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呼喚重新開國,回到福爾摩莎
 
2015呼喚重新開國,回到福爾摩莎
作者: 楊憲宏

特稿

更新於︰2015-06-23 Print Friendly and PDF

編者按:人權活動家楊憲宏也是數十年不懈研究台灣本土意識的論述家。本文介紹這場「遲來了五十年的討論」,對台灣的現狀與未來,作出兼具歷史觀與國際觀的描述。指出在嬰兒潮世代卓越成就的基礎上,未來十年是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最後機會。新的公民民族主義,以價值正義為共同理想,正在呼喚台灣魂,捍衛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每個台灣人的一小步,就是整個台灣歷史的一大步。

台灣2016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出席
台灣未來發展探討論壇,並發言。

      國土基盤整備與國家永續發展——台灣未來發展之探討論壇,由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的董事長康寧祥與李健全教授倡議發起(2015-3-6在台灣師大舉行),他們都是關心台灣、參與台灣、支持台灣、期待台灣的行動派。他們高舉大旗,自然一呼百應,這個論壇集合了台灣不同世代的精英,分別從各種共容共生的觀照,對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進行了一次「戰場清理」,也就是將過去做對的與做錯的都進行,正向的調理,做為未來發展的指引。「國土基盤整備」的概念提出,是第一次,台灣人有機會用正向的共同( positive togetherness),為建立國家永續發展的地基,進行一次大盤整。

過去台灣是一個被戰爭所犠牲(1895),被戰爭所利用(1945),還是一個一直被用來「準備戰爭」的島國。這樣的國土與國家,其是命運難逃焦土與砲灰。從來台灣沒有機會從一個和平中道正常化的國土國家路徑,有過自主的獨立的規劃設計。這次的論壇提供了明確的思想準備,也很具體的提出了細節與方針。可以說這是一個可以讓台灣「重新開國」的新的方略,也是一個有機會再度「投資台灣」的「上市說明書」,更是讓台灣回到「福爾摩莎」的路向圖。山林保育、農村建設、城鄉發展、海洋治理這些最不華麗的字詞之間,其實是潛藏著最「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聲嘶力竭。這是台灣最核心的未來發展關鍵白紙黑字。在2015這一年出現,並非偶然。

2015:台灣第二次重新開國元年

2015是1950加上65。這組數字對全世界都意義重大,台灣也不例外,進一步的解讀是,1950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2015年時,到了65歲的退休年紀。從這一年算起十年,「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台灣人陸續進入退休狀態,人數大約是總人口的25%。日本與台灣人口結構相當,在2009年時,日本政府與民間專家都對2015這個數字高度警戒,甚至訂下來,2015是日本「第三次重新開國」的目標年,日本歷史認定,明治維新是第一次重新開國,1945年戰敗之後,日本復興是第二次重新開國,2015年被定位為「第三次重新開國」的元年,足證這個議題的歷史地位重要的程度。

台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可以說是領導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骨幹。特別是在1975年之後,25年內把台灣從「開發中國家」,打造成「已開發國家」國民生產毛額從3000美元一路飛奔到超過10000美元。幾乎是每十二年翻一倍。而台灣從戒嚴國家走到總統民選的民主國家。如果說,解嚴後,動員戡亂時期結束,開始啟動修憲,首次依憲法治國,並進行總統民選,1987至1996年是台灣的「第一次重新開國」,2015-2025年這十年,應可以定位為台灣的「第二次重新開國」。可以說,「嬰兒潮世代」年輕時代的努力,使得台灣有了民主創建與經濟起飛的成果。未來,則發揮「老而有用」的力量協助新世代重新開設一個新國家,他們是助力,不是負擔。

自1950年起至今,台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從「裝配技術」與「科技代工」的互動合作架構形成一種新時代的經濟垂直結構的文化與文明式樣。可以說是獨特的「台灣煉金術」。這是讓台灣在半個世紀,國民所得從100美元直升到10000美元的奇幻過程。這已可稱之為「裝配文化」與「中小企業文明」,這是「嬰兒潮世代」的代表作。他們所代表的不只是台灣的歷史,更是世界史的重要資產。在全球化的時代,「台灣煉金術」是眾多「開發中國家」一直想複製學習的發展過程。台灣應確實忠實的紀錄下,整個發展過程,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同時期的拓荒者「人物志」,他們的口述歷史,卻仍付諸缺如。隨著人文凋謝,我們正在流失整個世代的文化與文明。這應是台灣最大的歷史危機。可是還來得及挽救,2015起的十年是最後的機會。

安倍晉三的變革精神值得參考

重新開國」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比電腦世代的「重新開機」還要力度更大,比較像是面對一間祖先留下已修修補補多年,有前庭後院的透天厝,已不敷年輕一代的需求,大家一起商量,到底要不要徹底拆掉重建大樓,因為台灣這間「透天厝」的問題,已經不是搬搬桌椅換方位,或是再做一點粉刷裝璜,還是加建房間可以解決。「重新開國」是一種以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的機能功效為重點考慮的「革新」思維,不是從意識型態出發的「革命」行動。台灣必需在徹底「拆掉重建」與只是「粉刷裝璜」之間找到最佳的方案。這是「重新開國」的核心要義。

在「第三次重新開國」的理念下,日本也恰好產生了四十年來最有領導力的領袖,去年《華爾街日報》分析,安倍晉三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爲他有效地將自己「重任首相」與「日本復興」的理念相結合。自從上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共有24人先後當選日本首相,其中有五人的任期持續不到一年,而安倍晉三是唯一被賦予「第二次機會」的人。「第二次機會」這正是安倍晉三目前正力推日本經濟重現生機的核心理念,而方式是「更好地挖掘那些經歷過失敗或苦難的人的幹勁」,這是日本以前沒有的新精神。這些理念,都是目前深陷在領導力失靈的台灣,重要的參考。

2013年6月15日安倍晉三公布了名爲「日本回來了」的一攬子經濟增長策略。該計劃包括諸多「鼓勵冒險並爲那些失敗的人提供新的複出平台」的政策,「從爲穫得風險投資提供便利到新的勞動力市場靈活措施等」。日本的勞動體制被認爲過於死板,難以爲人們提供「第二次機會」,安倍的政策卻在革新勞動力市場措施,目的在方便那些失去工作或辭去工作的人找到新機會。《華爾街日報》曾指出,安倍晉三的戰略強調「經濟變革」,同樣也強調「文化變革」。他試圖說服更多的日本人「更多地去冒險,並容忍那些冒險的人遭遇失敗」。這也是多年來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一直受到挫折的原因所在,缺乏具信仰基礎人文信念的變革,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楊憲宏也是台灣央廣《為人民服務》節目主持人。
與同事及日本女作家燕子合影。

 

投資台灣:談價格利益,更要談價值正義

日本是少數注意到這樣的變革準則的國家,這些論述的內涵是,未來「重新開國」以人為本的重要指向。因為這才是新世界的數位雲端時代「集體創新」能否成功的關鍵。而「創新成長」最終極的議題是,「投資台灣」,特別是投資台灣人才,要從「非貿易財」的開發入手,也就是在集體創新的時代,「全球思考,在地行動」,必需要有「不能只談價格,要談價值,不能只談利益,要談正義」的決心理念。缺乏「價值與正義」的地方,光有「效率」已不再是未來投資的磁力線,反而是要遠離的重災區。中國的發展已進入硬著陸就是敗在這個核心問題上。

「集體創新」要建構在「值得信賴的領導力」之下,不斷的注入「價值與正義」,在全球化的時代,問題不在成功,而在如何面對失敗,讓「集體創新」能夠不斷再起。這個社會必需發展出一個「容錯failure- tolerance」的全新「創意密集creativity intensive」數位社群體系,創新才有突圍的可能,「技術深化及創新能量建構」才有依靠。安倍晉三的「第二次機會」政策為的是「日本經濟重現生機」,而不二法門是在「數位集體創新」的過程不斷「更好地挖掘那些經歷過失敗或苦難的人的幹勁」。非常值得台灣學習。

美國智庫MGI發表未來有12項可能改變人類生活企業及全球經濟的「大破大立型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ies),在2025年起將帶來14兆到33兆美元的經濟效益。這12種科技分別是,移動式網際網路結合個人化超大數據廣播接收、知識產業自動化智慧化、網際網路嵌入所有物件、雲端科技、更先進的機器人、自主導航及駕駛的交通工具、新一代的基因工程、新能源與儲存、3D列印、更先進的材料、石油天然氣的新發現、再生能源。

主要原因是高力度的運算與通訊(high performance of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未來已經指日可待,人類的運算與儲存能力,從1975年至今,已經從Kilo/Mega/Giga進步到Tera/Peta/Exa,未來還要到Zetta/Yotta。K/M/G/T/P/E/Z/Y這些英文字母所代表的級距,相隣都是以千倍(3個0)計算,從K到P中間差了12個0。倍數愈大,價格愈低,1975年的「超級」電算機,要價500萬美元,所能做的事還不如2015年的一台500美元手機。 目前我們個人設備已經在T,而一旦個人的電腦運算及儲存能力大到E,大概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的資料,都可以放在家用的電腦內的「硬碟」(到時這個名詞是否也被其他名詞取代了)。

在12項科技中,台灣每一項都有基礎,越過2025之後,生物醫療科技與人類大腦功能研究將更進步,會有新一波的「大破大立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ies)要出現,台灣也有一定的能力「隨隊雁行」。而2015年正是人才與投資的「基盤整備」元年。

隨隊雁行」正是這個時代,台灣領導力的考驗。到底我們跟對了隊伍了嗎?跟錯了,有可能就回不來。新時代已經起動了(new age had begun)這是有遠見的「國家領導群」(national leadership team)列為自已「一日三省吾身」的首要項目。他們不但要有時時的覺醒,還要有政策能力召告國民,一起跟上時代,創造未來。

建立本土政權,再建立本土能源

而「重新開國,投資台灣」以人才為本的基礎有了重心後,12項大破大立科技中,最重要必需馬上解決的是能源問題。「能源本土化」也就是發展再生能源,是21世紀全世界先進國家的戰略核心,更是台灣的重中之重,從現在到未來,不論誰當總統,都要隨時釘緊新能源科技的發展。台灣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正常國家,一定要有獨立的經濟發展,而獨立的經濟發展必需架構在獨立的能源結構。所以不論從政治或經濟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未來,是否能繼續維持主權獨立的地位,能源的獨立是關鍵中的關鍵。過去台灣追求「本土政權」,現在台灣當務之急是,建立「本土能源」。

事實上,台灣能源專家已透過實證,只要用全台灣的屋頂裝置太陽能板(350平方公里的太陽光電系統有56.2GWp裝設量),就可以完全取代所有核能電廠的發電量。而台灣歷年用在外購能源的經費高達GDP的10-15%,進口能源高達98%,未來30年最重要的國家戰略目標,就是訂定新而獨立的台灣能源政策,節能加上再生能源,目標是在2040年之前,讓本土能源佔比超過50%。外購能源的經費不超過GDP的5%。這個表面數字的大挪移,其中產生的產業改變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與總體經濟的獨立化,生態環境的回歸自然程度,有「本土能源」支持,台灣「本土政權」才真實可能走上永續發展「回到福爾摩莎」之路。

多年來,台灣人不斷的以400年前葡萄牙人開船經過台灣時對這個美麗之島發出「福爾摩莎」的驚呼來讚美自已的國家。可是大家都明白400年下來的各種經濟發展帶來的破壞,已經讓「福爾摩莎」變成一種懷念,而不是現實。有沒有可能「重新開國,回到福爾摩莎? 」這正是「國土基盤整備」研討會要回答的問題。

開啟「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的覺悟

在「國土基盤整備」的大視野下,經濟與環保不應衝突。必然從「共業」轉換到「共益」(common-welfare)。「內部成本外部化」工業把應處理的廢棄物丟出來,讓全體國民負擔(生命健康與稅金)的惡行要徹底停止,「好經濟」一定是環保的,不環保的,一定是「壞經濟」,停止「無限的成長,創造無限的幸福」的神話,改以日本1970年代的覺悟,「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no welfare, no growth)。 要有green GDP的實踐。山林保育、農村建設、城鄉發展、海洋治理這些「國土基盤整備」在此時提出,正是為風雲際會的歷史性變革提供了基本素材。從這個基礎來觀照最近一年的重大社會政治事件,才能理解歷史的發展的「自然張力」。2014年所發生的種種大挪移,年輕地震(youthquake)是全球性革命的一環,台灣也不例外。

歷經24天的2014三月學生運動正式「轉守為攻,出關播種」,青年人要開始深化鞏固台灣民主,展現台灣國族認同,是台灣建立新國家的時機已經到來。而馬英九二任總統的執政,把台灣當成中國的「附從非國家」,證明是一條違背民意的錯誤路線,表面上,學運是「反服貿」,實際上,學運是反對與中國之間訂定這種「黑箱專制」的附從協議,他們高舉的是「台灣價值」,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反對把台灣「價格化」,與中國談判時,不能只談「利益」不談「正義」。這是一種新的「投資台灣」的大理念,「投資」不再只是一種經濟金融的活動,更是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的「非貿易財」,「非經濟因素」的總體運作。

新世代台灣國族認同已非常穩固而成熟

太陽花的第二波改革呈現,媒體報導與學者評論都提到,這個世代「特別關注的是社會正義、環境議題等,也對民主倒退提出反省與批判」。太陽花學潮鞏固與深化台灣民主,批判舊有勢力復辟,防止民主倒退,馬上得到全民的支持是「台灣認同」強而有力的廣大民間由下而上穩固凝聚的一次表現。佔領立法院期間,學生毫無悲情、再自然也不過地表達「我是台灣人、不當中國人」的價值觀,「就像喝水、呼吸一樣自然」,而且是整個年輕世代的發聲「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是台灣已經形成國家的明證,也說明新世代的台灣國族認同已經非常穩固而成熟。特別是在違背「世代公義」的強權壓迫之下,其中有些台灣法案是與中國之間「專制合流」,缺乏人權、法治的支持,根本不可能通過學運的檢驗。

    台灣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與中共專制獨裁同流合汙」是第一個被否決的項目,台灣迫切要處理的部分是,如何面對「中國問題」,一個專制獨裁的惡鄰,不但在自己家中關門打殺,現在還要侵門踏戶,到台灣來耀武揚威。學運過程中,有一個標語說,「今天你不搞活政治,明天政治搞死你」說的不就是中共?不要以為中共在對岸胡作非為的這種「搞死政治」,不會跨海而來,「服務」貿易夾帶著「特務」突襲的惡質政治,假手台灣的代理人動手,不就昭然若揭嗎?這次學運佔領國會議場所表達的正是人民這種不安與焦慮。學運反對「服務貿易協議」,是因為這是中共的「惡意經貿武器」,所帶來的不是「服務」而是「特務」。

台灣怎會變成一個「完全不設防」的國家呢?問題的根本其實在於,多年來,各行各業,已太久了,沒有 「投資台灣」,不只是經濟上沒有認真投資台灣,政治民主也沒有「投資」,文化創意、教育也是都在匱乏邊緣掙扎,人權自由法治樣樣都是在「吃老本」,讓台灣競爭力變差的主因不是台灣沒有經濟發展,而是「非經濟因素」的投資不足,「非貿易財」的投資不足。結果是極大的分配不公平,造成貧富差距愈拉愈大。直接反映到國民生產所得的停滯不前。值得注意的是,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2014上半年上班族「經常性薪資」衰退到1999年水準;「實質薪資」更慘,衰退到1997年水準。

2300萬台灣人新的「公民民族主義」

主計總處統計,由於物價漲幅吃掉薪水,上半年上班族實際可支配的薪資少了一千多元,「實質平均薪資」為新台幣47557元,年減率百分之一點九,退回十六年前的薪資水準。「經常性薪資」包括:本薪、按月支領的津貼或獎金等,扣除物價上漲率後,即為「實質薪資」。經常性薪資加上年終、紅利、加班費、績效獎金等不定期酬勞,就是「平均薪資」,「平均薪資」扣除物價上漲率,就是「實質平均薪資」。

「實質平均薪資」退回十六年前的薪資水準,真的是景氣不佳嗎?主計處的統計數字說的可不是這麼回事。國民所得常用的平均每人GNP在1997是13955美元,2013年是21558美元,統計上,這十六年,增了7603美元。這16年間,真正的景氣不佳時間,只有1998,2001,2009,三年,平均年減率分別是 -9.05,-10.10,-5.23。可是其他的13年卻都正成長,累積成長仍高達54.48%。看主計處的「經濟成長率」,除了兩年2001與2009是負成長之外,其他都是正成長,從1997年到2013累積的正成長是,67.75%

實際薪水卻在原地踏步。勞動者付出所創造的利潤,被有錢有勢的人所設計的制度剥奪了,造成台灣發展不良的原因其實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投資不足,造成了「低薪是國恥」的震撼。最大的禍因是,中共把經濟當武器的惡意發展,與台灣不肖商人的共謀,加上國民黨向中共傾斜的錯誤政策「搞死政治」。學運的啟示是,面對這個驚世的災難,要有醒世的覺悟。要大家一起來「搞活政治」,有血有淚的政治,有信、有望、有愛的政治,慈悲喜捨的政治。這不是一個政策就可以解決的事,而是要認真從山林保育、農村建設、城鄉發展、海洋治理這些「國土基盤整備」逐一的去調理,才可能落實。

國家資源重分配,南北平衡,「外來政權」與「右派統獨兩黨制」和「本土左右兩黨制」的競合。種種的歷史性難局,都在2015年形成了最後對決的局面。這樣的歷史性辯証,不但在傳統的藍綠政治較勁中發生,也在藍藍中發生矛盾,更在綠綠之間產生攻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人口發生了急劇的變動,原來自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人民的600台灣人,在1949年與自中國戰場撤退流亡的200中國人,被迫組成了「新國家」。這是近代人類學上少見的經歷,一直到21世紀,這800萬人口成長到2300萬,其中的「自我認同」與「國家承認」的族群議題,都仍是各種紛爭的根本來源。只不過「烏雲也都鑲邊」,事實上,從台灣街頭的飲食文化,可以看到,各種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食堂與台灣小吃日本料亭並存,而不管是來自何方的料理,繁忙的廚房中,大廚與跑堂大呼小叫的大都是台灣話。

這個「被殖民者」與「流亡者」共建的國家,並非只有悲情,也有歡樂,而且在受國際一再冷落的挫折下,在不到半世紀,衝破「外來政權」獨裁專制與戒嚴統治,形成了一個現代化公民民主社會。這是一個還未被充分理解與洞察的「負面中隱含著正面」的台灣發展史的特殊情境,也就是從800萬人成長到2300萬人的過程中,不同族群的對抗中,相互間仍然存在著「共同的正向(positive togetherness)」的同理心。新的「公民民族主義」,也就是不是以人種血統膚色語言所定位的民族主義,而是以價值正義的共同理想,對相互的先人所經歷的苦難歷史有同情,更有共同創造未來的決志,願為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台灣捍衛自由的一種新的認同。其實已經自然的成長在所有人的內心深處。

2015年從「國土基盤整備」的概念做為同心圓的核心,總和所有歷史的與現實的,並對未來有共同的想像,呼喚台灣魂。2015年三月六日這場盛會已在台灣當代史上,留下最深刻的足跡。這是每個台灣人的一小步,卻是整個台灣歷史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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