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歡迎的中國人〈目錄、序、前言〉

作者：陳破空

故事連載

更新於︰2015-05-01

序言

中國人：還有沒有救藥？

金鐘

中國崛起，中國研究成為顯學。向全世界提出一大籮筐問題，吸引無數專家學者的眼球和思索，而莫衷一是。例如當前舉世矚目的現象是，積累了全球第二的巨大財富的國家，竟然是一個貪污腐敗盛行到無官不貪的社會：而以忠孝仁愛的傳統道德聞名於世的民族，墮落到一個小孩被汽車撞倒，數十人路過而無人理會的地步。大量涌到國外的中國遊客，則醜聞不絕，被視為「蝗蟲」……政治經濟文化許多不可理喻的「發展」，不斷拷問中外好奇者——這是一個什麼國度？一個什麼民族？他們究竟要走向何處？

這個「中國人」研究的課題，以中國人自己的範圍而言，已有百年的歷史。在那以前，觀察研究中國人，是西方探險家、人類學家、旅行家的事，中國人閉關自守，老子天下第一，五千年的文明沉澱，不可能有異外的視野與觀照。十九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才開始了少數讀書人的自省。但是，真正具有現代意義和影響力的自省成果是出自於幾位傑出作家之手。不妨略引二十世紀的林語堂和魯迅，這兩位研究中國人國民性的經典作家。

林語堂與魯迅：揭露國民性的大師

他們是生於晚清而聞名於民國的一代，都有留學外國而國學基礎俱優的經歷。林語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有輝煌的資歷：哈佛大學碩士、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廈門大學文學院長、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主任、兩次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辦文學雜誌，還發明中文打字機、編成當代英漢詞典。林語堂文風犀利，隨意幽默，著述則以1935年的《中國人》（中譯《吾國吾民》）流傳最廣。尤其成為歐美人了解中國的必讀書。他怎樣看中國人的國民性呢？林語堂說中國民族的三大弱點是忍耐性、散漫性與老滑性。其來源分別是：無處不忍、逆來順受是大家庭傳統所致；散漫放逸，莫談國事，因為人權沒有保障；老滑則因道家思想所致。故此中國人常常是一盤散沙。

因毛澤東大肆吹捧而神化的魯迅（1881～1936），則比林語堂激進得多。他自稱「以手中之筆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術刀，來醫治國人麻木的精神疾病。」他列舉的劣根性有：卑怯、瞞騙、詐偽、無恥、受賄、趨炎附勢、自私自利——魯迅固有雜文之投匕，但批國民性之作，則以小說1918的《狂人日記》和1921的《阿Q正傳》最為出名，斥中國「吃人禮教」與國人的愚昧病態，而家喻戶曉。但魯迅的偏見、激憤也貽害國人至今！首發貶魯淺薄、偏狹、睚眥必報的是蘇雪林教授。胡適更倡導：國民性問題不能治本去反人性，而力主改造制度，約束人性之惡。提倡新文化的他也不贊成魯迅那樣否定傳統文化。1966年，在魯迅死後30年，毛終於拉起魯迅的陰幡發動那場大革傳統文化之命的浩劫，在鬥私批修名義下，死傷無數。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風行大陸

來到當代。毛後的倖存者痛定思痛，乃有反省國民性的新作問世。首推台灣作家柏楊（1920～2008）。這位多產作家、歷史評論家1985年出版《醜陋的中國人》，一紙風行，引起廣泛爭議。有趣的是，該書很快傳入大陸，竟有好幾家出版社競相出版發行，造成一股「柏楊熱」。但不過年許，1986年大陸學潮起，當局又遷怒於該書的批判意識，禁令之下，頓失滔滔。直到2004年才解禁。

柏楊本是一位反共體制的作家，因編輯一套美國漫畫罹遭文字獄，服刑九年。《醜陋的中國人》是以他1984年在愛荷華大學的一篇演講詞發萌，合集其他文章而成。他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要點是：中國人「臟、亂、吵」；窩裡斗，三個日本人一條龍，三個中國人一條蟲；中國人死不認錯，用更多錯掩蓋原錯；講大話、空話、謊話；中國人動輒算了，算了，愛和稀泥；中國傳統文化死水一潭，是文化醬缸，民主進來也會變質——這種「醬缸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子孫相傳，永不能癒。

柏楊的批判，雖然涉及華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但主要來自於他對台灣生活與社會的多年感受，可能是該書在大陸暢銷的原因之一。另外，他的演講也不乏譁眾取寵的技術，並不在理性演繹上下功夫。都是大受歡迎的原因。非議者指出，柏楊所批評者，大部分是很多民族都有的現象，並非中國人所特有。

鍾祖康：香港人唾棄的國家認同

柏楊熱散，經歷北京八九學運的鐵血風暴，中共當局大力向外推銷對內灌輸民族主義，使毛鄧暴政之後的有志之士，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經過二十年的沉寂，一本不名之作《來生不做中國人》在2007年靜悄面世，不幾年賣出100,000冊！在政論市場上，近乎天文數字。這本書的作者鍾祖康，是成長於香港的一位有獨特風格的報刊評論作家，由於公開表示支持香港獨立，他的文章往往被主流媒體所拒。2003年他隨眷移民挪威。2004年中開始為《開放雜誌》撰稿。2006年10月他題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新稿，令人激賞，我將它發在「每月首選」上。不久，鍾祖康將在敝刊上的「離經叛道」文章結集出版。《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書名，並非作者杜撰，而是一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一次公開民調的提問，結果在11,271名投票者中有65%的人來生不願再做中國人！

鍾祖康就是這樣，善於捕捉敏感的新聞話題，加以考證、剖析，再以無情而雅趣的筆調成文。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評論道：「對於感到今世已不幸生為中國人的人，這本書不但可讀、可誦、可思、可擊節讚賞，可由衷欽佩，可掩卷長嘆，可痛哭流涕，可視為畢生難得一見的好書。」能夠得到前輩如此認同，可謂已達解剖中國人的極致。

鍾祖康的成功，展現香港年輕一代（當年他不足40歲）的政治成熟，而這種成熟以我們不曾預料的速度，又在十年後的佔中雨傘運動中，鮮花般的綻放吐艷。

陳破空：國民性敗壞的制度基因

現在，我們打開的這本書《不受歡迎的中國人》，讀者從目錄可以感到，這是突破前述諸君的中國人研究格局的新選擇。沒有林語堂那般啟蒙式的帶著洋務時代餘緒的情調；沒有魯迅文字的尖刻和判斷的誤導。也不像柏楊那樣具有立竿見影的劇場效果。陳破空把握一個熱門現象：中國崛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但因中國人素質低下、表現不佳，所到之處，不受歡迎，各國對中國人劣評如潮。從這裡出發，陳進而全方位解剖中國人，批評其劣根性、尤其制度與文化積弊。他以評述當代中國人為主，也兼敘古代中國人。他以深思和哲思的筆調，揭示中國社會無處不在的悖理：

「一個最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國民卻最缺少集體觀念，自私自利，極少為他人和環境著想；一個最強調秩序的國家，國民卻最沒有秩序，搶先恐後，恣意妄為；一個最強調穩定的國家，國民卻最不穩定，首要的就是，情緒最不穩定。」

陳破空和鍾祖康都是開放雜誌的特約作家，他們是同時代人。卻有著十分不同的人生遭逢和文化背景。陳破空在附錄的自傳中，生動描述了他沒有歡樂的童年和六四大潮中的浮沉搏擊，在學運、入獄、勞改、偷渡的反復中苦熬青春。1996年流亡美國時，他已經是一名憂患深思、有豐富社會閱歷，和極權主義周旋十年的鬥士。

轉眼二十年，陳破空在紐約讀完學位，並獨立創業。天行健，自強不息，緊跟時局變幻，磨礪思辨，儲存豐富的中國個案，成為美東媒體名角的同時，體驗到西方往往對中國的許多誤讀、誤解、誤判，而產生誤導。他寫道：「作為中國人，我至少比外國人更了解中國人的病情。為中國人把脈診療，我更有把握，更有發言權，也更有責任。」

他正是憑藉這樣的自信，和強烈的責任感，應約撰寫這本新著（先發行的日文版乃是應日本出版社之約而作），透視「經久不衰的獨裁製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惡性循環」怎樣使中國人不能進入現代文明之列。他目睹、熟知太多近三十年權錢色籠罩下的劣跡醜聞，不作全方位的概括，不強調國民性與政治制度的關係，不下重葯，不足以驚醒國人。相信讀者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自己熟悉的國家形象和人物身影。

於是，我們從陳破空以中國人對中國人的論述，看到一個有別於柏楊從台灣人、鍾祖康從香港人看中國的視角，從而更深層地解讀中國人為什麼這樣的不受歡迎和前景堪虞。

林語堂說過，一個國家混過了五千年，無論如何是可以自負的。這個被鍾祖康詛咒「該死而不死的頹敗末路文明」，好死不如賴活著地混過了驚濤駭浪的20世紀，枉死了至少七千萬人，竟又從四億五千萬繁殖到13億。不能不感嘆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進步也有目共睹，鍾祖康曾指出，鄧小平的外交痰盂，比之東晉王侯吐在小廝口中、李鴻章吐在外國地毯上是明顯的改善。後來在西方的嘲笑下居然也一律取締了痰盂。但是，這個國家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財大氣粗、男盜女娼，陷身在更黑更臭的大醬缸之中而洋洋得意，仍然是一副拖著長辮子的天朝景象。

陳破空問道：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為何同種同文不同質？他斷論：國民性敗壞的最大根源，在於專制制度。因為，「專制制度的本質，就在於，以粗鄙的力量壓制文明的力量。」他堅信：一旦中國發生制度變革，成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正常國家，「中國人的國民性必將轉向正面發展，假以時日，必獲得根本改善。」

2015年1月26日

前言

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人

陳破空

2014年9月，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西方對中國的誤讀》，承認，大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專家、政治家一直誤判中國，原以為中國會「成長為一個更加友善、溫和及民主的國家。」

然而，「在（紅色）中國迎來65周歲誕辰之際，中國共產黨似乎毫無退出歷史舞台的打算。與毛澤東死亡以來的任何時期相比，目前的中共正處於實力最強、民族主義傾向最嚴重、也是維持一黨專制決心最堅定的時期。」該文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為此痛切自問：「為什麼？在花了60多年時間對一個國家進行研究、對抗、與之聯合并再度發生衝突之後，我們仍然對這個國家充滿不確定的疑問與猜測？」

誤讀中國，不只西方人如此，其他外國人也如此。誤讀、誤解、誤判，這是當代觀察中國問題的外國人之通病。當代外國的所謂「中國通」，往往是「中國不通」。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缺乏把握，並常常忽視這種國民性對中國歷史演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

近代西方，曾經不乏對中國國民性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在觀察中國人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將勤奮與狡詐可怕地結合起來了，就像西班牙人將誠實與懶惰結合起來一樣。」「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教）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樣的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孟德斯鳩分析中國專制制度對國民性的塑造，更是一針見血：「專制國家暴政的恐怖，培養了國民被奴役的膽怯、愚昧與沮喪心態，中國人從皇帝到百姓，都沒有品德。因為品德，諸如誠實、勇敢、堅毅、善良等，只存在於共和政體中。」

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深入研究中國人。赫爾德把中國人的軟弱與服從，歸咎於蒙古人的征服：「中國那種按照蒙古游牧民族傳統強調『孩童般服從』的道德教育，使中國人的品性表裡不一，表面上他們溫文爾雅，實際上卻陰毒狡猾。因為將孩童般順從的教育強加給成年人，他們除了陽奉陰違之外別無選擇。長此以往，就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幼稚與狡猾、軟弱與狠毒、謹小慎微又自私貪婪的複雜心態，這種國民性格的象徵就是蠢驢與狐狸的結合。」但赫爾德似乎並不了解，「孩童般服從」的教育，並非始自蒙古人，而始自大一統之後的秦朝，以及獨尊孔孟儒術的漢朝。

「中國人在大事上缺乏創造力，卻精於雕蟲小技，他們發明了一套矯揉造作的禮俗，處處追求聲色的熱鬧，喜歡用整潔的外表掩蓋內心的騷亂。他們不懂得自然率真、寧靜、美與尊嚴，他們在投機鑽營方面精明透頂，但在科學藝術上，卻愚昧無知。」赫爾德如此描述中國人，又堪稱精確，一語中的。

然而，愈是到了當代，了解中國人國民性的西方學者，卻愈是稀少了。即便湧現出更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卻往往流於淺表、認識模糊、判斷失准。以當代「中國通」著稱的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錯誤地判斷「毛澤東的共產黨會帶領中國建立民主」，直到中國先後發生文革、尤其六四屠殺後，費正清的思想才開始轉變，認識到中國獨裁主義的頑固。晚年的費正清，幡然醒悟，幾乎全盤修正了自己的中國觀點。

步費正清之後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更是充滿對中國的誤讀。這種誤讀，以他於2012年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為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無論對與錯，出發點都是黨和國家；卻完全忽視，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在這裡，傅高義忽視了民族性的差異，他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比如，美國佬傅高義哪裡懂得中國佬鄧小平的處世哲學之一：「無毒不丈夫。」

近幾十年，中國人闊氣起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但這些中國人展示的品性低下、道德敗壞、衣食足而不知榮辱，讓各國對中國人劣評如潮。崛起的中國，讓外界看到的，是不可思議的悖理：國家實力提升了，國民素質卻沒有提升；硬實力上升了，軟實力卻下降了。

要了解中國，先必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性、國民性。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原理，不僅符合於一個人，也符合於一個民族。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國民。這有如「蛋生雞、雞生蛋」的循環，已經說不清哪個在先、哪個在後。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經久不衰的獨裁製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已然構成惡性循環，成為羈絆中國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

中國人常說：「家醜不可外揚。」寧願集體遮醜。筆者甘願冒着得罪部分中國人的風險，寫作《不受歡迎的中國人》，決意再次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挖出來、把中國人的真面目揭開來，揚揚家醜，讓世界認識中國人，鑒別其性，洞察其質，進而認識中國，把脈其走向，防範其負面的輻射力。

我要大大方方地告訴世界，當今中國人的基本特徵，就是這樣：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明哲保身，冷血無情，熱衷內鬥，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奴性十足……透過本書，不僅展示中國人惡質的面目，更挖掘中國人敗壞的由頭。

2014年12月，於紐約

不受歡迎的中國人〈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