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給人印象是忠厚長者，被尊稱為“董老”。實際上，他卻是中共特工的高級領導人。他利用公開的統戰身份，發展間諜，打入國民黨軍政高層，竊取大量重要情報。董最得意的就是培養和領導了四名高級情報幹部：熊向暉、沈安娜、郭汝瑰和韓練成。有關故事直到近年還在大陸傳播：統戰與特工是傳家寶。】

董必武在重慶、南京以和談為掩護大搞諜報，延安卻在大抓特務。

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的創始人周恩來曾說過：“有了黨，就有黨的情報保衛工作。”中共隱蔽戰線是周恩來直接領導、佈局與指揮的，董必武是其最得力的助手。從抗日戰爭爆發到1947年3月，董必武與周恩來一起戰鬥在武漢、重慶、南京等地，主管統一戰線與隱蔽戰線的工作。後來,周恩來返回延安，南方局就由董必武主持。他安插得力人員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的核心機要部門及其負責人身邊，建立起無孔不入的情報網絡，斬獲頗豐，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董必武在中共情報工作中最得意的，就是培養和領導了四名傑出的情報人員，後來也成為其麾下四員心腹大將，他們分別是：熊向暉、沈安娜、郭汝瑰和韓練成。他們四個人戰鬥在敵人的“心臟”，周旋於各種勢力和考量之間，可以說是游走於刀尖和懸崖的邊緣，獲取了國民黨高層的大量核心機密，為我黨隱蔽戰線的工作立下了不朽之功。

胡宗南身邊的機要秘書——熊向暉

中共隱蔽戰線著名的“後三傑”，即陳忠經、熊向暉、申健都是受周恩來和董必武直接領導的諜報人員。

1936年，被譽為隱蔽戰線“後三傑”之首的熊向暉考入清華大學。在校期間，他參加了中共北平學生運動的週邊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由於思想激進、表現積極，他成為清華分隊的負責人之一。同年12月，熊向暉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七七事變後，清華大學和北平、天津的其它大學一起被疏散到湖南長沙。同年底，長沙方面準備組織青年戰地服務團到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服務”。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讓蔣南翔推薦一名秘密黨員報名參加，蔣南翔推薦了熊向暉。

1937年12月底，青年戰地服務團來到武昌。31日，服務團被告知等候胡宗南的“傳見”，實際就是面試。果然，符合條件並有所準備的熊向暉被胡宗南一眼看中。當天夜裡，熊向暉從武昌乘渡輪到漢口找到八路軍辦事處。當時，周恩來和蔣南翔都不在，董必武接待了他。當得知熊向暉已獲得胡宗南的好感時，董必武很高興。

對熊向暉今後的工作安排，董必武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要求熊向暉注意克服自身急躁、驕傲的毛病，要甘守寂寞，做一顆“閑棋冷子”。他讓熊向暉記住三點：一是不要急於找黨，不要離開胡宗南的部隊；二是要隱藏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準備參加國民黨。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蔔，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的誤解也要忍耐；三是在國民黨內要寧亢勿卑，但不宜過亢。最後，董必武送給熊向暉八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董必武傳達的周恩來的意見，實際上也是他自己的看法。這些深思熟慮的意見和周密長遠的安排，對熊向暉長期潛伏與情報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不出所料，深得偏愛的熊向暉很快就擔任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蔣介石給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暉先簽收，胡宗南下達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暉代為起草。這樣的身份和條件讓熊向暉有機會接觸到國民黨高層最核心的機密，其掌握的情報具有更高的價值和可信度。

抗戰初期，胡宗南抗日態度比較積極，所以熊向暉這枚“棋子”就一直“閑”著沒有被起用。抗戰進入到相持階段後，隨著國民黨制造反共摩擦的加劇，“三人小組”也漸漸活躍起來。他們搜集大量情報資料，有西安各黨政軍民機關調查詳表、防止異黨活動方案、胡宗南特務系統概況、電報密碼、蔣胡的戰略動向、胡宗南軍隊的戰鬥序列、編制、番號、主官姓名、裝備、人數、駐地、軍事部署和作戰計畫等等，其中有兩份情報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3年，熊向暉獲取了國民黨第八戰區進攻陝甘寧邊區的作戰計畫，並迅速傳遞給了黨中央。當時，延安只有一個保安團和一個警衛團戍守，情況萬分緊急。黨中央得知這份作戰計畫後立即採取了緊急措施：由朱德給胡宗南和蔣介石發電報，抗議他們進犯陝甘寧邊區的挑釁活動；在延安召開三萬餘人參加的緊急動員大會，揭露蔣介石的陰謀，並通電全國，呼籲停止內戰。毛澤東還親自撰寫了《質問國民黨》一文，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文章列舉了大量事實，揭露胡宗南進攻邊區的企圖與計畫。

本來胡宗南是要“攻其不備”，“閃擊”延安的，卻沒想到進攻計畫被公之於眾，毫無“奇”可言；而且共產黨又嚴陣以待，做好了迎戰的準備，胡宗南只好放棄了計畫，下令收兵。進攻延安的計畫最終落空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於無形之中。

另一次是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向延安發起進攻，熊向暉及時上報了敵人的計畫。黨中央獲知情報後，知己知彼，才有了後來的西北解放軍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沙家店等處的連戰連捷。

當年，毛澤東和中央情報部對西安情報系統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他們的情報對中央工作有很大幫助，稱讚西安的情報工作是全國的模範，還說：“熊向暉，一人可頂幾個師”。

沈安娜打印黨軍絕密文件送給中共，和丈夫都是共諜。

蔣介石少不了的美女速記員——沈安娜

沈安娜也是董必武安插在國民黨心臟的諜報人員。

沈安娜原名沈婉，畢業於上海炳勳速記學校，後被浙江省政府秘書處議事科錄用為速記員，為黨做情報工作。

1937年7月，抗戰爆發。沈安娜輾轉來到武漢，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熱情接待了她，對她說：“你過去做過情報工作，又有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的關係，現在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你可利用這層關係要求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然而此時的沈安娜卻更想去延安，她急切盼望著離開腐敗不堪的國民黨機關，投身光明的聖地。沈安娜向董必武表達了這種心情。董必武聽後苦口婆心地開導說：“你要以大局為重，從長遠著想。黨需要長期潛伏，你就要堅守崗位。”沈安娜懇求道：“能不能讓我去延安學習一年？就一年！”董必武堅決地說：“一天也不行。你只要去了延安，就再也回不來了，再也不可能回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了！”最終，沈安娜聽從了董必武的安排，從此忍辱負重，甘當無名英雄。

1938年，沈安娜利用關係進入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憑著每分鐘200字的記錄速度和寫得一手好字，她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等重要會議的速記員。在國民黨中央党、政、軍、特高層會議上，凡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會議，沈安娜便是速記的不二人選。

利用當速記員的機會，沈安娜獲取了許多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情報，並及時地傳遞給中共地下黨組織，其中包括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起草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異黨問題處置辦法》原件，以及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通過的反共清黨檔等。這些重要的情報為我黨粉碎國民黨的反共陰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沈安娜將國民黨“黨團會”商定的談判方案通過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丈夫華明之送出，使中共代表團有所準備，從而掌握了談判的主動權。解放戰爭時期，沈安娜從國民黨中央黨部獲取和搜集的軍事戰略情報，都是通過華明之轉交給黨組織的。

沈安娜在蔣介石身邊長達11年之久，從未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懷疑，她提供的情報往往是準確和真實性極高的核心機密，這為黨中央制定各種應對的政策和方案起到了參考作用。沈安娜夫婦的情報工作也受到了周恩來等人的高度讚揚，他們夫婦倆被人們稱為“按住國民黨脈搏的人”。1979年12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沈安娜時說：“你這個小速記，不是什麼官，作用可大了。”

郭汝瑰，人稱郭小鬼，有黃埔、留日、抗日資歷，深得蔣營器重。
淮海大戰的策劃都交給這個頭號共諜，國軍豈能不敗？

“紅色作戰廳廳長”——郭汝瑰

被人們稱為“紅色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是董必武聯絡的重要情報人員。郭汝瑰，四川銅梁人，1907年生，黃埔5期畢業，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郭汝瑰赴日本留學，其間與黨失去聯繫。從日本回國後，郭汝瑰考入陸軍大學，成了“天子門生”。而後，郭汝瑰進入陳誠的十八軍。“八一三”淞滬抗戰中，郭汝瑰擔任十八軍十四師四十二旅旅長，率部與日軍廝殺七晝夜，一戰成名。郭汝瑰還參加了武漢會戰、長沙第三次會戰等戰役，均建戰功，因此受到陳誠的青睞，並最終成為蔣介石心中的“軍界精英”，在國民黨軍隊中一帆風順，青雲直上。

然而，在艱苦的抗戰時期，郭汝瑰親眼目睹了國民黨統治階層的腐敗與黑暗。在直接掌管部隊前，郭汝瑰認為國民黨軍對日作戰失敗的主要是因為軍隊裝備落後和在指揮上的失誤。可是，當他到國民黨軍的暫五師接任師長後，他才知道這個暫編師實際只有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多人。這樣謊報人數吃空缺，謊報傷亡、逃亡騙補給的做法在國民黨軍隊中十分普遍。1943年，郭汝瑰奉調從前線返回戰時陪都重慶。在重慶，他所接觸的都是一些達官顯貴，整日看他們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甚至利用職權大發國難財，與前線將士艱苦卓絕、浴血奮戰形成強烈的反差。頹敗不堪的現實讓這位愛國將領感到徹骨的心寒。這種日積月累的不滿成了郭汝瑰尋找中共黨組織的直接動機。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像我這樣對剝削憎恨，略具愛國心和正義感的人，到重慶目睹國家要在一批蠹蟲手中葬送掉，而不棄暗投明以挽救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黃埔軍校同學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弟），經任逖猷介紹見到了任廉儒。當時，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會部負責軍事情報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的領導。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繫15年之後，終於找到地下党，郭汝瑰激動不已。

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兩次與董必武會見，他提出恢復黨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轉達董必武的意見：“你要求恢復黨籍，原則上可以，但要經過一番考驗。我們的同志要想打入國民黨機要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對要小，你留在國統區可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於你組織問題的解決，希望你能為我們黨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任廉儒還告知，今後他與郭汝瑰單線聯繫。郭汝瑰也表示：“只要黨能容納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由於陳誠的保舉，郭汝瑰的“官運”順暢。一年之內，連連升遷：自總參謀部辦公廳副廳長到國防部第五廳廳長，再到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利用職務之便，郭汝瑰把一份份國民黨軍隊的最高機密情報傳給任廉儒，由任送給中共地下黨，再轉到解放軍的作戰指揮部。郭汝瑰傳送的軍事情報，對解放戰爭的勝利有著難以估量的作用。（按：國軍高層只有杜聿明懷疑郭的背景，但蔣迷於郭的才能，直到最後郭領3師人馬投奔共軍，才醒悟郭是最大的共諜。）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後臺灣一家報紙曾不無幽默地發表一篇題為《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敗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講道：“郭汝瑰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身份，為國府運籌帷幄之中，卻讓中共決勝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諷刺。”

韓練成歷任國軍軍長，萊蕪戰役出賣6萬兵給共軍，仍為蔣信用。

蔣介石的心腹愛將——韓練成

據《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記載：（1946年）11月6日，在上海停留期間，（董必武）與桂系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在白崇禧公館談話。韓練成是何許人也？董必武為何與之談話？

在中原大戰中，韓練成曾營救蔣介石於危難之中，因此深受賞識、提攜，被蔣介石欽點列入黃埔系，號稱“賞穿黃馬褂的人”。他先後任國民黨師長、軍長、“委員長”侍從室參謀、參軍處參軍等顯赫要職。然而，最初的信仰使韓練成最終走到周恩來和董必武的麾下，成為一名我黨重要的情報工作者。

1946年10月，韓練成列席了國民黨最高軍事會議，瞭解了蔣介石全面內戰的戰略計畫，包括對西北、山東兩個戰場的戰略部署，以及美蔣之間關係等重要戰略情報。同年底，韓練成率領的整編第四十六師被調至山東萊蕪一線。為了獲得共產黨的指示，他於11月到達南京，設法見到周恩來。周恩來告訴他：“董老正在上海，你立即到上海找董老請示行動方針。”於是，韓練成專程趕到上海，將南京中共代表團副團長董必武秘密接到白崇禧公館。有趣的是，韓練成稱與客人商談要事，白崇禧的夫人不知道這位“客人”居然是共產黨，竟然在外為其把風。

在兩人的談話中，韓練成將全部情報交給董必武。董必武首先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指出蔣介石已經悍然撕毀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大舉進攻解放區，新的全面內戰已經爆發；接著他向韓練成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軍事進攻的指示。董必武最後叮囑韓練成：一定掌握好部隊，伺機配合解放軍行動，並交待與華東野戰軍聯繫的辦法。會面後，董必武立即電告陳毅、張雲逸、黎玉：“韓練成已從華南調山東，不願內戰，請派人與之聯繫。”很快，華東野戰軍就與韓練成接上了關係。陳毅還派得力幹部化妝潛入韓部，作為秘密聯絡人。

1947年1月，國民黨軍隊分南、北兩線展開攻勢，企圖同華東野戰軍主力在沂蒙山區決戰。韓部整編第四十六師剛換上美式裝備，是北線李仙洲集團的王牌軍之一。華東野戰軍決定在運動戰中誘殲李仙洲集團於萊蕪一帶，並希望韓練成做內應。開戰之初，韓練成本打算率部起義。但戰況瞬息萬變，他一時無法操控部隊陣前倒戈，於是只好實施預先與華東野戰軍方面約定的“第二方案”：關鍵時刻，韓練成率領12名親信突然離開指揮崗位，使第四十六師群龍無首陷入混亂，士兵四散奔逃，從而導致國民黨軍全線動搖。華野的幾個縱隊抓住戰機，迅速出擊，不到兩小時，將國民黨的幾萬大軍殲滅殆盡，李仙洲、韓浚等21名將級軍官全部被俘。這就是當年震動南京朝野的“萊蕪戰役”。時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二綏靖區司令的王耀武得知消息後大為震驚，罵道：“5萬人，不知不覺三天就被消滅光了。老子就是放5萬頭豬在那裡，叫共軍抓三天也抓不完！”

朱德讚揚韓練成為黨、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澤東稱讚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黨史專家後來也對韓練成的行為有所評價，稱他為“導致神州陸沉的軍事共諜”。

董必武給人印象是位忠厚長者，在黨內被尊稱為“董老”。實際上，他卻是我黨隱蔽戰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現代諜戰大師。有學者指出：董必武不是將軍，但他是將將之人。董必武未帶過兵，但他麾下的幾名超級間諜，個個抵得過10萬精兵。

（摘自：北京《黨史縱橫》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