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綏土改進入高潮時，“冰天雪地，鬥死的人都不允許去收屍，誰要收屍就認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鬥爭起來比真正的地主還厲害。後來，那些被鬥死的，被搶斃的，不計其數。都赤溜溜扔在野地裡，一群狗圍著屍首搶食。

大約十年以前，我在《南方週末》發表《開明士紳劉少白》以後，在引起讀者興趣的同時，也遇到一些麻煩，其中最主要是一些當事人的後代對我的動機產生懷疑。其實我寫這篇文章，一是因為我與劉少白先生曾是鄰居，而許多人對這位被毛澤東稱之為“開明士紳”的老人並不瞭解，所以我覺得有必要介紹一下;更重要的是我們研究這段被遮罩的歷史，是為了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尋找未來的方向。當然，這個小小的插曲，也成了我研究晉綏土改重要原因之一。

兩份駭人聽聞的土改殺人現場材料

就在這時，我看到兩份關於土改的材料，那種駭人聽聞和觸目驚心的感覺，是我從來沒有過的。

　　第一份材料來自著名民國史專家李新的回憶錄。他說：1946年夏，他從北平回到邯鄲，那時晉冀魯豫中央局的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讓他到附近的永年縣當縣委書記，他一上任就遇上鬥爭漢奸宋品忍的大會。當時參加大會的人數以萬計，會場內外貼滿了標語。他走進會場以後，看到前臺柱子上綁著宋品忍，成千上萬的群眾高喊口號，氣氛異常激烈。李新認為大會開始後秩序還能掌控，但是後來，一個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臺，一邊哭喊一邊從懷裡拿出一把鋒利的尖刀。只見她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腦袋，然後非常利索地抓住宋的耳朵，嚓的一聲，耳朵被齊根切斷，頓時鮮血飛濺。這時全場沸騰，人們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萬剮，碎屍萬段!”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局面，李新必須有正確的對應，為此他立即召開臨時會議，對與會的其他領導人說：群眾的憤怒可以理解，但這樣做影響不好，應該出告示將該犯槍決。後來，他電話請示上級後，才貼出告示，把宋品忍拉出去槍斃。沒想到告示貼出後，群眾又湧向刑場。當犯人已被槍斃、人群基本散去的時候，李新在現場看到宋的屍體只剩下幾根骨頭。這時，一個漢子氣衝衝跑來，抓起那幾根骨頭，對李新說：“怎麼把肉都刮光了，也不給我留一點，太不公平了!”最後，他撿起那幾根骨頭，一邊走一邊說：“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頭回家讓狗啃，也算解恨了”(參見《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篇》第5-7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智效民：山西社科院研究員

　　如果說李新講的是一個鬥爭漢奸的故事，那麼，第二份材料則是一個在革命陣營內部自相殘殺的事例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曾經擔任晉綏行署副主任、黨組書記的牛蔭冠，在“晉綏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題目是《我們應從晉綏土改的“左”頃錯誤教訓中總結歷史經驗》，其中一段話讓我深感震驚。他說：

　　我記得晉綏黨校搬家時，從興縣搬到寧武，沿途發現被打死的區鄉幹部不少，其中有一個區長(名字記不清了)被綁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流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聽說，這個區長過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積極，對人民很熱愛，對上級黨的指示積極執行，可是，這次運動中，他被活活刮死了。(《牛蔭冠紀念集》第321頁，中國商業出版社1996年)

　　這段話說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當時已是晉綏土改運動的後期了。在著名的革命老區發生這種慘無人道的事，實在是出乎人們的想像，這也是我進一步研究晉綏土改的一個原因。

　　2004年初夏，我在一全同事的引薦下，拜訪了已經退休的原中共忻州市委宣傳部長白建華。白先生是興縣黑峪口人，土改時十七八歲。他說他小時候，黑峪口是水陸碼頭，可謂商賈雲集，經濟發達，因此他至今還記得當地生產一種豆腐乾，由於加工精細，口感特別好，但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再也不見了。另外，因劉少白、牛友蘭在當地興辦學校，傳播新思想，所以，人們的文化水準和文明程度很高。那時，真是鄰里和睦相處，居民安居樂業。老百姓婚喪嫁娶，從不大操大辦。如果誰要鋪張浪費，就會被大家恥笑，認為是封建思想作怪，老頑固、老落後。白先生還說，劉家兄弟為人和善，是遠近聞名的老好人。劉少白的弟弟劉象坤在家務農，沒有出去，但是本人卻非常開明，他的兒子劉武雄1932年就參加了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土改的時候，劉象坤卻首當其衝成了鬥爭的對象。鬥爭他的那一天，會場上聚集了八個自然村的幾千人，會議還沒有開到一半，劉象坤就被眾人你一拳我一腳，你一棒子我一石頭地活活打死了。白先生說：鬥爭的骨幹力量都是貧農團的年輕後生，這些人力氣大，下手狠，打人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他當時也在場，周圍人山人海，等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劉象坤早就躺在地上沒氣了。白先生還說，劉象坤被打死的時候，正好他兒子劉武雄被開除公職從晉綏行政公署所在地蔡家崖回來了。劉武雄回來以後聽說正在開批鬥他父親的大會，他連家都沒有回就直奔會場而來。到了會場以後，他上臺講了一番話，大意是過去他受惡霸父親連累，對革命不夠忠誠，現在他決心要和劉象坤劃清界限。隨後，他跳下臺來，從一位民兵手裡奪過一把刺刀，沖他父親屍體的胸口又連捅兩刀。鬥爭大會結束後，劉象坤的屍體被人用繩子拖著扔進了黃河。

　　劉象坤慘死後，黑峪口又連續清算了鬥爭了七個地主惡霸。但是從《晉綏日報》的報導來看，所謂群眾訴苦，大多是家長里短、雞毛蒜皮的事。比如有人控訴說，有一次他去拾柴，地主婆罵罵咧咧的，“說是偷她家棗樹枝枝，(後來)嚇得連她家門口再不敢走”了。控訴者對地主婆下的結論是：“你連窮苦人的柴水路都斷了!”(《晉綏日報》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第二版)

老黨員慘死後心臟被挖吃、老婆被分配

據白建華說，黑峪口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是紅軍東渡時就加入共產黨的老黨員，但是在土改中也成了被鬥對象。貧農團鬥爭他的時候開了一上午會，那些貧農團的人對劉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扎錐子，打棒子，折磨得他死去活來。劉玉明被打暈以後，有個後生找來一塊石頭沖他的腦袋砸了下去，沒想到他的腦袋骨還真硬，這一砸居然讓劉玉明反射性的蹦了起來。劉玉明稍微清醒之後，他給那些人跪下並央求說：“群眾對我有怨恨我沒意見，咋處理我我也沒意見。我今年36歲，家裡還有一個快70歲的老母親了，給我留條命行嗎?”劉玉明的話音剛落，一個後生又拿起棒子向他的頭部打去，他應聲倒下。群眾以為他死了，也像對劉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繩子拖著，往黃河裡扔。誰知他在河灘上又活過來並掙扎著想往起站，於是幾個後生又下到河灘，端起刺刀在劉玉明胸脯上扎了兩刀—–

　　白建華還說，劉玉明死的時候，現場有個姓任的漢子，他聽說吃了人的心臟能治好病，便跑下河灘用刺刀將劉玉明的胸膛挑開，掏出劉的心臟用布包好，回到家中在爐子邊上焙乾，給家裡的病人吃了。劉玉明慘死後，他母親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雙眼，並被分配給失去一條腿的老紅軍。這位老紅軍姓任，是白建華的入黨介紹人。我採訪白先生的時候此人已經90多歲了，當時健在。

　　後來，《山西文學》魯順民也採訪過白建華先生，並寫了《左傾風暴下的黑峪口》一文，發表在2005年第10期《山西文學》上。在此之前，他還在利用回鄉過年的機會，採訪了一位74歲的張老漢，以《關於土改，我對你說》的採訪手記為題，發表於2004年第4期《山西文學》。據魯順民說，一開始張老漢聽說他要瞭解土改情況，還有一絲不快，甚至有點生氣，懷疑他不懷好意，但由於關係比較熟悉，雙方很快就消除隔閡，暢談起來。

　　張老漢是河曲縣城關人，1947年土改時，他才十六七歲。他母親是在抗戰開始時被日本人炸死的，死得很慘，找到屍體時，連腦袋都不知去向。下葬的時候，他父親只好在紙上畫了一個頭像粘在脖子上。後來他父親沒有再娶，依靠給死人剃頭、做紙紮、油漆棺材謀生。在父親的影響下，張老漢從小也學會做紙紮。但由於生意不好，他家的生活非常艱難。

　　張老漢說，土改時他三叔參加了貧農團，要他也去鬧土改。一開始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數落他爹：“你說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老婆，這是為什麼?是封建地主剝削的呀!你說你每天辛辛苦苦做紙紮，和死人打交道，做些下三爛營生，還得給人低聲下氣，和死人打交道，這是為什麼?是地主封建剝削的呀!”三叔還告訴他爹：“這次土改，輪到咱們出頭出氣了，窮人要翻身了!”

　　張老漢的父親比較怕這位三弟，稱他是“三閻王”。經過“三閻王”這麼一說，張老漢的爹也就同意他出去鬧土改了。於是，張老漢首先參加了少先隊。少先隊員大多是十五六的後生，比兒童團員稍微大一點，但是不夠參加民兵的年齡。張老漢說：“那時候給公家幹事沒報酬。三叔說了，革命成功過後一併給。我爹曾問過，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該咋辦?三叔說，休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張老漢說，當時，除了民兵組織以外，還有農會和村委會。土改一開始，過去的全部推倒重來。於是，村裡成立了農會臨時委員會。臨委會成員叫秘書，頭頭叫主任。土改開始後要劃分階級成分，當時的成份分的很細，僅僅是地主就有普通地主、化形地主、破產地主。另外還有普通富農、生產富農、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成份叫惡霸，不管有沒有地，只要為人不好，就是惡霸。如果是地主又為人不好，那就是惡霸地主。如果是窮人，但為人不好，那也是惡霸。

　　定好成份以後，就開始鬥爭了。鬥爭的目的是“起浮財，挖地財”。“起浮財”就是要沒收地主富農的一切家產，包括糧食、傢俱、衣服和住宅。“挖底財”就是要將地主富農藏起來的財產(主要是現金和金銀財寶)全部挖出來。於是，整個縣城每天都能聽見打人鬥人、呼號連天的聲音。到了後來，民兵和農會的人手不夠，就把少先隊員也叫去，參加鬥爭。

土造酷刑鬥爭方式，不放過女人寡婦

至於鬥爭的方法，不外乎捆人和打人。為了防止地富分子外逃，民兵和少先隊還有監視他們的任務。到了開會鬥的時候，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叫“磨地”。開會前，先在會場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爐渣，沒有爐渣就撒些六棱八角的菠菜籽。這些東西鋪在地上比木銼還要鋒利。開會時，先把被鬥爭的人一把推倒，然後讓兩人提住被鬥者的腳後跟一上一下來回拉。到了後來，又發展成將被脫掉被鬥爭的人脫掉衣服，光著上身正面拉反面拉。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什麼人也禁不起如此折騰。如果家裡有點財產，早就全部招了。

　　張老漢講了一個事例。他說，縣城東門外有個姓周的藥鋪掌櫃，平時比較小氣，總是哭窮，所以人們送他一個外號，叫週二幹幹。貧農團知道他有錢，就開始鬥他。因為他拒不交代，被脫光了上衣開始“磨地”。正當兩個貧農團成員用手提著他的腳後跟在場上拉來拉去的時候，不知誰往場裡扔了兩塊青石蛋蛋，只聽見周掌櫃的腦袋在青石蛋蛋上磕的嘣嘣亂響。一兩個回合後，周二掌櫃只好坦白了藏錢的地方。貧農團按照他的坦白交代，找到兩三百塊大洋。但他們認為不夠，就繼續“磨地”。又拉了三五個回合後，一個叫張毛女的女人在周二掌櫃的肚子上放了一個小石磨坐了上去。隨後她像趕馬車似的指揮說：“拉上走，看他說不!”

　　看到婦女們在鬥爭中如此積極的表現，幾個後生也不甘示弱。他們把周二掌櫃拉出大門，又拉出城門，繞著城牆轉了一圈。後來，當張毛女從磨子上下來時才發現，周二掌櫃不僅早已咽氣，就連後腦勺也被磨塌，腦漿流了一路，後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一根的，就像打場的鏈枷一樣。

　　第二種方式叫“坐圪針櫃”。

　　這種辦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糧食的大躺櫃抬出來，抽去中間的擋板，活像個長方形的棺材。然後在櫃子底上均勻地撒上剁碎的酸棗樹圪針，再把被鬥的人脫光衣服，赤條條地扔進去，蓋上蓋子。把人扔進去以後，外面的人往櫃子底上放一根檁子，從兩頭上下晃動，就像幼稚園孩子玩蹺蹺板一樣。於是裡面的人便從這頭晃到那頭，再從那頭晃到這頭。外面的人晃兩下問一句，直到裡面的人說出藏錢的地方為止。

　　有一個叫餘務本的七旬老人，因為生意做得大，孩子們都陸陸續續離開家鄉，只有他一個人留在老家看門。土改開始後，他因為耳朵有點背，別人與他說話他總是反應遲鈍，因此被貧農團認為是看不起他們。於是貧農團便把他抬進“圪針櫃”搖了好幾個來回。外面的人發問，老人聽不見，因此就是不吭氣。於是大家以為他實在是太頑固，後來打開櫃子一看，才知是他早就斷了氣。

　　第三種方式叫做“扔四方墩”。當地人把長城的烽火臺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四丈高，下面人跡罕至，十分荒涼。對於那些死活不說的鬥爭物件來說，扔四方墩可能是最後的一招。到時候，貧農團把那些頑固不化、打死也不交待的人押到四方墩上，往下一推，必死無疑。但是，為了保險起見，貧農團還要在四方墩下面鋪滿石頭，扔一次怕摔不死就再扔一次。後來人們不願意費這力氣，就乾脆從上面往下面扔石頭，只要砸到腦袋上，肯定就沒命了。有一位姓韓的教書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貧農團的後生們看到他老婆每天提個籃子撿料碳，認為她是有錢裝窮，便把她捆了起來。正好韓的妻子是個性情剛烈的女人，無論你們使用什麼手段，她就是不配合，於是她受盡折磨，先後經受了火鉗子燙、磨地，坐圪針櫃等酷刑，直到最後，她被帶到四方墩。在剝光上身往下推的時候，一個姓田的少先隊員為了留下她穿的褲子，將她的褲腰帶鬆開，然後揪住褲腰帶把他推了下去。第二天，這個姓田的人將那條褲子賣給了攤。

　　死的最慘的是張老漢的外祖母了。這老人雖然是個寡婦，卻經營著磨房、當鋪、糧庫和兩隻渡船等一攤子家業。張老漢說：“土改時，她被捆起來打過，火柱燙過，磨過地，最後還在耳朵裡鑽上撚子點燈——，最後，還是被人民法庭槍崩了。”

　　說到這裡，張老漢頗有感觸地說：“……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給你說是這麼回事。和文革時候的批鬥大會差不多，由幾個人控訴，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實許多人都是聽過昔日富豪的名頭，沒見過面，都是來看希罕的。控訴的時候，土改工作團的人問：貧雇農弟兄們，大家說，這個人，該怎麼辦。只要底下有一個人說：打死他!……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這種方式，還有許多平時為人不好脾氣不好惹下人的民兵、農會幹部被槍崩了。這叫做：貧雇農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晉綏土改進入高潮時，已經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張老漢清楚地記得，當時“冰天雪地，鬥死的人都不允許去收屍，誰要收屍就認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鬥爭起來比真正的地主還厲害。後來，那些被鬥死的，被搶斃的，都赤紅溜棍扔在野地裡，遠遠地就看見一群狗圍著屍首爭搶。屁股在雪地裡露出來很搶眼，我給你說。屍體上的衣服早被人脫光了。”

　　對於後來土地改革運動的“糾偏”，張老漢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外祖母被“槍崩的後兩天，也就是臘八過後那幾天，說是槍崩錯了。不僅僅是她，許多人都槍崩錯了，要糾正。球，人死了怎麼糾?這種混亂局面大概持續了三個多月，很快就結束了。一共打死多少地主，不知道。但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個。反正挺亂，有好幾次，貧農團開控訴大會，說著說著把縣委書記縣長就揪上臺去鬥開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團在那壓著陣，他們也玄。”

　　張老漢承認，他也參與過這些事。人們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時候起的。他還說，他曾經請教過早年在衙門裡當劊子手的人，這人叫“三板漢”，是個塌鼻子，害楊梅大瘡落下的病。三板漢教他一種方法，叫“小鬼搬磚”，就是電影裡演過的“坐老虎橙”。後來他對三叔說了，三叔馬上把這種法子運用到實踐中。最多的時候能往受害人腳下墊七塊磚頭，“聽見骨節圪叭叭響，是那種碎裂的聲音。”

　　張老漢說，時至今日，土改的影響還在。有一次，他要給大兒子申請宅基地蓋房子，村裡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給我傳話，說是需要往上送黑錢才能辦成。張老漢說：“我給他有條×錢。我就找到村主任家裡，一進院，不說話，先看他那幾間大正房。他看著我來者不善，說六叔你有事進家裡說，站在外頭能看出個靈芝牡丹?”張老漢不理他，只是說：“我是看你這房子，什麼時候土改我該分哪一間。”一句話嚇得他臉都白了。沒過幾天，蓋房子的宅基地就順利地撥下來了。

　　說到這裡，張老漢哈哈大笑起來。

（2016年2月共識網，首發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