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為國不為己

我的父親是醫生，祖父在他很小的時候便已故去，遺下五子一女，祖母好賭，餘下的錢幾乎全讓她老人家花在牌桌上了，父親行四，五叔是遺腹子，兩兄弟自幼生活清苦，但卻聰敏過人，學業很有成就。

後來，父親靠著奬學金和勤工儉學考進了廣州的一所醫學院，叔父則靠著自身的努力，考上北京的燕京大學，四十年代去了美國，在聯合國作中文翻譯的工作。 

父親大學剛畢業，遇上中日戰爭，作為一名熱血的愛國青年，父親義不容辭地參加了抗日救亡的隊伍，他當時已是醫生，便組織了一個醫療搶救小組，開了一輛救護車，深入中國腹地的大後方，搶救戰場上受傷的傷員。 

誰叫他做這些事的？沒有人命令他去做，惟有一股愛國、救國的熱情支持著他。

三十年代末，父親與母親婚後去了上海定居。當時，肺結核（肺癆）是一種如同今日的癌症一樣的惡疾，不論誰人一旦患上，便喻示著已離天堂不遠了。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為此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但，沒有特效藥醫生也束手無策。

父親決心向肺結核病「進攻」，當他在四十年代中，研究此症初露頭角的時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醫學教授，在上海發現了這位奮發的青年，與他攀談一番之後，決定送他去美國進修。

三年後，父親在哥大的學習成績斐然，校方歡天喜地的要留下這位胸懷大志的青年，然而，就在那時，遙遠的東方傳來瞭解放全中國的隆隆炮聲，四百萬雄師過大江，共產黨即將一掃國民黨史的頹喪、腐敗，而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

父親婉言謝絕了校方盛情的輓留，提著為上海肺病醫院購置的X光機——那是診斷肺病不可缺少的，還有先進的血壓計、血沈計等化驗用的儀器，只帶了一小包為子女買的玩具，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趕回了上海。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父親慶幸著自己那麼適時地回來，終於親耳聽到了這句令人熱淚也滾下來的話語。他想起從美國回上海的途中，路經香港——他出生和長大的地方，年邁的母親一再叫他留下：

「你看我身體一年不如一年，趁我還沒全癱在床上，你就回來香港吧，叫家嫂帶孩子們也過來，一家團圓，多好！共產黨啊，唉，靠不住啊……。」 

「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我怎麼可以在這裡住下去？新中國就要誕生了，我要回去作一名新中國的醫生。等我回去安頓好，把你接過去住幾年也不錯嘛。」 

祖母無奈地搖了搖頭：

「你啊，從小就這個脾氣，想好的事，十匹馬也拉不回你，也許……。」話未說完，祖母嗆咳起來，一陣緊似一陣，上氣不接下氣，父親輕捶著她的背，忽然祖母吐出一口帶血絲的痰來。

肺癆？

剛剛從美國進修回來的父親，對肺病了如指掌，馬上意識到祖母患了甚麼病。但行期日近，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就等於永遠也走不出香港，見不到新中國的成立了。 

父親叫來他的兄弟，匆匆忙忙囑咐了幾句如何應付祖母的病，便背著行李上路了。新中國在向他召喚，新中國在等著他，新中國像塊磁石一樣吸引著他。

新的國家、新的責任、新的人民，父親的熱血沸騰著，為了支援解放後人才缺乏的北京，竟將全家從溫暖的南方遷到當年飛沙走石的首都。

「北京那裡雖然破舊，但她卻是新中國的首都，想到此，我便激動萬分。」父親後來這樣跟我們說。 

新中國成立第四年，一九五三年，上級說要搞「三反運動」，「三反」即反貪污、反官僚、反浪費。有天醫院黨委的同志找父親談話：

「有人揭發你，說你有貪污行為，你看你怎麼解釋？」

「我？貪污？」父親睜著茫然的眼睛，講不出一句話。

「你還想狡賴？人家都把你供出來了，想抵賴也不容易。」那位同志似乎認定父親一定是犯了貪污罪，口氣頗為強硬。

原來，那是父親曾工作過的上海某醫院的一名會計，因「三反」運動逼得太急，胡亂點了幾個人，說是貪污，這其中不幸地包括了父親。

「我願當面對質，以洗清白。」父親惟有這樣表示。

幾天以後，父親手鐐腳銬地被推上火車，座椅沒有他的位置——貪污犯哪能那麼舒服，他只能蜷屈在火車通道上，四個押解「貪污犯」的男人，抽著煙，吊著腳，圍坐在一處打撲克。冬夜，在荒野奔馳的火車廂中，不時地傳來他們開懷的笑聲與叫牌聲。

對質倒也簡單，不必去法院，也不必有法院派出的公證人，找來那位會計，再有幾位幹部同志，就在黨委小小的辦公室開始了。

會計哆哆嗦嗦地說了實話： 

「運動一來，叫我交待誰貪污，交待不出就過不了關，我就把他供出來了，其實他沒有貪污，是我冤枉他……」會計說著說著竟聲淚俱下。

「我是醫生，從不做這種事！」父親以為從此可以一洗冤屈。「我離開這家醫院去北京的時候，還曾捐贈了一批我從美國帶回來的醫療儀器，怎麼會……。」

三天後，那押解父親的四個男人，像擁了老朋友似的把父親送回北京：

「行啦，你沒事兒了。」

父親以為這種搞錯的冤案難免，既然調查過後沒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三反運動始於初冬，結束時，寒冬尚未離去。一天父親剛剛處理完院務，那個醫院黨委的同志穿著臃腫的棉制服，門都不敲一下，走進來了：

「喂，你明天不用在這兒辦公了。」口氣像塊冷硬的石頭，且不容人置辯，接著，遞給父親一個牛皮紙的信封，走出去了。

父親打開信封，上面伶仃寫了幾行小字，大意是撤銷父親醫院院長職務，並從同年同月起降薪降職。

父親懵了，這是怎麼回事？忙推門追上那位黨委同志：

「為甚麼要這樣？可不可以解釋？」 

這黨委同志十分雍容地轉動著他那裹著棉制服的身軀，在暗黑的走廊裡，向著父親，幾乎是寬容地一笑：

「你還不知道嗎？前些日子的事，今兒就全忘啦？」

 「不，那是搞錯的，已經去調查過的了。」父親辯道。 

「對，對，但那也是接受審查呀，你看我們醫院，接受審查的有幾個人？我們的院長，能讓一名接受過審查的人作嗎？知識分子，可不作興翹尾巴喲。」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在暗黑的走廊中發出空洞的聲響。

父親無話可說了，呆在那裡，目送著倒背著手、越走越遠的棉制服，心中一片空白。

四年後，又一場政治運動悄然掩至，叫做「大鳴大放」——請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

這時的父親，已成為一名針灸醫生。留學美國的西醫，怎麼變成針灸醫生呢？這是只有中國大陸才能發生的怪事。

一九五三年三反運動後，父親被無端撤去了院長職務，甚至連胸外科醫生也不准他做——據說怕他實行階級報復，持手術刀殺人。

醫院的針灸科前，擠著一大群男女老少病人，候診椅坐不下那麼多人，許多人就那麼站著等，更有些是擔架抬來的癱瘓病人。

「這楊大夫可真不得了，一針下去就見好。」

「可不是，人家是喝過洋水的西醫呀。」

「哎吔，怎麼西醫變成了針灸大夫了？」

「這楊大夫原來是胸外科的，後來……」那病人盡量放低了聲音，俯在旁邊一個病人的耳朵旁說道。

「我才不管什麼審查不審查的，當大夫的，能給人看好了病，就是好人，對不對？」 

候診室的病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著。 

時鐘指向六點——該下班了，可是候診室的病人仍未散去，父親笑咪咪地跟這個說說話，跟那個問問病情，全然不知道了下班時間。

「喂，下了班別走，要開會啊！」一個人事科的幹事門也不敲，便走進來扔下這一句話，不等父親回答，就轉身走了。

父親想起今天是女兒的生日，但……機械地看了一眼手錶，無奈地嘆了口氣。 

當父親踏入會議室的時候，已坐滿了一屋子的人，沒有人說笑，香煙霧彌漫了整個空間，黨委同志正在和顏悅色地作報告：

「今天，我們把大家請來，是想請大家，為我們黨提意見，大家，啊，都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最懂道理，最瞭解黨的政策，為了，啊，幫助黨整風，所以啊，請大家，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向黨提意見。不要有顧慮喲，也不要有甚麼思想負擔喲。」

屋子裡靜得能聽到吸煙人吸煙的聲音，空氣像是凝住了，內科主任方大夫，靠在椅背上，雙目微閉；麻醉科教授傅玉平，眼睛越過窗外，緊抿著厚嘴唇；小兒科專家梁淑真神經質地折著一張紙頭，展開，又折起。

「楊大夫，剛下班啊？」黨委同志不知怎地，一眼便「看」上了父親。「五三年搞運動時，組織上處理得不太好，聽說你有些怨氣，是不是？講出來嘛，我剛才都說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嘛，幫助咱們黨整風，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喲。」 

父親雖走進這間會議室，但他一直沈浸在剛才他那些病人的病歷之中——王大勇的神經衰弱症，先要解決他的失眠；黎若微的耳聾症是神經性而非器質性，針刺應可治愈……。 

聽了黨委同志這一番「啓發」，父親感到有些迷茫，四年前的事，已經慢慢淡忘，不作胸外科醫生，作針炙科大夫一樣為病人解除痛苦，父親每日都為治愈一個病人而興奮，他用他西醫的診斷學為病人斷症，用西方的解剖學尋找人體的穴位，他這些年來，簡直就是沈浸在中西醫結合醫治病人的快樂之中，卻沒甚麼時間去想四年前的冤案。

看父親一臉迷惑不解的樣子，黨委同志又再「啓發」了：

「現在有人說三反弄得一團糟，你說是不是啊？」 

父親不知就裡，附和著： 

「是啊，我也這麼認為。那時候，把我打成貪污犯，除沒強姦婦女外，甚麼罪狀都有了，把我囚進牢中一個多月，不准我和家裡通信，四個人監督，不准說話，一天只給兩個窩頭吃，只准大便兩次。唉，真是有苦難說呀。」

黨委同志臉不變色，繼續和藹地說：

「是啊，有人說共產黨殘酷，你說是不是啊？」他顯然在搞「引蛇出洞」的一套。

「殘酷？我不知道，但有些人比國民黨不不如，我在看病的時候，見過好多個因為運動而患精神病的，怎麼可以對人民這樣呢？」父親越說越憤激起來，甚至指責院方不應派不懂醫務的黨官，指揮醫生的業務，「外行怎麼能領導內行？」

父親說到這裡，屋子裡的空氣開始活躍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這些年來見到的怪現象，內科主任方大夫也說了他遇到的因受運動所逼而自殺的病人： 

「我那個病人跟了我好幾年，人非常正直，是個會計師，上海聖約翰畢業的，結果三反一來，他就成了單位的靶子，他怎麼辯解也沒用，人家就指著他說：

「你這個舊社會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當會計是沾錢的事兒，怎麼可能不貪污，就算沒查出來，那說明你藏得好。」

我這病人跟我說了好幾次，說他連續一個星期失眠，怎麼也洗不清自己，後來就把我給他的安眠藥集在一起，全呑下去，他老婆發現了，連忙把他送到我這兒來，又洗胃又洗腸，可他醒過來的第一句話卻說：讓我死吧，乾嘛救我？ 

我給他一些鎮靜藥，就下班回家了，結果第二天上班時，護士告訴我，昨天晚上這病人爬上六樓，然後推開窗子，跳下去。

護士告訴我，他躺在那硬冷的地上時，眼睛竟比平時睜得還大，全身一點血也沒出，那是內傷致死的。」

方大夫講完了這個真實的故事後，黨委同志臉上不自然地抽搐了幾下，依然和顏悅色地對大家說：

「我看，今天的會開得不錯，謝謝大家為我們的黨提了那麼多寶貴意見，啊，今天的會就先開到這兒吧。」

父親回到家興奮地對母親說：

「共產黨真不錯，還叫我們提意見呢，國民黨也沒有這樣過呀，看來，共產黨還是有希望。」四年前的那場冤案，似乎被父親忘掉了。 

母親憂鬱地答道：

「我們小兒科今天也開了會，我沒吭聲，誰知道葫蘆裡又賣的甚麼藥，你呀，還是小心點兒，少說兩句。」 

「你這人真是，人家共產黨知錯必改嘛，你又疑神疑鬼起來……。」

母親不說話，走到房間裡去。

一個月後醫院黨委召開全院職工大會，還是那位黨委同志，以極嚴肅的神情宣佈： 

「楊子忠惡毒攻擊共產黨，後果極其嚴重，現經本院黨委批准，楊子忠被划為極右分子，並撤銷其所有職務，停薪停職，到河北接受勞動改造！」

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站起來喊道： 

「打倒極右分子楊子忠！」 

「不准極右分子散布反動言論！」 

「不准惡毒攻擊共產黨！」

那天在一個屋子裡開會的方大夫、麻醉科的傅玉平、小兒科的梁淑真，都舉起了自己的拳頭，跟著那年輕人大聲地呼著口號，會場上群情激昂。 

父親仿佛在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