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的作品, 無論是紀錄影片還是版畫, 都在抵抗邪惡與遺忘。 通過藝術與影像, 表達對人類苦難和專制暴政的集體記憶。 他把思想與激情融化進每一部心血之作裡﹑熔聚在每一刀的鋒刃之下。

胡杰——在我心裡敬佩他已久。

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紀錄片製作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版畫藝術家。

生於1958年的胡杰, 早在2004年， 他就自費拍攝了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此片講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 一位拒絕撤回對共產黨批評的女基督徒的故事，這部感人的影片振聾發聵地在海外放映著， 在網上流傳至今。

而後, 2007年, 他又拍攝了紀錄片《我雖死去》, 記錄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被學生群毆致死的一位優秀教師卞仲耘的故事。

至今為止，胡杰拍攝了多部歷史題材的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我的母親王佩英》、《糧食關紀念碑》、《國營東風農場》、《祭高華》和《塔園》等。

而2013年的《星火》一片, 則講述了在1960年林昭等人出版的一個地下刊物的命運，該刊試圖揭露導致三千萬人死於饑饉的大躍進。

對拍攝歷史題材懷有使命感

胡杰對於歷史題材創作的意義有自覺的認識和強烈的使命感。他在訪談中說： “我完成林昭的紀錄片以後，突然發覺越來越多的人在做紀錄片，但是他們大部 分比較年輕，且志不在歷史題材。”

是什麼使胡杰在既無資金﹑又無人力與設備的重重困難之下， 能夠拍攝出十分感人難忘的紀錄片而名震中外，給人們留下精神瑰寶呢？  

當時沒有影像資料，連照片都沒有。 胡杰為此參考了很多檔案記錄。他認為：死人不能說話， 而文字檔案卻有很強的說服力。他覺得紀錄片必須具有藝術性， 但最重要的是必須真實——真實性是所有作品的靈魂， 更大於藝術性。
   胡杰在文革中還是個兒童, 但他親眼目睹過血淋淋的事實: 武鬥、打人、批鬥會，殺人。北京被打死的第一個中學校長是卞仲耘。

胡杰說“如果我們不瞭解他們經歷的這段歷史，這些記憶就會永遠消失。”他樸素的歷史觀，是一心只希望把記憶留住。

在工作中遠非一帆風順。 他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 經常得尋找並說服有關的人來接受採訪和拍攝，往往人們質疑與拒絕，他都是一而再地用溫和的語言去說服他們： “留下這段歷史的記錄， 對我們的未來很重要。”

胡杰最關注的是人﹑是人的命運。

在他眼裡， 人, 是最寶貴的； 人, 就是一切。

他為了拍攝有關的紀錄片， 曾去虛心採訪當時尚未寫完《大饑荒》一書的楊繼繩教授, 楊老給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線索。

反右和大饑荒，由於見不到有關的報導與書籍， 他一直是不太瞭解的。 當他漸漸長大﹑開始接觸這空白的一課時, 無論是林昭的同學對他的講述，還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的其他講述，每次他聽了都震撼不已。他內心湧動著一定要把這些活生生的史實，真實地展現出來的強烈願望。仿佛，他如果不這樣做, 就不配活在世上。

為年輕一代的無知和恐懼而痛苦

正是這種人生觀， 促使他整整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辛苦地拍攝、編輯著幾部紀錄片。 每當做好一部片之後，他都很虛心地在很小的範圍內， 讓幾位有見地的朋友觀看， 他們都提出了很有見地﹑對他頗有幫助的主張。

胡杰為了拍攝成功, 又看了很多外國著名的紀錄片， 通過很多盜版的DVD，他獲得了非常多的拍攝方式和編輯方法。

《星火》一片,在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上, 榮獲大獎。

然而， 普遍遺忘歷史的現實, 使他有一次在大學放映了《糧食關紀念碑》之後，竟然是現場一片沉默，年輕人對國家與歷史如此陌生，以及內心的政治性恐懼,  深深撞擊著胡杰的心,  甚至令他感到痛苦與意外。

然而， 熟悉和瞭解胡杰的人都承認： 他並不是那種試圖佔據道德高地以顯示自己的人，比如總覺得‘我比別人正義’，或者‘我比別人有良心’”，他根本不是。

他放下攝影機又拿起刻刀，想在版畫裡繼續尋找自己的追求。

  一個人的成功與否， 不是光有願望就能完成， 更要看你怎麼去做。他不僅是一個理想家, 更是實踐家——是知彼知己﹑踏實肯幹的實踐家。這在幾億中國人中如鳳毛麟角。

如今， 他不僅是著名的幾部紀錄片的優秀製作人, 而且是公眾承認的著名版畫藝術家。

為伊娃的大饑荒調查作木刻插圖

在他舉辦過的版畫展: “銘刻——胡杰版畫展”中,  他的木刻創作風格，令人立即想起世界著名的已故的德國版畫藝術家凱綏·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移民美國的著名作家和記者伊娃， 她是大饑荒逃難者的後代， 寫了一本關於大饑荒的書即將出版，很希望胡杰為其做插圖。

這本書裡生動的插圖，令人看了十分難忘。 比如: 大地貧瘠而荒涼，一對夫婦似乎飄浮在空中， 他倆似乎飛了起來……

其實, 作者表現的, 是他們的靈魂在饑餓中升天； 那像似夢幻中的飛天, 是全國人民相信了“明天是美麗的”那個大童話。

在胡杰撰寫的《繪畫何為？——關於伊娃這本書的插圖》中，他談到創作的經歷：“我走訪了安徽、雲南、甘肅、四川、遼寧等地。隨著採訪的深入，在我眼前展現的不僅是文字資料，聽到的不僅是被採訪者的述說，還有在腦子中出現的一幅幅慘烈畫面。”

胡杰的家屬中就有農村大饑荒的親歷者。

2008年，胡杰採訪了吳永寬，獨立拍攝了紀錄片《糧食關紀念碑》。

在1958年的瘋狂蠻幹中, 所謂“三面紅旗”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成為農村大饑荒的直接因素。

《要有光》的作品之一， 是一對赤膊赤腳的農民夫妻在地裡彎腰舉鋤，在他們的下方是衣裳破爛的女兒，地下放著一隻空碗，這只空碗在其他畫幅中不斷出現。

胡杰的刻刀下沒有刻出人相食的慘絕圖景，是因為他實在不忍吧。

這就是胡杰的構思——他的道德感, 使他必然如此。他內心的力量﹑愛與嚮往, 都在一筆筆的刀鋒之下。

為什麼他熱愛版畫藝術？ 正是那有力的刀鋒給予了他力量， 使他能刻出深刻的道德。

難忘北京中學時代的飢荒經歷

在大饑荒的年代， 筆者在“北京女十二中”正上初中。那是我第一次因饑餓得了浮腫病， 因父母買不起高級點心高級糖， 以及其他營養品。大家都餓，老覺得餓。 學校不得不實行“勞逸結合”的政策, 停課讓學生們在家裡休息。

後來哥哥羅克去了“北京紅星人民公社”作為農業工人, 每週末帶來撐死的填鴨﹑奶油等營養品,  我﹑姥姥和母親的浮腫病才漸漸得以好轉。

然而當時， 誰也不知道： 很多偏遠的農村比城市裡苦得沒法提。 當我們知道全國各地饑荒遍野的實情時, 已是很久很久之後了。直到1986年我出國後，才又知道了更多的真實情況。

胡杰在採訪時有很多人告訴他， 當時農村到處都是大標語，禁止農民逃荒， 逃荒者被冠之以“流竄犯”。這些做法和規定令農民苦上加苦﹑活得更為雪上加霜。

在胡杰的版畫《我們》系列中， 有幅畫表現的是在一條將有領導人的車駛過的道路上，所有的人都低著頭，只有一個小孩抬起了頭，仰起他那稚氣的目光。

筆者認為:  胡杰所有的創作， 都飽含著希望而非失望。 那個抬起了頭的小男孩，在筆者看來,  正像是胡杰自己——他好奇﹑他不懂﹑他大膽地去正視，因為他相信著光明﹑美好和希望。

質樸——無論是紀錄片還是版畫, 在胡杰的藝術作品裡， 一再地閃透出這優秀的原始之光。 這, 正是他的性格與為人。

記者問他: “你為什麼考慮用木刻版畫的表現形式來體現生活？”

胡杰回答：“藝術家都非常貼近普通人的生活。在上個世紀30年代，魯迅就認為版畫是表現真實生活的一種手法，因此特別宣導版畫木刻的藝術表現形式。在木頭上進行雕刻的過程，就是與現實直接接觸的過程。”

他又說: “我覺得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選擇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道路，他們一下子和世界接軌了，尤其是和西方藝術也接軌了，但是與此同時卻遠離了中國這片土地，和中國、甚至與中國的文化都沒有關係了。我並非苛求這些藝術家，但他們追求的是與現實沒有任何關係的藝術。”

多麼深刻﹑透徹﹑有力的話啊！

中國廣漠的土地上，有幾個人能說得出這大實話來？

研究文革先驅們的精神來源

文革1966年爆發時，胡杰才8歲。

最初學校先是停課，複課之後也什麼都沒學。在學校裡， 幾乎每天要參加批判會、遊行、鬥爭會和鬥爭老師，他家裡的成分不太好，母親在單位不僅經常做自我批評，平時還得好好表現自己。 作為醫生的母親， 經常要到工廠給工人看病，很晚才能回家，她沒有時間去管孩子們。

他父親是軍人，常不在家。作為老大的胡杰，家裡很多事情都需要他親自去做，還得照顧兩個妹妹。 正因“苦難家庭的孩子早當家”的基礎鍛煉， 才養成了胡杰的獨立自主之性格， 以及對生活的更為深透的理解。

他又說:“我是生長在一個非常正統的家庭，我父親是軍醫，我母親也曾是軍人，我從小受到的教育也是非常正統的。我當過十五年兵，軍隊給我們灌輸的，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麼是人民？就是社會大眾。我的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就是為社會為人民去服務。當我看到人民沒有被尊重，他們的權力被踐踏，為他們呼籲的知識份子被判刑整死，我總覺得有責任去紀錄。”

這才是一個真正軍人的話！

在他所製作的每一部紀錄片中,  他認為： “作為一個紀錄片的作者，應該不僅僅依賴於鏡頭視覺上的東西，還要把一種歷史的、真實的、那種思想性揉和在裡頭。”

他確實做到了。 觀眾們所以熱愛他的作品，是因為他能自然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他想表現的。

有一次，記者問他：“我們很想知道你所要表達的思想是什麼？”

  胡杰回答道: “這種表達有兩個方面。第一，在殘暴的階級鬥爭、不斷的思想改造與造神運動中，那些先驅者們的思想是怎樣形成和堅守的； 第二，是我們怎樣面對他（她）們的思想和犧牲。”

林昭﹑遇羅克﹑王佩英……僅僅因為獨立思考，並想把自己的思考表達出來，就要付出慘烈的代價。這些代價對於我們有著什麼意義？

胡杰的回答與反問， 時常令沒有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年輕人感到驚訝和語塞。

但胡杰接著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在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政治與文化中，那些異端思想是如何形成、如何堅守的？第二，今天的人們如何面對這些思想遺產？第三，思想與思想表達既要付出代價，那就要追問這些代價的真正意義。”

殘暴的階級鬥爭、不斷的思想改造與造神運動， 是那幾十年的人們的生活， 人們是否應該遺忘？

感染力勝過著名版畫家柯勒惠支

他在另一次訪談中說：“在那個最艱苦、最暴力、最恐怖的年代，中國還是有人在思考的，甚至有些人是不怕殺頭的。但是他們被秘密地處死了，我們後人都不知道他們曾經是多麼英勇地慷慨赴死。所以這裡有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他們為我們而死，如果我們不去瞭解，那麼這就是一個悲劇。”

胡杰的話, 應為中國當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們敲起警鐘： 學者們是否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待歷史?

已有研究者這樣描述他： “胡杰身上有一種強烈的道義感，這使他在創作紀錄片時成為獨特的個體。 他作為個體， 對於中國社會具有特殊的揭示能力。他是一個沒有被扭曲的人，但當他以此去靠近和衡量現實時，其間的意外與溝壑常令他愕然， 胡杰在現實面前， 道德感受挫不止一次。”   

歸根結底，最大的障礙來自胡杰作品的政治性。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披荊斬棘者， 在孤獨中艱難地前行……

在《銘刻——胡杰版畫展》上， 作者所給予觀眾的， 是“思想與銘刻”合成的無形力量。

《要有光》（黑白木刻，共10幅， 2014年在天津首次展出）, 是一組關於中國50年代末大饑荒的木刻版畫。

胡杰的作品, 無論是紀錄影片還是版畫, 都是竭力地使人們抵抗邪惡與遺忘。 他通過藝術與影像, 要求人民肩負起對人類苦難和專制暴政的集體記憶。 他的思想與激情， 全部地融化進他的每一部心血之作裡﹑熔聚在每一刀的鋒刃之下。

筆者以為， 他的木刻版畫給人的感受, 勝過世界著名版畫家柯勒惠支。 因為在胡杰的每一幅作品裡, 不僅是多姿多彩多變的構圖與畫面； 也不僅是遊刃有餘, 靈活豐富的刀法； 而最感人的, 恰是那每一幅版畫的內容, 所透出的強烈道德感﹑人文的關懷與力量的呼籲。 作品中所展示的博愛﹑靈性與悲憫，更能讓中國人的內心, 完全地接受與融合，並立即能讓觀眾的靈魂與他的作品，一起昇華！

2015.10.15 德國Passau

紀念文革  懷念遇羅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道義者”胡杰：用刻刀與鏡頭抵抗邪惡與遺忘

共識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yiping/201510151297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