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史家夏志清對《圍城》的評價——“《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但最偉大的小說不是靠“有趣”和“經營”便能支撐起來的。《圍城》可以說是一部有特點的也有明顯的缺陷的小說，但絕不是一部“偉大”的小說。

中國當代作家筆下只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智慧”，此類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為“文化昆侖”的錢鐘書。一九八零年，錢鐘書被冷落了半個世紀的長篇小說《圍城》，被重新發現並重版，一時洛陽紙貴。因為《圍城》的語言方式和結構形式與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主流文學如此不一致，讓讀者們感到新鮮不已。研究錢鐘書的學者範旭侖後來回憶說：“其驚艷震撼之力，足以將剛學完的‘現代文學’教科書掃而空之。”此後，陳道明主演的電視連續劇《圍城》在央視上演，錢鐘書遂從精英的圈子普及至工農大眾。依照錢氏之年齡，完全可以算作現代作家；但其作品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則主要是八十年代至今，因此他仍可歸入當代作家的行列。我同意小說史家夏志清對《圍城》的評價——“《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但最偉大的小說不是靠“有趣”和“經營”便能支撐起來的。《圍城》可以說是一部有特點的也有明顯的缺陷的小說，但絕不是一部“偉大”的小說。

在“暴得大名”這個意義上，錢鐘書屬於“大器晚成”者。一個越是缺乏文化滋潤的時代，便越是要製造出“文化昆侖”來撐起面子。然而，類似於“最後的大師”的種種美譽，並不足以掩飾錢鐘書在為人、為文和為學上的巨大局限及缺陷。與百年來中國所遭受的重重苦難相伴，錢鐘書卻既沒有確定性的人生體驗，也沒有值得獻出生命的價值皈依，更沒有“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的情感取向。他當然是一個絕頂聰明的文人，但他的聰明僅僅是一種站在一旁油腔滑調地嘲諷在大地上艱辛勞作的同胞的聰明。錢鐘書不曾擁有屬天的智慧，即那種洞悉事物之善惡真假的智慧。貌似文弱的錢鐘書，生存能力卻大大優於大多數的同輩。他“難得糊塗”地活了下來，且相當長壽。錢鐘書堪稱既“苟活於亂世”又“聞達於諸侯”的莊子與諸葛亮的人格模式的交集，是“逍遙游”的哲學的最佳實踐者。

錢鐘書的記憶能力無疑是超凡的，他精通多種語言，能背誦無數的詩詞和文獻，能將經史子集隨手拈來、頭頭是道，比起今天電視上外強中乾的學術超女超男來判若雲泥。但在互聯網時代，人的記憶能力連一台普通的家庭電腦都不如。一名優秀學者，當然需要知識的積累，但更需要見識和勇氣。錢鐘書的學問，大都停留在“資料匯編”的階段。宗璞在小說《東藏記》中有一段情節影射錢氏之學問：主人公尤教授的原型便是錢鐘書，有教授詢問《詩品》中“清奇”一章，話還沒有說完，尤教授立即將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問到一處疑 難，他馬上舉出幾家不同的看法，講述得很清楚。對方又問：“這幾家的見解聽說過，尤先生怎樣看法？”尤教授微怔，說出來仍是清朝一位學者的看法。別人的看法都了如指掌，偏偏就是沒有自己的看法。與錢鐘書差不多同時代的“一代詞宗”夏承燾，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天風閣學詞日記》中就說過：“閱錢鐘書《談藝錄》，博聞強記，殊堪愛佩。但疑其書乃積卡片而成，取證稠疊，無優游不迫之致。近人著書每多此病。”這是一針見血之論。

如果說魯迅在塑造阿Q這一人物的時候，對“非阿Q”式的生活方式有明確的堅守；那麼，錢鐘書在塑造方鴻漸這一人物的時候，已經不相信世界上還有“非方鴻漸”式的生活方式了。在此意義上，方鴻漸就是錢鐘書，錢鐘書就是方鴻漸。遊戲即存在的本質：沒有約，婚姻當然只能是圍城。沒有愛，他人只能是你的地獄。方鴻漸的那點小聰明，那點泡女孩子時候的貧嘴薄舌，不足以讓他維持這段“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婚姻。在《圍城》的結尾處，是作者對人性的深刻絕望——“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有了這絕望作底子，此後的生活定可“忍辱負重”，婚姻是如此，社交是如此，政治亦是如此。方鴻漸一再退卻，以為自己可以遊戲人生，卻成了他人手中的玩物。但一個人既然自我貶低到“玩物”的地步，就已經不值得別人對他下手了。一九四九年之後，無論怎樣暴虐的政治運動，對錢氏夫婦來說也不過是“洗澡”而已，他們自有化解之道。所以，楊絳的《幹校六記》可看作是《圍城》之“後傳”。

一流的文學應當是被愛和同情心浸潤的文學，應當是宣揚自由精神與獨立人格的文學。然而，在錢鐘書的作品當中，讀者找不到愛和同情心、找不到自由精神和獨立人格。《圍城》寫於抗戰那段最艱難的歲月當中，作者對於那些在硝煙和血淚中掙扎與呻吟的卑微的同胞們沒有絲毫的同情之心，他深陷於一場以自我為中心的語言遊戲之中，他的幽默之冷，與那個時代火熱的氛圍格格不入。在那場民族的大苦難面前，他做出一副居高臨下、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態。事實上，錢氏當時任教於西南聯大，由於無法忍受大後方的艱苦生活，恬然返回淪陷區的上海，在那裡享受悠游自在地生活了幾年，並與一幫漢奸文人打得火熱。抗戰勝利之後，他因此受到過國民政府的審查，經過友人之疏解，好容易才算過關。錢鐘書一生都沒有改變此種處世和寫作態度，長期研究錢鐘書的學者錢定平亦公正地指出：“錢先生聰穎博學，其實卻跟老百姓並無切身關係。由於高明人羚羊掛角般的渲染，先生便進入了神話境界。這是中國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邊，也成了他們知人閱世的一大局限。”

很多人羡慕錢鐘書的清高，這種清高是楊絳精心製造出來的，或者說是由錢、楊兩人共同營造出來的。“假清高”的背後，隱藏的是“賤骨頭”。錢氏並不是沈從文那樣的“老實人”，也不是李慎之那樣的“勇敢者”，他清楚地知道甚麼話可以說，甚麼話不可以說；甚麼人應當交往，甚麼人應當保持距離。他拒絕媒體的訪問，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高人，但他對掌握著知識分子命運的中央領導，則“敬”而“近” 之。他長期與清華老同學、官方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儘管胡喬木是一代“左王”，他仍然傾心相交，以之為保護傘。學者傅國湧在《胡喬木表揚錢鐘書》一文中指出：“根據楊絳在《我們仨》中披露，一九七七年，錢鐘書之所以能住進‘部長樓’，是因為有胡喬木在背後幫忙。對於胡喬木的關照，不僅她們夫婦當時，就是今天楊絳還感念不已，津津樂道。胡、錢之間的私交不說，就是在思想表現方面，八十年代掌握了意識形態大權的胡喬木對錢也是很滿意，很贊許。 ”

方鴻漸的人生是沒有底線的，錢鐘書的人生也是如此。關於胡喬木對錢鐘書的“表揚”，顧驤在《晚年周揚》中披露了一段史料：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下午，胡喬木找當時還是共產黨員的王若望談話，講了一段表揚非共產黨員錢鐘書的話：“我們是甚麼時代？錢鐘書與夏志清有一個談話，錢鐘書說：儘管我們國家有缺點，但是蒸蒸日上的，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寫了那麼多的書，許多事實都未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談話。回到香港、美國不要舉行記者招待會。楊絳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錢鐘書夫婦是住乾校的。錢鐘書的宋詩選被當作廢品展覽。他在《談藝錄》中稱贊宋詩比唐詩強。後來改變了觀點，解放後不久，參加了毛選的翻譯工作。像他這樣‘桃花源’中人，對我們社會能作這樣評價，值得我們想一想。”這次談話“在一定級別的文藝工作者間進行了普遍傳達”，顧驤根據的就是當時的傳達記錄。錢鐘書正是以此種自我貶抑、自我矮化的方式，換取了權力階層對他的好感與信任。

《圍城》裡面只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 小聰明”。那麼，甚麼樣的作品才算有“大智慧”呢？同樣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題的小說，同樣是寫失敗的知識分子的小說，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洪堡的禮物》與《圍城》相比便是兩重天地。貝婁面對的同樣是一個“打不過你我就沈淪，你欺負我我就墮落，用罪惡阿諛罪惡，用絕望撞擊絕望”的時代，但他寫出了“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貝婁不去赦免總統、議員、詩人、學者、流氓、騙子等人的罪行，而是通過描述這些人物的病態需求，來反襯知識分子赤手空拳的無奈——洪堡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了，他不是英雄，但決不當賤人。貝婁在《隨筆——索爾?貝婁評知識分子》一文中寫到：“我們無力掌握改變，它太巨大了，太快速了，膽敢嘗試的人只會撞得頭破血流。但是我們必須盡力去瞭解對我們有直接影響的改變，這或許也困難，不過我們別無選擇。”在《洪堡的禮物》中，有許多如同《圍城》般精巧而辛辣的諷刺，但更有人與人之間普遍的寬容、理解和溫情，貝婁強調說：“人類必須恢復其想象力，恢復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不再接受那些對靈魂的侮辱。得立即去做。”哪一個中國作家“立即去做”這樣的事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