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的中央財政歷來不統一。毛澤東雖然被奪了權，但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掌管著蘇維埃銀行。毛氏兄弟掌管著一筆秘密的鉅款，大概有兩百萬左右，藏在石城縣的秘密山洞裡。後來成了紅軍長征期間的活動經費。

中共歌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油畫不計其數。
無不神話毛澤東。這是沈堯伊的長征畫。

1927年國方寧漢合流之後，中共“八·七會議”之前，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特使羅易（曾在印度“販賣”軍火）、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武漢政府（跨党）農業部部長譚平山，曾在武漢召開秘密三人會議。會上，譚氏力主鄂湘贛三省工農革命群眾，跟隨中共秘掌軍隊返回廣東，和當地工農革命群眾一道再組新軍，重作北伐，奪取政權，一統天下，因為——據俄國近年方才公開的該會會議記錄記載——“收復廣東很有必要。那裡有三十萬支步槍，有同國外聯繫的港口，有財政資源……”，譚氏如是說道。[1]

先插一句：根據譚氏此語，讀者可以明白無誤推出：共產國際對於國共分裂之後即行武裝中共一事早有安排，以往中共官修黨史向稱鮑羅廷、陳獨秀、張國燾等，于寧漢合流之後幾個月內奉行退卻主義，全為不確。共產國際的策略應是，先行緩兵之計，一俟重兵返粵，沉著首啟廣州起義（而非毛躁首啟南昌起義）；廣州有港可接火炮、甲車等（如上所述槍支已有），可行重拳出擊；而贛鄂湘沒有一處臨海。斯氏憑什麼要對十倍弱于本人的蔣氏投降呢？此時英美德日並無介入，且對蔣氏秉持敵對、觀望態度，並無針對蘇聯的“勢力均衡”操作出現。

據時任廣州政府炮兵總監的鄧演存（鄧演達胞兄）等數人的記述，北伐發動之前，蘇聯曾經幾次派船秘運軍火到穗，其中規模最大一次，接援方面徵用了“四五十艘大駁船轉運了四五天才運完”。[2] 北伐軍出廣東後，作者相信，應當仍有蘇船運送軍火來穗，但是這些軍火，必然既有明供北伐軍的，也有暗供共產黨的。作者猜測，李之龍率中山艦碇黃埔，當與秘運“暗供”餉械有關，但他可能將此一天大秘密帶進了墳墓。

上述情狀已為《共識網》2013年1月7日所發佈的作者文章《踏察南雄縣鐘鼓岩疑為陳濟棠協蘇聯濟中共軍火庫日記》所記載，此不多贅。需要補充的是：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內有一複製展品，一位陳姓當事人回憶：行軍途中周恩來令其速赴上海，請黨中央電報告知莫斯科及時由符拉迪沃斯托克起運軍火到起義軍即將佔領的汕頭。由於配合不當，僅僅佔領汕頭七天的起義軍沒能等到蘇聯船隻，就被迫撤走了。當時媒體報導，後有兩艘“吃水很深”的蘇聯貨船曾在汕頭海域“遊弋”數天，然後不知去向。作者于此文估計二船應是駛往廣州，由已被蘇策反的陳濟棠代收此船武器——即上述三十萬槍及相應數量子彈，運到南雄梅嶺南面鐘鼓岩大溶洞隱藏，以後逐日使用挑夫運往井岡山、閩粵贛蘇區。

“嶺南大儒”袁偉時教授1960年代曾住我家樓下，兩家頗為稔熟。2015年再度見面，袁氏認為這一發現雖然重要，邏輯推理亦為合理，但卻仍為孤證，需要再添證據鏈環。2016年初，作者為此再度細閱共產國際檔案，竟然又與此三十萬支步槍相遇。在撰於1930年11月30日的《蓋利斯給別爾津的書面報告：對中國紅軍部隊的總的評述（截止1930年11月15日）》中，蓋利斯確認：紅軍人員總數為五萬四千，步槍總數為三十萬五千，機槍總數為七十，迫擊炮總數為十三，山炮總數為二。[3]

五萬四千官兵即有步槍三十萬五千，槍數乃是人數的五點六倍，若無巨大倉儲，可以做何解釋？難道迄今人數尚自不足六萬的紅軍此前消滅了百萬白軍？沒有百萬，繳獲不到三十萬。有此勝績墊底，已可直搗南京了，還要什麼續反圍剿、萬里長征？

當時乃由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來指導中共軍事行動。最先派來中國的軍事代表是蓋利斯，這是一名一隻胳膊有殘疾的蘇聯紅軍軍官，直接受蘇軍總參謀部情況部第四局局長別爾津的領導。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對其依靠更多，幾乎所有有關紅軍的作戰訓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在他之後來到中國擔任軍事代表職務的是弗雷德。這位來自德國的中校所起的作用看來較蓋利斯要更明顯。眾所周知，1933秋天派去江西中央蘇區，並成為紅軍軍事顧問的德國共產黨人李德(即奧托·布勞恩)，就是在弗雷德的領導下工作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黃修榮主編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有沒可能兩處譯錯數字？這得他來回答。只有再度查閱複印原檔，或者再度詢問俄方檔案管理機構兩種選擇。黃氏在前言中說，譯文曾得中俄兩國專家反復校譯，訂正。

有此三十萬槍，除了1927年首打潮梅之外，不難推出，以後幾次再打潮梅，目的應主要是接收蘇援重型武器如山炮及炮彈，以及子彈、電臺、錢款，因為槍支已足。但是除了漳州一役之外，全不成功，對手僅是張貞等小小軍閥，四破圍剿神勇在此沒現。

順便說說：1932年漳州一役，紅軍施壓募捐，得到銀元現金一百萬有零，物資價值四十萬銀元。徵用漳州大卡車、黃包車、挑擔夫運往瑞金。《共識網》2015年4月3日所發佈的劉統文章《紅軍長征是多面化的，歷史真實不應掩蓋》說道：

蘇區的中央財政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財政歷來不統一。毛澤東雖然被奪了權，但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掌管著蘇維埃銀行。毛氏兄弟掌管著一筆秘密的鉅款，大概有兩百萬左右，藏在石城縣的秘密山洞裡。直到國民黨的軍隊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澤東才讓毛澤民把這筆鉅款取出來，這筆鉅款就當了紅軍長征期間的活動經費。

據信，這兩百萬銀元應包含漳州款一百萬。紅軍佔領漳州三十八天，其中羅瑞卿和楊成武率兵進駐漳州市石碼鎮三十七天，超額完成籌款十萬銀元任務。作者推測劉統所說毛氏兄弟掌管的兩百萬石城鉅款，另一百萬全部或者部分乃為蘇方秘運漳州之款。一部汽艇就可完事。羅楊另一任務，應是在港等候接受此款。此後應由林彪部隊保護這兩百萬銀元長征之前不被“財政不統一”過早“分享”。遵義會議毛氏上位，當是槍桿子、銀碼子“兩手都硬”起了關鍵作用，眼光非凡哪！

當時龍海市石碼鎮月港，作者最近親往漳州調查從博物館老照片中得知，僅為條石入水陋港，不能停泊大船。蘇方為中共制定先在華南後往西北割據的長遠戰略，包括佔領汕頭、廈門接受蘇援餉械任務，其重要性類似圍棋活眼。1927-1934七年當中，只有攻佔漳州勉強接近實現此一目標——再占廈門已不可能，列強軍艦急速開到漳廈海面來行阻止，何況廈門當時有道海峽隔開陸島。很難想像蘇方不屑利用此一機會接濟中方一次。遂行接濟至少可令中方相信蘇方言出必行，不必再像李大釗曾因說動郭松嶺反奉之後，卻沒得到蘇方踐行諾言出兵援助一事那樣陷入絕望。據載，中共動員了近二十萬民工為其接力挑運漳州款物。[4] 漳州距離瑞金二百六十三公里，每公里應有七百五十民工接力挑運。如果事先沒有想到可能要運山炮以及炮彈，一兩百萬銀元，四十余萬價值物資需要這麼多人來運嗎？估計十分之一就可以了呀！不是還有很多士兵壯丁嗎？

中方長征之前兵敗，許為重視槍忽視炮所致。山炮可被拆卸，分件人工搬運。1946年後，蘇方在東北為中方提供了大量日制、蘇仿美制火炮以及充足炮彈、日軍熟手，訓練了大量炮兵。經此變革，四野以及其他各野如虎添翼，兩年八個月就可翻盤，擊敗蔣軍。1950年初，史達林在莫斯科對周恩來說，中共本可提早多年獲得勝利。言下之意，作者理解，乃指中共一度曾是“炮盲”或者運氣不佳。海運不成，本可改取空運。依照李德傳達弗裡德指示，中方曾在瑞金修建一個機場，應是主要用以空運火炮部件以及炮彈，缷後再行組裝。此事當時為何未能成功，仍需調查。蘇軍顧問多曾經歷一戰，俄軍早已由槍戰為主轉為炮戰為主，他們當然不會設想中方長久停留在槍戰為主階段。在1929年下半年的中東路戰爭中，史達林指示莫洛托夫撥出“火炮、機槍等”，在蘇聯境內華人當中組建兩個旅合四個團，“不問槍”。[5] 

細節決定成敗——未曾誠服推廣“輕型火炮拆卸之後人工搬運”，導致中共奪取全國政權晚了多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黃修榮主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實質應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和資料叢書》，二十一卷當中，十二卷（第一、三、四、七、八、九、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十九卷）屬於以前基本未公佈過的檔案，譯自俄方聯合德方編輯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17-1949）》1994年俄文版，收錄重要檔案檔八百二十三份；九卷屬於曾在中國各種報刊、雜誌、圖書上發表過的“資料”。粗略計算得出，十二卷檔案共有約五千七百有效頁（去掉人名索引、勘誤和一部分目錄後的前言、各部分的說明），含有涉及蘇聯1917年至1943年援助中共（包括北伐國共合作時期，因為此時國方亦給共方發錢）金錢、武器、顧問、留學、出版、贖人等內容達到百分之十一即約六百三十頁。而據俄方聯合德方編輯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17-1949）》1994年俄文版緒言所說，這本文集僅僅收入了一小部分此種檔案。俄國學者亞歷山大·V·潘佐夫的《毛澤東傳》“深挖”了三千三百二十八份蘇聯有關援助中共的絕密檔案，是上述八百二十三份的四點四倍！按比例，沈志華私人購得蘇聯檔案恐怕也是滄海一粟。

有理由認為，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情報局館藏有關武器援助中共的絕密檔案，乃屬價值最高——行動勝於語言嘛，但是目前公佈得最少，後學應當竭力促成它們公諸於眾。沒有這一部分的充分解密，研究蘇中二共關係，可能多半還是流於抓瞎。國防部的檔案不等於參謀部的檔案，俄國公佈的共產國際以及蘇聯檔案應該只是後二者以及參謀部與其溝通之時遞交的檔。非常奇怪，作者在上述十二卷中，沒有見著一份有關實施漳州戰役過程、結果的檔案！貌似極為絕密不能公開。

（2016年6月16日於梅縣鬆口梅教祖宅結稿。4,334字）

[1]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羅易1927年6月8日於漢口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份電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黃修榮主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四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馬貴凡等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310頁。

在接受、轉運、儲藏、看守這批槍械的負責人中，應當有人知道它們是儲備步槍且預設藏留在廣東。但從現有舊有、新揭史料中，我們找不到他們的蹤影；如今可以確定的知情者，僅為羅易、譚平山、陳獨秀三人，而據有現有文獻記載判斷，三人以後均沒透露這批儲備槍械藏於何處。作者首先懷疑，中共方面最早的知情者，乃是葉挺。葉正大將軍能回想起什麼嗎？

[2] 鄧演存等：《略記孫中山“以俄為師”的決策及蘇聯顧問在廣東的工作》，廣州市政協文獻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267頁。

[3] 《蓋利斯給別爾津的書面報告：對中國紅軍部隊的總的評述（截止193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黃修榮主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九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馬貴凡等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492頁。

[4] 珍夫《漳州戰役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6），179頁

[5] 《史達林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黃修榮主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八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馬貴凡等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