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人抗拒電腦手機，生怕才智被取代，與兩百年前英國手工者砸爛蒸汽機，是同樣的恐懼。過去三十年，科技發明順者昌逆者亡，文字出版界沒齒難忘。

●前新華社對台工作部長黃文放，1997 年在本刊獨家發表中共收回香港
的決策內幕。出席電視台採訪。左起：黃文放、主持人、金鐘、陳毓祥。

文風和視覺上一向比較傳統的《開放》突然自二○一五年元月起放棄印刷版，老讀者會否暴跳如雷？

「你知道我這裡附近買不到雜誌，每逢月初就等著郵差上門。泡杯濃茶，捧著雜誌癱在沙發上，直到倦極入定。現在你連我這每月的享受都剝奪，要我捧著女兒送我的什麼『派』來讀雜誌，毫無人氣，好沒良心！」

「說什麼電子版省卻裝印、送貨、郵寄⋯⋯有助於《開放》打持久戰，連對環境都好。但要我們看螢幕，手裡無紙就像男人嘴上無毛，什麼話？」

更不要說，社會上少了就業機會，只剩個別電腦人有飯開。說巧不巧，幾乎在同一時間，報載今後十一年內，將會有一半工種被電腦淘汰。這裡的「電腦」可信包括任何自動化設備，例如狀若電影裡機械人的自走吸塵機和抹窗走盤。

自從有人發明蒸汽機代替人力以來，科技發明一代又一代地重複一個既殘酷但對絕大多數人又無可抗拒的現實：你我辛辛苦苦學來的技能，一碰上新科技就作廢，連自己都幾乎成了廢人。但又避無可避，討厭學但仍須學，否則連兒孫講什麼都不知。

活字排版年代的記憶

今天我們有人抗拒電腦、平板、手機，生怕才智被取代、生活被控制、私密受監視，與兩百年前英國手作坊者砸爛蒸汽機以捍衛生計，說到底是同樣的恐懼。

過去這三十年，科技發明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威力，做文字出版這一行沒齒難忘。七十年代後半期，文字出版沿用千年前發明的「活字」技術。印刷廠工友熟記架子上鉛字擺放的次序，一手捲著寫在紙上的文稿，邊讀那些像符咒的手寫字，邊伸出另一隻手到架上抽出所需的鉛字。熟練的工友每小時可以排過千字。但排一千字要重複檢字的動作一千次。鉛字不僅特重，更有毒。幾小時下來，莫說手，連人都是黑黑的。我們這些守在排字房趕清樣的編輯校對都感覺得到環境的不良。幾十年下來，排字工友的健康可以想像。

讀者所見的文章，在編輯過程中少不免要多次潤飾兩三次。我們做編輯的大筆一揮，排字工友就要伸手幾次甚至幾十次。兩者的勞動強度不可同日而語。編輯改得多，工友難免有怨言。至今還記得當時檢字最熟、脾氣又特好的工友耀叔和阿譚，反過來也有編輯改得多少不免要饗以粗口的肥伯。

八○年代初，台灣發明的中文打字機開始普及。把一兩千個常用的中文活字裝在一個大約1.5米×1米的大鍵盤上。打字員要記住這一兩千字在鍵盤上的位置，按住鍵盤上方一個鉤狀設備，要打哪個字就把鉤移到哪裡，按下鉤抽起要打的字，敲在紙張上。

相對排字，打字機最重要的改進不在於降低排字／打字的勞動強度，而在於排出文稿後對字粒的處理。排字的話，每次排完一篇文稿，要將鉛字集中起來熔掉，重新鑄成字供下次用。鉛字循環本身就是一個小工廠的作業。但打字用過的字粒每次都回落到鍵盤同一位置上，無須熔字重鑄。

從電腦到手機的搶先爭駭

八○年代後期，個人電腦進入辦公室。出版印刷機構陸續改用電腦來打字改稿。不出十年，排字工人就消失了。再過五年，連打字員和校對員的工作都由作者和編輯包辦，省下的成本進了出版者口袋。

來到新世紀，印刷出版的文字99%由作者自己用電腦打。除非你是大師或年過七十，手寫稿難望獲得老總青睞。

繼而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雙劍合壁，人人都可隨時隨地寫作、出版，圖文並茂，全球（中國大陸等嚴控資訊的地區除外）即時看到、即時回應。有形的媒體再開放、再搶快也駟馬難追。再說，有形媒體99%是出版者單向的發佈，受眾只有聽看的份兒。事後想回應，要合乎出版者的胃口，才有機會與受眾見面。

何況，相對紙張，網絡傳送資訊的成本近乎零，而且實時、多向、互動。你與親友、受眾天天上Facebook（臉書）用圖文交流，唯一的開支是每月大概幾十美元的上網費。而且，這個費用讓你看盡所有的媒體，包括YouTube上的趣事和表演，豈止一份報刊而已。

誠然，幾千年來，實物在手、翻動紙張才像讀書。但資訊本非實物。我看不出這點心理滿足感怎勝過每天買報，看得手黑，還要堆在家裡，集中綑好抬去再循環的麻煩。

報刊普遍上網後，我不但絕少買，也幾乎不看收費的。有沒有損失？當然有。但不收費的資訊連標題都翻不完，收費的錯過了也就不可惜。真有曠世宏論，最多一天半晝就會有網民轉述，絕不會把你蒙在鼓裡。

但反過來，網上的文章每秒都在增添、接近無限，任何一篇平均分到的受眾近乎零。與此同時，我們腦子的記憶體每分鐘都被後來的資訊覆寫，即有曠世巨著，不出兩天就被後來的「爛文」淹沒。文人痛恨文章大貶值，一如昔日工匠痛恨自己花了幾天才打磨成的精美工具，被每秒都在增加的機製產品搶去市場。

不只此，Twitter、FB、WhatsApp泛濫成災，每個人無時無刻地捧著手機低頭敲打。我們博古通今、領導世界的宏文，還不如十個八個字，甚至連字都沒有的感情圖符受關注，天理何存？

只要過得了文以載道關，在網上搶受眾說難不難：快（有理無理，先講為敬）；短（句起兩句止，管他通不通）；譁（要誇、罵、奇、俗）。總之，搶先爭駭。講錯不要緊，人人都忙著增添發掘新內容，懶理你一天半天前的錯處。

《開放》棄紙就網後面對的挑戰

但這一來，治學、新聞求真、求實、說理、中肯的⋯⋯規律也就倒轉了。以往講「真」「理」。但現在網民嫌較「真」悶，「理」太婆媽。我要開心、痛快，管他是假，管他無理。偏才過癮，激才來勁。你要講大道理，自瀆請便，我們不玩！

不久前，從友人處聽來兩件生活小事。一是有只懂中文的老爺子與只懂英文的小孫子分隔兩地，雞同鴨講。有好心人教老爺子用電腦手寫中文信，請Google翻成英文，電郵給孫兒，而讓孫兒倒過來。

電腦硬譯的中英文，就語文來說自然「不堪入目」。但「爺爺好想你，最近有沒有游泳，學了什麼嗎，生日快樂⋯⋯」「我最近贏球了，但討厭數學。我喜歡吃媽媽煮的滷肉。放假爸爸會帶我去旅行⋯⋯」這類家人的閒談，即使翻不準也能猜個七七八八，總好過隔洋興嘆。老爺子學會後，忙得不亦樂乎。現在在等語音翻譯，希望再過兩年能透過電腦，與孫兒一中一英的對答。

另一個故事是有人與一個當年要好的同學失散了幾十年。與人講起，有人教他將對方的名字打進Google碰碰運氣。果然找到一些同名同姓的，但年齡、住處不像。後來想起同窗改過洋名，打進Google，竟然找到看似相近的。在這基礎上再請後輩深入搜索，的確找到有八九成像的。是耶非耶，最後當然要按地址電話去核實。但在七十億的人海裡找到失散幾十年前的朋友，不能不說是匪夷所思。

但要講明，網上尋人通常只適用於發達地區，尤其是北美，日本或者也行。但網絡不夠普及、個人資料少、數據庫落後的地區，恐怕就行不通。大陸也很難說，因為網絡監控嚴密，人口流動性大，統計數據可靠性低⋯⋯。

資訊電子化的實用價值無須質疑。但對你利大還是弊多，很視乎意識形態和處境，人言人殊。反對的人看重傳統、抗拒流行、較少好奇、對學習缺乏信心；贊成的人相反。前者會否轉化，視乎個人的環境和遭遇。幾乎每個人的圈子裡都有堅拒電郵、手機(至少是3G)的人，碰電腦也只是工作逼的。

但無論反對者如何固守陣地，大勢相信是不變的。電子化今後還會發展下去。《開放》這次棄紙就網後，下一步可能面對的是：

現在的電子版沿用印刷版版面，一個月出一次。但其實網上的文字：一可隨時更新，來稿一經審閱就可上網，無須等到每月的哪一天；二則文章基本上不限字數，因為彼此無須合起來湊成一個版面。這大大減輕了編輯的工作，加快了發布。指出這個可能，並非想逼《開放》放棄印刷版版面。但這個壓力早晚會出現。

（作者係香港早期海歸，傳媒老行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