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紫陽一九七五年出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到一九八○年調中央工作，是中國大轉折時期。趙在四川實事求是、大膽突破的施政風格，已顯示他是一位有人性關懷的現代政治家。四川幹部與群眾至今不忘趙的功績。

●  《趙紫陽在四川》一書的編者蔡文彬（右）1993年11月1日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探望趙紫陽時所攝。（本刊資料） 
 

　　由蔡文彬主編，鮑彤、吳國光分別作序和導言的《趙紫陽在四川》於今年四月底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本書收集了五十四位四川省的中高級幹部（他們都是趙紫陽在四川工作時的同事或下級）回憶趙的文章，反映了他在一九七五到一九八○年這個特殊年代──文革結束、改革開始──的工作、思想、待人接物各方面的情況，也涉及到一些九十年代趙在被軟禁情況下與舊部難得的重逢。這是一本反映真實歷史，值得一讀的好書。

　　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的危急關頭寧可受難而反對鎮壓，自有他在思想境界和人格上的過人之處，其實早在一九七五到一九八○年主政四川時期，趙就表現出實事求是、人性、寬厚的品質，在治理四川的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績。由於八九事件的懲罰，官方對於趙在那段時間的功績，對於四川省在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開創時期的巨大變化與新氣象也盡力遮蔽，蔡文彬先生、四川的廣大幹部、群眾對此是不滿意、不甘心的，《趙紫陽在四川》一書表現了捍衛歷史真相的努力，證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從大陸體制內的角度看，本書描述趙紫陽以四川為基地對於改革的開創性貢獻，但我們寧願用民間的語言，把趙視為有人性的、政治理念比較現代的當政者。以下是從本書中擷取的說明趙紫陽為政的感人的片段。

寧冒政治風險也不願餓死人

　　趙紫陽一九七五年調到四川主政，他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雖然四川自古以來號稱「天府之國」，但因為政策造成的災難，幾千萬農民食不果腹，處於饑餓狀態。

　　解決饑餓問題的辦法是增加糧食收成，糧食產量不高的原因是吃大鍋飯式的「學大寨」運動，使得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而自留地上的莊稼明顯地好於生產隊。在文革中實行的政策是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即減少甚至沒收自留地。顯而易見，返還或增加自留地是增收糧食、解決饑餓問題的有效辦法。政治上的風險不言而喻，尤其是對於像趙紫陽這樣曾被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受到批判的人。趙紫陽以農民的生命和生活為重，把政治風險放在一邊，在他的主導下，經過省委討論做出決定，把農民的自留地從佔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七擴大到百分之十五，農民吃飽飯的問題迅速得到解決。

　　一九七七年初，四川全省鬧春荒，青黃不接，糧食缺口很大，反映缺糧緊急情況的報告如雪片般飛來。類似的情況以前也出現過，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間，由於政策失誤，四川農村出現缺糧，而當時主政的李井泉為了討好毛澤東，證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正確性，不但不請求調糧救饑，反而誇大和謊報糧食產量，把糧食一批又一批調出四川支援外地，以證明四川「形勢大好」。趙紫陽的做法是與李井泉反其道而行之，他得知饑情後十分焦急，多次向中央反映四川缺糧的問題，終於爭取到十二億斤調糧指標。趙紫陽視此事為燃眉之急，要求負責調糧的官員每日向他匯報情況，督促他們每天和支援四川糧食的省份電話聯繫，落實調糧的數量、時間，安排糧食到川後迅速調撥，每天都要將情況向他匯報，對出現的問題，他及時作出指示加以解決。在他的重視關心下，支援四川的調糧工作進展順利。

雙季稻、種旱糧和包產

　　四川幅員廣闊，各地氣候條件不同，糧食生產多數地方只能種兩季，一些地方可以種三季。文革中極左思想和政策氾濫，上級政府部門強制推行種三季，即早稻、晚稻雙季之後再加一季小麥，以為三季一定比兩季的產量高，而且把這種機械的命令做法提升到路線和政治立場的高度，一時間農村到處都是「雙季稻是幸福稻」、「雙季稻是路線稻」、「雙季稻是革命稻」的標語。但效果卻適得其反，農民累得手忙腳亂，空耗投入，總收成不增反減。趙紫陽對四川各地的氣候條件作了廣泛研究，認為應當遵循規律、因地制宜，反對把「種路線稻」的政治帽子壓在農民頭上。他採納農民的說法「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果斷作出決定，恢復傳統的兩熟耕作制度，受到農民熱烈歡迎，並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除了「雙季稻」的強迫命令，四川農村在文革中的另一個教條是「水稻種植面積越大越好」，但四川是乾旱嚴重的省份，一味擴大水稻面積往往形成減產或絕產。趙紫陽經過調研，適時糾正了盲目擴大水稻面積的做法，提出「水路不通走旱路」，不再強求農民非要等雨種水稻不可，鼓勵乾旱缺水地區的農民根據當地的實際情災多種紅薯、山芋等耐旱作物，使丘陵、山區的糧食有了大幅度的增產。

　　一九七九年初，在有全省所有縣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結束之後，趙紫陽把遭受旱災嚴重的五個縣的縣委書記留下，告訴他們要想盡一切辦法解決群眾的口糧問題，只要對發展生產有用，甚麼辦法都可以採用。並明確地說可以把山上的土地包給農民。而在省委正式下發的文件中為了迴避「包產到戶」這四個字，採用了「包到戶」或「按常年產量包到戶」的提法。「包產到戶」的推行得到農民的極大擁護，也明顯取得增收的效果。有人說在全國的省委書記中，趙紫陽是最早提出「包產到戶」的。

　　趙紫陽使農民吃飽肚子的種種措施，使得在中國出現了「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

在抗震救災第一線冒險指揮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四川松潘、平武一帶發生七點二級強烈地震。由於四川省地震局事前作出較為準確的預報，趙紫陽在六月中旬就主持省委會議，決定相關地區進入臨震狀態，四川省革委會成立防震抗震指揮部，佈置和領導防震。六月下旬經趙紫陽批准，省委發出《關於切實做好防震抗震工作的緊急通知》。由於預先採取了較為充分的防備措施，這次大地震造成的傷亡和物質損失都不算嚴重。

　　八月十九日，趙紫陽率領四川省委慰問團，隨同中央慰問團離開成都，緊急奔赴地震災區，指揮抗震救災。趙紫陽一行連夜兼程冒雨到達平武縣城，之後深入災區，慰問和指揮抗震救災。在到達深山峽谷中的水晶堡之後，遇到洪水和泥石流，既無法前進，也斷了退路，他們只好冒著餘震的危險，就地設立抗震救災指揮部。二十三日夜晚趙紫陽等在水晶堡小學一間尚未垮塌的木結構教室裡召開會議，他正在講話時餘震突然爆發，大地晃動，磚瓦亂飛，幸好機警的警衛人員將趙紫陽按倒在課桌底下躲過一劫。在大家撤出教室之後，房屋隨之倒塌。趙紫陽等便轉入帳篷繼續指揮救災。

　　在四川地震期間，有傳聞說中央批評趙紫陽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關鍵時刻躲進深山，消極抵制運動，用抗震轉移「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同行的中央慰問團要求災區人民「緊密聯繫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實際，狠批鄧小平散佈的反動謬論，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推動抗震救災工作」，趙紫陽等人的行為被攻擊為「以地震壓革命」。

為阿壩文革武鬥「新叛」案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八年，四川阿壩地區兩派群眾組織武鬥，而當地支左部隊支持一派壓制一派，被打擊的一派做出過激行動，砍電線桿，拆橋梁，甚至在阿壩縣的麥爾瑪組織了一百多人的馬隊衝擊部隊，部隊用機槍掃射，打死了四十五個人，打傷的更多。這件事被定性為「叛亂」，稱作 「新叛」，以區別於五十年代後半期和西藏有關的「老叛」。

　　文革結束後，時任中共阿壩藏族自治州委第一書記的楊嶺多吉帶隊調查，認為是一件錯案應該平反。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的民族工作會議上，當楊嶺多吉談到此事時，趙紫陽很生氣，責問當時在民委工作的前任阿壩州委第一書記怎麼這麼大的事情都不說（此人認為事件後來定性為「擴大化」已經解決）。趙紫陽聽取匯報之後作總結的時候說：「看來這不是叛亂，應該平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當楊嶺多吉提這個問題的時候，阿壩州沒有人同意他的平反意見，認為只能說「擴大化」，不能說「平反」， 因為這是州委、省委、中央軍委、國務院同意認定的「叛亂」，已經頂到天的事，搞不好就成了「為叛亂份子說話」。因為沒有人敢參與和支持，楊嶺多吉是以個人的名義，而不是以州委的名義提出要平反。

　　趙紫陽去世前對前去看望的楊嶺多吉說，他一直記得他報告時說的話：為甚麼內地武鬥就是造反，民族地區武鬥就定成了叛亂？

　　以上所說的似乎都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正如鮑彤在本書序中所說，趙紫陽的品格是「把人當人」，由此而來的智慧也不過是「把常識當常識」。不過這些平凡的品格和智慧在中國人中間，尤其是在政治家中間，卻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