神反抗專制不惜代價。晚年終於達到唾棄無產階級專政、認同西方民主的境界。他無疑是中共領袖中最有覺悟和現代意識的一位，不愧為中國二十世紀的偉大人物。

大陸官方在改變對陳獨秀的評價。2009年在上海福壽園落成陳獨秀銅像，說他是「思想家、革命家」。

　　陳獨秀（1879─1942）是反封建的闖將，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和北京大學淵源很深。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先生入長北大，旋即延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和留美歸來的胡適倡導新文化，應者群起，眾聲喧嘩，衝擊著封建文化。各種學說和主義紛呈，也長出了一株共產主義毒苗。激進的陳獨秀很快就成了中共早期的教父，但是他沒有料到，播下反封建龍種，長成的是一批封建跳蚤。

　　《新青年》月刊由陳獨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創辦於上海，自任主編。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編輯部隨他遷到北京。進入北大後該刊迅速為全國青年所追捧，很多年輕人看到《新青年》猶如荒漠中遇見甘泉，從此走上革命道路，不少人則走上了馬列歧途。

對《新青年》歷史地位的評價

　　陳獨秀一九一九年一月撰文《新青年》明確提出只有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才能救中國，顯示他們跟舊事物的徹底決裂和對改革的堅定。《新青年》也強烈抨擊封建倫理。留美即將返國的胡適，一九一七年發表《文學改良謅議》，大力倡導白話文，陳獨秀也在一九一八年發表《文學革命論》，以為呼應。

　　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新青年》改用白話文，帶動了其他刊物的跟風，形成了使用白話文的潮流。一九一八年起，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李大釗、高一涵、魯迅等人參與《新青年》工作，輪流主持編輯。

　　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次年刊出《庶民的勝利》。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釗編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專號」，有陳獨秀的文章《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吹捧蘇俄革命。一九一八年到中共成立，《新青年》刊登的有關馬列主義、十月革命和中國工運的文章多達一百三十多篇，當時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認為，馬列和蘇俄，就是最先進的民主。

　　陳獨秀文字言語鋒芒逼人，有意無意得罪了很多人。一九一九年春傳出陳獨秀「嫖妓」的流言蜚語，同年六月陳又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五個月。陳遂辭職離開北大返回上海。同年《新青年》復刊，由陳獨秀主編。

　　一九二零年起，《新青年》變成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封面也改為親蘇圖案。雜誌每期增設《俄羅斯研究》專欄。胡適不滿，指責《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譯本」（蘇維埃俄國）。胡適發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不贊成在中國過度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多研究些中國的實際問題，甚至主張《新青年》「聲明不談政治」。這些意見遭到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的抵制。　　

　　《新青年》高舉思想解放大旗，向封建主義發起猛烈進攻為中國現代化奠定文化基礎。陳獨秀是掛帥人物，但在俄國十月政變後，引領《新青年》走上了歧途。

　　《新青年》後期陳獨秀和李大釗大力宣傳馬列主義，為中共的誕生作了思想和人員準備。雖然是把共產妖魔領進了中華大地，不過，我們也不能過多責怪陳獨秀、李大釗這些先賢，他們是在真誠地尋找民族復興之路。時代的局限，他們不可能認識到「十月革命」的本質。而蘇聯兩次發表聲明，放棄沙皇侵佔的中國利益，極大地贏得中國人民的好感，以致孫中山先生也要「以俄為師」，又怎麼能責怪陳獨秀、李大釗等年輕人呢。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四十歲，胡適三十二歲、李大釗三十歲。

創立共產黨，歷任五屆總書記

　　陳獨秀先生，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生，十七歲時中秀才。工詩詞書法，對中國文字學深有研究，新學造詣也深，懂日、英、法三國文字。一九零零年赴日留學，參與革命活動投身救國。陳獨秀才思敏捷，筆鋒犀利，但演說枯燥。他為人剛直、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但缺少親和力，甚至難以容人。陳獨秀缺乏政治家的靈活，厭惡玩弄權術，他是一位思想家和學者，是關懷天下的傳統書生，並非政治家，但歷史卻把他推上政治舞臺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八月陳獨秀在上海創立中國共產黨，任中共臨時中央書記。一九二一年七月陳獨秀在廣州，沒有出席上海中共一大，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此後，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上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名稱雖有不同，都是中共第一把手。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斯大林竟任命工人向忠發為第六任總書記。到第七屆才輪到毛澤東。

　　一九二一年陳獨秀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嚴重爭執。馬林要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這些共產國際派來的年輕人，以思想和金錢的施恩者自居，頤指氣使，指揮一切。陳獨秀不能接受馬列教條和共產國際的命令都要執行。同年十月，陳獨秀在上海被捕，馬林以鉅款賄賂租界當局而獲釋。陳獨秀從此改善與馬林的個人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共的所有經費，悉數來自共產國際，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喂養，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從此中共成了蘇共的兒子黨。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通過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陳獨秀對國民黨聯絡軍閥等一些作法仍予批評外，總體上接受了國共合作方針。既然如此，陳獨秀認為中國只有走「二次革命」道路，第一階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由國民黨領導；第二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由共產黨領導。

● 陳獨秀墨跡。（本刊資料）

堅持原則不惜和斯大林翻臉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寧死後，斯大林掌權，主張中共黨員打國民黨的旗幟，奪取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以利於蘇聯控制中國。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演講時就露骨地說過：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必須像榨檸檬一樣，把它榨乾，然後丟掉。

　　但是，國民黨畢竟不是兒子黨。共產黨暗的一套，如分化國民黨為左中右三派，農會無法無天的極左行為，抄了好多北伐軍將士的老家、殺了他們的老父，以及在黃埔軍校及軍隊中建立秘密組織等等，一九二六年蔣介石公開表明，國民黨內不能允許有小黨派的活動。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命令周恩來等在上海組織暴動，結果失敗，更加刺激了國民黨。於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開始清黨。七月五日，汪精衛迎合蔣介石，「寧漢合流」。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以共產黨的失敗宣告破產。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聯共（布）政治局為討論中國問題，召開過一百二十二次會議、作出七百三十八個決定。事無巨細，都有具體規定，由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執行，只有一小部分命令中共中央貫徹執行。斯大林的遙控指揮是中共失敗的主要原因。

　　中共五大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中共「八七」會議上正式解除陳獨秀的職務，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宣佈斯大林作出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結論。陳獨秀忍無可忍，拍案而起曰：「我們應該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乾的小猴兒牽著鼻子走了。」小猴兒（共產國際代表）要陳獨秀悔過，陳答以「所謂悔過，過從何來，如何悔之？現在應該悔過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一再催促陳獨秀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以圖囚禁陳逼迫他當替罪羊。陳獨秀洞悉其奸，拒絕前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共政治局決議，開除陳獨秀和他的支持者出黨，勇者獨秀仍發表《告全黨同志書》，承認第一次國共合作期中共領導確有很多錯誤，他個人要負主要責任。不過，第一句話就是：「我們錯誤地執行了斯大林小集團機會主義錯誤路線。」

組織托派，堅持抗日，拒不妥協

　　陳獨秀出黨後，不忘使命，組織「無產者社」，發行《無產者》雜誌。曾任聯共政治局委員的托洛茨基，在國民黨反共清黨後，指責斯大林出賣中國革命，二八年即被斯大林清洗、流放，二九年驅逐出國。《無產者》刊載很多托洛茨基的文章。一九三一年中國四個托派組織召開大會，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陳獨秀被推舉為總書記，成為中國托派的領袖。

　　一九三二年在中日淞滬戰爭中，陳獨秀以托派中央名義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並向中共提議聯合反日。一九三二年十月，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後，發表聲明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日，擁護國共合作，並與反對國共合作的托派完全決裂。

　　從一九二七年出黨後，陳獨秀被中共戴了九頂帽子：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在南京審判陳獨秀的法庭上，法官問「你主張要奪取政權嗎？」，陳答：「當然的，政黨不想奪取政權，還叫甚麼政黨。」著名的大律師章士釗義務為陳辯護，說了些減輕刑責的好聽話，如陳一向主張議會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鋒、認真實行三民主義、托派活動與國民黨的反共目標一致之類。陳獨秀聽完後，拍案而起：「章律師之辯護，全係個人之意見。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並將章說的「誤信共產主義」糾正為「堅信共產主義」。

　　胡適和陳獨秀政見不一，時有爭論，但仍多次從北京來南京獄中，送來吃的、用的和書籍。陳獨秀托胡適把《資本論》譯成中文，胡受命而為。抗戰伊始，胡適接受駐美大使職，臨行時籲請釋放陳獨秀，蔣介石放陳，送了胡適一個人情。陳獨秀出獄，陳果夫和陳立夫即予宴請，他們傳達了蔣介石的意見：聘請陳獨秀出任勞工部長，陳即席作答「......他叫我當部長是假，叫我點綴門面是真。他殺了我們多少同志，包括我的兩個兒子，把我關了很多年......這不是異想天開嗎！但是，今天國共合作抗日，我可以和蔣先生合作。」

　　一九三七年底陳獨秀逃難到武漢。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要求陳寫個書面檢討以回黨工作，陳獨秀嚴詞拒絕，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回黨工作是我所願。但是，我不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何必以後再搞得不歡而散呢。」於是陳獨秀遭到了最惡毒的誣陷，中共說他是每月領取日本偵探機關三百大洋的漢奸。這也太離譜了，許多社會賢達包括國民黨人簽名聲援，要共產黨拿出證據來，陳也要求對簿公堂。周恩來單方面要求陳獨秀克制，不要辯解。陳獨秀感念舊情，照顧剛在陝北站住腳的中共，未再追究。

鐵窗反思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

　　然而，中共給陳獨秀戴的漢奸帽子卻長期沒有脫下來，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十三號檔才一句帶過：「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

　　毛澤東在公開文章中說過：「陳獨秀曾經是我的老師」，「陳獨秀曾經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可見，中共給陳獨秀戴的一堆帽子，除掉「反黨」外都是無中生有。

　　中共中央書記處曾應陳獨秀後人要求討論過恢復陳獨秀黨籍問題，但沒有通過。

　　一九三二年起陳獨秀鐵窗五年，讀書萬卷，冷靜思索後，徹底推翻了「我輩以前的見解」。晚年陳獨秀回到了《新青年》的「民主與科學」之路，回歸了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他寫道：「人類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的格別烏（秘密員警）政治。」他不同意「把蘇聯的一切罪惡都歸昝於斯大林」，因為「是獨裁制度產生了斯大林。」「獨裁制度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中寫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從而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

　　陳獨秀晚年對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共產黨組織體系進行了全面反思和批判，超前地指出「共產黨乃是法西斯之母」！他說：「民主主義是......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無產階級......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他贊揚了英美議會民主制度，說二次大戰「若勝利屬於英美法，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所周知的民主。」

　　陳獨秀在臨終那年還著文說：「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胡適在《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中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

晚景淒涼懷抱民主理想抑鬱而終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慶時，江澤民重新解釋北大傳統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把「愛國」強加於前。我們來看看北大的先知陳獨秀給我們留下的文字。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他說：

　　「愛國！愛國！這種聲浪，近年以來幾乎吹滿了我們中國的社會。就是腐敗官僚蠻橫軍人，口頭上也常常掛著愛國的字樣......」「愛國大部份是感情的產物，理性不過佔一小部份，有時竟全然不合理性（德國和日本的軍人，就是如此）。」他進一步指出：「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陳獨秀撤退到四川後，倦宿於重慶上游的江津。一方面共產主義是他為之終身奮鬥的事業，另一方面中共欲置其於死地而後快，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使他痛苦異常。物質上也十分艱辛，家無宿糧，時常斷炊。長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等人沒有給予任何接濟，近在咫尺也從未去探望過，卻乘人之危要陳閉嘴。陳獨秀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貧交加，抑鬱而死，終年六十三歲。期間，倒是國民黨秘書長、他的北大學生朱家驊和羅家倫等人前往看望過，並帶去五千大洋，說是學生對恩師的心意，但陳獨秀分文未收，說：「你們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後，話就說不清楚了。」可見他心裡仍很在乎共產主義事業，不願接受國民黨學生的饋贈。

　　除了政治品德，陳獨秀和毛澤東的政見分歧主要有二條：陳獨秀認為，對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必須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否則只能是民粹主義空想，即使是無產階級握有了政權，在社會經濟上也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發展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陳獨秀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的希望。

　　這二種觀點即使在當時誰對誰錯，也昭然若揭；毛澤東死後的中國現實更準確地證明瞭陳獨秀見解的深刻和高瞻遠矚。

（林木：北大五十年代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