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學者章立凡君在左王鄧力群去世的評論中，提出「黨國理論的黃昏」的概念。其實這是一個很具爭議性的提法。中共建政六十五年，毛從一個災難到一個災難，而死於眾叛親離。鄧江胡以降，不擇手段向錢看，結果山河變色，男盜女娼，社會人心之敗壞史無前例。國事如此，根源就在於立國治國的理論失敗。從來沒有一個適當的理論指導，沒有日出的光芒，沒有正午的熱烈，何來黃昏。

共產黨在文革後也感受過「三信危機」（信仰、信心、信任），那是對毛主義破滅的反應。但是取代無物，只有鄧氏三論：貓論摸論不爭論。這極為霸道的違背共產運動傳統的規定，不僅扼殺黨內異化論的人道主義反思，鎮壓民間要求民主化的現代浪潮，而且直接導致和縱容權貴資本主義的氾濫，演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後江胡的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乃至新出爐的習近平「四個全面」——無不顯示中共理論粗陋、膚淺的特質：

一是空泛而隨心所欲。毛當年的總路線竟然是這樣的表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到了文革，更是滿嘴胡說，天下大亂、造反有理、八億人不鬥行嗎？八大原本有些理論歸納，都被他一腳踢翻。到了鄧朝，解釋姓資姓社，根本說不清楚，強詞奪理。一國兩制更其不能自圓其說，十五年、五十年、100年不變，信口開河。二是玩弄數字遊戲，忽悠百姓。以四個全面為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試問，任何事情離不開面度、深度和速度的三維指標，何以只要其一？全面何所指？有趣的是習去年首次提出時只有前面三個，後來要形成全面理論，變為四個。三是虛偽矇騙、強姦民意。任何政策理論的制定，不僅沒有媒體、民調的基礎，連黨內的討論爭辯也沒有，就妄稱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或者以假案個案代替全局，對馬列毛不敢批判、不敢修正，掛羊頭賣狗肉。

反觀國外，不說西方、台港以法治國，理論是學術界的事。就看看共產國際，從馬恩到蘇共最後閉幕，他們在各個階段都不迴避理論的爭論與挑戰，尤其是第二國際時期和二戰之後的蘇東、歐洲各黨，他們對面對現實，包括中國革命在內的種種問題，早有非常自由、深入和成熟的探討，即便出現斯大林主義，他們的黨章、憲法也不曾有過毛獨裁時的無法無天，仍然保留黨內大辯論、民族自決等條款。蘇共二十大是一個典範，不僅勇敢地揭露斯大林罪行，而且對當代一系列全球性重大理論問題提出論述，並展開討論。表現對國家對人民的誠意與責任。這是「修正主義」值得敬佩的地方。蘇共亡於此，乃是「死得其所、死得偉大」。可是中共幾十年抱殘守缺、坐井觀天，以獨佔統治權力為榮，毫無還政於民之意。處處表露共產主義屢屢嘲笑的小農性格的狹隘和自私。西方最近時興中國崩潰論，從政治制度而言恐還未必，但理論上看，三信危機空前嚴重，確實是一派末日景象。（2015-3-14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