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改名中國之聲?
 
德國之聲改名中國之聲?
作者: 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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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2014-09-09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如果德國之聲蛻變成中國之聲,它就不應耗費德國的稅收,而應當直接向北京政府索要經費。具有良知的德國公民,都有權譴責德國之聲解聘蘇雨桐。


●德國之聲駐北京記者澤林。

曾在中國志願機構工作,因參與六四抗議活動,頻頻遭到拘禁、抄家的蘇雨桐,二零一零年出走德國後,加入德國公共廣播機構德國之聲任職中文部記者。在德國之聲任職期間,她主要報導中國政治、社會及人權新聞。二零一四年八月,蘇雨桐突然遭到解聘,並被要求立刻離開辦公室,甚至不能與同事道別。

德國之聲領導層給出的表面理由,是蘇雨桐「洩露德國之聲內部消息」。事情起源於德國之聲評論員澤林(Frank Sieren)發表評論文章稱「一九八九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時的失足」,引發許多人權活動人士抗議,並連署要求德國之聲撤銷這篇文章,蘇雨桐亦是連署者之一。德國之聲總監與總編輯為此與中文部員工開會,強調中文部不能辦成「異議之聲」,並要求與會者對會議內容保密。但是,蘇雨桐拒絕配合,並在推特上向外披露內情,她認為澤林事件已經成為公共事件,不能由德國之聲「內部解決」。這一立場讓她慘遭解聘之厄運。

「異議分子」之於人類社會

德國之聲宣稱,他們聘請的是「記者」而不是「維權人士」,蘇雨桐違反了公司內部的管理規定,故而將其解聘。但是,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場簡單的人事糾紛,而是價值觀的衝突。

德國之聲的領導層談及「異議」這個概念時,充滿輕蔑乃至厭惡之情,簡直就跟把異議者統統關進監獄或趕到海外的中共統治者如出一轍。這背後顯示出了權力者的目空一切和目中無人。

在人類社會,「異議」不僅是一種寶貴的品質,更是應當受到憲法和法律呵護的多元價值中的一元。在德國的歷史上,「異議分子」們從來都是這個國家的脊梁。無論是作家湯瑪斯·曼,還是牧師潘霍華,都是納粹政權之下的「異議分子」。他們在思想上、言論上和行動上的挺身反抗暴政,成為那個黑暗時代發出可貴的光芒的螢火蟲。他們受到獨裁者的瘋狂迫害,卻成為人民心中的英雄與先知。反之,一個沒有異議和異議者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缺乏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一個萬馬齊喑、千人一面的社會,如同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索爾仁尼琴筆下的《古拉格群島》。誰願意生活在那樣的社會之中呢?

作為新聞媒體,其社會功能就是制衡與監督權力,就是揭露和批判社會陰暗面。換言之,在民主社會,媒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異議色彩。新聞界有一句路人皆知的常識:好事不能成其為新聞,壞事才是新聞,新聞業者就是「扒糞者」。且無國界。在這個意義上,德國之聲中文部關於中國事務的報導,當然應當以報導負面事件為主,而不能像中共的「喉舌」那樣歌功頌德、營造太平盛世之假象——那就不是新聞,而是宣傳和廣告了。


●任職德國之聲中文部4 年
的記者蘇雨桐小姐。

中共暴政和納粹暴政本質無差別

二零一四年,林柏(Peter Limbourg)擔任德國之聲新任台長之後,德國之聲與中國官方媒體、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和黨文化的《環球時報》等互動頻繁,並明確要求中文部員工「不能只批評中國政府」。

林柏上臺的同時,澤林成為德國之聲中文網上最活躍的專欄撰稿人,每天都在網站上發表充滿《環球時報》風格的馬屁文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澤林這個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居然連中文都不懂,只能用德文撰稿,並由林柏命令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幫助翻譯成中文發表。二零零八年,我應德國文化部邀請訪問德國,曾經接待我並安排我演講的德國學者、路港經濟學院東亞所所長約爾格·魯道夫教授,是一位公認的中國事務專家,他這樣評價澤林說:「澤林連中文都不會,就別指望他會瞭解中國了。懂點中文,這是最起碼的。所有做不到這點的人,都不能算中國事務專家。」然而,這個在德國漢學家中眾所周知的「假學者」和「洋五毛」,偏偏就能贏得林柏的芳心,是何緣故呢?

原來,林柏與澤林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澤林幫助林柏與《環球時報》一起合辦了所謂的「中德媒體論壇」。林柏在北京享受到中共精心安排的紅地毯待遇,看到的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景觀,享受的是流水般的滿漢全席,受寵若驚之餘,立即將「中國模式」當作人類文明的新方向。於是,林柏便公器私用,讓德國之聲成了小丑澤林沐猴而冠的大舞臺。

澤林在那篇引起軒然大波的、抹殺中共六四屠殺事實的文章中說:「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二十五年前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出於無知,還是刻意掩蓋歷史真相?我要請他讀一讀天安門母親的著作,看一看當時的外國記者拍攝的一張張血淋淋的照片,與被坦克壓碎雙腿的倖存者方正當面對質。我們當然知道二十五年的北京發生了什麼——發生了血腥的屠殺。

套用澤林的名言,德國人是否要宣稱:「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納粹時代的集中營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否定天安門屠殺,跟否定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有什麼差別呢?在德國,否定納粹大屠殺不是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而是明目張膽的犯罪,必須送上法庭接受審判;那麼,為什麼在德國之聲的中文網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刊載否定天安門屠殺的言論呢?難道被屠殺的中國人就比被屠殺的猶太人在人種上更加低劣嗎?這又是一種怎樣邪惡的種族歧視呢?

中共的暴政與納粹的暴政沒有本質的區別。為中共的暴政塗脂抹粉,就是為納粹的暴政塗脂抹粉。這是蘇雨桐與林柏和澤林之流的爭論的真正焦點所在。

讓我們一起抵制德國之聲

對於德國之聲的墮落,我早已有所洞察。蘇雨桐揭露說,自從新台長上任、德國之聲的中國報導的方向逆轉之後,每當她的採訪稿發表時,常常會遭到編輯的大面積刪除。這是我的切身體驗。蘇雨桐是採訪我的次數最多的德國之聲的記者,她的勤勉和盡責,讓我感動和欽佩。有一次,她就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砍殺之事採訪我,我談到幕後指使者必定是北京當局。然而,採訪稿發表的時候,這一段談話卻被刪除了。這種閹割受訪者觀點的做法,對受訪者缺乏起碼的尊重,是我接受其他西方媒體訪問時不曾遇到過的情況。後來,蘇雨桐向我致歉說,這是「上面」要求編輯作出的刪節,她無能為力。

二零一零年,我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一時洛陽紙貴。德國之聲中文部一名負責人主動與我聯繫,希望由德國之聲新開闢的「禁書選讀」欄目朗讀全書,讓無法買到這本書的中國聽眾收聽這本書,並從網站上下載朗讀版文件。我同意授權德國之聲推出該書的朗讀版。後來,德國之聲中文部的一位負責人,在香港的一次媒體會議上透露,《中國影帝溫家寶》朗讀版的點擊量高達數百萬,超過德國之聲一年間其他所有節目點擊量的總和。然後,此後當我出版《河蟹大帝胡錦濤》和《中國教父習近平》的時候,德國之聲卻無意繼續與我合作,推出這兩本書籍的朗讀版。很明顯,德國之聲報導中國的方針有了大轉變。

德國之聲不是一家私營的媒體,而是一家公營媒體,是德國政府支援的機構,其報導方向理應符合德國政府堅持的民主、人權、自由的價值。德國之聲也必須接受德國納稅人、議會和政府之監督。在此意義上,德國之聲管理層和公關部以違背公司內部管理規則、洩露公司內部事務為由解聘蘇雨桐,是錯誤的決定。

在每一個公司具體的管理規則之上,還有更高的普世價值。若用德國哲學家康得的話來說,這個世界上讓人敬畏的東西,是天上的星空和人內心的道德律令。蘇雨桐的做法,觸碰了所謂的公司管理規則,卻符合人內心的道德律令。在電影《辛德勒名單》中,企業家辛德勒救助猶太勞工的做法,違背了公司的管理規則和納粹的法律,卻吻合了更高的人道主義的原則。所以,辛德勒不是害群之馬,而被後人視為英雄。蘇雨桐追隨的,正是辛德勒的道路——德國之聲的做法,已然違背了普世價值和公眾利益,必須被放在陽光之下加以檢視和討論。

作為一名反抗中共暴政的異議人士,我為自己的這一身份而感到光榮。我也在此宣佈,從現在開始抵制德國之聲,不再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不再收聽德國之聲的廣播節目,不再流覽德國之聲的網站——除非德國之聲回歸正道,不再是洋五毛當政,並恢復蘇雨桐的職位。

如果德國之聲蛻變成中國之聲,它就不應當繼續耗費來自德國民眾的稅收,而應當直接向北京政府索要經費。所有具有良知的德國公民,都有權譴責德國之聲解聘蘇雨桐、討好中共政權的做法,敦促德國政府罷免林柏的台長職位,並驅逐澤林這樣的共產暴政的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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