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風雨兼程
作者: 金 鐘

專題

更新於︰2015-05-22 Print Friendly and PDF

為《開放雜誌》暫停印刷版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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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夏夜。常德。星光閃爍。我給大姑媽讀瞿秋白的《多餘的話》。那是這位三十七歲的共產黨首領被國府處決前的臨終自白,對文人造反的一生滿懷眷顧:「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大姑媽是秋白前妻王劍虹的表姐,讀完,姑媽嘆息道:「真可憐。」——這篇被紅衛兵挖出來的「反面教材」和其他一些「毒草」如《赫魯曉夫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給友人的二十封信》《美國與中國》成為我的珍貴讀物,開拓視野,世界觀由此成熟起來。七九年我在昆明發表評《清宮秘史》的論文,為劉少奇翻案。受到重視。一九八○年移居香港,八一年以評瞿秋白的文章,獲《七十年代》月刊聘為編輯,八七年和作家哈公、許行創辦《開放雜誌》(初名解放月報)。夢想成真到現在,竟是本刊紙版的臨終一期。在港三十三年的政論生涯行將「暫停」。似乎輪到我寫「多餘的話」的時候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知識分子的武器是論據

半個世紀以來,大陸來客主編的香港政論刊物,開放雜誌應該是最長壽的一本。28年,只是歷史的一瞬,對於人生,尤其是經歷嚴酷的毛時代的倖存者,卻是一個漫長的也是最後的階段。以追求自由民主為宗旨的現代政論雜誌如果從五四時期的《新青年》算起,已近百年。花開花落,終結無不以政治和經濟的壓力為主,斷無完成「歷史任務」而關門之理。《開放雜誌》不例外。因為中國的政治開放,還看不到曙光。我們回顧這段路程的經驗,對於後來者,特別是欲借用香港言論自由以促進中國進步者,是一種參考與借鑒。

蘇聯名導演羅姆說過,人類的文化像地層一樣累積而成。我的編輯經驗來自於在《九十年代》雜誌近五年的工作,尤其是和執行編輯方蘇共事,學到不少編務技術,成為後來獨當一面的專業基礎。那段時間不長卻讓我對香港及海外思想潮流有了比較內在的了解。來到香港,我很好奇的問題是,外面知識界究竟怎樣看待紅色中國?看待毛共幾十年的統治?是不是比我們更深惡痛絕?初入行,有人就告訴我,寫文章不能過激,否則就會被人罵,這小子一定是被共產黨鬥慘了,跑來香港洩憤!因此,我下筆時常常避免「情緒發洩」,好在早年的數理訓練給了我邏輯思維,也沒有忘記李卜克內西的名言:「無產階級的武器是鵝卵石,知識分子的武器是論據。」

一九八四年,我硬是靠了一本全是數字的《中國統計年鑑1983》挖出三年大饑荒的原因,駁倒官方的謊言。鄧小平看到這篇文章(署名牧夫)特地作了禁止傳閱的批示(乃鄧對港刊僅有的一次)。可是主編先生卻費解地對我說:「反復看了你的文章,覺得很一般嘛,為什麼會這樣重視?」後來,我又發表《另一個周恩來》,他就更不能接受了,為文相辯。另一位暢銷雜誌老總,也對我發表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叛國材料,表示詫異。——從當年和這兩本已被中國禁制的雜誌的交往,發現香港思想界對「中國問題」有很大局限性。他們的思想資源還停留在「保釣」的民族主義水平線上,其狹隘性濫觴於泛民主派而未止。一九九六年從政失意的陳毓祥竟遠赴釣島跳海宣示主權遇溺,其亡不在怒海,實在早被中共始亂終棄的保釣運動。由保釣,而文革,而批毛,而九七回歸——都是香港民主派和主流意識沒有得到清理的一團亂麻。

 

2007年春,為紀念創刊20週年,本刊全體職員與幾位作者及朋友在酒會上合影。

 

跳出民族主義的巢臼

不跳出民族主義的巢臼,怎能面對中共不斷強化的防火堡壘?這次佔中所以造成超出想像的民主衝擊力,不就是因為今天的一代學子已經擺脫了從保釣到「民主回歸」的羈絆而展示的豪情?今日習大大王朝的困局舉世矚目,有十萬億資產可以打造萬邦來朝的盛景,卻令台灣、香港、西藏、新疆這四大「藩屬」離心離德,漸行漸遠。他們獨立,他們佔中,他們自焚,他們恐襲…… 28年來,《開放雜誌》對這些被視為敏感的國政,百無禁忌,提出命題,擺出事實,作出論述。表達我們的關注、思考與質疑。以致在法輪功、地下黨這樣被不少媒體敬而遠之的話題上,我們也沒有吝惜雜誌的篇幅與筆墨。

既沒有後台,也沒有黑手,完全出自我們的感覺和良知。因為我們是來自中國千百萬浴火重生家庭的一群,我們力求以歷史的、國際的更為廣闊的視野,分析中共人物,體制與事件。我們沒有政黨背景、社會勢力的瓜葛,沒有任何原罪感的困擾,甚至不願意遷就市場的壓力。因此,《開放》被中聯辦視為「五毒俱全」的雜誌(毒者獨也),一九九八年港支聯公佈被禁止入境中國的三十人黑名單,唯一的媒體人是本刊主編,那不是筆誤。

海外民運有「得到天空,失去土地」之說。尤其是大批流亡西方的六四事件參與者,未能適應異國他鄉生活,年華老去,壯志未酬。我們立足香港,受到港英當局和一國兩制的蔭庇,這是雜誌得以生存的幸運,我們始終對於香港懷有一份至誠的感恩之情。九七大限降臨,基於對形勢的客觀判斷,我們沒有絲毫撤退的念頭(香港六百家媒體大多觀望,驚慌脫逃的絕無僅有),並製作九七特刊,傾注我們對這個美麗殖民地的一往情深,高度讚揚香港一百多年對中國的貢獻。我們多次肯定「民族自決權」這一包含在馬列學說內的普世價值,也應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合理選擇。

為蘇聯修正主義翻案

《開放雜誌》對國際共運~蘇聯瓦解有特別的關注,前後發表過不少相關評述。我留意到,可能與香港的親英背景和中共的反修宣傳有關,一般港地知識精英,都有若干反蘇的冷漠而忽視蘇修的演變。可是我們熟悉中蘇關係的一代,卻有不同的切身感受。那就是毛的罪惡政策和蘇共二十大之後的修正浪潮密切相關,而蘇聯瓦解正是國際共運理性化演變的結果。我是帶著為修正主義翻案的志向跨過羅湖橋的,八十年代就發表過多篇讚揚赫魯曉夫的文章,並抨擊中共對蘇聯的忘恩負義……三十年過去,我為此感到自豪。因為沒想到習大大上台,曾被淡化的蘇聯解體問題,再度被挑起。而大陸官方到民間乃至知識界對毛鄧反修、妖魔化蘇修的歷史,遠遠沒有得到清算,這當然源出於中共保毛護黨的戰略。換言之,習近平的中國夢為的是掩飾蘇共由修而垮的噩夢。

今天,我仍然深信不疑,曾是那樣強大而擁有超級專政力量的蘇共實現民主化的和平轉型,對中共內部一定有潛在的影響,時候一到,必然瓜熟蒂落。在千年帝制和共產極權主義的雙重捆綁下,中國的真正解放,恐怕沒有擊鼓傳花那樣快。還需要有更多的人不計功利的去追尋真相,傳播真理,知識就是力量。這力量往往是不能量化的。看到北京不惜代價去圍堵、消滅異見,從林昭到劉曉波,那是多少人的血與淚。我們不會因挫折而感到沮喪。

感謝有時空代表性的筆陣

《開放雜誌》28年,沒有顯赫的排場,耀眼的名氣,更沒有商業上的成功。但身處商業主流之邊緣,我們確實抱有一份責任感,在一般媒體不可想像的條件下,盡力做好,無論是文章的明快可讀和包裝的美感,都希望保持一定的特色,圖文並茂。如果說我們是在慘烈的競爭中倒下,那也是非戰之罪。在此,我要對多年來為雜誌撰稿的作家們表示深深的謝意。我們的作家有唐德剛、余英時、董鼎山、黃文放、劉賓雁、戈揚、阮銘等前輩,有劉曉波、李金銓、崔少明、楊憲宏、蘇嘵康、曹長青、陳雲根、凌鋒、高風等媒體健將,也有傅國湧、陳破空、余杰、裴毅然、曉鳴、桑普、茉莉等新秀。恕不能一一盡錄。

這些有不同知名度的作家,和不知名的、匿名的作家、自由撰稿者,組成《開放雜誌》牢不可破的筆陣,他們從不同角度,每月按時發來不同選題的新作,默契之妙,常令我莞爾。他們各具光彩的文章,使雜誌顯露廣泛的代表性,和極為難得的文化上的香火承續。需要特別致謝的是中國大陸的一批處境艱難的學者和記者,他們在不同時段為雜誌寫稿或提供信息。他們的不屈精神,令人感動。沒有這不少於二、三百位的作者們的支持與奉獻,我們不可能將雜誌撐到今天並贏得不少讚許。先後在雜誌社任職和幫手的數十位同事,敬業樂業,共度時艱,促成雜誌跟進電子化潮流,他們是我難忘的朋友。

我也要特別感謝享譽國際的傳記作家張戎,她的名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授予開放出版社出版,不僅還了我們批毛的宿願,而且書的暢銷減輕了公司的財務壓力。這是我們唯一感受到「名利雙收」的一件事。在雜誌停印之後,開放出版社的業務將會繼續。

遭遇的一些打壓與干擾

最後,回答一個問題:《開放雜誌》二十多年堅持批共反毛立場,有沒有受到中共的打壓和統戰?我說,某種程度的打壓或統戰在中共對香港無孔不入的滲透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從來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編輯方針,上述思想歷程的交代可以作證。當前香港的新聞出版自由,確實存在隱憂,年初余杰著《中國教父習近平》,竟被多家以消遣中共為業的出版社所謝絕,最後還是落到《開放》手中,讓我們的收支不無小補。真是感謝上天。

應該補充的是,我們在香港的處境,不單單是要提防中共,還要面對一個可大可小的地域問題,就像移民外國的文化衝擊那樣(當然小很多)。我們的同事多數不是粵籍,在方言和習俗的溝通上,難免稍遜一籌而不利經營。某種恃強霸凌行家欺辱我等同行的事,在創刊早期發生過。而業內的惡性誹謗,也曾令人極為驚訝,我們曾熱心幫助過的一家北美出版社,竟借吹捧董建華顧問之名,出書大肆污衊《開放雜誌》,黨同伐異,離譜之至。

十年前的一次匿名信政治陷害事件,更使我們受到傷害。有人從香港發出大量攻擊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但發信地址卻是開放雜誌的社址。這顯然是栽贓行為。警方表示這類案件他們不受理。其後,我與家人去澳門旅遊,竟不讓入境。也算是香港新聞界禁入澳門第一人。發匿名信者,我們判斷並非中共所為。

種種惡性競爭與打壓手段,就像香港曾多次發生的媒體人被暴力襲擊一樣,不能破案。只能忠告後來人,交友慎重,好自為之。剛到貴境曾聽人言:「你要害一個人,就叫他去辦雜誌!」現在,作為過來人,驗證這句話,辦雜誌至少是一門苦差事,要付出代價。近年,我們已陷入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困境,有人告知,上面有通知,發現資助《開放》者,不得入境。那是北京在兌現「自生自滅」的對策。今天已不是一個可以置家庭於不顧的時代。告別的時間到了。 

回首前塵,見證香港歷史性的變遷,目睹無數精彩的人與事,已是人生的回報。風風雨雨,怎敵他時代的波濤洶湧。

逝者已矣。新年開始,我將嘗試另一次移民,和妻子女兒一起,遨遊網上,終老布魯克林。喜愛的谷村新司名曲《星》和我伴行:

啊……散落的群星,點綴夜空,
靜謐中放射出光明,驀然照亮我的身影。
我就要出發,臉上映著銀色的星光,
我就要啟程,辭別吧,命運之星。

(2014-12-4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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