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賀陳辯護有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書生手無寸鐵、出於愛國——此三法皆無效也荒誕。因為他們面對的是臭名昭著的「我代表祖國和人民處決你」的專制遊戲。

●中共官方點名批判的兩位大學知名教授：右，法學家賀衛方；左，畫家、
作家陳丹青。指他們不愛國，抹黑共產黨，是高校的負能量。

幾年以來，隨著文革調門在中國社會逐步升起，最近，《求是》發表了一篇文章，點名攻擊北大教授賀衛方和畫家陳丹青，說他們大談憲政，抹黑了國家云云，然後借愛國主義的理由對他們大張撻伐，熟練地運用了一些文革中人們很熟悉的罪名。

賀衛方陳丹青講憲政正常之至

賀衛方是法學家，多年來從事普及法治知識的寫作，在社交網路時代，關注有關公共利益的社會與知識話題；陳丹青也因對社會問題的評論而很受公眾喜愛。簡單說，賀衛方和陳丹青作為學者和藝術家，願意對公共問題發表意見，這本是這個死氣沉沉的社會難得的個體情懷和熱忱的證明，因此他們受到公眾的很大支持。他們的意見多是基於常識和真實生活感受，具體表述上不無值得商榷之處。縱觀他們的言論，無外乎是支持現代憲政，主張實行法治，主張社會修正壓抑人性和人權的種種現象，弘揚個性與權利，諸如此類，可以說，他們的言論觀點本是任何現代社會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意見，而他們願意不厭其煩出來講話，既是他們關心公共事務的精神體現，也是最普通的言論權利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求是》作者對他們的攻擊提醒了人們一件事，就是這樣一些實話和常識，正常的言權實行，已經是權力中某些人及權力的辯護士受不了的重壓了。

《求是》的攻擊代表最高權力意志

由於中國社會人們熟知的潛規則，《求是》的攻擊實際具有很大的嚴重性。因為該刊物在權力譜系中的地位，刊發這樣的文章，很可能被廣泛解讀為一種政治和政策性的風向標。換言之，在中國實際的生活規則中，一個人，被似乎代表最高權力意志的喉舌點名攻擊，那很可能意味著職業與專業工作前景受到威脅。從前包括文革的記憶人們並不陌生，這種攻擊往往意味著要整一個人。過去各種輿論攻勢都是搞人整人的序幕，姚文元評《海瑞罷官》，以及對所謂三家村的批判，最後是以吳的生命為結局的，其他例子還多如牛毛。所以，《求是》的攻擊雖然粗鄙無文，但並不可以等閒視之。這不是一件僅關涉具體觀點，或關係賀衛方與陳丹青的個人事件。此事牽涉一些基本的原則和是非。

顯然，被攻擊者能體會此中的嚴重性。賀衛方教授在微博進行了自我辯解。賀衛方自辯的要點是以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曾大談憲政。然而，仔細思考，不難發現這種論據作為反擊很荒誕，而且大有問題。因為執政黨歷史上處於當時現實鬥爭的需求雖曾有很多高標憲政等論述，可與這些論述同時期，其內部卻充滿另一種完全相反的行動和路線指導文件。前者是所謂宣傳和統戰，後者才是內部管理和行動的實際指標。拿人們最喜愛引用的抗戰時期《新華日報》言論為例，就在這些言論發表的約略同一時期，陝北正在進行殘酷的整風運動，關於這一運動的詳情及對後來運動模式的影響，已故歷史學家高華先生的大著已經做了很好的詮釋，而運動親歷者的論述，如何方先生的著作，也做了很好的敘述。虛假的論據不能拿來進行真實 的辯護。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完全無效

當然，考慮到上述中國輿論攻擊的潛規則和威脅，人們可以理解，賀衛方採用這種以子之矛的方式低調自辯，可能是出於謹慎的考慮。可實際上，從攻擊者的文章本身就可以看出，這種低調的自辯是無效的。且不說第一代領導人真實的憲政理念缺如，更嚴重的是，攻擊賀衛方與陳丹青的人所運用的話語系統，正是這個第一代領導人所親自奠定的。這種話語的基本特點就是無視正常說理與邏輯論說，總是以一種蠻橫的專政政治打壓姿態，居高臨下地宣判式言說，對持他們不喜歡觀點的人進行紅色罪名判罰。文革中兩派為誰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真正代表互相殘殺，結果只是進一步加強了毛的權威。因此，賀衛方以上述論據自辯，不僅不能達到任何澄清真理和自我說明的效果，相反，正好跳入無理攻擊者彀中；毀滅憲政者和專政締造者的論述是不可能拿來為憲政言論辯護的，賀衛方的巧妙策略自辯實際上是一種自污，折射其見識的局限。

識破自我壟斷的愛國裁判法庭

在對賀陳的辯護意見中，有人以書生手無寸鐵為辯，這種看法也很荒唐，而且在邏輯上與對賀陳的攻擊者其實是並無區別。首需明確的是，賀陳談憲政也好，反憲政也好，討論社會或學術的任何問題也好，這只是行使和實踐自然而然、勿須論證的言論權利，這在21世紀的今天不存在任何需要特別辯護的理由，也不因他們的言論的具體價值而轉移。換言之，在一個社會中，批判不公不義的現象，提倡憲政就成了一種錯失，這本身就證明這個社會的悲慘境況，因此，憲政的談論對權力及其利益的壟斷者當然是有害的，不然何須辯護支持？禁制對方講話的是武器的邏輯，任何言論都是手無寸鐵的；所以，所謂手無寸鐵的書生議論之類這也是一種糊塗的辯護。

《求是》的作者對賀衛方的法學專業與陳丹青的藝術成就肯定無力評價，該文對賀陳上綱上線一個主要論調是他們不愛國。於是有人趕緊出來論證對社會的批判與對憲政的弘揚是多麼出自知識份子的愛國熱忱，這種論述自是有道理，但其實不必。必須指出的關鍵問題是，賀衛方、陳丹青是否愛國不是真問題，真正的唯一大問題是：是誰給《求是》及其作者設立愛國裁判法庭的權力？長期以來，一種陰魂不散的宗教法庭似的氛圍死灰復燃。權力及其附庸者借愛國大旗審判他們看不慣，不喜歡的一切人，對任何持他們不喜歡的意見的人進行迫害預演和實操，砸人飯碗，壞人名譽。本次攻擊賀陳事件的實質正是這種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我代表祖國和人民處決你」遊戲的最新版本。

去論證公共事務討論者和貪官誰更愛國是荒謬的。很多人經常批判賀陳的具體觀點，賀陳的觀點與意見不是字字正確，這是無須贅述的，但以一種陳腐的專政話語來壓制賀陳，這不是觀點辯論和批判，而是不折不扣的紅色搞人遊戲。這是需要首先明確的。公眾討論自然難免被公議，但壟斷的權力從來都不是個人愛國與否的裁判者，因為他們手中喪失的國家利益實在是罄竹難書，而以專斷的愛國與否為標準來判斷意見，則任何意見都會喪失表述的空間，因為，歷史和現實中的例子實在太多太多了，一旦有人自我加冕為愛國裁判官，則他必然會把任何見不得人的私利塞進愛國宗教法庭，這也從根本上摧毀了一個社會裡真正愛國者立足的地基。這是我們必須全力抵制《求是》的最大原因，因為，面對這種新意識形態專政浪潮，如果今天我們不站出來說不，很快，我們就將失去一切講話的機會。

(201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