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23年的北京《炎黃春秋》，發表過很多親歷者揭露中共黨史真相的文章，非常珍貴，否定了官史，終被收編。試看未來不是被他殺，就是自殺。

●炎黃春秋宣布胡德平接班主持後，總編輯吳思
（1957-）宣布辭職。吳思是作家和歷史學者。

今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炎黃春秋》雜誌在一飯店召開全體大會，創辦人社長杜導正宣佈交棒給「年輕人」。這個年輕人是今年七十二歲的胡德平，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而杜導正今年九十一歲。前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的長子陸德任常務副社長兼法人代表。

這不是正常的「年輕化」，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管轄的廣電總局在「九一八事變」前夕突然向《炎黃春秋》下達了一個正式通知，要求他們六十天內辦完交接程式，《炎黃春秋》將變更主管單位，由原來的民間組織「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改歸文化部屬下中國藝術研究院主管。

《炎黃春秋》是由中共體制內的一些退休高官，和知識分子創辦的一份雜誌，於一九九一年創刊，得到已故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勳、蕭克上將等人支持。由於這份雜誌比較敢言，因此在當前言論自由蕭瑟的情況下，成為自由派尚存的一個座標，當然也成為當權者的一個眼中釘。與它類似的《百

年潮》雜誌被收編後，就沒有發表過一篇好文章。

兩位副社長不樂觀：我們死定了

《炎黃春秋》顯然要走上同樣一個命運。因此由胡德平接任，是否年輕化不重要，而是胡德平與陸德的「紅二代」身分，加上他與習近平家族的關係，或可為《炎黃春秋》留下一些自由氣息的空間。陸德的父親陸定一長期擔任過中宣部長，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因為反對鄧小平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胡耀邦、習仲勳持相同的開明立場，被鄧小平邊緣化鬱鬱而終。

但是《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與常務副社長吳思在如何應對中宣部的收編上問題出現分歧。吳思對杜請來兩名「紅二代」表示反對。他認為，此舉將會激化與中宣部之間的矛盾，使當局更大力打壓。他說，人事變動沒有經過集體討論，違背了原來的議事原則。然而吳思的想法又是否太書生氣，對中宣部還有幻想？

副社長楊繼繩則對雜誌未來感到悲觀，他對《明報》說：「我們死定了。」他說，目前雜誌面對兩種可能，一是在收編後仍堅持講真話、還原真相的發稿方針，出現「他殺」的下場。若選擇順從審查，任由稿件質量下降，「二十三年的光榮就毀於一旦了⋯⋯但這是很骯髒、很可憐的死法。」他還表示：「這一次不能成功，但必須表明我們的態度。」楊繼繩還說，相信這不是中低層官員的任意妄為，而是來自最高層的授意，和網絡收緊、輿論收緊有關係。

也就是說，即使由「紅二代」來掌這份雜誌，也一樣要死，只是死的光榮一些。因為收編的主意來自「最高」，也就是習近平。為了黨的事業，為了他的「中國夢」，家族與私人的感情算什麼？「黨性」才是最重要的。

否定官述黨史，引高層不滿

《炎黃春秋》這幾年的引人注目，乃是每年有個春節座談會，一批紅二代聚集暢談國是。這是思想相對開放的紅二代，也是在權力中心之外的紅二代，他們的言論，對社會雖然影響不大，至少還有一些「異議」而又可以免被刑拘。當然因此也會引來掌權紅二代的不滿。

但是更重要的是雜誌的內容。從表面上看，它主要是還原中共黨史的真相，沒有直接談論當今政治，也沒有「以古非今」。但是還原真相的本身等於在許多方面否定幾十年來的官述黨史，難免影響當今共產黨的權威，尤其在習近平百般推崇毛澤東的時候，會被認為是最忌諱的「對著幹」。

我本人從《炎黃春秋》看到了許多中共黨史的歷史真相，加深了對這個黨，包括對「毛太祖」的認識。我對這幾年《炎黃春秋》刊載文章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幾篇：

二○一三年八月號的《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詳細的論述與影印文件顯示了中共在延安時期從事「特產」，也就是鴉片種植與貿易。在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有一附表，專門談及特產貿易在財政收支中的比例：一九四二年佔歲入百分之四十，一九四三年佔百分之四十點八二，一九四四年解決財政開支百分之二十六點六三，一九四五年則是百分之四十點○七。可見如果不是鴉片，「革命根據地」根本就生存不下去。中共現在譴責鴉片戰爭，要洗刷百年恥辱，還是先洗刷自己吧。

揭露延安南泥灣王震種鴉片

文章還以不少篇幅考證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灣有沒有種植鴉片。其中有一段說：「三五九旅不僅在一九四二年『自產特產』，其後數年中也應該一直在販賣鴉片。前述劉向三的調查報告，對一九四四年三五九旅在縣的走私情形，一共舉了六個例子，但『僅舉典型報告，如有需要容後補充』。除此之外，三五九旅所屬大光商店因販賣鴉片還與子長縣政府發生糾紛，把邊區軍隊、政府最高領導都牽扯進去了。」

「南泥灣」這首歌曲我們這一輩人都朗朗上口，到了香港後我才逐漸知道中共幹這一行當，開始還不大相信，後來張正隆的《雪白血紅》也透露王震的部隊黑貨黃貨特別多，黑貨即鴉片也。據說王震因此大怒，這本書後來被禁。但是我也把「南泥灣」裡的「花籃的花兒香」改為「罌粟的花兒香」。後來更有人說，毛澤東「老三篇」中「為人民服務」的「烈士」張思德，竟是在提煉鴉片時犧牲的。那時在鼓吹「為鴉片服務」呀。在我研究張國燾的西路軍如何敗亡時，也有記載他們解散而各自逃命時，部隊根據級別高低分發不同數量的黃金與煙土。這些，讓我對共產黨為了自己利益而不擇手段，沒有道德底線，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污衊美軍細菌戰至今不認錯

二○一三年十一月號刊登原中國人民志願軍衛生部部長吳之理寫的一篇回憶錄《一九五二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詳細寫出經過。當時我在印尼，還買了一本《在順川發現的一本日記》，揭露美國在朝鮮打細菌戰。所以我對這件事情印象深刻。一直到本世紀初，才看到蘇聯檔案解密，指出這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蘇聯在發現有問題後，蘇共中央於一九五二年秋給毛澤東與金日成發了電報，說美軍並未進行細菌戰，只是一場虛驚，並且撤銷前去調查的茹科夫的院士職稱號。但是中國至今沒有認錯。

這篇文章承認，當初是中國誤判，被趁機用來攻擊美國，發現錯誤後騎虎難下。世界科學家來調查，中方還繼續弄虛作假讓他們簽名作證。作者說：「這事是我幾十年的心病，沒有別的，只覺得對不起中外科學家，讓他們都簽了名。」有些共產黨人良心還沒有泯滅，但是共產黨的黨性就完全沒有人性，到現在還在掩蓋真相。

一九五五年我從印尼回國，經歷了此後的政治運動，但是這以前的「五大運動」，尤其是鎮反運動，歷史文獻很少有記載，連「革命文藝」也都迴避，尤其是殺了多少人？

毛澤東鎮反殺人如麻的真相

二○一四年五月號上《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一文則有真實的記述。鎮反分為三個階段，從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三年底。文章引述當時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份報告中說，全國共抓捕二百六十二萬餘人，殺了七十二萬兩千餘人，教育釋放的僅三萬八千餘人，其他判刑或管制。其中五十四萬三千餘人是在運動開始的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五月殺掉的。文章說毛澤東殺人殺到「失控」後才緊急剎車。三個月殺五十多萬人，用「殺人如麻」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因為中共對這些罪行沒有反省之意，所以即使改革開放期間的一九八三年的嚴打也是亂抓亂殺。二○一四年一月號《安徽『嚴打』的回顧與思考》雖然講的是安徽，卻是全國的一個縮影。作者是原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尹曙生。

文章說，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兩天晚上，就拘捕了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人（總共拘捕四萬一千多人），先後召開一萬至十萬人宣判大會四十三場，判處死刑三五七人、死緩四十三人。但是這次受到抵制，有人甚至提出：「如果這麼幹，我寧願受處分，辭職不幹，也不參加嚴打鬥爭。」

文章說：「粉碎『四人幫』後，總結歷史經驗，黨中央鄭重宣佈，今後不再搞群眾（政治）運動。可是一九八三年開展的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鬥爭，是文革結束後開展的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而且跟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模式一樣，先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針對某個問題發表講話或指示，然後是中共中央發文件，全國人大做決定，然後是地方各級黨委發動群眾，貫徹執行；在執行中不是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而是根據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的講話、黨內的紅頭文件辦事。這不是法治。」看看剛閉幕不久的四中全會所聲言的法治，是不是與上個世紀五○年代及八○年代一樣？

資料珍貴，留下真實的歷史

這裡點明的領導人就是鄧小平。鄧小平是文革結束後中共的另一個神明，一九五○年代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案件，就是因為涉及鄧小平而無法得到平反。《炎黃春秋》有多篇高崗、饒漱石老部下回憶這些人的情況。二○一二年第二期的《知情者談饒漱石》，意外看到他們訪問了饒漱石的警衛隊長凌文英，他是我在一九六四年被華東師範大學「清理」後調去的化工局半工半讀化工機械學校的副校長，那時聽說他是陳毅的警衛隊長，在無錫的高幹療養院酒後擁抱一位女同志而犯錯誤被調到化工局。現在才知道他原來的真正身分。他是山東人，但是身材不高；工作能力也不高，但是為人不奸詐，文革期間因為兩派惡鬥，他夾在其中被搞得七葷八素。

不但是高饒，還有多篇對江青、林彪，甚至對毛澤東的回憶，資料都很珍貴。對大躍進的死亡情況，對文革的某些疑案也都有許多回憶。比較特別的還有一些中蘇關係的回顧，還以及多篇介紹十月革命初期契卡的肅反擴大化與官員貪污腐化情況，顯然在暗示這是共產黨的通病。

中共的檔案解密似乎沒有時限，問題還因為一言堂而淹沒了許多真相。《炎黃春秋》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以及記錄下來的口述歷史，留下比較真實的歷史。然而因為中共的「假大空」本性，不容真的歷史，《炎黃春秋》就難以生存下去。即使胡德平接手，大概也只能多維持一段短時間而已，除非中共在政治上有所轉變。

（凌鋒：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專家，現住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