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卡斯特羅和台灣政客連戰，成為中國孔子和平獎的獲得者，恰好暗合了「反民主」意識形態的真實形象和內涵。

●中國每屆領導人都要去古巴拜訪卡斯
特羅（1926-）這位獨裁半個世紀的
「革命領袖」。習大大不例外。

前不久，有「中國版諾貝爾和平獎之稱」的「孔子和平獎」的主持人把今年度該獎頒給了古巴的獨裁者卡斯特羅。這則沒有引起太多人關注和熱議的消息卻讓我琢磨起「孔子」和「卡斯特羅」疊加在一起所傳遞的資訊和意義。

孔子和平獎創辦於2010年，在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得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的頭一天成立，普遍認為，這是因為受到劉曉波獲獎的刺激，為對抗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的圍堵而創辦了該獎。在那些抵禦民主自由的國人的眼裡，人權的普世價值就是所謂的西方價值。

納粹與蘇聯對抗諾貝爾獎的先例

其實，這樣的做法並非中國人首創，上世紀兩大惡魔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都幹過。1936年諾貝爾委員會宣佈把1935年度的和平獎頒給納粹德國的良心犯Carl von Ossietzky，他的調查報告揭露了納粹秘密重整軍備。被激怒的希特勒立刻宣佈：「為了防止今後發生此類羞恥事件，今天我創立德國藝術與科學國家獎基金會。今後德國人不准接受諾貝爾獎。」希特勒設定獎項獎金為10萬馬克（孔子和平獎的獎金也是10萬元，驚人的類似）。為了跟西方抗衡，斯大林創辦了蘇聯版本的諾貝爾和平獎──斯大林和平獎，後來被赫魯曉夫更名為列寧和平獎。

專制政權固然有其相似性，然而細琢磨起來，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與目前的中國還是有許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可能是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徵，我可以給德國冠以「納粹」，給蘇聯冠以「共產」之名，而當前的中國卻無以冠名。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以某一意識形態作為其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主義」、「理想」貫穿於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統治者用一套具有相當洗腦力的冠冕堂皇的理論掩蓋其所有的罪惡。而當今的中國，無論當政者如何高叫理論自信，「六四」的一聲槍響為中國送走了馬列主義，自此後，中共已經沒有一套像樣的可以為其罪惡解脫的意識形態理論。今天，習近平可以任意解釋他的「中國夢」，但他絕不敢宣稱他的中國夢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

六四後中共政治上一直處於守勢

中共政權一方面迅速滑向無底線實用主義，另一方面心裡總是不踏實，一直試圖尋找一套新的話語體系來重建自己不接受民意檢驗（民主）而長期統治的合法性。於是乎，民族主義應運成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替代品，他們相當成功地把民主主義打成民族主義的敵人──西方，試圖顛覆中國的意識形態，以此抵禦世界民主潮流對中國的影響。然而，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是不夠格的，因為它不能作為一種世界觀解釋人生和社會，而且民族主義的排他性顯然不利於它在國際上建立政治同盟，於是，統治者又抬出了命運多舛的「孔子」，一方面在國內建立正統性，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輸出中華文化符號，樹立拯救世界的思想體系形象。就這樣，「反民主」成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中國的當政者試圖以此填補共產主義留下的真空，孔子和平獎正是為服務於這個目的而生。

「六四」後，共產國際老大蘇聯以及東歐共產政權接踵垮臺，在事實上宣告了共產主義理想的破產，中共再也無法用共產主義的說教欺騙人民了，與此同時，國內民眾人權意識逐步覺醒和世界民主版圖的強勁擴展，使得中共政權在政治上處於了守勢，雖然經濟的迅速增長讓中共政權喘息過來並變得十分張狂，但這種政治上的守勢其實一直都沒有本質改變。

習近平接班上臺時的政治形勢與他的前任胡錦濤有所差別者的是人們的普遍心態：體制內外的人都似乎感覺，習近平可能是中共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也就是「亡（黨）國之君」。這種政治危機感客觀上強化了習近平既有的救黨保江山的使命感：不僅要守住，還要做中共王朝的中興明主。

●楊建利在一個會場上（右 2）

乞靈於超驗的歷史道德而綁架孔子

習近平自覺不自覺地要把他的使命迅速意識形態化，而不幸的是，他的選擇在實質內容上延續了鄧小平以降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地抵禦民主化。習近平傾心模仿的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府,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型態,搞上層建築。」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正是在這個會議上被打倒的，直到1978年復出，習近平自然對毛的講話刻骨銘心：意識形態工作攸關「保衛和推翻一個政權（權力）」，「失去了政權（權力）比什麼都可怕」。無怪乎，習近平一上臺就收緊意識形態的 控制，對自由言論進行全面打壓。

中共的「反民主」意識形態首先要乞靈於超驗的歷史道德助其合法化。而中共的歷史道德資源是非常匱乏的，情急之下，只有綁架「孔子」，讓「孔夫子」入黨按照中共的劇本粉末登場，為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統治的正統性和歷史道德化背書，同時試圖用一個「中國夢」的虛幻紅綢帶拴住中國歷史上所有可能的正面符號，似乎要向世人展現一個歷史秘密：自孔子以降的中國先賢數千年來都在做同一個「中國夢」，而美夢 成真就在今天。

習近平通過高調祭孔，強調「不忘歷史善於繼承」，文藝座談會講話，在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廠礦、公司、學校以群眾大會、演出、比賽、考試、標語等儀式化政治活動，試圖將這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話語定於一尊。

以反顏色革命為名掀起新冷戰

同時，需要在國際上尋找敵人和同志。不消說，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國家當然是「反民主」意識形態的天然敵人，有著抵禦民主化同樣需要的普京、卡斯特羅等老同志自然變成了反民主的新同志。普京對內壓制反對派，對外扛起反美反自由世界的大旗，企圖使世界因此陷於新的意識形態冷戰。俄國把冷戰前線推進到烏克蘭而中國把冷戰前線推到香港和臺灣，由於美古關係「正常化」，豬玀灣不可避免地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冷戰的又一個前線。

反「顏色革命」是中俄的共同需求。俄國防部副部長安東諾夫在俄中兩國防長會晤後表示：我們注意到不久前香港發生的事件，「顏色革命」威脅俄羅斯和中國，因此兩國應聯合對抗這一挑戰。並向中方提出解決香港占中運動的方案。當俄國經濟在西方國家的制裁下出現危機的時候，中國《環球時報》就在社評裡說：「必須指出，今天的中國社會如果蔑視中俄關係，是很『二』的。面對來自美國越來越沉重的綜合壓力，中俄彼此是對方極其寶貴的戰略資源，雙方誰都沒資本削弱這一資源。」

新的意識形態冷戰除了前線的對峙，還有「敵後」的滲透，中共在國際上的意識形態滲透也是用「孔子」作為掩護的。近年來中國斥鉅資在美國等國家建立了440所孔子學院。孔子學院總部總幹事許琳，日前接受英國BBC訪問時，直認不諱她的部門就是要向外國的學術機構，無論是哥倫比亞或史丹福大學，甚至是社區的小學，輸出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中共的這種意識形態滲透已經開引起各國的警覺和抵制。

以實用主義和道德墮落維持政權

中國孔子和平獎的背景雖然一直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高調的運作的孔子和平獎，假如不是得到官方的默許，是不可能一年年地發下來的。普京、卡斯特羅都是中國孔子和平獎的獲得者，孔子、普京、卡斯特羅這些符號的疊加，恰好暗合了「反民主」意識形態的真實形象和內涵。在此不能不提該獎的第一屆獲得者、臺灣的失意政客連戰。連戰這一符號疊加可以說是「反民 主」意識形態絕佳陪襯，因為他不僅背叛民主投靠中共反民主「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提醒人們中共把新冷戰前線推到了民主臺灣。

中共「反民主」意識形態沒有信仰，沒有理想，不成體系。然而，它的實踐意義超過了它的理論意義，因為它在實踐上沒有拘束，非常實用和靈活，以致於馬克思、儒家還有中國夢都成了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辯證法唯物論成了「變著法為我論」，歷史唯物主義成了「歷史為我主義」，這種實用性和靈活性正是中共可以取得相當迷惑性成功的根本原因。

習近平們知道，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軍隊和警察，他們比讓人們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重要。換句話說，人們普遍的實用主義和道德墮落，將繼續是這個政權可以維持的根本。因此，假如習近平的官員忽然都不腐敗墮落了，他會感到心神不寧坐臥不安，假如無「腐」可反了，這個政權也就完蛋了。

文章開頭說這一時期的中國，不像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沒有國家意識形態的名頭，其「反民主」意識形態沒有世界觀、沒有理想和真實信仰者、不成體系，背叛了共產主義，不配成為法西斯，也不是政教合一，我們姑且稱它為「反民主化時期的中國」。

（2015年1月3日。楊建利：哈佛大學、

伯克萊加州大學博士，公民力量運動發起人。本文為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