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發動文革的動機與罪責
 
追究發動文革的動機與罪責
作者: 劉雪亞

專題

更新於︰2011-06-08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本文提出一個鮮明而重要的觀點:十年文革浩劫的發動與罪責,只屬於毛澤東一人,中國共產黨無罪。應該追究毛的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


●中國先鋒藝術家高氏兄弟的雕塑作品《懺悔吧!毛澤東》最近在大陸網上流傳。(網上圖片)

  最近有機會接觸到由李銳和余英時兩位資深學者作序強力推薦的單少杰先生巨著 《毛澤東執政春秋》(2009年第五版)。 拜讀之後,獲益匪淺,啟示良多。

  筆者願意就發動文革的直接倡導者所應承擔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責任,以及謀劃文革的思想動機和意圖略述管見,以期讀者關注。

文革是十年浩劫,勿庸置疑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文革歷時達十一年之久,從現有的統計數據而知,全國兩千餘個縣及所屬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達一千萬戶,而在紅色恐怖中被殺戮者應在三十萬以上。

  文物破壞,以北京為例,一九五八年文物普查計有古蹟六千八百四十三處,文革中被破壞的竟達四千九百二十二處之多。全國各地舉一反三,難以統計。文革中究竟多少無辜的百姓死於非命?目前有關學者聲稱約一百四十萬、約兩百萬以及七百七十萬。以上數字雖無定論,已經遠遠超出日本侵華的南京大屠殺,希特勒的集中營,以及歷史上揚州十日的血債。

  尤其令人痛惜的是一代中國精英和聞名海內外的著名人士,慘遭階級鬥爭迫害而死,冤獄遍佈全國。官方也承認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如山事實業已表明﹕

  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社會的生命人權、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道德倫理等等方面,皆造成了摧毀性的傷害。毋庸諱言,這是一場亙古罕見的災難,而為了治愈其後遺症,客觀的估計,也許需要一兩個世紀。

  因此,中共中央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一場浩劫,是恰如其分的。  

  既然文革是一場浩劫,不是所謂的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非法剝奪數百萬民眾的生存權利,實行不折不扣的禍國殃民,是無法無天恣意妄為的犯罪!按照普世公認「殺人者償命,挑起事端者受罰」的法則,對於謀劃文革浩劫的主導者,發動者而言,就不應淡化其罪責。否則無法消除億萬國人蘊藏心中對此浩劫的積怨,也難以告慰數百萬冤死者的英靈。

罪責屬於毛一人,與共產黨無關

  文革初期,毛澤東曾經對保健醫生李志綏說「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早在一九六六年三月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主張。隨即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打成反革命集團。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領導文革。八月五日,毛澤東發出號令「炮打司令部」。八月八日副統帥林彪公開宣佈「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當時的中央文件,兩報一刊,則連篇累牘地強調:「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直接領導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此可以確認,這場浩劫當然應由毛澤東一人承擔政治責任。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曾多次開展的政治運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惟獨文化大革命僅只強調毛澤東的英明領導,而卻隻字未提黨的領導。事實是,文革期間中共黨組織已完全處於癱瘓狀態,因此就法理依據而言,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沒有任何責任。

  時任江青秘書的閻長貴回憶寫道:

  「按照毛澤東、江青自己的說法,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他們夫妻二人鼓動和搞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第三號人物周恩來以及總書記鄧小平都蒙在鼓裡。」

  據此不難判斷,這場浩劫的發動是毛澤東及其支持者的個人行為,而與中共黨組織及普通黨員毫無瓜葛。

    簡言之,承擔文化大革命的法律責任有兩個層面:其一是掀起浩劫的策劃者、發動者、操縱者及領導者,除了政治責任之外,還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其二是浩劫的指揮者和執行者,包括滋事行凶者在內,必須按照公正、公開的原則依法論處。

   共產黨是中國大陸的執政黨,取信於億萬民眾,是關係中共生存合理性的頭等大事。當前施政的上上之策應該是:徹底清算在這場浩劫中黨內相關的犯罪份子的罪責,從而才能夠安民心、順民意,促進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否則,一紙空文何以補救?

早已預謀讓江青接掌大業

    毛澤東何以不惜耗費十年之久並付出高昂代價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難道真的是為了「反修防修」政權永不變色?細心而多思的人們似乎也可以從其談話中窺察出某些端倪。毛澤東曾經自詡地說過:「我這一生就幹了兩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顯而易見,前半句是說打江山坐江山,而後半句則隱喻確立其身後繼承人,即相當於歷史上的立嗣。中國歷史上封建帝王步入晚年時最重要的事就是立嗣,而立嗣之事歷來都是血漬斑斑非常殘酷的。

  早在五十年代後期,毛氏對抗蘇聯意欲稱霸世界的個人野心已有顯露。在他的心目中,最不可能作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告」反斯大林之人就是其妻江青。以下事實可以證明。

    為了江青有執掌大業的資格,毛氏首先讓江青插手軍內的文藝工作,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上海召開會議,據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回憶,這次會議沒有議事日程、沒有主題報告、沒有討論、沒有總結,只在觀看外國電影中,江青隨想隨說,大多圍繞著「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論」 這一主題,電影演完就散會。會後寫成彙報提綱,江青大發怨言,召來陳伯達和張春橋,寫成《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正式文本。毛澤東對此件非常重視,看了兩遍並親自作了修改,標題加上「林彪同志委托」 幾個字。將《紀要》發至全黨全軍。這是毛、江二人有意借助和依靠軍隊力量作為後盾打擊政敵的謀略。也是讓江青以超乎尋常的重量級身份正式跨上政治舞臺的宣言書。

  在文化旗手確立之後,江青隨即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出任第一副組長。不久中央文革小組便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央政治局,完成文革一統天下的布局。據《陳伯達遺稿》及《王力反思錄》披露,作為文革組長的陳伯達只是個傀儡,是「劉盆子」,文革小組的第一首長實際上是江青,她才是真正的當家人。後來中央文革小組又增加一位第二首長,即江青之女李納。可見文革完全由毛氏家族掌控。

林彪死後清除周鄧為江青鋪路

    在毛澤東的悉心栽培和扶持下,江青的身份扶搖直上。有資料指出文革初期,經周恩來林彪簽署,將江青的級別從行政九級提升至五級,一躍而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不言而喻,她順理成章地擁有了承接大業的資格。

  據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揭露,中央文革小組有兩條不成文的潛規則,其一是江青以「機密性」為托詞,開會及各種活動均不作記錄。她可以信口開河,任意搞陰謀詭計;其二是,江青專橫跋扈,凡是不符合她旨意的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的工作人員,可以任意撤換和打倒,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將這些被清除的人投進監獄。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全國掀起了批林批孔高潮。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對江青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中央文革小組按此旨意,立即發動了評法批儒的運動,許多報刊和電台大肆吹捧旗手江青為當代法家的代表,借武則天為例,予以美化和襯托。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明文規定:反對江青就是反革命,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斷送了生命!

  文革後期,毛澤東病體日衰,因此加快了立嗣的步伐,於是又掀起「批周公」和 「批鄧」的狂風惡浪,這是為江青上台掌權掃除障礙而進行的最後一次拼搏。當時的周恩來和鄧小平在恢復全國的工農業生產,重建社會秩序而作的努力有功,為何要打倒不可呢?答案只有一個,因為周與鄧的存在是江青繼承大業的最大障礙,毛氏擔心即使她繼位也坐不穩。

  毛澤東在萬般無奈之中死去後,「四人幫」及其追隨者迅速開展所謂的「勸進」活動,為江青登位執政大肆鼓動,然而響應者卻寥寥無幾。隨著「紅太陽」的隕落,「四人幫」被抓捕入獄,由毛、江夫妻二人蓄謀策劃,妄圖以封建式世襲的家天下上台的政治鬧劇終於落幕,恰如《紅樓夢》寫照的:「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闡明了這位獨裁的「風流人物」多行不義必然淒倉終結的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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