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辦社科雜誌的經歷
作者: 徐澤榮

書評

更新於︰2014-12-20 Print Friendly and PDF

金鐘按:徐澤榮博士九○年代在香港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時,我們曾有過互動,他後來又因一篇馬共電台的報導冤獄十一年。本文回憶當年辦刊的艱辛。


●徐澤榮出獄後2011年在香港
接受獨立筆會獄中作家獎。

一九八九年仲夏,應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袁明(女)教授姍姍來遲之邀,我從牛津經倫敦直飛北京,參加她和美國學者哈丁分別代表各自所屬本國學術群體舉辦的一個大型中美關係學術研討會。與會期間,有幸認識不少中美學者,其中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的景躍進、宋新寧、張靜(女)、張小勁。 

體制內學者籌辦體制外刊物

遊覽頤和園時,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代表,陳賡大將之子陳知涯上校幽默地說:「各位來賓,慈禧太后將部分原撥建設北洋水師的軍費挪撥營造頤和園,說明中國是個極其愛好和平的國家,不惜自動限制軍備。」引起哄堂大笑。坐在我旁邊的宋新寧接過這個話茬,對我說道:「徐先生,八九風波之後,北京學人重回書房,醞釀辦一《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擬在北京編輯,香港出版。不過缺乏印刷經費,您是否願意為它在港募捐,共襄盛舉?」「這是好事!可以試試,」我答,「但是你們都在體制之內,恐不方便出頭辦此民間刊物。」「您認識鄧正來嗎?他在體制之外,是位最佳人選。編輯部設在北京,咱們做義務勞動。」宋新寧胸有成竹。

回到香港之後,我去了趟深圳蛇口「海上世界」,與在那兒經由袁庚安排暫時棲息的鄧正來及其夫人唐榮星見面。兩人可以說是一見如故,一拍即合。我相信他是位極有才華,極有能力之人。看得出來,他也有著恃才傲物一面,且借酒力——他就是因為喝酒過多導致胃癌奪命——時有發作,必然有人不喜與他合作。但是我想,此君既有可能能人之所不能,成就驚世駭俗大事,小節何須為我掛齒。後來有位外交學院教師來港勸我勿與鄧氏——他於該院肄業——合作,我就是這樣回答他的。兩小時後,由徐在港籌措經費,安排印刷、訂閱,由鄧在京組織編務,籌措稿費、版費的合作模式就給敲定了。

季刊北京編輯部的其他創始成員乃為常欣欣(女,中共中央黨校教員)、鄧正平(鄧正來弟,負責電腦錄入、排版)、景躍進、宋新寧、張靜、張小勁六人;季刊香港辦公室的其他創始成員乃為廖宣力(女)、袁秋汛(我的前妻)、周慶鳴(原香港《文匯報》首席記者,民盟領袖之後)三人。

宋新寧敢於提出創辦民刊設想,敢於舉薦特立獨行學者,值得吾儕敬佩;北京編輯部顯而易見陰衰陽盛,常欣欣受了大男人不少委屈,但是她挺下來了。中央黨校為她頂住了來自某方的壓力。不過,她還是為季刊犧牲了婚姻。作為季刊創始人之一,我對她深懷歉意、敬意。鄧正來、宋新寧、常欣欣代表了季刊同仁錚錚解噬主義(舊譯自由主義)風骨,儘管這種上善若水般的風骨未曾在任何波瀾壯闊場合脫穎而出。

香港捐助者樂善好施四百萬

一九九八年季刊轉交韓方明先生(現為全國政協外事委副主任)續辦之後,我將香港辦公室廖宣力推薦到了香港大學政治學系讀博士;周慶鳴本來就是退休返聘;其他幾位北京同仁各得其所,續行原軌。現在除了周慶鳴(也許過世了)、鄧正平,我與健在的季刊同仁都重新見過面,大家均為平安無事。「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麟殘甲滿天飛」的景象,並沒出現在季刊轉手、停辦之後,值得慶倖!   

我先是很順利地籌到了常川費:從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八整七年,共計籌錢四百萬港元。主要的捐錢者是我的表妹夫、西藥業企業家張國強以及香港志蓮淨苑。張國強對於文教事業樂善好施,還曾捐錢給內地電視界、圍棋界等。我對他必感恩一生。志蓮淨苑捐款,乃由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弘毅從中拉線。我問住持,佛教為何願意捐錢社科?她曲折地表示,面對西力東漸、西教東傳,佛教自身力量不足,須與本土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力量合作,方能避免以夷變華。我聽後覺五雷轟頂:真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連已割去三千煩惱絲的尼姑們都心憂如焚了!

我後是很順利地找到了印刷廠,其中合作最多的是廣州軍區司令部印刷廠。六年24期,他們印刷了將近一半。嶺南大儒袁偉時發現了這個秘密,啞然失笑:原是將領家庭出身的徐澤榮為季刊找到了保護傘!袁氏與我比鄰而居恐有八年,我家住樓上,他家住樓下,與我稔熟。年幼之時,我有眼不識泰山,沒發覺他「胸中自有真知百萬」。雖說如此,我後來還是為「非法出版及印刷」付出了沉重代價。不過經過未雨綢繆,前面說過,沒有連累到鄧正來、鄧正平兩兄弟以及常欣欣、景躍進、廖宣力、宋新寧、張靜、張小勁、周慶鳴等季刊同仁。賴有韓方明先生後續周旋,他們得以全身而退。袁秋訊則不可避免地被連累慘了。後來她做了不少自救努力,掙脫困境。我沒告訴鄧正來上述未雨綢繆詳情——當時不宜向他透露,因而也許在這上,他是帶著某種誤解進入天國的。這種誤解在當時恐會保護他及其他同仁。希望鄧正來在天之靈,和他生前所愛之人,能夠聽進我的這番遲來十六年的解釋。

啟蒙主旋律學失求諸野之盛舉

八九風波前後,北京大儒李澤厚提出,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奏出的救亡主旋律過強,啟蒙主旋律過弱,建議今後轉而多奏後者。我和鄧正來、宋新寧合辦季刊的主要目的就是回應李氏此一呼籲,儘管後來我發現,其實救亡主旋律始終沒有奏到點子上:軍工業若不由衙辦轉為民營,就成戰敗之始。因此,奏不准救亡主旋律等於幾乎沒奏,何責其多?季刊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貢獻,在我看來,可以總結為兩點。一是推行「學失求諸野」(聯想孔子「禮失求諸野」),一是引進「學術規範化」,均屬文藝復興性質啟蒙。前者意在彌補官辦社會科學之不足,糾正官辦社會科學之偏誤,後者意在推行國際通行匿名審稿法,實施國際通行引述注源制。二者均為改革開放以後敢為天下之先盛舉,曾令季刊洛陽紙貴,名噪一時。基於以上兩點,本人相信,《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2-1998)勢必將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如陳寅恪般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一四年中,鄧正來女兒鄧嘟兒——其在繈褓之時我就逗過——約我寫稿,編入明年將會出版的紀念鄧正來文集。直至年底,我方有心思有時間朝花夕拾,命筆成文。季刊向著世界表明: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過去就有,現在仍有,將來必有並非喧囂、折腰、拜金、媚俗的一群人種留存,他們乃是我們偉大華夏文明的終極希望所在。誠如魯迅先生所言:石在,火是不會滅的。

(徐澤榮: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韓戰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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