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政轉型是人類歷史上最艱苦的工程，敢於以有限的人生投入這轉型工程，需要驚人的毅力與意志。所有如郭飛雄般投入的志士，都是我們時代最可愛的人。

二十世紀六零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極大地改變了美國，尤其改變了美國黑人的生存狀況。幾千萬美國黑人從此終結了被隔離的屈辱史，擁有了平等的公民權。美國從此不僅是自由的美國，而且是平等的美國，公正的美國。

這樣的歷史畫卷，正在今天的中國展開。今天中國的民間抗爭，本質上是民權運動，也可稱作民權革命。正如美國民權運動之有馬丁·路德·金，今天中國的民權運動也湧現出眾多的靈魂人物。剛剛被中國政府推上被告席的郭飛雄，則是其中之一。

告別體制義無反顧走上民權運動荊棘路

如果說，美國的民權運動是為幾千萬美國黑人爭權利，那麼今天中國的民權運動，則是為幾乎每個中國人爭權利——不僅體制外的中國人屬於無權者，就連體制中人哪怕當權者，一旦權鬥落敗，其人身權利也會立即失去法律保護，而不能不任人宰割。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屬於權利意義上的黑人，跟當初美國黑人的生存狀態並無二致甚至更糟：既沒有自由，更沒有平等和公正。

這正是郭飛雄投身民權運動的原因。跟馬丁·路德·金一樣，他出身名校，如果做體制的馴服工具，他會有很好的職業前程。即便後來告別體制，他作為民間出版商的事業也非常成功，以至於可以在廣州的繁華地段買下豪華公寓。但他仍然中斷了這一切，義無反顧地走上民權運動的荊棘之路。

因為有了郭飛雄，而有2005年的蔡卓華印刷聖經案；因為有了郭飛雄，而有同年的廣州太石村罷免村官案。發軔于2003年“孫志剛事件”的維權運動，至此走向高潮，走向政治維權即事實上的民權運動。郭飛雄則是政治維權最早的定義者、構形造勢者和“炮灰級”直接行動者。

他為此遭受殘忍的報復，付出了巨大代價。從2005年4月至今，先後四次被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獄，坐牢五年。對他的審訊多達二百餘次，包括十三天十三夜不讓睡覺的車輪戰提審。毆打、拔頭髮折磨，乃至電刑。這些真實的、並非電影情節的極限考驗，都是為了摧毀他的意志，迫使他屈服，迫使他退出民權運動。但加害者顯然低估了他的意志力，他不僅不就範，不低頭，反而愈挫愈勇，以至創下總共186天絕食抗議的驚人記錄。2011年出獄之後，他迫不及待地再度投入民間抗爭，和廣東公民社會同仁一道，扎硬寨，打死仗。最經典的一幕，則是震撼世界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中的街頭聲援。這次街頭聲援是1989年之後中國第一次成功的政治集會實驗，是公民以主權者身份積極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的大膽嘗試。郭飛雄是當之無愧的領軍者。而後，他又馬不停蹄地籌畫了敦促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民連署。並組織“八城快閃”，派小團隊到八個城市巡迴宣傳，再度開創公民政治集會的新紀錄。

四次刑拘三次入獄，審訊200次飽受酷刑

作為民權活動家，郭飛雄的無畏、決絕固然鮮有人及，但他清明的理性更難能可貴。這在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中也有經典體現。1月7日上午街頭抗議者剛剛聚集，就接受了現場員警的建議，從廣州大道幹道和南方報業大門口撤出，全部退入人行道走廊，廣州大道同往日一樣暢通無阻。人行道走廊也絕沒有發生因過度擁擠而無法通行的情形，持續三天的街頭集會始終和平有序。這一點已為諸多在場者的證詞，包括南方報業諸多編輯記者的證詞所證實。而這一切，跟郭飛雄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發起街頭集會之初，他就清醒地限定了行動的目標和區域。他更在現場直接發揮作用，1月7日下午5點即主動勸說抗議者離開。正如郭飛雄後來所稱：“我們的政治目的是嚴肅的，我們的行動目標是節制的，我們的運作手法光明磊落、寬和恭謹。”其後的“八城快閃”，仍然目標有限、手段平和、高度節制，採用的仍是國際例行的公園——人行道活動模式，對公共場所秩序沒有構成任何衝擊擾亂。

事實證明，郭飛雄是勇者，更是智者。受盡折磨、九死一生，他居然沒有仇恨，沒有戾氣和偏執，仍保持著美好的人性和健康的心態，超越了敵我意識、超越了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他堅決伸張民權，卻並非如當局惡意猜度的那樣是為報復、奪權甚至顛覆。在他看來，這猜度實在是一種侮辱，無非“以極權專制主義者之心度自由民主者之腹。”他對民權、對憲政懷有宗教般的信仰，他追求的是這大地之上的理想性，而不是數年即逝的個人權力。他堅決主張公民行動並身體力行，但他同時強調自我規制，強調自由與秩序的均衡。他是堅定的反對派，但更是負責任的反對派，建設性的反對派，更著眼于以文明理性的和平反對，為中國下一步必將到來的政治轉型做出優良示範；而不是不惜玉石俱焚，不是唯恐天下不亂。

反憲政者，皆國賊也。迫害郭飛雄們，亦國賊也

在所有這些方面，郭飛雄比之馬丁·路德·金，都決不遜色。但他和他的戰友們，卻遭遇了當年馬丁·路德·金百倍不止的阻力。美國當年的體制跟民權是可以相容的，馬丁·路德·金並不孤獨，有最高當局的合作包括艾森豪、包括甘迺迪和詹森三屆總統的合作，包括國會和最高法院的合作。美國民權運動因此容易形成合力。中國不然。郭飛雄堅定地信任人性，包括信任體制內的人性。這當然是對的。但無法否認的是，無論人性多麼頑強，都無法改變體制本身的剛性。體制中人可能會走向郭飛雄期待的良心起義，但體制本身絕無出路，絕無可能與人性尤其與民權相容。因為這體制有著任何人都不可能控制的獨立的生命與意志。這是中美兩國民權運動最大的不同，註定了中國民權運動的坎坷與悲壯，也註定了郭飛雄等民權活動家的悲劇命運。體制不容許任何挑戰，不接受任何壓力，不容忍任何社會資本包括智力資本和道德資本的聚集，而不惜扼殺于萌芽狀態。中國的民權運動只能屢仆屢起，屢敗屢戰。說中國的民權事業、中國的憲政轉型是人類歷史上最艱苦的工程，絕無半分誇張。

敢於以有限的人生投入這幾乎是無限的轉型工程，需要驚人的毅力與意志。所有投入轉型工程的志士，都是我們時代最可愛的人。郭飛雄尤其可愛，因為他不僅無畏而決絕，而且有著巨大的平衡能力，有著清明的理性。他不僅是我們時代最可愛的人，更是我們時代最需要的人。必須要有這樣的人領航，中國的轉型進程才可能最堅決同時最穩健，才可能把社會成本減至最小，也才可能克服對轉型失控的莫名恐懼，建立起成功轉型的全民自信。

民權崛起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如果說民族、民生、民權是百年來中國的基本問題，在民族獨立、人民溫飽基本解決之後，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民權問題。只有讓億萬無權者像當年美國黑人那樣告別變相的種族隔離，不再被代表被僭越，被歧視被侮辱，而是成為真正的主權者，因擁有真正的主權而對國家有認同感和責任感，這國家才可能是共同體，才可能真的有和平，有和解，有合作，有未來。否則一切無解。技術解決最多起到局部緩衝的作用，何況這作用越來越遞減而抵達極限。必須從民權入手才有望根本解決。現在已經到了這關鍵時刻。郭飛雄以及郭飛雄的戰友如許志永、郭玉閃的湧現，生逢其時。他們是真正的民權英雄、民族英雄，代表著我們民族可望抵達的精神高度。

如何對待郭飛雄和他的戰友們，意味著如何對待民權，如何對待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郭飛雄曾經有過斷言：反憲政者，皆國賊也。同樣可以說，迫害郭飛雄和他的戰友們，亦國賊也。郭飛雄們面對的體制確然強悍，但問題是，這體制正遭遇一種更強悍的力量即趨勢。這趨勢即民權運動的趨勢，這趨勢即億萬無權者覺醒的趨勢，這趨勢即億萬無權者要站起來成為主權者的趨勢。這是趨勢，更是命運。手無寸鐵的郭飛雄們在物質意義上再弱小不過，但他們的理想和追求合於趨勢即合於命運。命運必成就他們。他們必與億萬無權者一道為自己爭回權利，爭回自由、平等與公正。世俗意義上的強者不該無視這一點。他們該知道，命運是任何世俗的力量都不可能抗拒的，順昌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