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羅地網,與人民為敵
 
天羅地網,與人民為敵
作者: 尹曙生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1-06-08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金鐘按:五九年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三千多萬人?本文以安徽省公安內部的資料為依據,驚人地證實由於中共采取一系列嚴厲的「控制」政策,完全堵死了民眾求生抗災之路,因而造成大規模死亡。可見所謂「專政」,乃是專人民之政。迄今未變。


●   1958年中國農村大躍進動員大會一景。(本刊資料)

  「大躍進」以後,全國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餓死這麼多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採取了嚴密而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接管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僅武裝土匪就有二百多萬,還有特務、惡霸、潛伏下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反動會道門頭子,活動猖獗,社會治安混亂。經過三年的剿匪、反霸、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逮捕、拘留了二百八十多萬人,其中判處死刑的有七十多萬,判處徒刑的一百二十多 萬,其餘判處管制、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正如毛澤東在鎮壓反革命後所說的:「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在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同時,進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分得土地,農業生產迅速恢復,農民生活水準迅速提高。

安徽鎮反殺關管共計十一萬人

  以安徽省為例,三年鎮反,共逮捕各類反革命份子十一萬零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判處死刑的三萬二千八百七十六人,死緩二千三百二十八人,有期徒刑四萬九千三百三十二人,其餘判處管制或戴帽釋放。當時安徽只有二千七百萬人,逮捕、處死這麼多人,引起的震懾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即使還有個別漏網的反革命,在強大的專政機器面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一九五○年安徽發生各類刑事案件一點六萬多起,到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下降到五千多起。再加上禁毒、禁娼、禁賭,社會治安良好。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領導都認為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已經結束,公安機關要轉入經常性的偵查破案工作,維護社會治安。

  可是好景不長。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引起了社會震動。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是不願意。尤其是農民,通過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過上了兩三年的好日子,就要搞互助合作,他們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於是反抗、鬥爭不斷出現,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農村幹群關係也突然緊張起來。一九五六年安徽省刑事案件發案數就比一九五四年增加兩倍。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的社會秩序,當政者們不從自己的執行的方針路線上找原因,而是從沒有肅清的「殘餘反革命」方面找原因。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國務院第九次會議,聽取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關於《公安部一九五四年工作的簡要總結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要點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精神,公安部向中央報告說:「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鎮壓反革命份子的鬥爭不僅沒有緩和與削弱,而且是更加緊張和更加複雜了」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的報告,在批語中指出:「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安全」,必須「動員全黨和全體人民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 爭,嚴厲鎮壓一切敢於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著重反對該捕不捕、該判不判、重罪輕判和該殺不殺的右傾情緒」。

  根據中央的指示,第二次在全國範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起來了(現在各種史書只寫1950至1953的鎮反運動,而不寫一九五五年部署開展的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於是各省(市)向中央報告並得到批准的鎮壓反革命計劃,包括捕人、殺人具體資料。安徽省上報中央並得到批准的反革命捕人數是:一九五五年二點五萬人、一九五六年四萬、一九五七年三萬左右。由於時間緊迫,安徽一九五五年捕人任務很難完成,所以省公安廳十月發出鎮反文件,要求在十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五千名。十一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一萬名左右。」結果一九五五年全年共逮捕二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名「反革命份子」(其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九人沒有任何批准手續),這些所謂「反革命份子」絕大多數都是抵制、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以鎮壓反革命手段推行政治運動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經過大規模鎮壓,公開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人少了,一九五六年三月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和公安部報告說:「原來計劃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四萬名的計畫,要適當減少百分之六十二點五到百分之七十五,即修訂改為一萬至一點五萬名。」而實際上一九五六年逮捕了二點五萬多名「反革命」,大多數是反對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人。

  高壓政策一時見效,但是並沒有消除反抗和鬥爭。從一九五五年安徽省較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仍然不斷發生。僅暗殺農村基層幹部事件就有一百多起,被害者一百一十四人,而作案者大多數是普通農民。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到九日,蕭縣發生五起大規模群體性聚眾搶糧事件,哄搶糧食二十四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被毆打幹部三十九人,其中十四人 傷勢嚴重。公安廳給省委、公安部的報告說:「發生搶糧的原因是:主要是糧食定價偏高,統購數字偏大,群眾留糧過少,糧食供應先鬆後緊,以及幹部強迫命令,激起群眾不滿,反革命份子乘機煽動所致。」事發後,省地縣委立即派人處理,增加供應糧食一千零五十萬斤的同時逮捕搶糧的反壞分子一百零八人,其中為首的四名公審槍決。

武力鎮壓數千農民搶糧暴亂

 這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先是虛報農業生產合作社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強迫(包括打罵、捆綁、非法關押)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群眾憤怒。被逮捕的一百零八個「反壞份子」,包括那四個被槍決的人,原來的身份,都不是「四類份子」而是農民。只是他們帶頭搶糧並毆打幹部,打砸區鄉政府,被定性為新生的「反革命」、「壞份子」。

  因搶糧而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五七年三月,安徽發生暴亂十六起,有三千多農民參加,公開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政策,以縣鄉政府為主要攻擊對象。暴亂少則十幾人,多則幾百人、上千人。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暴亂者提出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暴亂者打死民警兩人,打傷一人,搶去手槍三枝,子彈七十餘發,參與者四百多人,百分之九十九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武裝民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四十九人,抓獲三十四人,投案自首者十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其餘的人逃跑外地。

  由於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後,農民收入大量減少,吃不飽飯,為了生存不得不偷盜哄搶,那種「農民就是餓死也不偷不搶」的說法完全是神話。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省公安廳向省委、公安部的情況報告說:「本年一、二兩個月,我省蕪湖、肥西、宿縣、蒙城、樅陽等縣,先後發生群眾性鬧事八十九起,哄搶糧食事件二百七十一起,參與群眾四點五萬人,搶去糧食五十九萬九千六百五十四斤,柴草三十九點二萬斤,被打幹部一百六十九人。產生上述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部分地區災情嚴重(托詞──筆者),群眾生活困難;有些鄉社幹部工作方法簡單生硬,強迫命令,引起群眾不滿;有些『反壞分子』利用群眾生活困難和幹部的某些錯誤,趁機進行煽動。」

  三月二十五日,宣城縣八個農業合作社四百九十五戶、六百五十九個農民到糧站哄搶糧食,搶走糧食三萬八千零四十九斤,打傷糧站幹部五人,公安廳長邢浩親自帶領幹警前去制止處理,逮捕為首者十一人,勒令參與哄搶的群眾自動退回被搶糧食(退回一萬多斤),同時,要求當地政府返還多徵購的糧食五萬斤,發放貸款八千多元,給沒錢買糧的群眾買糧。邢浩比較務實的處理了這起事件。

反右、社教又一次大規模鎮反

  據統計,從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五年多時間,發生二十人以上大的群眾性哄搶糧食事件就一千三百多起,可以用此起彼伏來形容,其中有三十多人為此被判處死刑,而且都是普通農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尤其是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安徽省沒有發生一起群眾性哄搶糧食事件。這就充分證明,農業集體化,公社化弄得民不聊生,群眾餓得沒有辦法才會哄搶糧食。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展開「反右派」鬥爭。毛澤東對右派份子的「進攻」做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並在一個批語中要求公安機關,「嚴密注意敵情動向,尤其要注意農村敵情動向,使右派分子在工農群眾中徹底孤立起來」。公安部於八月底在北京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座談會,認為在「整風」運動中「客觀上形成了右派分子與反革命相呼應、海外敵人與國內敵人相呼應的局面」。其特點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傳、搞組織、搞武裝活動,地主富農分子煽動農民鬧事、退社,搞反攻倒算。」會議要求「進一步再給殘餘反革命勢力一次有力打擊」,堅決地 「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勞教一批,批鬥戴帽子一批」等十四項措施。毛澤東批准公安部計劃,於是會後又一次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了,全國逮捕的人數大大超過一九五六年全年的總和,僅被判處管制的人數就有一百二十萬人之多。

  安徽省委在全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五七年冬季,在八千多個農業合作社開展社教大辯論。省公安廳配合這次大辯論,挖「新、老反革命」,逮捕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名「反革命」,管制一千零七十四名,勞教八百五十五名,戴「反壞分子」帽子一千五百六十五名,鬥爭六千五百一十八名,關押審查二千三百三十八名。在大辯論中被迫自殺的八百四十五人。這些被打擊的人,絕大多數是農民。

農民普遍反對合作化運動

  近幾年出版的一些社科類書籍,仍然把農業合作化運動當做了不起的事情記載下來,這是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絕大多數農民是不願意合作化、吃大鍋飯的,因為合作化後他們的生活水準大大下降了。他們懷戀土改後那兩三年美好的日子。我家就是一個例子。

  解放前種地主家地,加上苛捐雜稅,不得溫飽。土改後分了地,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 溫飽沒有任何問題,我也才有可能上學讀書。大哥解放前小學未畢業,解放後參加土改工作隊,後被吸收當了幹部;二哥是文盲,在家勞動,他聽黨的話,擁護合作化,先當互助組長,後當農業社副社長。我父親堅決反對他將家裡的土地入社,父子倆經常為此吵嘴打架。我那時在舒城中學讀書,一次從學校回家,看見母親坐在床上哭泣,問為甚麼?母親說你父親被合作社的人叫去辯論,今天肯定要挨打,被辯論的人,沒有不挨打的。我說你放心,他們不會打他,二哥是副社長,這點面子他們是會給的;你以後要多勸勸父親,不要拖二哥後腿,全社的人都在看咱們家,如果我們家退社,全社不就垮了嗎?

  二哥當晚沒敢回家,第二天回家時父親拿著扁擔打他,追了一里多路沒有追上,悻悻地回到家裡。在我和母親的勸解下父親的氣才逐漸消了。父親也想開了,退社已經不可能了。闖過父親這一關,二哥一直在農村當基層幹部,當大隊黨支部書記就有二十年,是黨在農村得力的依靠對象,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老了才退下來。

無法無天大肆關押人民群眾

  關於「大躍進」時期對社會的控制,筆者在《公安工作「大躍進」》一文(載《炎黃春秋》二○一○年第一期)中已經做了詳細記載,這裡再作一些補充。

  一九五八年按照經過毛澤東批准的公安工作計畫要點,為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發展不受干擾,要求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逮捕起來,把應該拘留的人拘留起來」,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達捕人計畫指標,對那些反抗抵制的人,和暫時沒有反抗、抵制而將來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潛在犯罪的人,統統關進看守所、拘留所、勞教隊、集訓隊,不讓他們有反抗的機會。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機關一家的事,黨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產大隊領導人都有權決 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組織勞改隊。

  所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年時間,安徽僅公安機關正式拘捕的人就有十七萬多人,集訓、勞教了二十多萬人,比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大「鎮反」抓的人還要多。縣裡、公社、生產大隊自己辦的勞改隊抓的人,比這還要多得多。比如定遠縣,不僅縣裡私設勞改農場,公社、大隊也有小勞改隊;全縣二十三個公社中,就有十三個公社設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二千一百六十人;縣勞改隊勞改了四千零二十三人,死在勞改隊的就有一千二百八十人。這種無法無天的隨意關押人民群眾的行為成了大躍進時期進行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

  「大躍進」時期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主、富農帽子不合適,於是就給他們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僅據蕭縣、碭山、五河、鳳陽、無為五縣在一九七九年摘「四類分子」帽子時統計,就有三點七萬多普通農民在「大躍進」年代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的。據安徽省公安廳一九五四年統計資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三十三點七萬多人(那時還沒有「壞分子」罪名。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解釋及處理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把「政治騙子、投敵叛變分子、流氓分子、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分子」定為「壞分子」範疇,從此才有「壞分子」這個罪名)。

大饑荒中的餓死、反抗和鎮壓

  到一九五八年底,地、富、反、壞分子擴張到七十一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三十八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在農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一九七九年為全部「四類分子」摘帽時,安徽只剩下二十九萬多「四類分子」,這就意味著死了四十二萬「四類分子」。絕大多數是在「大躍進」時期被整死、餓死的。

  「四類分子」在農村是專政對象,反面教員,誰都可以任意欺辱。他們的家屬子女也受到種種歧視。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是鋌而走險者並不鮮見。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公安廳發出《關於當前敵情和打擊措施的意見》中說:「破壞農業合作化案件逐漸增多,僅五至七月就殺死、殺傷社隊幹部四十一人。」十一月五日,公安廳向省委匯報的「敵情動態」上說:「階級敵人仍然不斷進行破壞活動,主要表現在:一,造謠。利用部分群眾不明政策和落後心理,大肆造謠說:人民公社化就是一切財產都要歸公(一點也不造謠,完全是真實情況──筆者),以致一些地方群眾把家禽家畜統統殺掉,有的砍光自留地裡的農作物;二,兇殺。全省共發生六十四起,其中有對社隊幹部不滿殺害幹部的十五起十五人;三,縱火。全省共發生針對人民公社縱火三十四起;四,投毒。針對人民公社食堂投毒的十二起。」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零年這類案件繼續發生。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八百四十七起,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十三個縣調查,參與哄搶者五千四百九十五人,都是普通農民,都是因為斷炊、斷糧,家裡都有餓死的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天就發生搶糧二十八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二十六人。作案者全是農民。有個別「四類分子」被逼急了,也要反抗。霍丘縣河口公社一個生產隊長,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劉某家搜查糧食,劉一家四口一起動手,將他捆綁,然後將其殺死。劉家原有七口人,已經餓死三口。這個生產隊長還要去他家搜查糧食,把他們惹急了。劉某夫婦被判死刑,另兩人關押期間死在看守所。這一戶人家死絕了。

軍事化組織、廣設收容站

   「大躍進」時期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死死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煉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後,社員家裡鍋碗盆均被沒收,或拿去煉鐵,稍有反抗行為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也有被逼急了鋌而走險進行犯罪活動的。僅一九五九年八月到一九六零年一月,安徽省就發生食堂投毒案四十六起,有十七人中毒死亡,公安廳為此發過三次通報,要求保衛人民公社食堂安全。另外發生九起凶殺案件,社員餓極了,到食堂搶飯吃,遭到阻攔,殺死十五位公共食堂管理員、炊事員。

  「大躍進」時期對社會控制的第四個手段,就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有逃生的機會。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底,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四次通知和一次電話會議,要求全國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廳,發過六次通知,一次電話會議,提出嚴格要求,對此項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處分。這樣,安徽就在全省城鄉、邊沿結合部,先後設立一百多個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隨時發現外流人員隨時扣留,送收容審查站收容遣送。據三十八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四十點八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後,沒有立即遣送,而是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而沒能回家。僅宿縣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三千零五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二百三十七人。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探親記」的人民來信,反映他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進收容所,儘管他百般說明自己是來探親,而且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十一月八日,他才趁看管人鬆懈逃跑出來。接到中央轉來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廳重視,派專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檢查,據對照花名冊的二萬四千三百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了解,有六千五百二十七人不該收容。其中有二千三百一十四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一千九百五十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八百零九人是到合肥看病的,五百五十四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機關、學校職工、學生,因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較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審查。

   除了收容審查外,安徽省對社會控制還有一條「死招」,就是不斷地搜山,把人民群眾為了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饑餓、死 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徽州地區八個縣抽調二千八百人次,進行搜山行動,查出六千七百外流人員。公安廳向省委報告說,全省三十六個山區縣共查出外流人員二萬五千六百一十三名。據十五個山區縣市統計,在一百九十八個鄉鎮,七十一個(邊沿)結合處,十一個新建村,七十六個山凹,一百一十五個山洞,查處外來人員七萬二千八百一十七人,其中有地富反壞分子二千九百一十四名。

  一九六零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繼續組織人員大規模搜山。「皖南地區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總結」稱:「共組織基層幹部、民兵、治安積極分子等六十餘萬人,計搜查山頭四百四十八個,山洞一千四百二十六個,山窪七千六百零七處,山沖四百四十七處,孤廟四百一十七處。」動用這麼多人,戰果如何呢?「扣審反壞嫌疑分子一千六百零六人,經查實有地主二十三人、反革命十二人,盲目外流人員三百餘人。」

  出動六十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一千多嫌疑人,結果只有二十三個地主,十二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為了活命為甚麼不能到山裡找活路?而那一千多群眾不是餓急了,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原載2011年第4期北京《炎黃春秋》,

責任編輯:楊繼繩。本刊在文字上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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