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朝雨浥輕塵
 
渭城朝雨浥輕塵
作者: 蘇曉康

特稿

更新於︰2011-05-07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達賴喇嘛給毛澤東寫過兩次信,第二次去信沒有下文,「我知道他不會再回信給我了」。尊者堅守漢藏只有和解一途,立場永遠不變,選擇都留給了漢人。這是「空靈」的境界。污濁世道枉負了他一世的苦心。


●  蘇曉康(左)和胡平在達蘭薩拉留影。(蘇曉康提供)

 

  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一個小車站裡,一位年輕僧人,穿著絳紅色僧袍,照例一見面就抖出兩條雪白哈達,搭上胡平和我兩人脖頸。五十年前達賴喇嘛抵達這裡,「下了火車的那段旅程我還歷歷在目。車行大約一小時,我看見遠方積滿皚皚白雪的高峰,就在我們的正前方。」此刻我們所看到的,依然如此。年輕僧人漢話說得很好,汽車盤旋山路之間,他對我說他最愛讀胡平的文章,「別的漢人的文章我只讀一遍,只有他的文章,我一定要讀兩遍以上」。後來在那座小山城的西藏流亡政府裡,不管我們走進哪個辦公室,只要一提胡平的名字,幾乎無人不識,可知胡平在達蘭薩拉的知名度之高,原因則是大部分流亡藏人只讀一本漢語期刊,即《北京之春》。

  要讓信佛的藏人弄懂曾信鬼神、後又無神論的漢人,自是不易,更不要說那種經歷過「毛崇拜」、「鄧崇拜」抑或乾脆「錢崇拜」而財大氣粗的「現代化漢人」了,所以簡潔明快的漢文,如《北京之春》這本「老牌」異議雜誌,乃是藏人勉強能接受的,它大概在語言和說理上都做到了「下里巴人」,胡平的政論文一向風靡,訣竅在哪裡?這次在達蘭薩拉找到了答案。這個細節很有象徵意味:被中國體制視為異端的不同種族的兩個流亡群落,雖不到形同陌路的地步,彼此能欣賞的地方卻很有限,這基本是語言障礙,也有文化隔膜。

漢人脫不掉的「奴才命」

  漢藏的民族衝突,固然有許多歷史、政治和資源爭奪的現實糾紛,但根源還在這隔膜,及其背後的互相無知。從西藏雪山向東淌出的一江一河所孕育的平原漢人,因人口龐大,文明悠久,又放大了這種無知;近十幾年她經濟強盛,終於可以「雪恥」般地傲視欺負過她的西方洋人,但卻不妨礙漢人拚命學語言(英語)、偷器物(技術),哪裡還會對那寒冷的世界屋脊有興趣?我從不認識一個懂藏文的漢人,而有意願瞭解西藏的漢人,不是異議分子,就是怪物。中共曾拿「剝皮抽筋的農奴制」妖魔化西藏,只是一個淺顯障礙,你看漢人信基督教或佛教(如法輪功)都不難,一到藏傳佛教這裡就發懵。

  漢人的通俗文化,是個頗諷刺的例子。在中國「經濟起飛」時代,電視劇風靡宮廷題材,尤其是「清宮戲」,各朝「清帝爺」和太監,乃至貝子貝勒及其「格格」們,是十幾年家喻戶曉、街議巷談的「大明星」,神州遍地的漢人們,彷彿回到他們滿清「主子」當家的朝代去再做一次「奴才」,可是竟然沒人知道,那年月清朝皇帝是奉喇嘛教的西藏法王(達賴喇嘛)為「黃帽上師」的──被滿族人統治了近三百年的中國,跟西藏是一種「師徒關係」──電視劇播了一集又一集,卻始終沒有教會漢人這個「歷史常識」,這種娛樂的「知識含量」是零。雖然從文化角度看,整日價電視裡吆喝著「喳」、「主子爺」、「奴才在」,是讓老百姓回爐一趟「奴才」而樂呵呵的毫無感覺,但從「政治經濟學」來看,「廉價勞動力」就是「奴才」,二百年前歐洲人就預言到這景象,當時他們用了一個詞「黃禍」,因為大群馴良、熟練、節儉、拖著辮子的中國工人是西方工業社會難以競爭的。真乃一語成讖。

從「大中國」走掉?

  如此一個「大漢族」,才使中共得以拿「民族主義」破爛貨,做一次意識形態而毫不費力,漢人那未曾療救的百年恥辱,一轉臉就變成欺負弱小民族的沙文主義,就是靠這破爛貨的點化。所以在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會這樣問我們:「將來中國民主了,讓一人一票決定其他少數民族的命運,不是更慘嗎?」天曉得!不過大陸人是說過這種話:「咱十幾億人,每人吐口唾沫也把台灣給淹了!」因此據說台灣本省人認為當下正是台灣走掉的絕佳時機,千載難逢,只可惜「台灣之子」陳水扁不大爭氣。他們也是漢人(閩南人)呢,也鄙視海峽那邊的另一種漢人。那島上的外省人骨子裡一樣瞧不起大陸人,只不過為了生意而滿臉堆笑。

  要從大中國「走掉」, 可謂一種跨世紀興奮,並非「少數民族」的一廂情願,也是「邊緣漢族」的時髦,大家都巴不得甩掉那個愛耍恨、又貪婪也很擁擠的「大一統中心」,去過自己的小日子。最慘莫過香港人,一百年悠哉遊哉,末了還得「回到祖國懷抱」,叫劉曉波痛惜地居然喊了一腔「三百年殖民地」。其實台灣「走掉」也是個假問題,正經是不能落到香港的地步,「一不留神」就「掉進去」。這邊藏人很幸運,有達賴喇嘛這麼高智慧的一位法王,極清醒「走掉」豈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去印度的限制、聯合國的冷漠等因素,即便今日版圖的「西藏」(衛藏)走得掉,那已經劃入青海、雲南、四川的藏區連同無數的寺院及其僧俗大眾怎麼辦?難道扔掉不成?千百年歲月鑄就的「命運共同體」,怎能逞一時之快而拆碎?我想這便是「中間道路」的依據所在。

空靈的境界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達蘭薩拉讓我想起王維的名句,大概海拔高(兩千米),靠近雪山,春季涼爽清新。也叫大昭寺,也叫祖拉康,跟在拉薩一樣,是這個小山城的中心,雖在西藏境外,如今卻是藏傳佛教的麥加,我們逗留十天裡,就有兩件大事發生,即三月十九日達賴喇嘛在此傳法之際,當眾談話堅辭「最高政治領袖」,言辭懇切;再者是第二天的流亡藏人大選日,投票站就在這裡,兩件事都驚動世界。此地前院是「大乘經院」,後院即尊者官邸。每日喇嘛們在經院二層詠經,聲浪漸次由低攀高,宛如波濤;任憑信眾整日流連,除了藏人,絡繹不絕的善男信女多為歐美青年,他們到此或駐足片刻,或默然席地打坐,皆虔心膜拜尊者,又彷彿乘受雨露。

  我們有幸到此拜見了達賴喇嘛。那天下午輪到我們進去,他就在門廳裡等著,永遠穿著那著名的絳紅色僧袍,一上來就拉著胡平問:「speak English?」我跟在後面應道:「broken English.」他笑著回頭說:「like me.」我上一次近距離見到他,是二十年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次他紅堂堂相貌依舊,聲如銅鐘,幽默如故,而且一如既往地期待中共再次出現「改革奇跡」,這次他問「溫家寶屢言政治改革」該作何估計?我們自然視為「作秀」,或「溫影帝」怕留歷史惡名,或孤掌難鳴,尊者聽罷默然。

  待又談到中國「維穩費」已超過軍費,尊者提起一件舊事:「我給毛主席寫過兩次信,第一次他給我回了信,第二次我再去信,就沒有下文了。我知道他不會再回信給我了。」此言自有話外音,作何解讀?我不敢妄言。但我懂得尊者的大思路,既然佛家不殺生、既然西藏不能「獨立」只能「自治」,那麼漢藏只有「和解」一途,達賴喇嘛也只有這麼一個立場,永遠不變,選擇都留給你們漢人了。這是「空靈」的境界,我只覺得,當今污濁的世道與這境界實在太不相稱,枉負了他一世的苦心。

父子兩代「走」藏獨

  我們剛到這裡,就聽說尊者有個侄子在美國不幸遭遇了車禍,我心裡咯登一下,因為我有慘痛的車禍經歷,對此很敏感,接下來就引出一個故事,是關於達賴喇嘛的大哥達澤仁波切。

  「仁波切」意思即「寶」,指精神領袖。他長弟弟十三歲,本名圖登吉美諾布,很早就被青海塔爾寺選為主持,晚年一直為「讓贊」(藏語「獨立」)奮鬥,有個住在美國的康巴人嘉央諾布回憶了跟他的交往(嘉央諾布《回憶第一位讓贊步行者》,引文自唯色網站「看不見的西藏」)。一九八八年達賴喇嘛發表「斯特拉斯堡宣言」,是為「中間道路」出台,達澤仁波切知道弟弟放棄了「獨立」非常傷心。由於印度的限制他也只能流亡北美,七十三歲開始推動「國際西藏獨立運動」,「並且領導了幾次獨立步行活動,行蹤遍及美國與加拿大」「他很有精神地邁著步伐,反戴著一頂白色的棒球帽,告訴美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跟達賴喇嘛的理念不同,「他與共產黨人的交往經驗,使他堅信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是邪惡的」,「這一幫人都是粗鄙、自以為是、狡詐而又喜好殺人的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血腥的中國內戰的產物、毫無人性的人」「許多人都是前軍閥的手下、傭兵、土匪、地頭蛇等等」(大部分漢人都不能有見及此)。美國《新聞週刊》記者約翰.艾夫唐所著《雪域境外流亡記》記載,共產黨進入青海後,就囚禁了塔爾寺主持達澤仁波切,威逼他前去拉薩誘降甚至殺害他弟弟。這個經歷叫他很早就洞悉「北京要吞併西藏,並計劃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漸解體,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來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因此「獨立」成為藏民族信仰、語言、生活方式存活的基本條件。

  二○○八年他去世,兒子晉美諾布繼承遺志,接力和平徒步遊行,竟於二○一一年二月十四日遭遇車禍身亡,終年四十五歲,而他的兒子們又接力繼續奮鬥......

殖民地的反抗

  達賴喇嘛自傳裡說,他初到達蘭薩拉的翌日清晨,一醒來就聽到一種鳥鳴,「我向窗外逡巡,卻不見它的影蹤,只見一片宏偉壯麗的山巒」。我們看到這幅壯景,卻是從女作家朱瑞住所的露台上。她是《傾聽西藏》的作者,此書獲達賴喇嘛親自作序推薦,褒揚她溝通漢藏兩族的努力。朱瑞說她這本書,其實是創作一部長篇小說的副產品,那部小說《拉薩好時光》,描寫了漢人入侵之前的迷人西藏社會,兩本書皆由台北《允晨文化》付梓出版。她此刻恰好也在這裡,熱情邀我們去山坡上她的寓所吃飯、聊天並且贈書。

  席間大家談起一個喇嘛的自焚,那是剛從四川阿壩州傳來的消息,格爾登寺一個叫平措的小喇嘛,才二十歲,三月十六日獨自一人離開寺院,走到街頭突然就變成了一團火,他在火焰中掙扎並高呼:「讓嘉瓦仁波切回來!」、「西藏需要自由!」、「達賴喇嘛萬歲!」......很快大批軍警就把駐有兩千五百個喇嘛的格爾登寺圍得水洩不通。

  這個事件的爆發時機,恰好跟中國民間的「茉莉花運動」重合,但它其實是一個純粹的西藏抗議,跟北非的伊斯蘭革命沒有關係。當時朱瑞立刻到達蘭薩拉的格爾登寺,找到平時跟平措很要好的一個小喇嘛,去年才翻越雪山過來的,他說:「本來,阿壩地區在二○○八年三月十六日抗議時,死了很多人,所以三年後的今天,許多藏人都在寺院和家裡點酥油燈紀念遇難者。平措的紀念方式是自焚。」

  我們反觀二○○八年三月「拉薩事件」,它在漢藏關係史上的重要性,跟一九五九年「拉薩事件」是同等的,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會被證明。文革後有一個參觀團獲准回西藏考察,達賴喇嘛的三哥洛桑桑天也在其中,他在蘭州遇到一個坐了十九年牢的藏人對他說:「無論中國人說是甚麼、做甚麼都不可信,無論他們講我們藏族甚麼都不可信。我們團結一致反對他們,在西藏全國各地都有地下組織,甚至在監獄裡也如此。尤其是年輕人十分堅定。」(《雪域境外流亡記》)西藏成為二戰以後非常罕見的一個殖民地,駭人聽聞地被奴役、被壓搾,獲知了這一切的洛桑桑天得了憂鬱症,一年後去世,尊者說他「因心碎而死」。

甘地的兩個傳人

  所以零八年藏人的反抗毫不奇怪,在那以後,甚至達賴喇嘛都開始實行「戰略轉移」,如王力雄所言,「很多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與中國知識分子、學生、反對派人士及宗教人士的見面交流上。」

  王力雄有一文《獨派力量在崛起》還指出:「主張獨立的力量不但增強,且有變成主流的趨勢......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的確是中國政府的政策所導致,當達賴喇嘛的溫和姿態一再遭到無理拒絕甚至羞辱時,如何還能讓藏人相信他的中間道路有前途?」

  這情勢跟漢人民間社會,自北京奧運會以來遭到越來越嚴酷的壓制,如出一轍。無獨有偶,劉曉波領銜發起「零八憲章」溫和建言竟遭重判十一年、由此榮獲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卻至今繫獄,而被壓制激怒的反體制漢人們,也對他的「無敵論」嗤之以鼻。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境遇,何其相似乃爾!王力雄曾在達蘭薩拉遭遇藏人對他「不明確支持藏獨」的抗議,胡平則竭力為「無敵論」辯護而在網絡上被圍攻,又何其相似乃爾。

  達賴喇嘛對藏民族而言,是「手持白蓮的觀音」,至高無上,而劉曉波只是一個異見知識分子,漢人八○後知道他的也寥寥無幾,這又有天壤之別;尊者是修煉至化境的活佛,精神已然純淨,超越了憤怒和慾望的大自在者,相比之下,劉曉波尚在凡塵中,自是煎熬萬分!不過他們同時作為極權主義的反抗者,是平等的。更有甚者,他們倆作為聖雄甘地的傳人,都對填補亞洲的價值欠缺,建下垂世之功。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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