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當我們回首往事時，能說什麼呢?激情燃燒的歲月?青春無悔?電視劇早就放過了，歌也唱過了，無恥而扯淡。真實的生活裏沒有一個人有臉皮說我這「整個的一生和全部的精力」獻給了什麼「人類最壯麗的事業」。一般人都是無奈地歎息：我們這輩子算是被糟蹋了。——本文原載於《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表現我們這一代大學生的心路歷程，現略有刪改。】

從林則徐到保爾柯察金　　

     筆者1945年生人，1956年上初中，1959年上高中，1962年上大學。
　　我這樣的年齡段是頗為標準的「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小學時期是懵懂少年，對社會基本無知。外祖母家鄰居上初中的盧明大哥哥送給我兩條座右銘。

　　一條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若要人像我，除非兩個我。
      另一條是：「學習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我覺得都很好，尤其前一條，那種對人性的透徹認知，讓我一輩子受用不淺。
　　初中一年級時開始自己搜集座右銘。第一條就是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一個「苟」，一個「豈」，讓我體會到文字表達的魅力。再由林則徐「虎門銷煙」的歷史事蹟結合這條座右銘，算是上了這輩子人生中愛國主義教育第一課，心實嚮往之。由此懵懂而啟蒙了，開始領悟到一個人的生命要「為國家、為人民」才有意義。繼而又從語文課本中記下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課外閱讀中摘下了文天祥「天地有正氣，------沛乎塞蒼穹」，「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魯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沉積。這些愛國勵志格言形成了內容豐富的一個系列，當少年的精神沉浸其中時，人生的底色就悄然形成了。

　　於今，當我皓首蒼髯回憶這少年的螢幕，不覺舉手額慶。所幸我們畢竟曾經有過這樣的人生底色，雖在其後歷經無數蒙垢塵劫，但塵垢終究還能風吹雨打去，底色卻終究成為我們這輩子人性守望的底線，風雨人生中的「定海神針」。

　　在「一邊倒」的年代，我們感受到了「北方吹來十月的風」是多麼的強勁，於是很快就有了兩條新的座右銘：

　　①「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②「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前一條是馬克思的。馬克思是導師五人系列之首席，這條座右銘教導我們學習要用功，所以我的學生時代從初中開始就幾乎沒有不用功的時候。
　　後一條是前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憑籍主人公保爾.柯察金之口說的話，詞藻十分華麗，洋溢著強烈的獻身精神，感染力與煽動力無以倫比。而且，保爾的故事又精彩又浪漫，不僅有革命，而且有愛情。當保爾還是一個13、4歲的青澀少年時就有了初戀對象，叫「冬妮婭」。這個名字翻譯得太好聽了，在江浙一帶的人聽來既雅又嗲。這是一個多麼美麗而清純的女孩啊，為什麼要貼上了資產階級貴族小姐的標籤呢?這場戀愛的性質當然是小資的，情節卻引人入勝，過程也不完全格式化，但結局卻是格式化的。因兩人的出身不同，立場、思想、情調、生活方式也不同，最終的結局「尿不到一個壺裏」，各各走上革命與不革命的道路。「貧下中農」出身的保爾則在一個叫朱赫來的老革命影響下，歷經磨難，終於在「革命的大熔爐」中百煉成鋼，成長為一名艱苦卓絕，百折不撓的布爾什維克。而林業局長(書中叫「林務官」)出身的冬妮婭則嫁給了一名鐵路工程師，就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曾經一度嫁給了餘永澤一樣。林道靜後來重新革命，然而，冬妮婭卻不再革命了，也從書中消失了。雖然保爾在後來又發生過幾次愛情，然而他後來的愛情全都不再美麗了。

　　奧氏其人，不僅僅只是生活在斯大林時代的一個作家，很可能曾經就是一名「斯粉」，他用的書名恰好與斯大林的名字「鋼」，斯大林的名言「共產黨人都是特殊材料製成的」相呼應。由於故事精彩，思想「健康」，又逢建國之初的中蘇蜜月期，官方認可，該書風糜一代。奧氏的這本書與這句話在中國青年中流傳之廣，影響之深，更是遠遠勝過了他的故鄉。「牆內開花牆外香」，「本地菩薩照遠不照近」，這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以至於這種影響一直延續至改革開放年代，深圳電視臺居然重拍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劇，人家早就不保爾了，我們卻仍在「柯察金」。

　　當年，我和我的所有的同學們幾無例外地曾將這段語錄寫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寫在許多課本和筆記本上;毛筆的、鋼筆的;行草楷隸，幾乎到處都有。初中寫，高中也寫，大學低年級時還在寫。前幾年，我們高中同學聚會，許多同學對此還能倒背如流，一致公認這是我們青年時代的第一座右銘，保爾也是第一偶像。保爾的形象比「卓婭和舒拉」的形象更豐滿，比黃繼光、羅盛教、邱少雲、吳運鐸、高玉寶的故事品味高出一個檔次。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於有了與冬妮婭的愛情故事。也許因為我畢竟是男生，雖然崇拜保爾，卻對冬妮婭始終討厭不起來，以為將冬妮婭排斥在革命隊伍之外不僅僅是保爾的遺憾，冬妮婭的遺憾，也是革命的遺憾。革命為什麼要排斥美麗的冬妮婭呢?把她拉進來一起革命不更好嗎?我在初中時期對一名女生有好感，後來發展成初戀;高中時期也對一名女生有好感，始終沒有表白過。這兩名女生都有冬妮婭的影子，美麗、聰明，卻出身不好。我這一輩子對女人的審美觀始終是以冬妮婭為標準的。

從九評反修到對毛的個人迷信

大約在1964年春節後開學不久，學校傳達了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不僅主張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還說學生可以蹺課，可以上課睡覺，連考試都可以作弊，交頭接耳，乃至相互抄襲。真是「海客談瀛洲，煙波微茫信難求」，大家聽了全都覺得新鮮、刺激、興奮，但不知究竟應該不應該照他說的去做?那時我和我的同學們都是二十左右的大學生了，能夠比較「準確地」領會毛教導的「精神實質」了。偉大領袖不過是打個比方，並不是真的號召我們上課睡覺與考試作弊，而是「殷切地」希望我們這一代的青年思想要解放再解放，當一個因循成規、遵守紀律、傳統的好學生是沒出息的。雖然，我們沒有考試去作弊，但知道「作弊」也是可以的。也許從那時起，父母及師長們教育我們的「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做事」就開始變味了，心靈上就植上一種不安分的因數，潛意識中甚至認為一定要搞出一點類似「作弊」的花樣精。

　　與此同時的63至64年，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大論戰進行得熱火朝天，從「一論」到「再論」，從「一評到九評」，不僅有了「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是「三大革命熔爐」的提法，還有了關於「無產階級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宏文中還有從古典文學中摘引來的「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之類的絕妙好辭，這對於我這樣一位曾經熱愛文學的青年有著無比的盅惑力。在這場大論戰中，蘇修與蘇修頭子赫魯雪夫根本就不是我們的領袖毛澤東的對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氣壯山河的氣勢，雄辯的理論，中央廣播台播音員的金屬般宏亮的聲音，將我們所有的同學們全都搞得如癡如醉。

　　更讓人驚奇無極限的是，大辯論原本打算發「十評」，卻只發到「九評」，赫魯雪夫就下臺了，而在同一天中國的導彈就發射成功了。新聞報導說「純屬偶然」，這四個字更增加了無限神奇。
　　中國人的廟堂之上、江湖之遠永遠流傳著智者的故事，諸葛亮的「借東風」、「空城計」就是津津有味的故事，坊間說「曹孟德七步一計，周公瑾三步一計，諸葛亮一步就有三計」，還有「武鄉侯罵死王朗」，「死諸葛嚇走生仲達」等。我們的毛主席真如諸葛亮投胎轉世，且又紅光滿面，神采奕奕，且活呢!毛主席帶領我們解放全人類指日可及。

　　在64年—66年這個特殊的時間段，毛澤東在我的心目中就是神。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對毛的「個人迷信」固然是長期黨化教育的結果，但同時也有自我自發的成份，林彪的「造神運動」是火借風勢，風助火威。
　　「九評」發表後，全校轉入了「九評學習運動」。蔣南翔為首的清華校黨委特別擅長「黨化教育」，黨委中主管學生政治思想工作、領導「九評學習」的是清華最年輕的黨委副書記，時年36歲的艾知生更是一個傑出的党的思想工作者。艾氏其人，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膚色白淨，永遠帶著一副「拈花微笑」的表情，馬列主義辯證法使得他天生的巧舌如同「諸天雨花」。由他具體領導的「九評學習運動」典型引路，寬嚴適度，深入人心，不走過場。同學們「向党交心」的「思想彙報」一篇一篇像雪花似地飛向我們親愛的黨。

　　所謂的「思想彙報」就是清算自己身上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烙印，以此向党「輸忠誠」。為了爭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們清算自己、清算父母、清算親戚、清算師長、清算社會、清算過去，幾乎到了「六親不認」、「無親不清」的程度。中學時代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就在這樣的「大清算」中被自覺地棄之如帚，連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都被認為是封建主義的。可以說從這時候起，我的立場已經「徹底」轉過來了，原有的人生底色已經塗上一層厚厚的「廣告紅」。

　　經過「九評學習」後，我們的心中時刻澎湃著一種激情，就像高中的班主任老師曾給我寫的題詞那樣：

　　活著，應該是火，是烈火，在燃燒，用戰鬥的青春跟著紅旗跑!
　　燒吧燒吧，讓烈火燒得更熾熱;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青春矢志旌旗紅。

　　「九評學習」前我在班上基本上屬於一個「後進」學生，一方面是由於天生自由散漫的性格，不懂得也學不會靠近組織這一套噁心把戲;更重要的是我也背了沉重的身份包袱。我的家庭成份雖還不錯，但社會關係卻不好，有一個地主分子的外祖母、還有一個右派分子的親叔叔，雖然他們都摘了帽了，但摘帽不摘帽只不過是一種噁心人的把戲，性質上根本就無區別，摘帽前是階級敵人，摘帽後仍然是階級敵人。這就使我長期地自慚形穢，總覺得低人一等，因而自外於組織，所以我在中學時代連「入團申請書」都沒有寫過;考大學時不敢報考保密系。到了大學一、二年級，申請書到是寫了，但也只是例行公事，覺得連「入團申請書」也不寫一份，是不是太落後了，自己都覺得說不過去。所以即使寫了申請書，也沒有抱希望，也就沒有什麼實際行動能跟上，也就遲遲入不了團。就在「九評學習」的高潮中，終於被「艾鬼」的「艾氏詭辯法」【注】擊中命門，忽然就「開了竅」，接連寫了兩、三篇深刻的「思想彙報」，挖空心思地將父母、親戚、老師對我的教育與培養全都當成「修根」刨了，於是終於混入團內。一入團，就當官，當了一名給同學們發發電影票及舞會票的大班文娛委員。雖然沒有什麼實權，但我們這個20多人的班上此時還有八、九名同學沒有入得了團呢，還有更多的同學始終也沒有當成學生幹部。我比他們強了，這是我初嘗革命的「甜頭」，不僅有了一點「自得」的心情，也大大加強了「繼續革命」的信心。

　　也正是從那時起，大學生們所流傳並信奉的座右銘也全都更新換代了。那時流傳著毛澤東寫給他侄子毛遠新的四句話：

　　①「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②「在命運的前頭碰得頭破血流也絕不回頭!」
　　③「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指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
　　第④句可能是司馬遷的「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即使是現在回想起這四句話，當然也都不錯。然而，它教給了我們什麼呢?無非是做人要革命，革命要吃苦，頭破血流也絕不能回頭。
　　那時，還流行著毛澤東的更重要的一段話：

　　今後的幾十年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麼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20多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歲的人。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自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奮鬥終身!　　

憶苦思甜、三面紅旗萬萬歲

      這些話傳來的同時，親愛的黨還給全國的大學生們一律增加了三塊大洋的助學金，增加糧食定量，提高伙食標準。我原來就有助學金，這時也水漲船高，由14.5增加到17.5，糧食定量也由29(或是31)變成了36(或是34)。我當然不是最高的，我們班有幾個貧下中農出身的同學如安徽人沈、江蘇人陳等，不僅享受19.5的最高標準,還有各種困難補助，如寒衣補助、書籍費補助、學費減免等，基本上由國家全包了。有兩位農村裏出來的大齡青年，窮雖窮，家裏卻有童養媳或娃娃親，他們在學校的生活節儉到極點，省下錢來，每到寒暑假就帶著從學生食堂買的饅頭與窩頭，買上半價學生票回家與農村裏的已婚妻子去「造孩」，或與未婚對象去「牽手」了。幾個運動隊的同學如東北人張、上海人楊、北京人吳等，糧食定量更高達41甚至44斤。前年我與幾個上海同學在上海「小南國飯店」有個小聚會，我問楊(清華舉重隊)那時你的糧食定量是多少?他告訴我是「管飽」，想吃多少吃多少。

　　當我在學校享受17.5元助學金的時候，我母親的月工資只有18元，而且自從1956年「公私合營」後就從來沒有變過。我在學校吃飽飯的時候，我的家人全都在節衣縮食，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正因為心中時刻惦記著家人之艱苦，於是就更感激共產黨對我的恩典。我從來也沒有想一想解放都十多年了，老百姓為什麼還這樣窮?即使想到了，也是一種經典的邏輯：中國人口那麼多，底子那麼薄，吃飯問題從來就是大問題，正是因為有了共產黨，所以大家才能有口飯吃啊!知足吧，你這豆腐花子的孫子。(我祖父是開豆腐店的，這是一個既十分勞苦又被人看不起的職業，如俗話所說：「舊社會，三大苦，打鐵行船磨豆腐」。)

　　我的外祖母是地主，可是外祖父的成份卻是職工，因為在解放前他沒有種過地，而是為資本家打工的。因為他有技術，所以是在解放初當了一名供銷社負責收棉花的職工。但卻又因為家庭是地主，很快就被開除回家了，沒有一分錢收入。外祖父在1961年春天時餓死了的，我親眼看到了他死前的悲慘，也親眼看到他的屍身停在門板上的形象，算是知道了什麼叫做「皮包骨」。

　　我的家鄉是一個農村的小集鎮，初中是一個新辦的農村中學，我們班也種過試驗田，也搞過「深翻一尺五、畝產一萬五」，也搞過「密植兩百斤，放個大衛星」，全班同學忙活了一冬一春，最後顆粒無收。我很清楚地認識到餓死人的大饑荒就是吹牛皮的大躍進造成的，內心深處就不僅僅是對「三面紅旗」懷疑的問題，而且就認為「大躍進」不過是「皇帝的新衣」。但這一點，即使是在「九評學習」向党交心時，我也沒有說。

　　我們班的同學一般都認為我這個班上年齡最小的同學是幼稚的，他們不知道我也有不幼稚的一面。此前，我的小學、初中老師竟有三、四名被無端地打成右派分子了;我的叔叔，一名還處在「預備期」的年輕的共產黨員，只因為說了兩句最不值三四的俏皮話，不僅被打成右派分子，還被押上了「萬人大會」批鬥。嬸嬸一急一氣，竟然一病不起嗚呼了，丟下了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從此叔叔的家庭就支離破碎了。這樣的經歷足以使我對所有的政治運動不寒而慄，始終處於「提高警惕，謹防上當受騙」的心態。俗話說「知人知面不知心」，「黨」是什麼?黨當然是好的，可是「黨」不也是由人組成的嗎?「交心」是可以的，即使交了九分心，還有最深處的那一分心是萬萬不能交的。「外祖母是地主」，我不能不說;「外祖父餓死」，這件事我就守口如瓶。叔叔是右派分子，我不能不說;但叔叔遭萬人大會批鬥，我對誰也沒有說。我還有幾個事關緊要的問題也是咬緊了牙關不交心。

　　這裏有區別嗎?區別大了!前者說出來，是社會關係複雜的問題;後者說出來，就有可能被上升為階級仇恨的問題。
　　我們班那位安徽同學沈，他的母親和兩個妹妹也是在三年大饑荒時餓死了的。別看他一直擔任班幹部，平時似乎是那麼老練與成熟，但他曾經將這一秘密對人訴說過。於是在文革初的工作組時期，工作組整他就有一條罪狀：「反對三面紅旗」。他被打成我們班唯一的「蒯派」。工作組撤離後，沈同學和我兩人深夜在七飯廳談心，我倆抱頭痛哭，他告訴我：我那時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自殺。

　　「九評學習」使我們忘卻或淡化了「大饑荒」。雖然人造的「大饑荒」剛剛過去兩、三年，但我們都已經忘卻了饑餓與親人的餓死，我們走出了「大饑荒」的悲傷，已經能很自然地高呼「三面紅旗萬萬歲」，很堅定地認為毛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我們當年又都相信大饑荒是「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與「蘇修逼債」造成的，又都將能從大饑荒中走出來這件事歸功於毛的英明領導，將政府對大學生們的物質照顧也都全算在老人家的身上。
    老人家又是諄諄教悔，又有物質關懷，我們的精神在不知不覺中就全被收買了，大家全都「千萬顆紅心熱烈地跳動，千萬張笑臉向著紅太陽」，全都「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了，歌頌毛的歌已經開始鋪天蓋地了。大家唱的也都真心實意。

清華大學的革命激情

清華是高校中重點之重點，黨委書記蔣南翔又是高教部長，在國家對教育的投資中始終分得最大的一塊蛋糕。就在那時，清華主樓落成了，那宏大的板式建築巍峨矗立在清華東區，足以長久地傲視全國高校。走在那高大寬敞的連廊下，一陣陣涼爽的穿堂風吹過來，我們就唱：

　　像那高空的長風，
      一陣一陣吹不斷;
      像那大江的流水，
      一浪一浪向前進;
　　我們高舉革命的火把，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傳!

　　文革前的清華校園裏既洋溢著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的氣氛，又充滿著朝氣蓬勃的獻身精神。校園裏的口號是「紅色工程師的搖籃」及「為革命健康工作五十年」。還有兩句校諺：

　　今夜清華月，明朝塞外風，紅專道上看英雄;
　　大地春如海，男兒國是家，騎馬挎槍走天下。

　　更有一首文藝社團自己創作的校園歌曲，歌名可能就叫「永遠忠於黨」，歌詞無疑是前述毛語錄的翻版：

　　永遠忠於黨，
　　永遠忠於黨，
　　高舉紅旗奮勇向前進!
　　永遠忠於黨，
　　把党的話兒永遠記心間，
　　党的話兒永遠記心間。
　　我們在戰鬥裏成長，
　　我們在勞動中鍛煉，
　　立志做個紅專的勞動者，
　　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向。
　　世界上有誰比我們更幸福?
　　撫養我們是親愛的黨;
　　世界上有誰比我們更幸福?
　　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
　　世界上有誰比我們更幸福?
　　叫我們怎能不歌唱;
　　世界上有誰比我們更幸福?
　　我們要親手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

　　不知是誰寫的詞，誰作的曲?好聽，有勁，越唱越有勁，尤其是那四個排比句，一浪高一浪，一峰高一峰，唱得我們心潮澎湃，熱淚盈眶，熱血沸騰。我當年是學校合唱隊隊員，至今還會唱這首歌。去年夏天，幾個大學同班同學遠道來訪，我們一起唱起這首歌，在不知不覺中眼眶就濕漉漉了。當年因為虔誠而激動，如今是為自己當年的虔誠與激動而自我感動了。我們的確曾經擁有過如此真誠革命的年華。

　　中學生與大學生們都處於這樣的情緒狀態，所以毛在學生中發動文革是很容易的。毛一點火，青年學生的激情全都燃燒了起來。「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的延安時代我們沒有趕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抗日烽火我們沒趕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我們沒趕上;「雄糾糾、氣昂昂」的抗美援朝我們沒趕上，可是我們幸福地趕上了偉大領袖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解放全人類，埋葬帝修反，赤化全世界，以為這就是畢一百多年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於一役的偉大革命。於是大都義無反顧地「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蕩滌一切污泥濁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全身心地的投入到這一場破壞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了。
     當然每個人的具體表現有程度上的差別，但在文革初期一心跟著毛主席幹革命這一點是沒有區別的。

文革突然爆發，集體無意識狀態

　　1966年的818，毛他老人家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我們班所處的位置好得不得了，就在從東數的第二座金水橋上。雖然看不清老人家究竟有多麼「紅光滿面」，但能看得清老人家的上半截「偉岸身軀」，也能感受得到他的「神采奕奕」，只見他老人家巨臂一揮，手掌一翻，用含混不清的湖南話吼了一聲「人民萬歲」，廣場上所有的善男信女全都激動萬分，熱淚盈眶了。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不經意間回頭看看，我們班的那幾位女同學眼睛更是早已哭得像紅桃子似的。誇張點說，天安門廣場幾被同學們的激動而幸福的淚水淋濕了。

　　文革是一觸即發的，來勢兇猛，緊跟都來不及，容不得思考。我們似乎也從來沒有認真地想過它對不對，好不好?雖然早在文革前，大家都知道馬克思的格言「懷疑一切」，還知道毛所說的「凡事都要問個為什麼」? 但「懷疑一切」，這「一切」中就不包括毛;「凡事都要問個為什麼」，這「凡事」中也不包括毛所做的一切。我們知道他是人，但是他是會「借東風」、會「草船借箭」的諸葛亮;能「日算陽，夜算陰」的包大人。我們更相信他是神。我們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我們相信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我們中國;我們還相信毛主席不僅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紅太陽。我們做夢也沒有想過他是可懷疑的，沒有想到他是會犯錯誤的，更沒有想到他正在犯「史無前例」的大錯誤。不是不敢想，而是從來沒想過。想也是「腹誹」，也是反革命。

　　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孩提時代唱的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莘莘學子們幾乎全成了只聽主的召喚，沒有自主意識，不會思考，也沒有思考的楞頭青和二杆子，指到哪裡打到哪裡。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集體無意識」。「集體無意識」在中國大地上是確實存在過的。毛的話大行其時之時，奧氏的話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十年後，毛死了。自從鄧提出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要「準確地完整地」後，毛的書下架了，毛的教導背時了。說實在話，誰能做得到「準確地完整地」啊?鄧大人有意無意地用這樣巧妙的方法將十多年來「高燒不退」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火徹底澆滅了。

　　鄧大人生前已經被稱之為「總設計師」了，但並沒有「鄧理論」的說法。「鄧理論」是鄧死後江三代給鄧貼的標籤。鄧究竟有沒有「理論」?這是見仁見智的事情。說其無，是因為他自己從來也沒有一篇宏篇大作;說其有，是因為他那些一段一段的特色語言顯然比那些長篇理論廢話正確而實用。「白貓黑貓」不是理論嗎?香港人稱其為「貓論」，在我看來，它就是全部的「實事求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是理論嗎?它就是「群眾路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理論，它就是「科學發展觀」;「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也是理論，它就是唯物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鄧的話是人們行動的指南，卻不是思想的座右銘，鄧的時代是沒有座右銘的時代。在這個長長的精神空白期，頂層設計忙於翻幾番與小康，底層百姓忙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浪潮中實現自己的價值，誰還去想奧氏的那句話呀?代表著獻身精神的奧氏的那句話永遠也沒能再香起來。如果不是偶然的機會，人們將不再想起。

　　前幾年忽然有一天，偶爾在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侄女加林娜在《莫斯科共青團報》刊登了一篇文章，侄女兒說她的叔叔在臨終之前確實回首了往事，但沒有重複他的那句「不後悔、無羞愧」的話，而是說了另外一句意思完全相反的話：

　　「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短短十幾個字，也沒有什麼文采，帶給我的震憾無比強烈，青年時代對保爾的迷戀又在腦海中迴光返照了。心中卻在不斷地問自己：像奧氏這樣堅定的革命者，死得也很早，怎麼竟會有如此這般痛徹的悔恨呢?

　　於是想到他是不是有良知?看來他也是有良知的，否則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後悔。那麼他就不能簡單地為「虛度年華而悔恨」，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因為他當過戰士，當過「劍與火」的「契卡」(即克格勃)，是曾經被奉為全蘇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青年偶像」，是既握過槍桿子也拿過筆桿子的人，是一個曾經的狂熱參與者，甚至也是一個原始的製造者，他是獻了青春獻終生的人，27歲全身癱瘓，32歲就死了。付出了那麼多，結果怎麼樣?建成了這麼一個東西!

　　我們同樣付出了青春、忠誠，我們又建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馬克思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播下去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這話在情緒上和格式上與奧氏的話如出一轍。仔細看看就能發現其實這話也不是馬克思說的。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給保·拉法格寫了一封信，對當時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作了評論。他說：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恩格斯晚年對共產主義顛覆性的反思

　　所以準確地說，這段話並不能代表馬克思，只代表了恩格斯。代表恩格斯也行啊，馬恩，馬恩，他們不是連體人嗎!其實前述的中國古話說得很明白，「若要人像我，除非兩個我」。同志們一定要多讀點書，多讀點書才知道馬畢竟不是恩，恩也畢竟不是馬。馬為人太自信，太自我，馬的革命只停留在書本上，他沒有掌過權，但他卻是有獨裁性格的人，他不是那種善於反思的人，更不是那種肯認錯的人。對此，只要讀點馬身邊人的回憶就清楚了。讓他揚名立萬的的著作《共產黨宣言》發表在1848年，其時他還未滿30歲，再聰明再博學，也不過對哲學、社會經濟學剛研究了七、八年而已。

　　毋庸置疑，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時代，他不僅感受到了資本主義強大的生產力，也確實看到了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看到了工人的繁重勞動和貧困生活。這個30歲不到的年青人有一股強烈的救世情懷，他一心想尋覓一條解救勞苦大眾的道路。然而，他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那只是漫長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甚至是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有初級階段，資本主義為什麼沒有初級階段呢?)，卻自以為是地認為是資本主義的終極階段了。時代的性質都搞錯了，建立在時代分析基礎上的學說怎能不錯?於是他創造了一個自圓不得其說，其實是錯誤甚多的學說，有的錯誤甚至是常識性的。

　　當然，馬克思畢竟是一個有豐富學識和正常(看來，只能說是較正常)思維的學者，在《宣言》發表前充其量他只做了十年左右的學問，可是在《宣言》發表後他又活了30年，難道在前十年中他的主義就全部完成了?在後30年中就再也沒有新發現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1849年11月達爾文的科學巨著《物種起源》終於出版了，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引起轟動，不僅沉重地打擊了神權統治，也否定了馬的階級鬥爭學說。馬還發現資本主義經過了經濟危機不僅沒有如他原先設想的那樣衰退乃至衰亡，相反卻更前進了;他還發現股份制的出現改變了資本的結構。所有這些科學界的重大發現與社會發展所出現的新現象對他全部學說的立論基礎是致命的。作為一個學者，在這樣巨大的衝擊面前他不可能沒有新思考、新研究、新結論。他更不可能沒有發現他年輕時的觀點是錯的。當然，他也許不會發現全都錯，但發現部分錯並不是什麼難事。但他只是說我現在的觀點如何如何，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認我以前的觀點哪些是錯了。

　　馬克思性格上的這種缺點妨礙了他的科學求真，也給一百多年來，出於各種動機和目的，不斷製造馬克思主義一貫正確、四海皆准的人鑽了空子。
　　恩格斯的性格與馬克思不一樣，恩格斯晚年對於他們曾共同努力了幾乎一輩子而創建的共產主義理論有著顛覆性的反思。

　　關於「龍種和跳蚤」的話固然很有趣，也很深刻，但作為一個創教者，原創者，這種說法仍然是推諉於他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結果是那麼鮮亮地擺在那兒。如果你播下去的真是什麼「龍種」的話，那麼這長成了的那十四、五個怎麼全都是跳蚤呢?有哪一隻跳蚤不是獨裁的?有哪一隻跳蚤家裏不餓死人?如果僅僅是異化的話，為什麼一個龍種也沒有呢?所以問題還是出在種子上。種子本身並不是什麼「龍種」，而是那只褐式的老跳蚤生下來的白色的蛋。

　　所幸，恩格斯死前兩年還說過這樣的話：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一個人的偉大絕不是因為他永遠正確，而是他有發現並糾正自己錯誤的能力。知錯認錯改錯，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品質，同時也是一個人的本領。

　　恩格斯類似的話還有不少，這些話不僅比較坦率、真誠，也很清楚，給人的資訊很準確。只要不是故意裝聾作啞，那是不可能有什麼誤解與不同解釋的。
　　恩格斯與奧斯特洛夫斯基同樣都在回首往事，作為作家的奧氏哪能有作為偉大思想家的恩格斯那樣深刻的反思呢?奧氏究竟以什麼樣的心態離開這個世界的呢?失望還是絕望?悔恨還是痛恨?懊惱?無奈?當然是兼而有之。奧氏的那句話的內涵複雜得很。

（來源:共識網2015-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