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人權活動家楊憲宏也是數十年不懈研究台灣本土意識的論述家。本文介紹這場「遲來了五十年的討論」，對台灣的現狀與未來，作出兼具歷史觀與國際觀的描述。指出在嬰兒潮世代卓越成就的基礎上，未來十年是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最後機會。新的公民民族主義，以價值正義為共同理想，正在呼喚台灣魂，捍衛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每個台灣人的一小步，就是整個台灣歷史的一大步。

台灣2016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出席
台灣未來發展探討論壇，並發言。

      國土基盤整備與國家永續發展——台灣未來發展之探討論壇，由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的董事長康寧祥與李健全教授倡議發起（2015-3-6在台灣師大舉行），他們都是關心台灣、參與台灣、支持台灣、期待台灣的行動派。他們高舉大旗，自然一呼百應，這個論壇集合了台灣不同世代的精英，分別從各種共容共生的觀照，對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進行了一次「戰場清理」，也就是將過去做對的與做錯的都進行，正向的調理，做為未來發展的指引。「國土基盤整備」的概念提出，是第一次，台灣人有機會用正向的共同( positive togetherness)，為建立國家永續發展的地基，進行一次大盤整。

過去台灣是一個被戰爭所犠牲(1895)，被戰爭所利用(1945)，還是一個一直被用來「準備戰爭」的島國。這樣的國土與國家，其是命運難逃焦土與砲灰。從來台灣沒有機會從一個和平中道正常化的國土國家路徑，有過自主的獨立的規劃設計。這次的論壇提供了明確的思想準備，也很具體的提出了細節與方針。可以說這是一個可以讓台灣「重新開國」的新的方略，也是一個有機會再度「投資台灣」的「上市說明書」，更是讓台灣回到「福爾摩莎」的路向圖。山林保育、農村建設、城鄉發展、海洋治理這些最不華麗的字詞之間，其實是潛藏著最「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聲嘶力竭。這是台灣最核心的未來發展關鍵白紙黑字。在2015這一年出現，並非偶然。

2015：台灣第二次重新開國元年

2015是1950加上65。這組數字對全世界都意義重大，台灣也不例外，進一步的解讀是，1950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2015年時，到了65歲的退休年紀。從這一年算起十年，「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台灣人陸續進入退休狀態，人數大約是總人口的25%。日本與台灣人口結構相當，在2009年時，日本政府與民間專家都對2015這個數字高度警戒，甚至訂下來，2015是日本「第三次重新開國」的目標年，日本歷史認定，明治維新是第一次重新開國，1945年戰敗之後，日本復興是第二次重新開國，2015年被定位為「第三次重新開國」的元年，足證這個議題的歷史地位重要的程度。

台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可以說是領導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骨幹。特別是在1975年之後，25年內把台灣從「開發中國家」，打造成「已開發國家」國民生產毛額從3000美元一路飛奔到超過10000美元。幾乎是每十二年翻一倍。而台灣從戒嚴國家走到總統民選的民主國家。如果說，解嚴後，動員戡亂時期結束，開始啟動修憲，首次依憲法治國，並進行總統民選，1987至1996年是台灣的「第一次重新開國」，2015-2025年這十年，應可以定位為台灣的「第二次重新開國」。可以說，「嬰兒潮世代」年輕時代的努力，使得台灣有了民主創建與經濟起飛的成果。未來，則發揮「老而有用」的力量協助新世代重新開設一個新國家，他們是助力，不是負擔。

自1950年起至今，台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從「裝配技術」與「科技代工」的互動合作架構形成一種新時代的經濟垂直結構的文化與文明式樣。可以說是獨特的「台灣煉金術」。這是讓台灣在半個世紀，國民所得從100美元直升到10000美元的奇幻過程。這已可稱之為「裝配文化」與「中小企業文明」，這是「嬰兒潮世代」的代表作。他們所代表的不只是台灣的歷史，更是世界史的重要資產。在全球化的時代，「台灣煉金術」是眾多「開發中國家」一直想複製學習的發展過程。台灣應確實忠實的紀錄下，整個發展過程，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同時期的拓荒者「人物志」，他們的口述歷史，卻仍付諸缺如。隨著人文凋謝，我們正在流失整個世代的文化與文明。這應是台灣最大的歷史危機。可是還來得及挽救，2015起的十年是最後的機會。

安倍晉三的變革精神值得參考

「重新開國」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比電腦世代的「重新開機」還要力度更大，比較像是面對一間祖先留下已修修補補多年，有前庭後院的透天厝，已不敷年輕一代的需求，大家一起商量，到底要不要徹底拆掉重建大樓，因為台灣這間「透天厝」的問題，已經不是搬搬桌椅換方位，或是再做一點粉刷裝璜，還是加建房間可以解決。「重新開國」是一種以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的機能功效為重點考慮的「革新」思維，不是從意識型態出發的「革命」行動。台灣必需在徹底「拆掉重建」與只是「粉刷裝璜」之間找到最佳的方案。這是「重新開國」的核心要義。

在「第三次重新開國」的理念下，日本也恰好產生了四十年來最有領導力的領袖，去年《華爾街日報》分析，安倍晉三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爲他有效地將自己「重任首相」與「日本復興」的理念相結合。自從上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共有24人先後當選日本首相，其中有五人的任期持續不到一年，而安倍晉三是唯一被賦予「第二次機會」的人。「第二次機會」這正是安倍晉三目前正力推日本經濟重現生機的核心理念，而方式是「更好地挖掘那些經歷過失敗或苦難的人的幹勁」，這是日本以前沒有的新精神。這些理念，都是目前深陷在領導力失靈的台灣，重要的參考。

2013年6月15日安倍晉三公布了名爲「日本回來了」的一攬子經濟增長策略。該計劃包括諸多「鼓勵冒險並爲那些失敗的人提供新的複出平台」的政策，「從爲穫得風險投資提供便利到新的勞動力市場靈活措施等」。日本的勞動體制被認爲過於死板，難以爲人們提供「第二次機會」，安倍的政策卻在革新勞動力市場措施，目的在方便那些失去工作或辭去工作的人找到新機會。《華爾街日報》曾指出，安倍晉三的戰略強調「經濟變革」，同樣也強調「文化變革」。他試圖說服更多的日本人「更多地去冒險，並容忍那些冒險的人遭遇失敗」。這也是多年來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一直受到挫折的原因所在，缺乏具信仰基礎人文信念的變革，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楊憲宏也是台灣央廣《為人民服務》節目主持人。
與同事及日本女作家燕子合影。

投資台灣：談價格利益，更要談價值正義

日本是少數注意到這樣的變革準則的國家，這些論述的內涵是，未來「重新開國」以人為本的重要指向。因為這才是新世界的數位雲端時代「集體創新」能否成功的關鍵。而「創新成長」最終極的議題是，「投資台灣」，特別是投資台灣人才，要從「非貿易財」的開發入手，也就是在集體創新的時代，「全球思考，在地行動」，必需要有「不能只談價格，要談價值，不能只談利益，要談正義」的決心理念。缺乏「價值與正義」的地方，光有「效率」已不再是未來投資的磁力線，反而是要遠離的重災區。中國的發展已進入硬著陸就是敗在這個核心問題上。

「集體創新」要建構在「值得信賴的領導力」之下，不斷的注入「價值與正義」，在全球化的時代，問題不在成功，而在如何面對失敗，讓「集體創新」能夠不斷再起。這個社會必需發展出一個「容錯failure- tolerance」的全新「創意密集creativity intensive」數位社群體系，創新才有突圍的可能，「技術深化及創新能量建構」才有依靠。安倍晉三的「第二次機會」政策為的是「日本經濟重現生機」，而不二法門是在「數位集體創新」的過程不斷「更好地挖掘那些經歷過失敗或苦難的人的幹勁」。非常值得台灣學習。

美國智庫MGI發表未來有12項可能改變人類生活企業及全球經濟的「大破大立型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ies)，在2025年起將帶來14兆到33兆美元的經濟效益。這12種科技分別是，移動式網際網路結合個人化超大數據廣播接收、知識產業自動化智慧化、網際網路嵌入所有物件、雲端科技、更先進的機器人、自主導航及駕駛的交通工具、新一代的基因工程、新能源與儲存、3D列印、更先進的材料、石油天然氣的新發現、再生能源。

主要原因是高力度的運算與通訊(high performance of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未來已經指日可待，人類的運算與儲存能力，從1975年至今，已經從Kilo/Mega/Giga進步到Tera/Peta/Exa，未來還要到Zetta/Yotta。K/M/G/T/P/E/Z/Y這些英文字母所代表的級距，相隣都是以千倍(3個0)計算，從K到P中間差了12個0。倍數愈大，價格愈低，1975年的「超級」電算機，要價500萬美元，所能做的事還不如2015年的一台500美元手機。 目前我們個人設備已經在T，而一旦個人的電腦運算及儲存能力大到E，大概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的資料，都可以放在家用的電腦內的「硬碟」(到時這個名詞是否也被其他名詞取代了)。

在12項科技中，台灣每一項都有基礎，越過2025之後，生物醫療科技與人類大腦功能研究將更進步，會有新一波的「大破大立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ies)要出現，台灣也有一定的能力「隨隊雁行」。而2015年正是人才與投資的「基盤整備」元年。

「隨隊雁行」正是這個時代，台灣領導力的考驗。到底我們跟對了隊伍了嗎?跟錯了，有可能就回不來。新時代已經起動了(new age had begun)這是有遠見的「國家領導群」(national leadership team)列為自已「一日三省吾身」的首要項目。他們不但要有時時的覺醒，還要有政策能力召告國民，一起跟上時代，創造未來。

建立本土政權，再建立本土能源

而「重新開國，投資台灣」以人才為本的基礎有了重心後，12項大破大立科技中，最重要必需馬上解決的是能源問題。「能源本土化」也就是發展再生能源，是21世紀全世界先進國家的戰略核心，更是台灣的重中之重，從現在到未來，不論誰當總統，都要隨時釘緊新能源科技的發展。台灣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正常國家，一定要有獨立的經濟發展，而獨立的經濟發展必需架構在獨立的能源結構。所以不論從政治或經濟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未來，是否能繼續維持主權獨立的地位，能源的獨立是關鍵中的關鍵。過去台灣追求「本土政權」，現在台灣當務之急是，建立「本土能源」。

事實上，台灣能源專家已透過實證，只要用全台灣的屋頂裝置太陽能板(350平方公里的太陽光電系統有56.2GWp裝設量)，就可以完全取代所有核能電廠的發電量。而台灣歷年用在外購能源的經費高達GDP的10-15%，進口能源高達98%，未來30年最重要的國家戰略目標，就是訂定新而獨立的台灣能源政策，節能加上再生能源，目標是在2040年之前，讓本土能源佔比超過50%。外購能源的經費不超過GDP的5%。這個表面數字的大挪移，其中產生的產業改變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與總體經濟的獨立化，生態環境的回歸自然程度，有「本土能源」支持，台灣「本土政權」才真實可能走上永續發展「回到福爾摩莎」之路。

多年來，台灣人不斷的以400年前葡萄牙人開船經過台灣時對這個美麗之島發出「福爾摩莎」的驚呼來讚美自已的國家。可是大家都明白400年下來的各種經濟發展帶來的破壞，已經讓「福爾摩莎」變成一種懷念，而不是現實。有沒有可能「重新開國，回到福爾摩莎? 」這正是「國土基盤整備」研討會要回答的問題。

開啟「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的覺悟

在「國土基盤整備」的大視野下，經濟與環保不應衝突。必然從「共業」轉換到「共益」(common-welfare)。「內部成本外部化」工業把應處理的廢棄物丟出來，讓全體國民負擔(生命健康與稅金)的惡行要徹底停止，「好經濟」一定是環保的，不環保的，一定是「壞經濟」，停止「無限的成長，創造無限的幸福」的神話，改以日本1970年代的覺悟，「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no welfare, no growth)。 要有green GDP的實踐。山林保育、農村建設、城鄉發展、海洋治理這些「國土基盤整備」在此時提出，正是為風雲際會的歷史性變革提供了基本素材。從這個基礎來觀照最近一年的重大社會政治事件，才能理解歷史的發展的「自然張力」。2014年所發生的種種大挪移，年輕地震(youthquake)是全球性革命的一環，台灣也不例外。

歷經24天的2014三月學生運動正式「轉守為攻，出關播種」，青年人要開始深化鞏固台灣民主，展現台灣國族認同，是台灣建立新國家的時機已經到來。而馬英九二任總統的執政，把台灣當成中國的「附從非國家」，證明是一條違背民意的錯誤路線，表面上，學運是「反服貿」，實際上，學運是反對與中國之間訂定這種「黑箱專制」的附從協議，他們高舉的是「台灣價值」，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反對把台灣「價格化」，與中國談判時，不能只談「利益」不談「正義」。這是一種新的「投資台灣」的大理念，「投資」不再只是一種經濟金融的活動，更是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的「非貿易財」，「非經濟因素」的總體運作。

新世代台灣國族認同已非常穩固而成熟

太陽花的第二波改革呈現，媒體報導與學者評論都提到，這個世代「特別關注的是社會正義、環境議題等，也對民主倒退提出反省與批判」。太陽花學潮鞏固與深化台灣民主，批判舊有勢力復辟，防止民主倒退，馬上得到全民的支持是「台灣認同」強而有力的廣大民間由下而上穩固凝聚的一次表現。佔領立法院期間，學生毫無悲情、再自然也不過地表達「我是台灣人、不當中國人」的價值觀，「就像喝水、呼吸一樣自然」，而且是整個年輕世代的發聲「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是台灣已經形成國家的明證，也說明新世代的台灣國族認同已經非常穩固而成熟。特別是在違背「世代公義」的強權壓迫之下，其中有些台灣法案是與中國之間「專制合流」，缺乏人權、法治的支持，根本不可能通過學運的檢驗。

    台灣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與中共專制獨裁同流合汙」是第一個被否決的項目，台灣迫切要處理的部分是，如何面對「中國問題」，一個專制獨裁的惡鄰，不但在自己家中關門打殺，現在還要侵門踏戶，到台灣來耀武揚威。學運過程中，有一個標語說，「今天你不搞活政治，明天政治搞死你」說的不就是中共？不要以為中共在對岸胡作非為的這種「搞死政治」，不會跨海而來，「服務」貿易夾帶著「特務」突襲的惡質政治，假手台灣的代理人動手，不就昭然若揭嗎？這次學運佔領國會議場所表達的正是人民這種不安與焦慮。學運反對「服務貿易協議」，是因為這是中共的「惡意經貿武器」，所帶來的不是「服務」而是「特務」。

台灣怎會變成一個「完全不設防」的國家呢?問題的根本其實在於，多年來，各行各業，已太久了，沒有 「投資台灣」，不只是經濟上沒有認真投資台灣，政治民主也沒有「投資」，文化創意、教育也是都在匱乏邊緣掙扎，人權自由法治樣樣都是在「吃老本」，讓台灣競爭力變差的主因不是台灣沒有經濟發展，而是「非經濟因素」的投資不足，「非貿易財」的投資不足。結果是極大的分配不公平，造成貧富差距愈拉愈大。直接反映到國民生產所得的停滯不前。值得注意的是，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2014上半年上班族「經常性薪資」衰退到1999年水準；「實質薪資」更慘，衰退到1997年水準。

2300萬台灣人新的「公民民族主義」

主計總處統計，由於物價漲幅吃掉薪水，上半年上班族實際可支配的薪資少了一千多元，「實質平均薪資」為新台幣47557元，年減率百分之一點九，退回十六年前的薪資水準。「經常性薪資」包括：本薪、按月支領的津貼或獎金等，扣除物價上漲率後，即為「實質薪資」。經常性薪資加上年終、紅利、加班費、績效獎金等不定期酬勞，就是「平均薪資」，「平均薪資」扣除物價上漲率，就是「實質平均薪資」。

「實質平均薪資」退回十六年前的薪資水準，真的是景氣不佳嗎?主計處的統計數字說的可不是這麼回事。國民所得常用的平均每人GNP在1997是13955美元，2013年是21558美元，統計上，這十六年，增了7603美元。這16年間，真正的景氣不佳時間，只有1998，2001，2009，三年，平均年減率分別是 -9.05，-10.10，-5.23。可是其他的13年卻都正成長，累積成長仍高達54.48%。看主計處的「經濟成長率」，除了兩年2001與2009是負成長之外，其他都是正成長，從1997年到2013年，累積的正成長是，67.75%。

實際薪水卻在原地踏步。勞動者付出所創造的利潤，被有錢有勢的人所設計的制度剥奪了，造成台灣發展不良的原因其實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投資不足，造成了「低薪是國恥」的震撼。最大的禍因是，中共把經濟當武器的惡意發展，與台灣不肖商人的共謀，加上國民黨向中共傾斜的錯誤政策「搞死政治」。學運的啟示是，面對這個驚世的災難，要有醒世的覺悟。要大家一起來「搞活政治」，有血有淚的政治，有信、有望、有愛的政治，慈悲喜捨的政治。這不是一個政策就可以解決的事，而是要認真從山林保育、農村建設、城鄉發展、海洋治理這些「國土基盤整備」逐一的去調理，才可能落實。

國家資源重分配，南北平衡，「外來政權」與「右派統獨兩黨制」和「本土左右兩黨制」的競合。種種的歷史性難局，都在2015年形成了最後對決的局面。這樣的歷史性辯証，不但在傳統的藍綠政治較勁中發生，也在藍藍中發生矛盾，更在綠綠之間產生攻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人口發生了急劇的變動，原來自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人民的600萬台灣人，在1949年與自中國戰場撤退流亡的200萬中國人，被迫組成了「新國家」。這是近代人類學上少見的經歷，一直到21世紀，這800萬人口成長到2300萬，其中的「自我認同」與「國家承認」的族群議題，都仍是各種紛爭的根本來源。只不過「烏雲也都鑲邊」，事實上，從台灣街頭的飲食文化，可以看到，各種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食堂與台灣小吃日本料亭並存，而不管是來自何方的料理，繁忙的廚房中，大廚與跑堂大呼小叫的大都是台灣話。

這個「被殖民者」與「流亡者」共建的國家，並非只有悲情，也有歡樂，而且在受國際一再冷落的挫折下，在不到半世紀，衝破「外來政權」獨裁專制與戒嚴統治，形成了一個現代化公民民主社會。這是一個還未被充分理解與洞察的「負面中隱含著正面」的台灣發展史的特殊情境，也就是從800萬人成長到2300萬人的過程中，不同族群的對抗中，相互間仍然存在著「共同的正向(positive togetherness)」的同理心。新的「公民民族主義」，也就是不是以人種血統膚色語言所定位的民族主義，而是以價值正義的共同理想，對相互的先人所經歷的苦難歷史有同情，更有共同創造未來的決志，願為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台灣捍衛自由的一種新的認同。其實已經自然的成長在所有人的內心深處。

2015年從「國土基盤整備」的概念做為同心圓的核心，總和所有歷史的與現實的，並對未來有共同的想像，呼喚台灣魂。2015年三月六日這場盛會已在台灣當代史上，留下最深刻的足跡。這是每個台灣人的一小步，卻是整個台灣歷史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