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很難譯的書，董譯存真度相當高，捧讀譯書感佩東瀛志士賣命，感念先烈成仁取義，感歎民國風雨飄搖，感激今人為所當為，藉《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可舒展胸臆，彰明國史。

「在滿州發動馬賊運動後回到東京，故人宋君就開始來探望鄙人，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他經常被警察跟蹤，有時跟鄙人分享同一碗飯，生活清貧。他曾被癡女深情所困惑，非常滑稽。下榻武昌都督府，一邊聽着震動玻璃窗的砲聲，一邊愉快地聽他講述個人的理想和作為。炮彈落在船邊，互相望着蒼白的臉，迅即又為沒有中彈而豪氣干雲。南京城外重逢，同時說出『你還活着嗎』，緊緊擁抱，喜極而泣。橫死前一日，還議論縱橫，且發生爭論──現在想來，後悔不已。你躺在白色床單上的橫死臉容又在我眼前浮現......黃興、于右任君等人痛徹肺腑的哭泣聲在鄙人耳畔久久迴響。踉踉蹌蹌推着棺車，走的是無限思念的長途。在靈前告別，淚流滿面的同時心裏在想：千古奇冤將在何日得雪呢──這一切宛如昨天發生的事。每當思念湧上心頭，亡靈也就不可思議地重新回到鄙人身邊。 」   
        
    這段話，是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董炯明譯《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第十章最後部份﹞對宋教仁的永恆紀念，寥寥三百字，將二人初識、患難、親暱、刎頸之情，歷歷在目地留住，大陸學者傅國湧有感於其書之歷史意義與價值，託董君務必譯成中文，以憶贊辛亥百年。
        
    譯者後記提到「北一輝的書極難譯」，悅甫再三細閱，頗信董譯存真度相當高，一來是自訴語調，二來是文言語彙，日文專家可證如實與否。何以捧讀譯書達數旬之久？原委如後；感佩東瀛志士賣命，感念先烈成仁取義，感歎民國風雨飄搖，感激今人為所當為，以下藉《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舒展胸臆，彰明國史。 

傅國湧導讀長達47頁探討革命因果

   民國二年（1913）三月二十日，宋教仁上海火車站遇刺，兩日後不治。北一輝認為袁世凱是從犯，堅信滬軍都督陳其美甚至孫文才是主謀，日本領事館為此勒令他﹝筆者撰稿時恰其接旨之佛誕，巧哉﹞返日三年。1915，「支那革命外史」前八章出版，洛陽紙貴；翌年，續增十二章，董譯出與辛亥革命有關之十章，直行近二百頁，著者「排滿興漢」、「人溺己溺」之切膚懷抱，如現眼前。（中文傳統直排，被內地改成橫排，若夾雜外文很多，也許需要，否則應保持自己本色。）       

    傅國湧導讀長達四十七頁，在「探討革命因果」提到，本書「是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看的」，「相當於對中日關係的建言」。 

    的確，緒言宣稱「政府和國民都不理解中國革命」，北氏一口氣列舉二十點：「革命黨所抱負的各種理想，他們的結合與覺醒，發動革命輿論與運動軍隊的過程，革命爆發的真相與各派勢力的離合，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係，日本人援助的價值，日本與西方列強的取態對革命的影響，未來的革命發展，社會原因之探究，東方共和政體之將來，對於破產財政之反思，能否達致確實的有機的大統一，對付經濟侵略之策略，如何與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配合，日本國權的擴張與中國的覺醒如何協調，將來遇到動亂時日本不得不承擔的責任，中國的經濟覺醒與政治道德覺醒之間的關係，歐美的資本侵略與將來的糾葛，考察與日法一致的對愛國統一的要求，對於日中兩國之未來的合理展望。」
    
    又云：「國人渴望上述問題有正當解釋，但迄今未見有價值的深入探討，這對於自詡為東方盟主並想當中國指導者的日本來說不是一件尷尬而遺憾的事嗎？」北一輝當仁不讓、捨我其誰之氣魄，完全是該時空的氛圍，而且思慮週密，揆諸今日東海、南海、釣魚臺、沖之鳥礁、以及若干島鏈等爭議衝突，顯然百年之前的質疑仍然值得參考。    

武昌起義群雄不濟，成功乃天之助

    北一輝對中國革命愛深責切，以下整理「興國元勳」及「起義獨立」的近距離鏡頭，以見其間之艱難困阻：           
    黃興「胸懷寬大專做和事老」，「輕信提供軍資軍械的支那浪人，最後只好倚重黎卻被黎軍所誤」，「失守漢陽，武漢暴露危險之中，武昌同志及其他對黃君抱怨恨情緒的人漸漸地令彼地與南京之間出現疏離」；           
    宋教仁「足以擔當組織集團的大任，他完美的國家主義，與章太炎的國粹文化和張繼的雷霆般熱情相輔相成，建構了無懈可擊的革命黨的理論、熱情、組織」，「宋君每當有事，總要與鄙人反覆討論。武漢舉兵前一週，老譚每日催促宋去武昌，但宋猶豫不決，失去良機」；    
    譚人鳳「是純正的本土豪雄，把一批青年書生組成猶如崑崙山，統一哥老會各個山頭，參加反清興漢的大業」；    
    章太炎「有強烈的國粹自尊，憤慨孫君率留學生而去不示威，對孫隱藏贈款之事窮追猛打，又迫孫辭任總理」；           
    黎元洪「受到『汝願剪辮，還是斬頭』的威脅，在左右持槍者監視下不敢制止士兵發炮，後來竟登上副大總統的顯赫高位，乃老天爺的一齣喜劇，令人噴飯」；    
    武昌城電光火石之際：    
    「故人張振武和蔣翊武君，當時人在漢口，恥於做逃兵，不過排長職位的張蔣，算氣運，察大局，與前來告急的孫武等會合，為營救名冊中的諸友，即夜渡江，回歸武昌軍營，名冊送到黎元洪處之前，對他實行擁戴性的抓捕」；           
    「如斯不濟的黎元洪，三天後姍姍來遲的譚人鳳，在上海沉思的宋君，在香港灰心的黃興，還有在美國耽讀華盛頓傳的孫逸仙君──這就是當年中國革命黨領袖們的眾生相了。日本支那浪人各有所親，妄議上述革命領袖的功過。但武漢爆發的革命，實乃上天所為也」；       
    「老譚若斷然訓示必須履行革命黨規條（案：凡一省一地革命成功，其首長由黨人擔任），黎作為降將只有效犬馬之勞的份兒，率軍隊擁戴譚，滿足群眾心理的中樞神經就樹立起來了......老譚固守禪讓的舊道德是最大失誤，給革命開端帶來重大禍害」，「老譚愚不可及，黃興也糊塗得深不可測」；           

    孫逸仙「大名鼎鼎......鄙人參加同盟會，當他的面發誓，時常嘗試理解他，對他予以深切的同情，但通過觀察和嚴酷事實，不得不斷言：孫君理想從開始就錯誤，中國所要求的東西與孫君給出的完全兩碼事......孫的美國理想基本上不是中國革命黨的理想和不符合中國的要求的事實......與武漢革命毫無關係的孫」。幸而又說了這樣至關要緊的話：「鄙人可以人格保證，孫君一切言行舉止都光明正大......宋握住孫的手，孫磊落的心胸，充滿至純至誠之情。」 

    傅國湧含蓄地說北一輝對孫中山有偏見，「身在萬里之外的美國，怎麼可能像支那浪人吹噓那樣運籌帷幄指揮中國國內的革命運動。」北一輝常討論英對法、日於中的影響，又比較法之內閣制與美之總統制，更談到歐洲「自由人」創造美國，中國人則有千年「奴性」，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某方面看來，「奴性」至今依舊，包括身受其害的、處自由之地的仍然俯首貼耳貌似順民，難道我們基因裏真有「奴性」嗎？

宋教仁以憲法政治獻身革命，而非滿漢私怨族仇

    第三章「啟發中國革命的日本思想」，「推翻滿人統治復興漢族的國家民族主義在東京講壇堂而皇之鼓吹了十多年，武昌首義不足一個月就有二十二行省之一半響應，三個月﹝不到﹞就達到目標﹝創制民國﹞......殊不知革命炸藥早已藏在漢譯書籍中而被埋於三百九十一萬平方英里的中國國土了」，「古往今來，看到過白髮衰顏人士完成大變革的事例麼？絕對沒有，日本維新成功時，最年長者四十一......諸公只有三十左右，而......等人更年輕......數萬中國子弟渡海來日留學，變成了革命黨，回到中國，與數十萬因接觸漢譯革命哲學而覺醒的年少書生相結合，令排滿興漢的暗流終於漲掩神州河山，最後由武昌一炬把清朝燒成焦土。」不過，肯定日本思潮影響的同時，他一再強調：「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說法虛妄有害」，「討伐中國之時就是日本亡國之時」。此語幾乎等於預言──中華民國由誕生到三十八歲的大陸時期，皇軍侵略造成華夏苦難與兩岸分裂，也造成大和民族「幸運地」受美軍佔領管治近七年。

    宋教仁獻身革命，目標在「憲法政治」，而非滿漢私怨族仇，因此，「日清兩國就間島主權發生爭執，宋在東京帝國圖書館發現幾種朝鮮王室編纂的古籍，明確記載間島不是朝鮮領土﹝日本侵朝把間島視為屬土﹞，宋撰寫《間島問題》一書，力挫強鄰不法，助了清政府一臂之力，有日本人建議此書賣給日本，款項用來資助革命，宋嚴辭拒絕，把書郵寄北京。」這件事，當然是宋教仁深明大義，但拿來比較孫中山與臺灣日本總督合作，以讓利福建為條件，未必適宜，孫的類似「賣國」行徑不只一次，確實使人難以捉摸；宋案後孫組「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打指模」以示服從，黃興極力反對；「聯俄容共」後有論者給國民黨戴「列寧式政黨」帽子，都屬於大難題，一一分辨，很不容易，悅甫暫時只好懇請諸君思考以下數端：孫最愛的「天下為公」是否光「寫」不練，「蔣中正日記」是否「紀而非實」，蔣經國「用專制制止專制」是否「語言偽術」，同樣道理，「李光耀式獨裁」「朴正熙式專制」跟史毛鄧等魔頭之絕配，差距豈止萬里！    

    傅認為一百年前的「八零後」、「九零後」和「零零後」影響不僅覆蓋20世紀的中國，還將繼續影響21世紀。辛亥百年，倏忽已逝，臺港社會也湧現一批「八零」、「九零」甚至「零零」後，廣東話「寧欺白鬚翁，莫欺少年郎」﹝歧視老人乎﹞，頗為符合目前實況。不過，香港有人質疑「通識」給青少年「洗腦」（指馬為鹿！再次顛倒），但開放社會洗得了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其實，每個時代都有繼往開來之士，逢十統計，也許可以發現一些值得參詳的事例呢。 

北一輝熱情有餘智慧不足，造出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二詞

傅董以至一般讀者提問：這本辛亥革命的文獻，何以未引起兩岸史學家注意，也未譯成中文以供研究？試析如下：「黨因素」固為實情，但須分而論之，中共一切「黨首是瞻」，習大大並非「姓黨」始作俑者，實乃共產黨「自古以來」法寶；至於國民黨，大陸時期與臺灣時期先後「為人作嫁」（先共產黨、後民進黨）「勞而有咎」（神州是貪污腐敗無能、寶島是恐怖外來政權），一如傅董的感慨：「這本令人糾結的書一直難覓，日本人也不願多說，令人尷尬」，「兩黨不遺餘力鼓吹下，孫被打造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專制偶像」。

二位所言頗有理，但1952的「思想改造文集」找得到嗎？其中恐怕有事實上的困厄，而且，民國的大陸時期像「小型春秋戰國」，群雄競起，大師輩出，北氏書曾一度面世。至於「國父」，國民黨自始沒有「偶像」計劃，而是靈堂上一軍人首書「國父」二字輓孫，即便有這例子，也在北伐、抗日的十五年後才頒此尊稱；再者，菲律賓黎剎醫生（遠祖閩南柯氏），革命被殺後幾十年，國民追溯尊為「國父」；稱孫為「國父」，無非銘感創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和個人崇拜毫無關係。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臆斷，不絕對，不固執，不獨尊），孔丘先生杜絕四種弊病的「子絶四」值得時刻警醒，尤其是「自由人」，完全有責任要求自己儘可能做到，否則應該「回奴役社會去」，乖乖享用主子賜予的幸福。面對舉世滔滔的議論，嚷嚷紛紛，魚目混珠，孟子的知言養氣，足以分辨蛇龍：「詖辭(偏於一曲而不見全體的言論)知其所蔽，淫辭(放縱蕩肆之言)知其所陷(陷溺)，邪辭(邪僻之辭)知其所離(背離正道)，遁辭(理屈而閃躲之辭)知其所窮。」當今建制黨員，凡有言語，千篇一律，倒屬易辨黑白之一類。
       北一輝熱情有餘，智慧不足，理論偏鋒造孽出「社會主義」與「法西斯」集於一身，死於「二二六」兵變。但他忠於自己，求仁得仁，不枉此生矣。

    宋教仁疼痛難忍，趴倒在一張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吾痛甚，殆將不起……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董譯262頁的幾十個字，讓吾人目睹耳聞剛剛三十而立的憲政推手──唯公無私！抗戰勝利第二年聖誕節，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翌年施行，又一年，「新中國」宣佈「舊中國」死亡，得年三十八，共產黨官修「前朝史」曰「中華民國史」（重視傳統乎），1954後，出爐凡四部所謂「共和國憲法」，何以始終「和尚打傘」﹝無髮無天﹞無日無之？一句話，毛澤東鄙夷「憲法」，而且是赤裸裸地！其他「共和國」出生入死的呢，很遺憾，就算有，絲毫無能為力。

    《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由眾籌（香港）文化傳播公司出版。  

  中華民國105年第十四屆憲政總統蔡英文女士就職典禮順利完成日 有線電視全程直播，以往似無，乾杯！——又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