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無情黃沙風

北京的春天，一點兒也不明媚，每年幾乎都要刮那麼一場或兩場黃沙風，沒有親身經歷過黃沙風的人們，簡直難以想像刮起黃沙風的時候是何種「壯觀」的景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剛剛脫去了厚厚的棉襖，換上輕便的毛衣的季節，還沒等寒冬裡的人們喘過一口氣，那天便黃雲蔽日地來了場黃沙風，剛剛還是晴朗的天空，一轉眼就像誰在天幕下面扯了一塊黑黃色的紗巾一樣，到處又黑又暗。

那天是個星期日，不用上學，一九五七年因戴了右派帽子而被驅趕到鄉下去的父親正值回京探親，也在家裡。院子裡叮鈴鈴一陣自行車響聲，我喜出望外地往外跑：

「二姐回來了！」

二姐是北京清華大學的高才生，平日住校，星期天才回家，不過，這一年來，她連每周的星期天似乎也沒空回來了，就算回來，也是躲進她的小屋看書，對我們不理不睬，好不容易回來一趟，倒好象我們大家得罪了她一樣。

二姐把車放在窗沿下便進屋了，一看爸爸坐在堂屋，先是一怔，然後像是睹氣似的小聲地叫了地聲：

「爸爸！」 

回轉身，背著那個碩大、沈重的軍綠色帆布書包，三步並作兩步地進了她的小屋。

「這孩子，每次回來都好像生了誰的氣似的，」母親在堂屋裡抱怨著，「自從上了大學，話也不願跟我說了，就像很討厭我們似的。」 

父親沒說甚麼，走到小幾前，扭開了收音機，喇叭傳出女高音尖著嗓子唱出的歌劇《江姐》插曲。父親笑著對媽說：

「哈哈，收音機裡天天這麼唱，江姐的兒子聽了怎麼想？」 

母親趕快用眼掃了一下二姐的房門：

「你小聲點，讓她聽見可不得了！」

「我的女兒我還要怕呀？五七年我是右派，後來六二年的時候，人家把帽子給我摘掉了，我現在跟你們一樣……」 

「噓。」母親低聲說，「你這個人真是牛皮糊的燈籠，不點不明白，你確是摘了帽子，但你還是摘了帽子的右派。」

父親聽到此，不吭聲了，但臉上仍不服氣。

那時，中共已展開了對「三家村」的批判，所謂「三家村」，即鄧拓、吳晗、廖沫沙聯寫的《三家村札記》，文筆生動、針砭時弊，卻被當局認為是惡毒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吳晗後來寫了一份自我批評，各單位的幹部將此當作文件材料，派發給所有人。

父親問：

「你看了吳晗的自我批評了嗎？」

「沒有，發了兩份了，塞在抽屜裡，沒看。」母親一面織著毛衣一面答道。

「他可不是真心作自我批評，看吧，不知又要給他扣甚麼帽子了。」 

「你就少說兩句好不好？」母親嗔怪地望了一眼父親，「那些文化界的問題，我們又不瞭解，亂講甚麼呀。我就從來不講，開會討論，不得不講，再講幾句別人都講過的。」

二姐「砰」一聲推開她那間小屋的門，一步跨入堂屋，臉色通紅地嚷著：

「你們太過分了。」

父親母親被她這名突如其來的話嚇了一跳，母親很快恢復了神態，衝著父親說：

「我都說不讓你亂講話了，你偏……」

話未說完，被二姐打斷：

「你跟他一樣，根本就沒有接受改造的意思，你（指父親）剛才講江姐的那些話我全聽見了！江姐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先烈，怎能允許你用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去設想烈士的後代？ 

我本來就不想回家，一回到家就遇到這些事，真讓人煩死了。以後，沒甚麼特殊的事，我就不回家了，真不願回這個家！」

二姐一面說著一面又背起了她那又大、又重的軍綠色帆布書包。

「哎，你不在家吃完飯再走嗎？」母親想輓留二姐，「我還買了魚呢！」

「別想用物質來拉攏我。」

「甚麼？你說甚麼？」母親有些耳聾，聽不見。

二姐已走到院子，扶起她那輛落滿了黃塵的自行車，拍拍車座子，推車向大門口。 

「二姐，你真的要走？一星期才一次……」我素來崇拜二姐的智商，她的思維能力之強，數理化、文史哲沒有一樣難得了她，在許多事情的決斷上面，我很重視她的意見。 

二姐很鄭重地說： 

「我們要和家庭劃清界限，誰讓我們出身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家庭，我們要革命，要不愧為中國的新一代，就必須跟著黨，跟著毛主席，我寧可住到學校去，也不願再回我的這個家。」 

說完，二姐飛身上車，走了。飯也沒吃，從她的學校要騎一個半小時的車才到家，只是聽了父母的一段對話，就氣得餓著肚子回學校，我佩服她的勇氣。 

母親安慰著父親：

「這孩子從小慣壞了，一點兒禮貌都沒有，哪有這樣跟爸爸說話的。別理她，由她去好了。」

話雖這樣說，母親仍難掩心中的煩亂，一起身，正在織著的毛衣的毛線團滾了一地，沾著從外面吹進來的黃土面兒。

父親緊閉著嘴一名話也不說，眼怔怔地望著院子那兩棵孤清清的蘋果樹，五月了，不知怎麼還沒有長出葉子，只有幾個嫩苞，鼓鼓地――春天近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