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十二月號雜誌，我一九九二年開始加入工作的《開放》雜誌的紙版將結束，我個人也將暫時告別傳媒生活，休息一段日子。回首在開放的工作歲月，內心無限感慨。

●六四良心犯、異議學者陳子明夫婦
2007 年訪問香港，來《開放》編輯部
聊天。左起：王之虹、鮑樸、毛雪萍、
陳子明、蔡詠梅、澳洲學者。

我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四年，只在三家傳媒工作過。第一份工是在《新報》。當時新報在港島西面的荷里活道，我家住新界沙田，交通非常不便，試用期還沒有滿就轉到交通較便利的《香港時報》，從一九八一年一直工作到一九九三年《香港時報》關門。但在此一年前我已開始在開放雜誌兼職做編輯。兩家都在灣仔。我下午在大王東街的開放雜誌上班，到晚上買個飯盒走個十來分鐘，再到灣仔盧押道華夏大廈的香港時報上夜班。時報結束後，我就全職轉到開放雜誌，這一做整整二十二年，佔了我在香港歲月的一大半。可以說《開放》雜誌的工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經歷。雜誌的經營起起伏伏，十分艱辛，一言難盡。但在這二十二年，伴同開放雜誌也經歷和見證了香港和中國的多場大風大雨。

九七大限來臨選擇堅持不退

九二年到開放雜誌工作時，中國歷史上聲勢最大的民主運動已被掩埋在血泊之中，只剩餘波，但這場民主運動仍然震撼著人心，開放雜誌每期都在談被鎮壓的六四，六四逃亡者的命運，還有六四之後的蘇東波變天。

隨即就是香港九七大限的來臨，我們這些為逃離赤禍來到香港的新移民，想不到又會再次面臨共產黨的統治。當時香港人心惶惶，湧現移民潮。記得曾從上海提籃橋監獄死裡逃生的朋友魯效陽（四年前過世）關切我的安危，特別打電話來苦口婆心勸我這個寫了十幾年反共文章的人一定要想法離開香港或至少給自己安排條後路。他說共產黨太厲害了，香港馬上要變成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解放」的上海，若不未雨綢繆，到時就來不及了。我很感謝這位朋友的關心，但我和雜誌的同事金鐘有自己的判斷。我們不是有多勇敢，而是相信後極權的共產黨要完全把香港變成上海恐怕是有心無力，而且經過老牌民主國家英國治理一百年的香港也不會就此束手就斃，一定會抗爭到底，開放雜誌會在九七之後的香港繼續辦下去，發出我們的聲音。後來的發展完全印證了我們的判斷。

末代總督彭定康在香港推行近似於立法會變相直選的政改方案，遭到中共鋪天蓋地的謾罵，斥之為「千古罪人」。開放雜誌堅決站在彭定康這邊，連續多期發表文章討論這場爭論，最後據此出了一本書《中英世紀之爭》。最近媒體報導，根據最新解密的英國檔案，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未能在香港推行民主化，最大的阻力來自中國的反對，周恩來和廖承志警告英國政府不得改變香港的政治現狀還權於民。其實開放雜誌對此有先見之明，出版的《中英世紀之爭》這本書已最早提出這個看法，指出英國在二戰結束後在其各殖民地都推行地方自治的民主化，在香港有楊慕琦計劃，但最終未能實現，主要還是中國因素。首先是中共反對，其次國共兩方勢力在香港一直明爭暗鬥，英國害怕推行民主化致國共鬥爭失控引發中共干涉。

終於掌握電腦駕馭互聯網

在開放歲月中第二個最深的印象是互聯網時代的衝擊。第一次知道有電郵，是較早涉獵互聯網的朋友崔少明在《開放》雜誌上寫了篇介紹電郵的文章。因為當時對互聯網完全沒有認識，這篇文章我是不明所以的，還以為這樣的最新高科技與《開放》這類傳統雜誌無關，當然也與我無關。但終於很快受到衝擊。開始使用陌生的電腦，非常惶惑和無力。覺得自己屬於將被新科技淘汰的老一輩舊人，失落感很深。初初完全不會文字輸入，每篇文章都要靠一位很熟悉倉頡的同事幫忙。我手寫後再交給她輸入電腦。後來開始用中國人開發的雙橋或南極星等中文輸入軟件，但每次電腦故障，都要重新裝入文字輸入軟件，費時又費力。後來用上google拼音才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中文輸入問題。

在電腦排版之前，《開放》雜誌要靠植字工人植好字沖洗成相片紙，再按照排版設計，用美工刀將相片紙上一條條文字割開貼在紙板上，然後送去製成膠片，最後才送到工廠印刷，其中貼版完全手工操作，很費時間，又辛苦，又容易出錯。如果要改版，一切要重頭來過。但電腦排版使得這一道道繁複手續變得簡單輕鬆，而且很少會發生人手貼版貼得前言不搭後語的荒唐錯誤。

以前為了把握新聞脈搏，最多時每天要看七份報紙，此外還有眾多刊物。離開香港幾天後回來，辦公桌上就堆積著如山的報紙，要用上整整一天的時間把這幾天的報紙瀏覽一遍，抽出需要保留的作資料存放。但現在主要靠上網看新聞和搜尋資料。編輯校對也可以上網核對和查出處。而且有了互聯網與作者和朋友網絡聯繫都很方便。之前每次見大陸朋友或作者都要親自上大陸。鑑於開放雜誌的性質，每一次去大陸都好像是冒險，隨時做好被抓的準備。但有了互聯網後，天涯若咫尺，不需要事事親自面見。

但成也互聯網，敗也互聯網。開放雜誌以往多次發出有關北京重大消息的獨家報導，包括在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在全世界第一個披露名不見經傳胡錦濤將以黑馬姿態在中共十四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但如今在信息數碼化時代，連報紙的新聞都比網絡來得慢，何況我們是月刊。常常一個熱點新聞，做時熱得發燙，但等雜誌上街後，熱點已讓位於新的新聞事件，我們好像變成了事後諸葛亮。而我們所獲得的獨家內幕，因為要等到月初才來問世，往往被人捷足先登。作為一份時事政論雜誌，月刊真是太慢了。在互聯網的衝擊下，印刷媒體逐漸退出市場應該是大勢所趨。

印刷版退出市場是大勢所趨

我和開放雜誌二十二年的同事金鐘都是中國文革那場歷史大浩劫結束後南來的文化人，來到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主要還不是為了逃脫貧窮，而是為了可以暢所欲言而不會有牢獄之災。在中國大陸忍了一肚子話，骨鯁在喉欲吐而快，那時我們最愛引用的段子是：在羅湖橋那邊，你可以罵任何人，但不可以罵政府，在羅湖橋這邊你可以罵任何人，但不能罵老婆。這一河之隔，對我們來所簡直是天堂和地獄之差。所以到了香港，都不約而同走上了傳媒之路。

《開放》雜誌這二十八年的生涯因為人力財力所限，可以說是備嘗艱辛，影響力自然不及報紙和電子媒體。但我們實現了來到香港講真話的初衷，也以自己一枝禿筆對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同胞，對歷史略盡了綿力。今天由於大勢所趨，《開放》雜誌的印刷版要退出市場，我個人是非常的不捨和感傷，但也問心無愧。

在二十多年的共事中，我和金鐘價值理念相同，所以合作是很愉快的。我們來自極權中國，深知自由的寶貴，都把自由的價值看得高於國家民族之上，因此在雜誌選題上敢於碰觸民族主義者看來是大逆不道的問題。我們同情和關注藏民族的命運，不迴避台獨這樣的敏感話題。著名作家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中的各篇文章，即首先是發表在開放雜誌上，然後才匯集成書。在香港的媒體中《開放》雜誌是最早以專題形式報導西藏真相及出版西藏問題的書籍。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前，《開放》雜誌對香港文化人做個問卷調查，在選項中列入了一般媒體不敢涉及的香港獨立和維持英國治理現狀這類選擇。調查結果是，支持獨立和維持現狀的佔大多數。可見港獨和維持現狀在香港是有很大民意支持的，但在國家主義和大一統觀念的高壓下，當時的社會主流輿論不敢面對，民主派都支持所謂的「民主回歸」，以致今天會有「民主遙遙無期而自由卻被慢慢蠶食」的困境。

我性格粗枝大葉，做事丟三忘四。但金鐘卻是個完美主義者，對雜誌的編輯製作相當嚴謹，除了對每篇文章認真校閱修改、大小標題的精心打磨、每期封面設計的反复推敲等，對於印刷的技術問題，諸如字體選擇、圖片質素、版面配搭，乃至印刷油墨的濃淡等，他都精益求精，相當專業。尤其是他編輯的書籍，因為他的美術修養及肯下功夫，作者都相當滿意。二十餘年合作，我因此受益良多。現在做事比較細心一些，可以說是受到金鐘的影響和感染。再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